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像本山大叔的小品一样，动不动就要在关键处略去几百个字，因为被抬出复旦大学国泰路宿舍后的三天是我不能回忆、不敢回忆的惨痛地狱体验，用“生不如死”形容绝不过分。

我先是被抬到六院。因为我家依然贼心不死以为我是骨伤。光头的一个朋友，我从未见过面的叫做小宋的兄弟，鼎力相助帮我们通关系找医生，他的丈母娘和老婆陪同推着急救床的我们跑了整整一天，然而，我们能找到的医生看了我的血检报告都非常为难，因为单单从血检报告上看，我不是他们所在科室的病症，而我已经痛得不省人事，不能移动，更不消说去做钼靶、CT、X线等一系列检查，所以他们不能盲目地不按病种收进去住院。

然而不住院，看趋势我基本上就要痛死。陪我看病的杨阿姨皱着眉头看着已经痛得人事不省的我，想来想去说，要不就去约个PETCT吧。虽然要折腾那么一下，但不管什么问题都能一竿子捅出来了，不必一个接一个检查的折腾。

眼见天黑了，因为我当时躺在急救床上只能缓行不能疾走，稍有个颠簸就痛晕，经不起救护车上下的折腾，我只好打电话给梁老师请他帮忙打通关节，让我随便哪里能在医院住一夜。梁老师是研究社会保障的政要红人，和医院应该比较相熟，虽然六院属于交大附属系统，梁老师依然不负众望把我塞进一间重症病房。那里，我度过了今生最为痛苦的一夜。后来我才知道，以我那时的情况，不用任何止痛药，没有几个人能撑得下来。

PETCT要提前很久预约，据说没个几天几星期是排不到队的。同事小苏开始出手相救，电话打给他，沉思片刻只有一句干脆的：“行！我想办法！”第二天早上，像运送木乃伊一样，我被运到了华山医院，做了贵族体检PETCT。光头在窗子里看到看片医生开始一边衔着盒饭一边帮我看片写报告，后来可能我的病情太过危重，他衔在嘴里的炸大排掉了又掉，最后索性放弃吃饭赶写报告，嘴上的油都没有来得及擦就奔出办公室，面色凝重地把报告塞到光头手里，很郑重地说：“赶紧抢时间找医生！”

光头看完那份厚得像一本书一样的报告脸色有点发青。我用仅能活动的右臂接过来看，那个眼晕，难以言表。一副我的骷髅骨架图都是黑的，旁边乱七八糟的各类骨头名称肩胛骨、脊椎、肋骨、耻骨都标明高发病灶，看了半天才看懂最后一行结论：怀疑骨髓瘤，但是不排除不明实体瘤转移。

我非常清楚骨瘤就是骨癌，令人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就不像电视剧、电影里演的那样，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天旋地转两眼发黑。

搞笑的是，这时，手里的电话响了。我最好的死党之一俞靖从挪威回国途经香港，问需要不需要买东西给我，我暗自苦笑却也口气轻松地告诉她我可能得了骨髓瘤，电话那边不明就里的傻孩子嘻嘻哈哈说：“啊，那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你得病慰问的人啦！”

她不知道我挂掉电话后，痛得晕死过去。这句话不是形容词，是真实状态，是拍着脸颊叫不醒的那种。

光头的手机联系人中无甚电话可以打，理工科的朋友圈子交际范围，就是雷打不变那么几号做一样实验的人。我的手机联系人里，学医的竟然除了在英国进修读博士的海东，就是一个怀孕待产还没有博士毕业的亚云。“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我从来不当回事，有GOOGLE呢。但如果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人到用时找不到，那真是磕头都没有地方拜神，才真应了下半句“事非经过不知难”。

光头一言不发，我没有力气讲话，我可怜的爹妈不知这PETCT的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搞不懂为啥看不到哪里生了肿瘤，怎么瘤看不到在哪里还会那么痛。光头沉默了半天，和我商量到底应该选什么医院就诊，他认为应该去瑞金医院，因为骨髓瘤应该属于血液科，而瑞金医院在这方面挺有名。

想无可想，没熟人在医院里，光头开始打电话给彭老师。

如果说应对我得病的过程中我们有所失误，那么第一个失误就是光头给彭老师的这个电话，光头说：“彭老师，于娟可能得的是骨髓瘤，我们决定去瑞金医院，您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啊？”

瑞金医院是交大附属医院，打电话给一个复旦搞人文的院长，现在想来，好比个穷小子给奥巴马打电话：“我想去俄罗斯发财，您有没有可用的资源？”

事不宜迟，无论能不能联系到医生，我们都要抢时间冲过去救命了。光头叫救护车抬着我去瑞金医院。我抱着溺水抓稻草的心情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老邱是挪威留学时候高我两届的师兄，我们在奥斯陆并无时间交集，但因着朋友圈子的重合回国后在一起吃过几次饭，隐约我记得他是做医药行业的。我记得在电话那边的老邱听到我得病的消息表示了莫大的惊讶，同时很谨慎地说他不认识直接的关系，试一试想想办法。

就是这个“想想办法”，救了我一条人命。

我被抬到了瑞金急诊。那时我已经出现因周身神经被癌细胞侵蚀、痛无可忍而产生的周期性痉挛，任何外界刺激，其实比如急救车的震动、抽血的针尖碰到皮肤都会产生强而有力的抽搐，没有外界刺激也会不明就里的抽搐，这反应不受主观控制，以至于护士没有办法帮我抽血，也不知道应怎么对症处理，只给我在杂乱拥挤的厅堂里腾挪了一个阴仄的位置，任我自生自灭。

记得社会学有个“六度分离理论”，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StanleyMilgram提出来的，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陌生人所间隔的人都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我就能认识世界上我想认识的任何人。我开始用这个理论讲课一样安慰皱眉沉默的父母。

就在爸妈还没听懂的时候，光头和我打出去的电话开始陆续有了回应。瑞金血液科第一把交椅是一个姓沈的教授，我在急诊室讲“六度分离理论”安慰父母的时候，他在乘飞机，据他说一下飞机他的手机差点被打爆，然而，沈教授大汗淋漓直接从机场赶回医院，看完我的病历后长叹一声：“她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骨髓瘤。”

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我留在急诊室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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