不掩地写进奏折，胆子真是不小。可他知道了“优诏褒答”背后的实情之后，又能不惊出一身冷汗吗？先前那“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的豪言壮语恐怕是完全失效了，刻骨铭心的当换成明哲保身的古训。这时他心里没准儿老是在打鼓：脑袋这玩艺儿可不是割了一茬去还可以再长出来的韭菜！

这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给皇帝提几条意见就有如此之虞，能沾边吗？可别忘了，那还是个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的时代。君不闻，臣子笔下一个“维民所止”的用典，竟被解释为影射要去掉雍正帝的脑袋（按“维”、“止”两字的字形来解释），其人下狱死后还要枭首戮尸，并连坐家人。皇朝既有这样的先例，何况这时曾国藩是明目张胆地数叨皇帝的不是呢！咸丰与雍正是已间隔数代了，但“家天下”还是一脉相承的呀！就近处说，咸丰皇帝在对付内忧外患方面，未必比刚归西的先皇更有办法，但对臣子的生杀予夺之权，自他臀沾御座的那一刻起，便法定地有了。处置一个“大不恭”的新进汉臣，还是小菜一碟的。即使不至于到杀头的份上，给个革职之类的处分，你苦巴苦结地奋斗挣扎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了的这般光景，岂不就又毁于一旦了吗？这样看来，此番这位新君还真是对曾国藩“施恩”了，当然更表现出他自己还算聪明。

对于曾国藩来说，真可是吃一堑长一智。他接受教训，决心以后再也不盲目效法古代谏臣，冒险上这样的奏折。他在写给诸弟的一封信中就交了实底：“此后奏折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诚然，家人也不能不为他担惊受怕呀！他自己更是将此事铭记于心，终生念念不忘。以至于在临终的遗折中还特提到，此期“应诏陈言，语多憨直，渥蒙文宗显皇帝采纳优容，不加谴责”。

从经此折潜在风波以后的实际情况看，曾国藩的确没有再上那样激直的谏折。所上者已是《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之类。虽然也是针对社会某些积弊建言，但毕竟不是指责皇上。而且，用语上也平和、委婉多了。就拿他于咸丰元年十二月间上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来说吧，开宗明义地便布设下这样的前提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接着，曾国藩才陈述了诸如“银价太昂”、“盗贼太众”、“冤狱太多”等致使民间疾苦深重的具体情由。说一千，道一万，反正前提压根儿没有皇上的责任，都是“外间守令”们不肖，弄得民不聊生。

这样说，皇帝还会动气吗？又兼表示了他曾国藩自己一副忠君爱民的热肠，绝不是那等漠视民间疾苦、给君国添乱增忧的混账官儿，岂不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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