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那年的七月，令我难以忘记。我有幸参与了歇洛克·福尔摩斯侦破的三个案件，学习了他的办案思路和侦察行动。“第二处血迹”、“海军协定”、“疲惫的船长”三个案件悉数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第二处血迹”涉及皇室家族的纠葛和利益，许多年后也不会公之于众。然而，在该案件中，福尔摩斯先生所表现出的分析能力，是前所未有的，着实让人折服！我详细地记录了福尔摩斯先生与巴黎警局迪布哥先生和丹齐格的著名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的谈话。谈话中，福尔摩斯先生陈述了案件的真相，迪布哥先生和弗里茨·冯沃尔鲍专家得知自己枉费了大量的精力，得来的全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第二处血迹”案情的公布可能要等到下个世纪，我索性讲讲“海军协定”吧。“海军协定”涉及国家利益，其中一些事件赋予了它不同寻常的特征。

学生时代我有一个亲密的伙伴——珀西·费尔普斯。珀西年龄和我相仿，却比我高两级。他非常聪明，赢得了学校所能给予的所有荣誉。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并可以在剑桥大学继续他辉煌的学业。珀西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和他那地位显赫的舅父联系在一起。他的舅父霍尔德赫斯特伯爵是一位重量级的保守党政客。了不起的舅父并没有给珀西的学校生活带来好处，相反成了我们捉弄他的理由。操场上我们用诸如铁环之类的东西撞击他的小腿等小把戏来捉弄小珀西，并以此为乐。然而，当珀西走入社会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听说珀西因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舅父的权势地位，毕业后在外交部谋得了一份肥差。后来他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失，直到有一天，一封来信才使我想起了他：沃金，布里尔布雷亲爱的华生：

我想你还记得“小蝌蚪”费尔普斯吧，你读三年级时他在五年级。或许你也听说了由于我舅父的重要影响力，我在外交部从事一份让人仰慕和尊重的工作，然而，可怕的不幸悄然降临，摧毁了我美好的前程。

信中不想详述那件可怕的事情，如果您能答应我的请求，到时候我会详细地讲给你们。九周来，我一直受脑炎病痛的折磨，现在略有好转，可依然十分虚弱。我想您能否说服您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到我这里来，我想听听他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尽管当局说不会有任何进展。请求您尽快说服！生活在这种可怕的悬疑中，我度日如年！本想及早请福尔摩斯先生帮忙，但自从这场不幸降临后，我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现在我比较清醒了，但也不能用脑过多，以免复发，我依然很虚弱，只能请人代写。请您一定说服福尔摩斯先生！

您的老同学珀西·费尔普斯读完这封短信，一种东西揪住了我的心，珀西那种绝望般的对福尔摩斯先生的请求深深地打动了我。尽管说服福尔摩斯先生并非易事，但我会试图说服的。再说福尔摩斯先生热爱着他的侦探艺术，也随时愿意为他的当事人提供帮助。妻子同意我将这件事马上告知福尔摩斯先生，早餐后一个小时我便赶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先生身着晨衣，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着化学试验。本生灯蹿着蓝色的火苗，巨大的曲颈瓶中的液体在沸腾，蒸馏出的液体滴入两公升的容器里。进屋的时候，我的朋友只对我扫了一眼，可见试验对他是多么的重要，我只好坐在椅子上等待。他用玻璃吸管从各个瓶中提取一些液体，然后拿出一个装有溶液的试管放在了桌上，右手拿了张石蕊试纸。

福尔摩斯对我说：“华生，你来得正好，如果这试纸依然保持蓝色，则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变成红色，则会关系到一个人的性命！”他将试纸浸入试管的溶液中，试纸随即变暗，然后呈现出深红色。“哼，果然不出我所料！”福尔摩斯说道，“我马上处理你的事情，华生，波斯拖鞋里有烟，自己去拿。”他回到桌前，匆匆地写了几份电报，交给了侍从。这时，他坐到对面的椅子上，盘起膝盖，双手抱着细长的小腿。

“一起再普通不过的凶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带来了离奇的案子，因为你总是有一些棘手的案子，不是吗？”

我把那封信递了过去，他全神贯注地读着。

“信中没告诉我们多少线索啊。”他边说边把信给了我。

“几乎没有。”

“但笔迹很有意思。”

“那不是他自己的笔迹。”

“当然了，是位女士写的。”

“肯定是男士！”我叫道。

“不，是位女士写的，出自一位性格不凡的女士之手。从目前来看，我们知道当事人和一位很特别的女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管她是好是坏。我对这个案件很感兴趣，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这就赶往沃金，看看这位身陷困境的外交家和代他写信的女士。”

很幸运我们在滑铁卢火车站赶上了一列早班车，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赶到了冷杉树和石楠花相互掩映的沃金。从火车站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布里尔布雷，这是一处孤零零的大宅院，四周非常开阔。我们递上名片，一位有点儿发胖的男子非常友好地带我们走进装饰得很典雅的客厅。这位男子大约三十多岁，但他那红润的脸颊和炯炯有神的双眼给人感觉依然是一个健壮而调皮的小伙子。

和我们握手时，他显得异常激动。“我很高兴你们能来，”他说，“珀西整个早上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唉，可怜的家伙，每一根稻草都不肯放过！他父母让我过来接待你们，一提起这事，对他们都是痛苦的折磨！”

“我们还不知道细节呢，”福尔摩斯先生说道，“我想你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吧？”

我们刚刚认识的这位朋友看起来有点儿惊讶，往下看了看，开始笑了。

“你是看到了我项饰上图案了，刚才我还以为你有超能力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我的妹妹安妮准备嫁给珀西，可以说我们有点儿亲戚关系吧。我妹妹就在珀西的房间，两个月来，她日日夜夜不辞辛苦地照顾着珀西。要不我们这就进去，他在焦急地等待着你们。”

约瑟夫把我们带进和客厅在同一楼层的房间，屋内装饰得有点儿像客厅，又有点儿像起居室，到处都是鲜花，摆放得很讲究。窗户是开着的，花园里花草的芳香和夏日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一位年轻男子躺在靠近窗户的沙发上，面色苍白，疲惫不堪，他的身边坐着一位女子。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她站了起来。

“珀西，我要离开吗？”她问道。

他拉住她的手，没让离开。

“你好吗，华生？”他亲切地说，“留了小胡子，我都有点儿认不出你来了，我想你不会骂我吧！他肯定就是你的朋友，大名鼎鼎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简单介绍几句，我们便坐了下来。胖约瑟夫已经离开了，他妹妹拉着珀西无力的手留在了屋里。她身材矮小，且有点儿胖，略显不协调。但她那橄榄色姣好的容貌，一双大大的黑色的意大利人眼睛，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非常惹人注目。在她姣好面容和肤色的映衬下，珀西的脸色更显苍白憔悴。

“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我就直奔主题了。福尔摩斯先生，我曾经很快乐，也有一定的成就，可就在我结婚之前，一场可怕的不幸突然降临，摧毁了我的前程。

华生可能提到过，由于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伯爵的影响，我在外交部很快被提拔到一个重要的职位上。舅父升任外交大臣之后，曾交给我几项重要工作，我都很出色地完成了，之后，舅父对我的能力和才智寄予了最大的信任。

大约十周前，也就是5月23日，他把我叫到他私人办公室，先对我以前的工作大加赞赏，然后告诉我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我去办理。

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卷纸张有点儿发灰的文件，对我说：‘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订的秘密协议原件，遗憾的是，媒体已经有所传言。这份文件至关重要，再也不能走漏半点儿风声。法国和俄罗斯大使愿不惜高价搞到文件内容。若不是急需一个备份，我不会把它从我的办公桌里拿出来。你办公室有保密柜吗？’‘有，先生。’‘把协议锁进保密柜。我要求你等办公室其他人走了之后，你再手抄一份，以免别人看见只言片语。一定记得把原件和手抄本都锁进保密柜，明天一早亲自交给我。’“我拿上那份文件……”

“对不起，打断一下，谈话时就你们两人吗？”福尔摩斯问道。

“是的。”

“在一个大房间？”

“大约三十平方英尺。”

“在房子中央说话？”

“基本上是。”

“说话声音大吗？”

“我舅父说话声音一直很小，我几乎没说话。”

“谢谢，请继续讲。”福尔摩斯先生闭上了眼睛。

我完全按照舅父的要求去做，等其他同事离开办公室。其中一个叫查尔斯·哥让特的同事因为有点儿工作没有做完需加会儿班，我就先去吃饭了，他则留在办公室，等我回来时他走了。我抓紧时间做我的工作，因为你们刚才看到的约瑟夫·哈里森在城里，他准备坐十一点的火车赶到沃金去，我想如果可能，我们就一块儿去了。

当我看这份协议时，我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舅父的话一点儿也不夸张。不用看细节，我就知道它是关于英国在三国联盟中的地位和立场，协议仅仅是关于海军方面的，提到如果法国海军先于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占据绝对优势后，英国海军会采取的措施等。协议是意、英两国高官签署的。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就坐下来开始抄写。

文件很长，总共有二十八章，是用法文书写的。我尽可能快速地抄写，可到了九点，只抄写了九章，看来肯定是赶不上火车了。由于工作了一整天，加上晚餐随便凑合了一下，我感到思维模糊，昏昏欲睡。我想来杯咖啡会提点儿神。楼下小门房的看门人整夜值守，可以为加班的职员用小酒精灯烧制咖啡。我按铃叫他到我办公室来。

让我惊讶的是，进来的却是一位系着围裙，体格魁伟、皮肤粗糙的中年妇女。她说自己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打杂。我就让她去烧杯咖啡。

“我又抄写了两章，感到更加困乏，就站起身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活动活动腿脚。咖啡还没送上来，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便打开门经过走廊下楼去了。走廊是从我办公室到楼梯的唯一出口，没有拐角，灯光昏暗。走廊的尽头便是楼梯，值班室就在楼梯的下面。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平台，右拐有条小通道，经过一段小楼梯，通向边门，供侍从们使用，有时候职员们从查尔斯大街过来，也抄近道走这个门。这儿有张草图。”

“谢谢，我想我听明白了。”福尔摩斯说道。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下楼走进门房时，看门人在熟睡，酒精灯上的水壶在沸腾，水溢到了地上，我便提开水壶，熄灭了酒精灯。正当我伸手去摇醒沉睡中的看门人时，头顶上方的铃子骤然响起，惊醒了他。

‘费尔普斯先生！’他非常惊讶地看着我。

‘我怎么在烧水的时候睡着了？’他看着我，又看看还在颤抖的铃铛，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

‘您在这儿，是谁按的铃？’他问道。

‘铃子！什么铃子？’我叫道。

‘是您办公室的啊！’“我心头一阵冰凉！有人进了我的办公室！那份无比重要的文件就摊在桌上！我发疯般地冲上楼去。走廊里没有人影，房间里也空无一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舅父交给我的那份文件不见了。手抄的那部分在，可原件不翼而飞了！”

福尔摩斯先生从椅子上坐了起来，搓着双手，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案子很上心。“那请告诉我，之后您怎么做了？”他低声问道。

“我第一反应是窃贼肯定是从侧门进来的，要不然我会撞见的。”

“有没有可能有人一直就藏在您的办公室？或者藏在走廊里，因为您刚提到走廊里光线昏暗。”

“绝对不可能！一只小老鼠也不可能藏在办公室或走廊里，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

“谢谢，请继续讲。”

“看门人看到我脸色煞白，知道肯定发生了要紧的事情，也跟着我上楼了。我们随即冲向楼梯，侧门虚掩着，没有上锁。拉开门我们冲向查尔斯大街，我清晰地记得那时是九点四十五分，因为临近街区的钟声敲响了三下。”

“这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在袖口上记录了下来。

那晚天很黑，下着濛濛细雨。查尔斯大街没有一个行人，而大街另一头的怀特霍尔街上跟往常一样，车辆络绎不绝。我们没有戴帽子，沿着人行道往前跑去，在不远处的拐角，看见一位警察在值哨。

‘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外交部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被盗了！刚才有人从这经过吗？’我气喘吁吁地说。

‘我站在这有一刻钟了，先生，这段时间只看见一位身材高大，上了点儿年纪的妇女经过，披着佩斯利螺旋花纹呢细毛披巾。’‘嘿，那是我妻子！再没有人经过？’看门人喊道。

‘没有。’‘那窃贼肯定从另一条路上跑了！’看门人喊叫着，扯着我的衣袖。

但我并不那样认为，他想把我领向另一条路，更增强了我的疑心。

‘那女人从哪走了？’我大声问道。

‘不知道，先生，我只看到她经过这里，没什么异常情况，就对她没太注意，她走得很匆忙。’‘她走多长时间了？’‘没过几分钟’‘五分钟？’‘哦，最多不过五分钟吧。’‘先生，你是在浪费时间，现在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看门人大声叫嚷着，‘相信我的话，我那老婆子不会干这种事的，赶快到另一条街上看看去，你不去我就去了！’说完他冲向另一条街。

我随即冲上去，扯住他的衣袖，问道：

‘你家住哪儿？’‘布里克斯顿，常青藤路十六号，但珀西先生，别按照错误的思维追踪，到另一条街去看看有没有一点儿线索！’听他的建议也不会有什么错，我们和那位警察一块匆匆赶到另一条街上，看到的只是车水马龙的景象，人来人往，在这样的雨夜，都急匆匆地想找一处栖身之地，没有闲人告诉我们谁打那儿经过。

“我们只好回到办公室，仔细勘验楼梯看能否发现蛛丝马迹，但依然没有任何线索。通向办公室的走廊铺着奶油色的地毯，很容易留下痕迹。我们仔细地看过了，没有任何脚印。”

“整个晚上都在下雨吗？”

“大约七点钟开始下的。”

“那么那位到过你办公室的女人为什么没有留下泥泞的脚印？”

“很高兴你这样问我，刚开始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她有一个习惯，每次在她丈夫的值班室换上留在那儿的拖鞋。”

“哦，是这样的，尽管是雨夜也不会留下脚印的。整个事件的确非常蹊跷，后来你们怎么做了？”

“我们也仔细察看了我的办公室，里面没有暗门，窗户都是从里面扣上的，离地面也有三十英尺。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暗道。天花板用那种普通涂料刷过的。我拿自己的性命作赌注，偷走文件的窃贼肯定是从门里进来的。”

“壁炉呢？”

“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拉铃绳在我办公桌的右上方，要想拉响按铃，必须走到我办公桌旁。可窃贼为什么要按响铃呢？这是最大的悬疑。”

“这个案子的确不同寻常。下一步呢？你们有没有在房间发现闯入者的一些线索，比如烟头、掉下的手套或发卡之类，或者其他的一些小物件？”

“没发现这种东西。”

“没留下什么气味？”

“哦，我们当时没朝这方面去想。”

“唉，比如有烟草的味道，可能对我们的调查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从不抽烟，所以如果有烟味我肯定会留意到的。的确没有任何线索，唯一明确的一点是看门人的妻子探盖太太匆匆地离开了事发现场。看门人只是解释说他太太每晚都在那个时候回家。我和警察都认为如果是探盖太太干的，就应该在她把文件出手之前抓住她。

我们向伦敦警察局报了案，福布斯警探火速赶到了现场，他对该案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我们雇了辆小马车，半个小时就赶到了看门人的家。开门的是一位年轻女子，后来我们知道是她的大女儿。她母亲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在前屋等她。

大约过了十分钟听见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不能原谅的严重错误，我们没去开门，而是让她的女儿去开了门。我们听到女儿说：‘妈妈，屋里有两个人在等您。’随即我们听到下楼的急促的脚步声。福布斯打开门，我们冲向厨房，可探盖太太先于我们到了。她恶狠狠地盯着我们，突然认出了我，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您，您不就是外交部的珀西先生吗？’她叫道。

‘快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在等你，跑什么啊？’福布斯警探问道。

‘我以为是要账的，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点儿纠纷。’‘这种解释有点儿勉强，’福布斯警探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你拿走了外交部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跑到这来处理。你必须跟我去警局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她的辩解和反抗没有用，被带上了四轮马车。我们仔细查验了厨房，尤其是灶火，看看是否有在我们没来之前她烧毁的文件。然而没有任何迹象，没有纸灰，也没有碎纸。到了警局，女警员立即对她进行了搜查。我们悬着心焦急地等待着搜查结果，然而最终什么也没搜到。

这时巨大的恐怖向我袭来，之前我一直在行动，没有时间去思考。我只是想很快会找到失窃的文件，没敢去想找不见的严重后果。而现在没什么能做的了，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这太可怕了！华生知道我在学校时是一个拘谨、敏感的孩子，这是我的天性。想到我的舅父和他的同事，想到给他带来的难堪，给我所认识的人带来的难堪，我羞愧难当。我是这起离奇意外事件的受害者又能怎么样？事关国家外交利益怎能出现闪失？我毁了自己，以这种耻辱的方式彻底毁了自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想我一定当众大闹了一场，因为我隐隐约约记得有很多职员围着我，安慰我。其中有一位驾车把我送到滑铁卢火车站，送我上了去沃金的火车，要不是费里尔医生也在那趟车上，他会把我送到家。费里尔医生和我住得很近，在车上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全，多亏他的精心照料，因为在车站时我就发作过一次，快到家的时候我几乎变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您可以想象我的家人在梦中被医生的电话惊醒，看到我疯疯癫癫的样子时的情景。妈妈和安妮的心都碎了。费里尔医生先前在车站听探员讲了所发生的事情，便给家人讲述了发生的一切，但一切都没有用。谁都明白我的病需要好长一段时间。约瑟夫就搬出了这间温馨的卧室，把它变成了我的病房，我一直躺在这儿。九周多了，我一直神志不清，饱受脑炎折磨。福尔摩斯先生，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和医生的精心照料，我现在不可能在和您说话。哈里森小姐白天照顾我，晚上我们请了一位护士来照料我，因为我神志错乱，生活无法自理。渐渐地，我开始恢复意识，就在大前天我才完全恢复了记忆。有时我想永远失忆下去该多好啊！清醒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接手这个案子的福布斯警探取得联系。他来告诉我说，尽管他们想尽了办法，但依然没有任何进展。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和这个案子有关。警方把视线转移到年轻的哥让特身上，你应该记得，就是那天晚上加班的那位。他的法文名字和很迟才离开，的确会引起嫌疑，但可以确信的是他离开之前我并没有开始工作。虽然他是雨格诺血统，但和我们英国人一样，拥有同样的传统信仰和同情心。在他身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警方一筹莫展，我只能向您求助，福尔摩斯先生，您是我最后的希望。如果您也破不了案，我的声名和职位将永远丧失。”

因为长时间叙说，病人显得疲惫不堪，他便躺在身后的靠垫上，护士给他冲了杯刺激性药物。福尔摩斯先生仰着头双目紧闭，一言不发。在别人眼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在聚精会神地思考着。

“您讲得已经够清楚了，我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您了。”过了一会儿，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