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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宁愿是您而不是苏格兰场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上面一插手，地方警察即使成功也没有荣誉，失败还要背黑锅。而我听说您很公正。”
“我不会署名，”福尔摩斯对忧心忡忡的警官说，“即使我解决了困难，我也不要求提我的名字。”
“毫无疑问，您很大度。我知道您的朋友华生先生也很诚实。福尔摩斯先生，咱们边走边说。我有个问题只对您一个人讲。”他向四下张望，仿佛不敢说似的。“您不觉得这案子可能不利于吉布森先生本人么？”
“我考虑过这点。”
“您没有见过邓巴小姐，她怎么看都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他很可能嫌他的妻子碍事，而这些美国人比咱们英国人更容易动手枪，而那是他的手枪。”
“这一点有证据吗？”
“是的，那是一对手枪中的一支。”
“一对中的一支？另一支在哪？”
“他有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没有找到与这支配对的，但枪匣是装一对枪的。”
“要真是一对中的一支，总应该能找到另一支的吧。”
“我们把枪都摆在他家里了，您可以去看一看。”
“以后再说吧。咱们还是一起去看看现场。”
以上对话是在警官的小屋里进行的，这屋已成为地方警察的临时警局了。从这里走半英里路，在萧瑟秋风中穿过布满金黄色的凋谢羊齿植物的草原，我们到了一个通往雷神湖的篱笆门。顺着火鸡禁猎带的一条小路，我们到了一块空地上。土丘上是一幢由木材筑成的住宅，五分像是都德王朝的风格，五分像乔治时代的建筑。旁边是一个生满芦苇的狭长小湖，小湖中心部分湖面最窄。马路沿着石桥穿过湖面，而湖的两翼是一些小沼泽。警官在桥头停下来，指着地面说：
“这里是发现吉布森太太尸体的地点。”
“您是在尸体移动之前到达这里的吗？”
“是的，我当时就过来了。”
“谁去找您的？”
“吉布森先生本人。在有人大呼出事的时候，他和别人一起从宅子里跑了下来，他坚持让大家在警察到达之前不许移动任何东西。”
“很明智。我从报纸上得知枪击距离很近。”
“是的，非常近。”
“离右太阳穴很近吗？”
“枪口就在太阳穴边。”
“尸体倒下的姿态呢？”
“仰面倒下。没有一点挣扎的痕迹，也没有找到任何武器。她左手还攥着邓巴小姐的便条。”
“您是说手里攥着？”
“是的，我们很难弄开她的手指。”
“这一点很重要。这排除了死后有人放条子做假证据的可能性。还有呢！我记得条子很简短，写的是：我将于九时到雷神桥。格·邓巴是这样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
“邓巴小姐承认是她写的吗？”
“是的，她承认。”
“她怎么解释这件事的？”
“她准备在巡回法庭上进行辩护。她现在什么也不说。”
“这个案子确实耐人寻味。便条的用意也含糊不清。”
“不过，”警官说，“允许我发表意见的话，我觉得在整个案情中便条的含意是唯一清楚的。”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假设条子真是她写的，肯定是在一两个小时以前就送到的。那死者为什么还攥着条子呢？她在会面中用不着去看条子吧？不是很奇怪吗？”
“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有点奇怪。”
“我需要坐下来静静地想想。”说完他就坐在石栏杆上。看得出他那警觉的灰眼睛在四下审视。他突然一跃而起，跑到对面栏杆前，拿出放大镜看石头。
“怪事。”他说道。
“是的，我们也看见栏杆上的凿痕了。我想可能是路人凿的。”
石头是灰色，但缺口却是白色，只有六便士的硬币大小。细看的话，可以看出是猛击的痕迹。
“这需要猛烈的撞击才能凿成这样。”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他用手杖使劲敲了石栏几下，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果然是猛击的结果，而且是凿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在栏杆下方，而不是靠上面。”
“但那里离尸体至少有十五英尺。”
“不错，是有十五英尺。可能与案子没有关系，但还是值得注意一下。嗯，这里也没什么可看的了。您是说，附近没有脚印吗？”
“地面像铁板一样硬，福尔摩斯先生，根本没有任何痕迹。”
“那我们去吧。我们可以先到宅子里去，看看您提到过的那些武器。然后到温切斯特去，我想先见见邓巴小姐。”
吉布森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在他家见到了上午来访的那位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带我们看了他雇主存放那些可怕的各式各样武器的陈列室，这些都是他主人在一生的冒险中积累起来的。
“吉布森先生树敌无数，凡是了解他的性格和作风的人都不会觉得奇怪。”他说，“他每天睡觉时，床头抽屉里总是放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他是一个狂暴的人，有时我们大家都怕他。去世的夫人也时常被他吓坏。”
“您看见过他对她动手吗？”
“这我倒不敢说。但我听他说过很恶毒的话，并不比动手差，残酷的侮辱言词，甚至当着佣人的面。”
“这位黄金大王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不大高明。”当我们朝车站走去的时候，福尔摩斯说。“你看，华生，咱们又掌握了不少事实，还有些新发现，但我还是下不了结论。尽管贝茨先生明显不喜欢他的东家，我从他那儿得到的情况却是：出事时主人肯定在书房里。到晚餐八点半结束之时，一切正常。当然命案的时间是在夜里，但事件是在条子上的时刻发生的。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吉布森先生下午五时从城里归来以后，曾去过户外。反之，邓巴小姐承认，自己曾和吉布森太太约定在桥边见面。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肯说，因为她的律师劝她保留自己的辩护等待开庭。我有几个极重要的问题需要问她，得见到她我才放心。我得承认，这个案子对她非常不利，除了一点。”
“除了什么，福尔摩斯？”
“就是在她衣橱里发现的手枪。”
“啥？”我吃惊地说，“我还觉得这是最不利的证据呢！”
“不对。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已经觉得古怪了，现在熟悉案情之后，我反而觉得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依据。道理需要能讲得通，凡是有矛盾的地方都是有问题的。”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那好，华生，就设想你是一个计划要除掉情敌的女人。你已经计划好了，写了一个条子。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犯了案，一切都干净利落。难道你在费尽心思作案之后，会干出如此不像一个狡猾凶手的蠢事——不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去消灭证据，反而把枪带回家去放在自己的衣橱里？那里明明是第一个将受到搜查的地方。我说华生，认识你的人大概都不会说你有心眼，但即使是你也不会那么蠢吧。”
“也许一时情绪激动——”
“不会，不会，我不觉得有那种可能。如果犯罪是事先策划好的，销赃灭迹也必定是事先策划好的。所以，我认为咱们面对着一个错觉。”
“但你的观点还有很多的疑问。”
“不错，我们就是要解决它。一旦你的观点转变过来，本来最不利的证据也会变成导向真相的线索。比如说，邓巴小姐说她根本不知道手枪，照咱们的设想她是在说实话，所以有人把手枪放到她衣橱里了。是谁放的？就是那个给她栽赃的人。那个人不就是犯罪的人吗？你看，我们立刻就找到一个很有希望的线索了。”
那天晚上由于手续还没有办好，我们只能在温切斯特过夜。第二天一早，在那位新近崭露头角的辩护律师乔埃斯·卡明斯先生的陪同下，我们获准到监狱里探望邓巴小姐。听了那么多关于她的传闻，我做好了去见一位美人的心理准备，她却仍然让我印象深刻。难怪那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黄金大王，也会在她身上看到更有力量的东西——能够制约和引导他的东西。当你注视她那分明的眉目和细致的面容时，你会觉得，即使她会做出一时冲动的事情，但她的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高贵气质，一种使她能对人产生好的影响的高贵气质。她肤色浅黑，身材颀长，仪态脱俗，气质端庄。然而她那双黑眼睛里却有一些无助的、如笼中困兽的忧伤。当她得知前来看她和帮助她的是有名的福尔摩斯时，她苍白的双颊泛起了一丝血色，朝我们投来的目光也有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大概奈尔·吉布森先生已经对您讲过我们之间的一些情况了？”她低声问道。
“是的。”福尔摩斯答道，“您不必再讲那些不好说的情况了。见到您之后，我相信吉布森先生说的是实话，不论是关于您对他的影响还是你们的纯洁关系。不过，这些情况为什么没有在法庭上说清呢？”
“我以为指控不可能成立。我本来想，只要我们耐心等一等，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用不着我们去讲那些难以启齿的家庭琐事。现在才知道，事情不但没有澄清，反而更严重了。”
“我的小姐，”福尔摩斯有些着急，“千万不要对这点抱有什么幻想，卡明斯先生可以证明，全部情况都对我们不利，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取胜。说你不是处境堪忧才是自欺欺人。请您尽最大的努力帮我搞清真相吧。”
“我绝不掩饰任何情况。”
“那请您讲讲和吉布森太太的关系。”
“她恨我，福尔摩斯先生。她用她那种热带式的狂热恨我。她是一个做事不留余地的人，她对她丈夫爱到什么程度，就对我恨到什么程度。可能她曲解了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说对她不恭的话，但我认为她那强烈的爱是肉体意义上的，因此她无法理解，那种在理智上、乃至精神上把她丈夫和我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她也无法理解，我的留下仅仅是为了能对他施加好的影响。现在我看出自己的错误来了，我没有资格留下，因为我引起了别人的不快乐，哪怕我离开，这种不快也不会消失。”
“邓巴小姐，”福尔摩斯说，“请您确切告诉我那天的经过。”
“我可以把我所知的真相全部告诉您，但我没有办法证实，另外有些情况——而且是最重要的情况——我无法解释，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去解释。”
“只要你能把事实真相说清楚，也许别人可以解释。”
“嗯，我那天晚上去雷神桥，是由于我上午收到吉布森太太的一个条子。条子放在我给小孩上课那间屋子的桌上，可能是她亲手放在那里的。条子上说，她要我晚饭后在桥头等她，她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并让我把回信放在花园日晷上，因为她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保密，但我还是照她说的做了，接受了约会。她还叫我烧了她的条子，于是我就在课室的壁炉里把它烧了。她非常害怕她丈夫，他常常对她很粗暴，我还常常为此批评他。所以我以为，她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他知道。”
“但她却留着您的条子？”
“是的。我奇怪的是，听说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个字条。”
“后来呢？”
“后来我按时去了雷神桥。我到时她已经在那儿了。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这个可怜人儿有多恨我。她就像发了疯一样——我觉得她真是疯子，像精神病患者那样的自欺和矛盾。否则她怎么会每天对我淡然处之而心里却又那么恨我？她所说的话我不想重复。她全部的愤怒和仇恨都化成了最疯狂的语言喷涌而出。我一个字也没说，我没法说话。她那样子实在让人不忍目视。我捂着耳朵转身跑开了。我离开她的时候她还站在桥头，在那里疯狂地谩骂。”
“就站在后来发现她尸体的地方吗？”
“就在那几米之内。”
“在你离开不久她就死了，而您没有听见枪声？”
“没有。不过说真的，福尔摩斯先生，我被她的叫骂搞得神经疲惫，我径自逃回自己的屋里，不可能注意到后来发生了什么。”
“您是说您回到了屋里。在次日早晨之前，您又离开过屋子吗？”
“是的，出事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和别人一起跑出去看了。”
“当时您看见吉布森先生了吗？”
“看见了，我看见他刚从桥头回来。他叫人去请医生和警察。”
“您觉得他精神震动了吗？”
“吉布森先生是一个有强大自制力的人，我认为他是不会喜怒皆形于色的。但是作为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我看得出他那时是深深的震动了。”
“现在说说最要紧的，就是在你屋内的手枪。你以前看见过它吗？”
“我发誓，从没看见过。”
“什么时候发现的？”
“次日早晨，当警察进行检查时。”
“在您的衣服里？”
“是的，我衣橱的底板上，就在我衣服的下面。”
“您觉得它在那里有多长时间了？”
“头一天早晨以前它还没在那儿。”
“您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头天早上整理过衣橱。”
“这便是可靠的依据。就是说，有人为了栽赃，进您屋内把枪放在那儿。”
“应该是这么回事。”
“在什么时间干的呢？”
“只能是在吃饭时间，要不然就是当我在课堂给孩子上课的时候。”
“就是您收到条子的时候？”
“没错，从那时起以及整个上午。”
“好，谢谢您，邓巴小姐。您看看还有什么有助于我侦查的要点么？”
“我想不到了。”
“在桥的石栏杆上有猛击的痕迹——就在尸体对面栏杆上有新击的痕迹。您能提出什么说明吗？”
“我想是巧合。”
“但很奇怪，邓巴小姐，很古怪。为什么偏偏在出事的时间，偏偏在出事的地点出现痕迹呢？”
“但怎么会撞成那样呢？只有很猛烈的力量才能凿成那样。”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他苍白而专心的面孔突然出现一种紧张而迷惑的表情，经验告诉我，这总是他的天才思想迸发的时候。他大脑在关键时刻的外在表现很明显，我们于是都噤若寒蝉。大家——律师、拘留犯和我——都沉默而紧张地守着，一言不发。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身来，他浑身由于紧张和激动而微微颤抖。
“华生，来，快来！”他喊道。
“怎么了，福尔摩斯先生？”
“不要担心，小姐。卡明斯先生，您就等着听我的消息好了。托正义的福，我要破一个全国欢呼的案子了。邓巴小姐，应该明天您就会得到消息了，目前就请相信我吧。阴霾正在散去，真相大白的光明前景即将到来，我充满信心。”
从温切斯特到雷神湖本不算远，但对我来说，由于心情着急而觉得很远，而对于福尔摩斯来说简直就是太长了。由于极度兴奋，他根本坐不住，不是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就是用他那敏感的长手指敲着身边的坐垫。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突然在我对面坐下来——我们单独占着一节头等车厢——他把两手放在我膝上，以一种顽皮的眼光（这是他淘气时的典型表现）直视我的眼睛。
“华生，”他说，“我记得，你同我外出办案一般总是带武器的。”
我带武器对他是有好处的，因为每当他全力思考问题时，他根本不顾安全，有好几次我的手枪都救了他。我告诉过他。
“是的，是的，我在这种事情上有点心不在焉。但是您现在身上带着手枪吗？”
我从裤袋里拿出枪来，一件短小轻便但是非常上手的小型武器。他接过枪，打开保险扣，捋出子弹，仔细观看。
“够沉——重量够沉的，”他说。
“是的，很结实。”
他拿着枪想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华生，”他说，“你这支枪和咱们的关系很紧密。”
“你不是开玩笑吧。”
“不，我说真的。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就真相大白了，实验全靠这支小枪的表现了。嗯，拿出一枚子弹，装好其余的，扣上保险，好了！这样就增加了重量，更好试验了。”
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一无所知。他也没想让我弄明白，而只是坐在那里出神。后来我们在汉普郡小车站下了车。我们雇了一辆破烂不堪的马车，一刻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位推心置腹的友人警官家里。
“福尔摩斯先生，有线索了吗？什么线索？”
“全靠华生医生的手枪了。”我的朋友说，“这就是那把手枪。警官先生，您能给我十码绳子吗？”
我们从本村商店买了一捆结实的细绳。
“这个应该够用了。”福尔摩斯说。“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咱们就可以开始最后一段旅程了。”
夕阳西下，汉普郡连绵不绝的旷野呈现出曼妙的秋色。警官有点不大情愿地陪着我们走，不时对我的朋友报以怀疑的目光，就好像在怀疑他精神是否正常。快到现场时，我可以看出，我的朋友表面镇静下的激动心情。
“是的，”他回答我的疑虑，“以前你也见过我的失败，华生。尽管对这类事情我有一种本能，但本能有时还是会让我上当。刚才在温切斯特监狱内，我初次在脑中闪过这个想法时，我已经确定不移地相信它了。但是灵活的头脑最大的弱点，那就是你总能想出不同的可能的答案而把你引入歧途。不过，就这件事的话——咱们一试便知。”
他一边走着一边把绳子的一端牢牢地拴在手枪柄上。不久我们就到达了出事的现场。在警官帮助下，福尔摩斯非常仔细地画出尸体地点。然后到灌木丛里去找到一块大石头。他把石头拴在绳子的另一端，再把石头由石栏往下悬吊在水面之上。然后他手举着手枪站在出事地点，枪与石头之间的绳子由于重力而绷得笔直。
“开始！”他喊道。
说着他把手枪举到头部，把手一松。手枪被石头下降的重量拖得一下子飞了出去，啪的一下撞在石栏上，然后就翻过石栏，掉入水中。福尔摩斯紧接着冲过去，跪在石栏旁。他高兴地喊了一声，他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
“还会有更确切的证明吗？”他喊道，“快来瞧，华生，你的手枪解答了所有疑问！”他手指着形状大小与第一块凿痕一模一样的第二块凿痕。
“今晚我们住旅店。”他站起身来说，旁边的警官已惊讶不已。
“您可以找一具打捞钩，不费力气就可以捞起我朋友的手枪。在近旁，就可以捞到那位故意要报复的女士所使用的手枪、绳子和石头，这都是她用来掩盖她的罪过，并把谋杀罪嫁祸于无辜者的用具。请您告诉吉布森先生，我明天上午要与他见面，商量办理释放邓巴小姐的事。”
那天夜里，当我们在本村旅店里吸着烟斗的时候，福尔摩斯简短地回顾了事情的经过。
“华生呵，”他说道，我看到，你把这个雷神桥案件已经记录到你的故事里，恐怕也增加不了我的名誉。我的脑子有点迟缓，我缺乏那种把想象力与现实感结合起来的能力，这种综合是我的破案艺术的基础。我承认，石栏上的凿痕已经提供了解决问题所需的足够线索，但我没有能更快地找到答案。
咱们也得承认，这个不幸女人的思维还是很精细的，因此揭露她的阴谋并不容易。变态的爱是多么可怕，在咱们办过的案子里还没有比这更奇特的例子。在她看来，不管邓巴小姐是她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情敌，都同样是不可饶恕的。很明显，她把她丈夫对她感情的粗暴拒绝，都归咎于那个无辜的女子了。她下的第一个决心是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决心是想办法让她憎恨的对手遭到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
我们可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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