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夏间，京城的天气炎热，曾国藩的心里被仕途豁然畅通燎得更热。六月里的一天，一道谕旨下来，将他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一下子擢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升迁如此之骤，连曾国藩自己也出乎意料，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有言：“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又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曾国藩固然没有表现出得意忘形之态，但心底能不涌动庆幸和喜出望外的潜流？

由此开始，以后数年间里，曾国藩可谓官运亨通，权位益显。在他骤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之后一年多，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间，就奉旨升授礼部右侍郎（正二品），正式进入部堂之列。以后几年中，更遍兼兵、工、刑、吏等部侍郎。

何以能够如此？这当然是“机缘”。但仅仅以“机缘”来解释又不免浮泛。具体说来，曾国藩有在翰苑历练多年、声名可直达宸听的优势条件；他在官场特别京官中有较广的联络范围，也建立了较好的人际关系，或得他人援手之力，这都不失为重要原因。那么，就他人的援手而言，能够发挥作用的，自然是要与皇帝说得上话的权贵辈。公道地说，曾国藩倒还不属那种不择手段、不要脸皮地一味钻营、寅缘攀结之辈。那么是谁在这中间助以鼎力了呢？或说是穆彰阿。此人隶满洲镶蓝旗，郭佳氏，是道光帝的宠臣，任部堂、军机大臣、大学士多年，又常执掌文衡，在朝中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追随者自然亦多。故而“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后咸丰帝即位将其革职）。要说曾国藩与他还真有点特殊关系，穆彰阿为曾氏春闱那科的正总裁，这样与曾氏自然就有了座主与门生之谊，当时这的确是很为人所重的。

至于穆彰阿帮助曾国藩获取连升骤擢的具体情况，有说：穆彰阿“每于御前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天，曾氏“忽奉翌日召见之谕”，头天夜晚便住宿在穆家。及明赴朝，被引至并非惯常所用的房间里等候，直到午间，忽又传谕让曾氏明天再来。曾国藩回到穆宅，告明这一情况。穆彰阿问他是否留心了那个房间里所悬挂的字幅，曾氏答不上来。穆怅然地说机缘可惜，他“踌躇久之”，最后召来一个办事可靠的仆人，吩咐说，你赶快带银四百两，去送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为录出，这些银子便是报酬。而让曾国藩仍在他家下榻，连夜等候阅看。结果第二天召见时，皇帝果然问起那个房间里所悬挂的历朝圣训的内容，曾氏当然能“奏对称旨”。随后皇帝满意地对穆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曾氏“自是骎骎向用矣”。不管这种传说之事是否能有几分真确，而当时满洲权贵层中逐渐出现一股主张重用有才干的汉族大臣的势力，曾国藩的非常擢升，当然也得意于他们营造的重汉政治氛围。

满洲权贵集团中的这流人物，当时的穆彰阿也当算是一个，尽管他说不上耿直磊落之辈，甚或落下“性巧佞、好欺罔”之类的恶评，但“爱才”这一点，还是为世人一般所认可的。还有亦先后任部堂、充军机、为相国的满洲镶红旗人士文庆，以及那个后来在辛酉政变中被作为“奸党”处死的肃顺（此人的显赫是在咸丰朝），他们在职之时也都是主张重用有才干的汉臣的。不管在曾国藩此际的升擢之事上是否起过具体作用，但后来咸丰年间他们在荐拔汉臣方面皆有所作为是可以肯定的。即在道光年间，文庆对其门生胡林翼便有汲引和回护之事绝非捕风捉影。这样看来，曾国藩此时的超常规升擢，或可视为更后汉族实力派大员崛起的一种先兆性的政治信号。

无论如何，仕途的畅达，自然会激发曾国藩报效朝廷知遇之恩、建树自己“外王”之业的雄心。既在其位，便谋其政呀！不消说一心着力于举业之时难有关心天下大事的多少心思，即使居官翰苑期间，一则为职事所限，二则着重于“内圣”的追求，他对国事朝政关注似乎也没有超常的表现。

按说，就在他登科入仕前后，正是国家事变迭出、时势非常的时候。当然，这也并非一朝偶现之局，而必然有着较长时段的历史链接。其实，自曾国藩出生的嘉庆年间，清王朝就已经失去了“康乾盛世”的辉光，现出了衰微的征象，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王朝吏治腐败，官场贪风炽盛；社会经济凋敝，国库收储不足；国家军队衰朽，武备日显废弛；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而反清起义的接连不断可以说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最突出的反映。正好是嘉庆建元那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地涉鄂、川、豫、陕、甘等多省，参加者达数十万之众，绵延将近十年。而曾国藩三岁时的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在北方爆发了波及数省的天理会起义。由林清率领的一支二百人的起义队伍，竟曾在宫中太监的内应下，一举攻进过紫禁城里。嘉庆皇帝不由得惊呼，此乃“汉、唐、宋、元、明以来未有之奇祸”！如果说，这是一位并无大作为的帝王，面对威胁其宝座的“祸乱”出自本能的反应，那么，有着敏锐痛感神经的思想家，则开始为这个社会唱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挽歌了。

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的“内忧”日甚一日，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的外患也加紧逼来。就在中国旧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殖民扩张的势焰则方“凶”未艾。那个在乾隆末年就曾醉翁之意不在酒地遣使来华的英国，在四十多年之后即以“鸦片贸易”为借口，带头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而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当登科入仕之际。对如此重大的“国变”事件，当时作为翰林官的他反应如何，我们不妨具体査索一番。

所査及的曾国藩最早对鸦片战争之事的记述和评议，是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年正月初十的日记中，有云：

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

可见，这只是对朝报内容的一般性录载，并没有自己的特别看法，所谓“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云云，更是与朝廷虚骄的论调完全同声相合。

其后，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有关情事也时有所言。如同年四月间的一信中说到：“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九月间的一信中提及，“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十月间的一信中有云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来年正月间的一信中评说：“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二月间一信中言及：“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年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两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六月间的一信中感言：“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

在家书中还这样不时地谈及，可见曾国藩对此等事情不是漠不关心之辈。一般性地转述所闻战况之外，也表示出自己的感觉和态度。可以看出，他对“英夷”以及“汉奸”是仇恨的，闻捷之下的欣喜也自亦由衷而发（当然，所闻捷报未必确实），但也不免流露出虚骄懵懂之气。而能够体现其人对鸦片战争事件最为典型认识的，当是他对其事终局的这番述评：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居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英夷在广东曾经就抚，其费去六百万两。此次之费，外间有言二千一百万者。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不动帑藏。皆不知的否……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诸，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一方面，他看到并不满于清方“将不知兵，兵不用命”，被迫求和，有损“国威”的弊情，对巨额的赔款损失也表现出掩不住的隐忧；另一方面，又对朝廷“和戎”举措的后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本认识不到其严重危害，实际上是表示了对清廷妥协投降方针的认同，甚至有条件地谀为“上策”。如此情形，自可以为我们前边所说，曾氏对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国变”事件的反应，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敏感和激切，提供史实上的印证。不过，这已是曾氏在翰苑期间对国事朝政反应的较典型表现。除此之外，在他所留下的该时期的文献中再也找不出多少“议政”的内容。

及至他擢离翰苑特别是跻身部堂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一则，其官职达到了按惯例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建言的品级，并且有了更实在的权力。二则，因被骤擢重用而激发的报效之心，与他由“内圣”向“外王”的追求转向正好吻合。三则，此间正值道（光）咸（丰）易代之际，一个新君的上台，往往是朝政上有所兴革的契机，曾氏觉得应抓住和利用。四则，此时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太平天国起义的征象逐渐显现，朝政上的种种弊端更明显暴露，曾国藩也以前所未有的敏感有所体察。基于主观和客观上多种条件的复合促使，曾国藩开始了他在政坛上欲大显身手、一鸣惊人的尝试。而这又是伴随着咸丰皇帝御极开场的。

道光三十年（1850年）新正，皇宫里却少有往年节庆的喜乐，而为哀伤的气氛所笼罩。这不，旧岁腊月间孝和睿皇后刚刚“升遐”，新年正月里道光皇帝又告“驾崩”。这位皇帝，不得不遗憾地结束他只差一岁不够古稀的生命历程。承而代之的咸丰帝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当时正值弱冠之年的奕詝。奕詝的三个兄长先此皆已死去，他在现有的兄弟中已数居长。当然，即使不是这样，在清朝这时实行的秘密建储而非长子继承的皇位制度下，如果他得到乃父生前的认可，也有可能迈过其兄长，一尝九五之尊的味道。无论如何，咸丰帝的即位成为既定事实。至于对这一任帝王滋味的感觉，还是他御极之初难以完全预料到的，时光老人会不紧不慢地让他逐渐领受。这时，他的心头恐怕是多为一个新帝王的荣耀、威严和踌躇满志的感触所占据。而曾国藩，则正忙不迭地为这位新主人效劳，同时也在争着为自己亮相。

如果说，作为礼部堂官，曾国藩参与操办皇家的丧仪礼事，以及就道光帝是否“郊配”、“庙袝”这类问题上奏参议，完全属其职守本分，那么，下述几次上疏建言之事，就是在更广范围上倡言兴革，颇有经国济世之概甚至出政治风头之嫌了。

先看其关于“用人”建策的《应诏陈言疏》。

咸丰帝登极伊始，便布诏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的官员，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直陈所见，以备朝廷参考采择。曾国藩应诏所上此疏，着重从所谓“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三个方面，提出了作育、激扬和妙用人才的方策。所谓“转移之道”，主要是陈说要扭转在理政办事上所谓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的流弊，使之通过“从事于学术”来提高素质，并且特别强调“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所谓“培养之方”，主要是建议皇上责成堂官对内阁、六部、翰林院八衙门的各自下属行培养之权，通过教诲、甄别、保举、超擢等不同方式和途径来励材选材。所谓“考察之法”，是特指皇上可“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设想通过改变“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的情况，切实遵行定制而扩大奏事者人数，拓广皇上直接通过奏折鉴别人才的范围。

从曾氏的这一奏疏，可以体察，他当时是把解决选材用人问题作为朝政中兴利除弊的关键环节来看待的，对京、外各官中存在弊情的指陈也比较尖锐，并强调上下互动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直言皇帝当以身作则，这实际已有讽谏的意味。他上此折一个月后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专就由讲官每天向皇上进讲之事，提出了详细的方案，立意显然在于通过强化咸丰帝的听讲学习来提高其素质，以利其“以身作则”的落实。从这一角度看，此两折有其一定的内在联系。

再看其关于汰兵节饷的奏议。

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曾国藩上《议汰兵疏》，针对他所以认定的“国用不足”和“兵伍不精”，这两端相互联系着的“天下之大患”，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即以六年为期逐步裁兵五万人，使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其改革建策并无特别出彩之处，倒是对有关弊情的指陈能比较尖锐。如说各省兵伍或“以千百械斗为常”，或“以勾结盗贼为业”，至于“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还有普遍存在的虚额冒饷等情弊，尽管有“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但终“不能稍变锢习”。至于“财用”方面，说是自庚子（指道光二十年）以来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又加赈救多省水旱巨灾的款项，用度浩繁，经费支绌，而为增收应急实行的开捐，连道光皇帝都“未尝不咨嗟太息，憾官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

军队和财政状况，的确是体现国力强弱的至要之端。从曾国藩对当时清王朝这两大方面情状的指陈，可以看出他对其弊情确有比较明了的察觉，并且感到深切的忧虑，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披沥直言。当然，他也显然是作了保留的。譬如，对军队弊情的揭露所明指的只是绿营而非旗兵，所议裁的也是绿营而非旗兵。其实，这时旗兵的腐败比绿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它是皇家的“亲兵”，曾国藩想必是怕触大忌，有意回避开了。不过，能像他说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有几分浄言了吧，是只知粉饰谀颂之辈所说不出来的。并且，曾氏这时于兵、饷之事的痛切感触，对他稍后就涉身兵戎事务在有关举措上的影响肯定也是颇为直接的。

最值得注意的当然还是曾氏于同年四月下旬上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此疏是在论说所谓“圣德”的辞令掩饰下，专门讽谏新君的缺憾之处，要他引以为戒、预防流弊的。一开头，曾国藩先布设了这样一个“弯弯绕”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意思是说，美德与缺憾之间，通常存在着一种容易混淆的近似，如不及时査辨防范，便可能产生流弊。那么，与新君“圣德”近似而可能产生流弊者为何呢？曾国藩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端：一是与“敬慎”之美德近似的“琐碎”，主旨在于言其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二是与“好古”美德近似的“文饰”，主旨在于言其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三是与“广大”之美德近似的“骄矜”，主旨在于言其刚愎自用而拒纳谏言。这一奏疏，曾国藩肯定是绞尽脑汁地调动了他那支生花妙笔，引经据典，说古论今，曲不掩直，激胜于缓。最后特别置言：“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显然是向皇帝剖白，自己这样做完全是为忠忱所驱，毫无私意。这岂不是要为自己布设一道防护符？

对于上这样一道奏章要冒的风险，曾国藩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就曾言及，“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何以如此呢？他向家人剖白心迹说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应该说，这基本上是他的由衷之言。为报恩尽忠，而作骨鲠之谏，以挽阿谀之风，并非故作虚饰。

再进一步究查，时势的刺激也是诱发他此举的重要原因。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已经正式爆发数月之久，而清朝方面的镇压却不能奏效，清朝统治面临着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曾国藩对此忧急如焚，在致友人书中他对时局作有这样的评说：“今春以来，粤盗亦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可见，他私下是承认官逼民反这一事实的。当然，又决不因此认可造反者反抗清朝的合理性，而是力倡这个王朝从皇上到官员觉悟起来，努力兴利除弊以能尽快“平乱”。曾国藩接着向友人介绍，他以为清朝有“三大患”，即人才、财用和兵力，正是有鉴于此，他曾先后上疏就这几个方面的兴革略陈大指。由此可见，前边述及的曾国藩所上《应诏陈言疏》和《议汰兵疏》，也都是基于对时局的忧虑而有的放矢地建策。至于《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论说的指归也是紧紧扣住眼下的“广西一事”，甚至细化到有关人员的差遣委用、具体军事部署以及粮饷的筹用等事宜上。

再就是同道的督促激励，也是曾国藩不惜冒险上此奏疏的助力。随着曾国藩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他在湘籍以及其他省籍的官员同道及在野友朋中逐渐成为核心，被寄望甚殷盼其能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曾国藩也力求不负所望。不消说京官同道有机会时常敦劝于他，在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寄书当中，除了论学之外也时有议政之勉。曾国藩的“预防流弊”三端之奏，当符友辈对他所谓“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而“慰天下豪贤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的期望。当然，无论何种原因，最终都与曾国藩个人政治抱负的张扬性表现分不开。

可这位刚御极不久的新皇帝有容纳这种谏言的虚怀吗？不错，他是布谕让有关臣工建言，但其采纳情况如何呢？对此，曾国藩是清楚的。就在咸丰元年春间，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有这样的评说：“（咸丰帝）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辙（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既然如此，那么对直接给其揭短者岂不会抱以更为恶劣的态度？是啊，正当他陶醉于“吾皇至圣至明”的一片谀颂声中的时候，冷不丁冒出曾国藩这么一个不和谐的声调，简直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此等言论的又是这么一个新进的汉臣，岂不更是不识好歹！

据知情者言，咸丰帝看了曾氏的这道奏章“大怒”，“捽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是被召至的大臣中有祁寯藻和季芝昌两人为之反复求情，才好不容易把这事儿平息下来。当然，他们这情讲得很有艺术性，是紧扣着“主圣臣直”的主题来花言巧语的。讲情者两人中的季芝昌，还是曾国藩春闱的房考官，更是向皇上打保票，说自己的这个门生“素有愚直”，意思是决没有什么歪心。经别人如此这般地好一番代为乞求，咸丰帝最后算答应免治其罪，所谓“良久乃解”。不但没有治罪，似乎还顺水推舟地巧作个人情，来了个所谓“优诏褒答”。怎么个“优”法，又是何等“褒”词？且看此上谕：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奏章，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好一个“优诏褒答”！这位皇帝还不是为自己画了一副虚衷纳谏、从善如流的圣君形象。对曾国藩所言除作了枝节性肯定之外，大旨上则是以“过激”、“拘执”为之定性。既然如此，“念其意在进言”而“不加斥责”，岂不就是“皇恩浩荡”了。看来，曾国藩也真是“愚直”，对这位新皇帝布诏求言不过是做做样子的实底儿，不仅仅在私人信件中透露出去，而且也把这层意思不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