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演绎的科学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角上拿了一个药瓶，又从他精致的山羊皮皮包里取出一支皮下注射器。然后，他用白皙而有力的长长的手指把细小的针头装好，卷起他左边的衬衫袖口。看着自己那强壮有劲、布满了针刺痕迹的前臂和手腕，他若有所思了一会儿。但还是按下针塞把液体注射进肌肉里去，然后他倒在天鹅绒镶边的扶手椅里，心满意足地长长叹了口气。

尽管这幕场景每天三次，我已经看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内心还是无法接受。相反，随着天数的增加，每次看到他这样做，我都会感到不舒服。而且一到夜里，良心就会谴责自己竟然没有勇气去劝阻他。我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发誓要好好跟他谈一下这件事，但是每次都因为我的朋友那种冷冷的、毫不在乎的表情使得我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他的毅力，居高临下的神态以及其他我所领教过的种种非凡的品质，让我缺乏信心去规劝他，怕惹他发火。

但是这个下午，可能是我午饭时喝了点儿红葡萄酒的缘故，也可能是他完全无所谓的表情惹怒了我，让我突然觉得再也忍受不了了。我问他：“你今天用的是什么？是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懒懒地从刚打开的一本黑体字的旧书上抬起头来说道：“是可卡因，溶液浓度百分之七。想不想试试？”

“不用了，”我干脆地回答道，“我的身体还没从阿富汗战争中恢复过来。经不起再瞎折腾了。”

看我反应这样激烈，他笑着说：“华生，或许你是对的。这东西对身体可能有些坏处，但相对于它的超强的刺激和醒脑作用，那点儿坏处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我诚恳地说：“可是你也要看看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如你所说，你的大脑可能会觉得刺激和兴奋，但这终究是病态的。它会导致器官组织变质，至少也会导致永久的虚弱，而且你也知道你现在变得这么抑郁全是拜它所赐，真的是不值得呀。你为什么只为一时的快感，就拿自己天赋的能力开玩笑呢？你要知道，我之所以会这样劝你，不仅因为我是你朋友，还因为我是一名医生，有责任照顾好你的健康。”

他好像并未因我的话语而感到冒犯，反而把十个指尖收到一起，将胳膊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一副对谈话兴致盎然的样子。

他说：“我讨厌平淡的生活。只有给我难题，给我工作，哪怕是最深奥的密码或是最复杂的分析，才能让我保持常态，也才能让我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我也痛恨那种一成不变的生存状态。我渴望精神上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我现在的特殊职业，或者说是我创造了这个职业，因为除了我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了。”

我抬了抬眼问道：“唯一的私人侦探吗？”

他回答道：“唯一的私人咨询侦探。我是侦探界的最有权威的人。当格雷森、雷斯垂德或艾瑟尔尼·琼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们常碰到这种情况——就会来寻求我的意见。我作为一个专家检查材料，提出自己的意见。做这些事，我从不追求荣誉，我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报纸上。工作本身的乐趣就是我最好的奖赏，它帮助我的特殊的精力得到了释放。你有没有从杰弗逊·侯波案里我的工作方法获得一些经验？”

“当然有了，”我诚恳地说：“那事让我印象极其深刻，我甚至把它写进了一个小册子呢，还用了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叫《血字的研究》。”

他不满意地摇了摇头，说道：“我大约地看了一遍，老实说不是很好。侦查是，或者说应当是一种精密科学，应当用同样冷静的、不掺杂主观感情的方法来看待它。你想给它加点儿浪漫色彩，却不知道结果就像是在欧几里得几何命题里搅进了恋人私奔的爱情故事一样。”

我反驳他道：“但是，确实有浪漫冒险的元素在里面，我不能篡改事实呀。”

“有些事实是可以省略的，或者至少你选材的时候要有点儿节制才对。依我看，这案子里唯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我如何通过大胆的分析和推断，从事实的结果找出原因，从而破案的过程。”

我很生气，那篇文章本来是为了取悦他的，却被他批了个一无是处。我也承认，他的自尊自大使我很愤怒。按他的要求，似乎我的作品的每句话都必须要描写他个人的活动。在我和他一起住在贝克街的几年当中，我已经多次发现我的朋友在平静说教的态度下面，有那么一点儿虚荣和自负。但我不再说话，只是坐着抚摩我那条受伤的腿。这只腿在阿富汗时被子弹打穿过。虽然对走路没什么妨碍，但是只要天气一变，就会隐隐作痛。

“我的业务最近已经扩展到欧洲大陆了，”福尔摩斯停了一会儿，给他的旧石南烟斗装满烟丝，说道：“上周有一个叫弗朗索瓦·勒·维拉尔的人来找我请教，你可能知道，这个人是法国侦探界里最近的新秀。他具有凯尔特人特有的敏锐直觉，可是在精确知识的广度上还不够，而这对他作为侦探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他问的是一件遗嘱的案子，很有意思。我给他提供了两个类似的案子作参考，一个是1857年里加城的案子，另一个是1871年圣路易城的案子。这两个案子为他破案提供了方法。这封感谢信就是我今天早晨收到的。”他说着就扔给我一张折皱的外国信纸。我扫了几眼，发现信里全是钦佩的话，诸如“伟大”，“非凡的手段”，“果断的行动”等能显示这位法国人的热情洋溢的赞美的话都有。

我说：“他就像是小学生在对老师说话一样。”

歇洛克·福尔摩斯淡淡地说：“啊，他认为我的帮助价值很大。其实，他自己也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理想的侦探所需的三个条件，他已经拥有了两个：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他所缺的只是学识，这个需要长期的积累才可以得到。他现在正在将我的几篇作品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啊，你还不知道吗？”他笑着喊道，“惭愧，我写过几篇技术方面问题的专论。比如有一篇叫《论各种烟灰的区别》。在里面，我列举了一百四十种不同形状的雪茄、纸烟、烟斗丝，还配有彩色的插图来说明各种烟灰的不同。这点在刑事案件审判中会反复出现，有时还是很重要的线索。如果要准确地说，比如某个谋杀案是由一个抽印度雪茄烟的人干的，很显然你的搜索范围就缩小了。在一个经过训练的人看来，印度雪茄烟的黑灰和‘鸟眼’烟的白灰的区别，就像卷心菜和土豆的区别一样明显。”

我说：“你在细节的观察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

“这是因为我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还有一篇关于脚印跟踪的专论，里面有对于使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一些介绍。这里还有一篇奇特的小文章，是关于一个人的职业怎样影响他的手形状的，配有石匠、水手、木刻工人、排字工人、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的手形版画，这些对于科学的侦查是有很大的实际作用的——特别是在碰上无名尸体的案件或是发现罪犯身份等时都会有帮助。老是谈我的爱好，你是不是感到很无聊了？”

“一点儿也不，”我真诚地回答说，“我觉得你所说的非常有趣，特别是我还曾亲眼看见你将你所说的应用到实际当中去。你刚才说到观察和推理，很显然，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联系的。”

“那你可错了，它们之间几乎是没什么联系的。”他惬意地往扶椅上一躺，从烟斗里喷出几个厚厚的蓝烟圈回答道：“比如说：我的观察告诉我你今天早上曾去过韦戈姆大街的邮局，而我的推断却告诉我你在那儿发过一封电报。”

我喊道：“对！完全正确！但是我不懂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那不过是我心血来潮而做出的举动，我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啊。”

看着我惊讶的表情，他哈哈地笑着说道：“这太简单了，解释根本就是多余的。不过这倒能让你弄明白观察和推理的各自的界限。我观察到你的鞋背上沾了一点儿红泥，韦戈姆大街的邮局对面的人行道刚被工人给挖开，泥土就堆在路面上。你要想走进邮局就一定会踩到泥上面，据我所知，那种泥土颜色是一种特殊的红色，而且附近也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这些都是观察告诉我的，其他的是我推理知道的。”

“那你又是怎样知道我发了一封电报的呢？”

“我整个早上都坐在你的对面，当然知道你没有写过一封信。我也看到在你的桌子上面，有一整张的邮票和一大叠的明信片，那么你去邮局如果不是发电报又是干什么呢？除掉所有其他的因素，剩下的当然就是真相了。”

我想了想后说道：“这样的话，这件事确实像你说的，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更加复杂一点儿的情况，你是否会觉得我太鲁莽了？”

“正好相反，”他答道：“这样我就用不着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不管你提出什么难题，我都会很感兴趣的。”

“我曾经听你说过，在任何一个日用物品上，一定会留下使用者的个人印记，而这些印记在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来说，是能够看出来的。现在我这里有一个最近才属于我的表，你是否能从表上推断出其前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呢？”

我把表递给他，心里觉得挺好笑。因为我认为他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就是想教训一下他有时候那种独断的说话口气。他把表放在手上，仔细地看着表面，又把表盖打开，他先用肉眼端详着里面的小部件，后来又用高倍放大镜看。看着他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差点儿忍不住笑出声来。突然，他合上表盖，把表还给了我。

他说：“这个表简直一点儿痕迹都没有，它最近还被清洗过，对我来说大部分提示性信息都已经被擦掉了。”

我答道：“你说得很对，这只表在给我之前刚被别人清洗过。”

我在心里对我的朋友用这个最没有说服力的借口来开脱自己颇为不快。即使是一只未清洗过的表，难道他又能找到什么信息了？

“尽管不是很令人满意，我的观察还是有些发现的。”他无精打采地盯着天花板说道：“我先说说，你看看对不对。我判断这只表是你哥哥的，他是从你父亲那儿得到的。”

“毫无疑问，你是从表的背面上的字母H。W。知道的吧？”

“你说得对，字母W代表你的姓。这只表差不多有五十年的历史了，表上刻的字母和制表的时间差不多，所以它是你上一辈的物品。按照习惯，珠宝之类的东西，一般传给长子，长子的名字往往又和父亲一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父亲已去世很多年了，所以我知道这只表是在你哥哥手里。”

我说道：“你说的都对，还有别的吗？”

“他有些很不好的习惯——既不爱整洁又疏忽大意。他曾经有很好的前程，可是他把那些机会都放弃了。他有时候生活穷困，有时也会活得很体面。最后因为酗酒而死。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不耐烦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心里满不是滋味。

我说道：“福尔摩斯，你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让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一定是事先已经知道了我哥哥不幸的历史，现在却假装用些奇妙的方法，推断出这些事实。我是不会相信你单从这只旧表上就能发现这些事实的。老实说，你这点儿小伎俩想骗我可没那么容易。”

他温和地答道：“我亲爱的医生，请接受我的道歉。我光顾着将这件事当作一个理论问题，却忘了它对你却可能是一件私人和很痛苦的事情。我向你保证，在你给我这只表以前，我甚至不知道你还有一位哥哥。”

“那你究竟又是怎样推出这些事实来的呢？甚至你说的每项细节都是绝对正确的！”

“啊！不过是好运气罢了，我说的只是一些我认为可能的情况，我没想到它们会这样准确。”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你的猜测了？”

“不，不，我从不猜测。它对逻辑推理是个很坏的习惯。你之所以会觉得奇怪，只是因为你没有明白我的思路，或者说没有注意到往往能影响关键的推理的那些细小事实。例如，我一开始时曾说你哥哥是个草率、疏忽大意的人。你看仔细点儿，就会发现不仅这只表表盖的下边部分，有两处凹痕，整个表的表面也布满了擦痕和刻痕，这是因为总是把其他硬物如钱币、钥匙等和手表放在一个口袋里的缘故。这样来看，推断出对一只价值五十多金币的表这样不在乎的人，说他粗心大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同样，推断出一个继承了这样贵重手表的人，肯定也继承了很多其他的好东西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他的推理。

“在英国，典当商有一个惯例，每当他们收到一只表，就把当票的号码用针尖刻在表盖的里面，这比贴标签更方便，也免去了号码丢失或弄混的危险。我用放大镜在他的表盖里发现了不少于四个这样的号码。第一个推论就是，你哥哥常常穷困潦倒，附带的推论是，他有时也会很有钱，否则他就不会把手表赎回来了。最后请你细看一下这个有锁眼的表盘，锁眼周围有上千的刮痕，这些都是被钥匙划的。一个清醒的人插钥匙，又怎么会留下这么多凹槽呢？而你要想在一个醉汉的表上找不到这些划痕也很难。他晚上上发条，手腕又颤抖，所以才留下了这些痕迹。这里面又哪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呢？”

我答道：“确实是再明白不过了。我很后悔刚才对你的不敬。我本应该对你的超凡的才能有更大的信心。请问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正在调查的案件？”

“正是因为没有，所以我才注射可卡因。如果不让我动脑，我简直就活不下去。除了这个，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你站在窗子那儿往外面看一下，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沉闷而阴暗啊！你看那黄雾一直滚过大街，飘过那些暗褐色的房屋屋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无望更平凡的呢？医生，就算一个人充满精力，如果没有地方施展又有什么用呢？犯罪是很平常的事，生存也是很平常的事，所有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都可以说是很平常的。”

我刚张开嘴准备回答他那偏激的言论，伴着一声清脆的敲门声，我们的女房东走了进来，她托着一个铜盘，上面有一张名片。

她对我的朋友说道：“一位年轻的女士想见你，先生。”

“玛丽·摩斯坦小姐。”他读着名片，“嗯！我不记得这个名字。哈德逊太太，请她进来吧。医生，你先别走，我希望你留在这儿。”

二案情的描述摩斯坦小姐步伐坚定地走进房间，外表沉着镇定。她是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身材娇小秀丽，戴着手套，穿着非常得体合身。但是她服饰的简单朴素，表明她生活上有一点儿拮据。她的衣服是浅灰褐色的，未加任何装饰之物，戴着一顶同样浅灰色的头巾，边缘上插着一根白色的羽毛，多少增加了一点儿明亮的色调。她面貌既不突出，也称不上美丽，但是却很甜美可爱，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看起来非常有神。尽管我也曾远游三大洲，见识过很多国家，见到过的女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副优雅和敏锐的面容。我看到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来的时候，她嘴唇战栗，双手颤抖，表明她内心里是多么的激动。

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见您，是因为您曾经帮助我的女主人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了一件家庭矛盾。她对您的帮助和本领深为感动和折服。”

“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是帮过她一点儿小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件案子其实是很简单的。”

“她可不这样认为。至少您不能说我要求教您的这件案子是简单的。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案子会比我的更加离奇，难以解释，比我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福尔摩斯搓了搓手，眼睛闪闪发光。他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他轮廓鲜明似鹰一般的脸上显出专心倾听的样子。

“说一说您的案子吧。”他用正事的语气说道。

我觉得我在这里不太好，所以站了起来，说道：“请原谅我先走一步。”

令我诧异的是，这位年轻小姐却伸出她戴着手套的手留住了我。她对我的朋友说道：“您的朋友如能留下来的话，或许也可以帮助我呢。”

我只好又重新坐进椅子里。

她继续说道：“简要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英国在印度驻军的一名军官，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把我送回了国。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在英国也没有什么亲戚，所以我父亲把我送到了爱丁堡的一个环境很好的寄宿制学校。在那儿我一直待到十七岁。1878年，我父亲获得了十二个月的休假，他回到了英国。那时他已经是军队里的一名上尉了。他从伦敦给我发了封电报告诉我，他已经安全地到了伦敦，住在朗哈姆旅店里，并要我马上赶去见他。我还记得他的电报里充满了关心和慈爱。一到伦敦我就坐车赶去朗哈姆旅店。别人告诉我说，摩斯坦上尉确实住在那儿，但是他前一天晚上出去了，还没有回来。我等了一整天都没有他的消息。一直等到晚上，旅店老板建议我去报警，于是我就报了警，并且第二天早上在各个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可是我们的寻找一点儿结果都没有。从那时起到现在，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那不幸的父亲的任何消息。他回国本来是希望幸福地安度晚年的，没想到却……”

她摸着喉咙，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福尔摩斯打开他的笔记本问道：“那天日期是多少？”

“他是1878年12月3号失踪的——离现在差不多有十年了。”

“他的行李呢？”

“还在旅店里，里面也没发现什么可以作为线索的东西——只是一些衣服和书，还有相当多的安达曼群岛的古玩，他曾在那儿当过监管囚犯的军官。”

“他在这儿有什么朋友吗？”

“我们只知道有一个——舒尔托少校，他和我父亲曾同在驻孟买的第三十四步兵团。这位少校前些时候刚刚退役，他住在上诺伍德。我们当然和他联系过，但是他甚至不知道我父亲已经回到了英国。”

“真是一个奇特的案子。”福尔摩斯说道。

“我还没有告诉你最奇特的事呢。大约六年前——准确地说是1882年5月4日——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查找玛丽·摩斯坦小姐的住址，还说如果她回复的话，只会对她有好处不会有任何坏处的，广告上没有署名和地址。我那时刚到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家做家庭教师。根据她的建议，我在报纸的广告栏里刊登出了我的地址。当天我就收到了一个别人从邮局寄给我的小纸盒，里面是一颗很大的、很有光泽的珍珠，盒子里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从那以后，每年的同一天我总会收到一个相似的纸盒，里面有一颗相同的珠子，而且总找不到邮寄者的任何线索。专家鉴定之后，说这些是很稀有的珍珠，价值也很高。你们自己看看，真的很漂亮。”

说着她就打开了一个扁平的盒子，我看见了生平仅见的最好的六颗珍珠。

福尔摩斯说道：“您说的事还真是有趣，还有别的什么奇怪的事吗？”

“是的，就在今天早上我收到了这封信，这就是我到这里来找您的原因，请您自己看一看吧。”

福尔摩斯说：谢谢您，请把信封也给我吧。邮戳，伦敦西南区，日期，7月7日。嗯！角上有一个人的大拇指印——可能是邮递员的。纸质很好，信封是六便士一包。这个人倒是很挑剔，没有写明地址。‘请于今晚七点钟到纳西姆剧院外面左边第三个柱子那儿等候。如果您不放心，可以带两位朋友来。您受的苦难将会得到补偿。请不要带警察来，否则我是不会和您见面的。您的不知名的朋友。’“啊，这可真是太神秘了！摩斯坦小姐，您打算怎么办呢？”

“这正是我想要请教您的。”

“那咱们当然要去了——您和我，还有——对了，还有华生医师。那个写信人说可以带两位朋友，他和我一直都是在一起合作的。”

她表情里带着恳求地问道：“可是他愿意去吗？”

我热诚地说：“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的话，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她答道：“真是太感谢二位了。我也没有别的可以求助的朋友。我六点钟赶到这儿，可以吗？”

福尔摩斯道：“只要不再晚就行。可是还有一点，这封信和珍珠盒上的地址的笔迹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