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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作者: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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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又率兵南下去了瞻对,驱逐驻瞻对藏官藏军,将被噶厦政府占据几十年的瞻对地方收归四川。

瞻对,这个铁疙瘩就这样融化了。

终于要革新了清王朝最后几年的时光里,还有几位地方大员在其将近油尽灯枯时,想在藏区有所作为,而且,其中两位还都与瞻对地方发生了关联,所以值得细说一番。

一位叫作凤全。

先说说凤全没有出台前,清廷这时也逐渐意识到,靠沿袭清代开国之初依靠地方豪酋和扶持宗教势力,而对社会形态不予任何改变的老方式,要维持川康藏区社会稳定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整个藏区,由清朝着意扶持的宗教势力尾大不掉,越来越难以节制。在川属土司地界,特别是与瞻对相邻的各土司地面,相对土司力量的衰微,宗教势力,特别是格鲁派寺院的力量却空前增长。一些地方,寺院凭借其实力和西藏宗教集团的特殊联系,其实力与影响已远超于土司的世俗权力之上。清廷官员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改变藏区这种局面,唯一的途径还是施行新政,发展工商,改造社会。而在川边藏区,无论是土司还是寺院集团根本没有自我进行社会改造的任何愿望。内部没有自新的意识,只好由外部力量主张社会改良,以图挽救藏区社会的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人向清廷献策:改变川藏危局的办法,是在川属土司地面“因垦为屯,因商开矿”。

朝廷随即降旨四川总督锡良,要他“察看情形,妥筹具奏”。

不久,锡良上奏说:“川藏急务非屯垦商矿所能解其危迫。”意思是说,无论西藏,还是川属土司地面上很多火烧眉毛的事,并不是长时间才能见效的垦殖土地开发矿山这样的举措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地方大员对这种不能立竿见影,施行起来又有百般困难的事情没有积极性。锡良在清末新政中还算是个颇有作为的人物,在四川总督任上,他在汉区积极兴办现代学堂,选派青年学子留学国外,颇有政声,然而面对川属土司地面的乱局,却也缺乏信心。

不久,一个积极的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凤全。

1904年,凤全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几个月前,朝廷面对英国在西藏方面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西藏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有效节制的情形,预见到或许还会有迫不得已对西藏用兵的一天,便下旨将本来和驻藏大臣一起驻在拉萨的帮办大臣移往川藏间的察木多,以便于在川藏之间“居中策应”。

当年八月底,凤全前往察木多赴任,到达打箭炉时,又接到清廷的谕旨。大意是说,我大清朝据有藏地已经两百多年了。近来英军入侵西藏,意在胁迫我朝订立分疆裂土,强制通商的条约。形势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接下来西藏的局面如何已经很难预料。朝廷以为,此时稳定川藏的关键只有练兵兴武,才能稳固边疆,但这一切都需要有充足的财力。因此要凤全到任后对当地土地进行切实勘探,选择合适的地方屯垦畜牧,所招垦民亦兵亦农。并要他酌情招工开矿,以使军饷来源充足,并期望他“尽力筹划,不避艰难,竭力经营”。

那时,正是英军一路奏凯,进军拉萨的时候。清廷不知道英军真实意图何在,不得不做如果失去西藏而以川属土司地区为四川、云南等省屏障的打算。

凤全接到谕旨很受鼓舞,认为朝廷的决策正与自己的设想一致,下决心要在任上大干一场。

人还在赴任途中,凤全就开始组建一支新军。这支新军要配备新式武器,以现代训练方法操练。一来可以此力量制衡地方上土司与寺院势力,以便专心屯垦等事务;同时,一旦西藏有事,可以就近增援。

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在川属土司地界任职八年,对当地社会状况相当熟悉,建议凤全招募明正土司辖地内的藏民为兵,说他们土生土长,吃苦耐劳,又因靠近内地而比较开化。凤全当即下令明正土司选送两百名藏族青年,集中训练。十一月,凤全上奏:“行抵炉厅,酌量招募土勇,克期出关。”

得旨:“著即认真训练,务期得力。”

在打箭炉做了这些准备,凤全才离开打箭炉,往里塘、巴塘而去。此时,已是青藏高原上横断山区的严冬,一路随处可见冰霜寒林,满目荒凉。只有巴塘在一个小盆地中,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地势宽阔,还有很多未开垦的荒地。此前,四川总督锡良已命人在那里试垦荒地三百余亩。凤全到巴塘时,虽然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但蔬菜还一片翠绿。他驱马察看一番,发现仅此一处,可垦荒地即有五六千亩。于是上奏朝廷,说他正在巴塘筹备屯垦,如果这时到察木多,路远很难兼顾,请求先在巴塘留驻半年,“以期办事应手”。

清廷不同意:“著仍驻察木多妥筹办理。”

但他还是在巴塘留驻下来。经考察后,请四川总督锡良将驻扎打箭炉以西的清军两营中的老弱病羸者裁汰,将余下的精壮士兵合为一营,加上他招募的新军,共计一千人,分驻炉霍、巴塘、里塘和察木多四处地方,七分力量用于防务,三分力量用于垦殖,并下达当年开垦荒地一千亩的任务。在他计划中,这样逐年增加垦地数量,几年之后的收入,便可支应这支军队的粮饷。

布置完垦务和新军训练,凤全又前往里塘考察。里塘是高原上的高原,川藏大道常被“夹坝”梗阻的地方。当年,朝廷设置的正副土司二员,此时早已衰弱不堪重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地寺院势力日渐强盛。

那时的里塘全境,总人口才6500余户,寺院喇嘛数却达到了3800之多。当年里塘缴纳给政府粮税折银不过450两。同时,境内百姓却要供给寺院衣单银600两、粮1750石、牛470头、酥油近千斤。平时各种无偿劳役差使还不计算在内。在里塘这种气候严寒,生产方式极其原始的游牧之地,这样的经济与劳役负担真使当地百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寺院势力膨胀后,还干预地方政治,挟制土司,进而包庇纵容“夹坝”,使一度安静的川藏大道抢案频发。往来商旅,想安全通过里塘地面,要向寺院上供,寻求保护。官兵追捕“夹坝”,半数都逃往寺院中躲藏。凤全到任前一年,甚至发展到当地寺院聚众闹事,要挟撤去驻守各驿站的官兵,“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带兵剿办,将为首滋事之堪布歼除,其势稍敛”。

“其势稍敛”,也是奏文中的说法,其后不久,这条路上又出事了:“近又有法司铎蒲德元被劫之案,幸未伤人。”

这回“夹坝”的对象是外国人,在清代就更是了不得的大事了。

早在咸丰年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就在打箭炉修建天主教堂一座,继而又深入巴塘,以及与巴塘相邻的云南维西一带活动。同治年间,即已在巴塘地区建成两座天主教堂,继而又在与巴塘相邻云南藏区的维西、茨中、盐井等地建起天主教堂。所以,巴塘、里塘一带川藏大道上常有法国传教土过往。

凤全在奏折中说,“该处黄土岗、干海子一带,为夹坝出没之区”。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的瞻对故事就是从这一带地方的海子塘开始的。一队换防的官兵在此被“夹坝”抢劫,引起清廷在乾隆年间第二次征剿瞻对的战事。时在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之后,时间已然流逝了一百多年,但社会状况似乎还停留在原点。时间白白流逝,老套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不断循环。话到此时,当事各方孰对孰错,是是非非,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充满悲剧感的,是历史的停滞。有宇宙之时,就有了时间。有时间就有了地球的历史,有了人类的历史。时间的意义不在于流逝,时间的意义是其流逝之时,社会的演进与进化。但在我们这个故事中,几乎充满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戏剧要素,但单单缺少一个主题词:进化。

也许,当初康熙乾隆们的设想,就是让这个世界永远处于社会进化的历程之外,永远是落后与荒蛮的状况,以便于王朝的统治。乾隆在阐述其对藏政策的《喇嘛说》一文中说,这种政策的核心叫“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却没有想到,与世界大势不相协调的落后封闭局面,也自有一种破坏性,堕而向下的力量。

凤全上奏:“拟请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期,暂停剃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饬令家属领回还俗。奴才一面严谕土司堪布,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别建小寺散住梵修,以分其势,请一并饬下理藩院核议施行。如此办法,二十年后喇嘛日少,百姓日增,何至比户流离,缁徒坐食,有土有人之效,可立睹也。”

对凤全此奏,京城里的皇上皇太后没有表示态度,依然不慌不忙,只让“该衙门议奏”。也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相关部委,要他们拿出意见。

皇庙也造反凤全在打箭炉停留时,听说附近惠远寺旁泰宁地方河流中富有沙金,雍正初年抚边大将军年羹尧出兵驱逐入侵西藏的准噶尔人,途经泰宁时就曾在那里招夫开采,所得颇丰,便与打箭炉同知刘廷恕会商“招工开厂”,采淘黄金。同时,四川总督也催令打箭炉开办金矿。凤全到巴塘开始垦殖时,打箭炉厅派员到泰宁踏勘金矿。此举招致惠远寺堪布不满,便以开矿破坏风水为名煽动当地民众阻止。都司卢鸣扬前往开导,被击毙。骚乱进一扩大,乱民烧毁民房三百余间。清廷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军进剿。

这座惠远寺本是清朝雍正年间所建的皇家寺院,这时却率民反对朝廷新政。

雍正年间,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藏区秩序十分混乱。雍正七年,为保障从里塘地方选出的七世达赖喇嘛的安全,清政府专门拨出库银,建成该寺。寺院占地五百亩,修建僧舍一千余间。寺庙建成后,雍正皇帝钦定寺名,亲书匾额曰“惠远寺”,并迎请七世达赖喇嘛来该寺暂时居住。七世达赖喇嘛驻锡该寺达七年之久(1728—1735)。西藏安定后,雍正皇帝才特派其御弟,时任理藩院主事的果亲王,和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将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到拉萨。行前,七世达赖喇嘛要求惠远寺由他继续管理,得到朝廷允准。七世达赖遂留下堪布一名,喇嘛七十多人礼佛诵经。清廷又从明正土司辖下划百姓数十户为寺院差民。此外,清政府每年支付白银七百七拾两,作为该寺的香火钱。以后历任惠远寺堪布都由西藏方面委派。

我们的瞻对故事,也与该寺发生过关联。乾隆年间,清代第二次用兵瞻对,战败的瞻对土司班滚潜逃多年后,就出现在这个寺院。并由该寺堪布代为向清廷表示悔罪,乞罪免死,得到允准。

五年前,我从德格到康定,因公路翻修,阻于道孚县境的八美镇。我得暇前往几公里外的惠远寺。那一天,风和日丽,草地青碧,寺院安静无声,大殿后方的蓝空中停着白云团团。我在寺门前读碑,是雍正年间该寺落成时的御赐碑文。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碑上字迹已经模糊漫漶。然后,又驱车到对面小山冈上,在一片白桦林中享受阴凉。小山前,一片沃野平畴,麦子正在熟黄。麦地中央是一个宁静村庄,十一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眼前这个村庄。可惜这位达赖喇嘛活到十八岁,刚到亲政年纪就神秘暴亡。历史没有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想,假如这位出生于皇寺所辖村庄中的达赖喇嘛得以亲政,会如何行事,影响所及,西藏乃至川属土司地界,又会有怎样的情形。

清廷以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始,其势力得以深入西藏以致藏区全境,接下来,维持对藏区的统治,也以扶持格鲁派为主要手段,开始阶段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两百余年,世界大势与社会状况都发生巨大变化时,后继者毫无觉察,只知陈袭旧规,却因教派势力的雄强而渐渐失去对藏区的有效控制。惠远寺此案,就是一个例子。寺院反对采矿,自有其行事与情感逻辑。但对清廷来说,自家修建的寺庙,使着自家每年颁给的香火钱,而倡民作乱,反对自家开矿,当然是清廷治藏政策失当的一个小小的,但却是十分清晰的佐证。

而驻藏区清军,纪律松弛,鱼肉乡里,骚扰百姓已非一日,进剿泰宁,战胜后也在惠远寺大肆抢掠。所以,乱平后清廷一面下旨赏助战有功的明正土司以总兵头衔,一面将“纵兵抢掠之靖边营管带已革知县穆秉文发新疆充当苦差”。

泰宁金矿乱平后,又查得这事不但关涉惠远寺堪布,还有驻瞻对藏官在背后唆使,这不得不引起清廷的警惕。噶厦政府控制瞻对一地,但其影响所及却远远大于瞻对。此时清廷担心英军入侵后,失去西藏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瞻对。更有理由担心,到了那时,瞻对于四周的土司地面,怕是会有更大更坏的影响。于是,为稳固川边,下旨四川总督锡良、驻藏大臣有泰和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三位地方大员:“西藏地方危急,请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对收回内属。”

凤全行动迅速,当即派员前往瞻对考察民情,了解当地头人、百姓和藏官对于改土归流的态度。调查结论是当地头人和百姓都情愿回归川属,藏官则表示去留只听从噶厦政府命令。也就是说,没有噶厦政府的命令,他们绝不会撤离瞻对,而噶厦政府是绝对不会下此命令的。想当年清兵征瞻对,藏军大败,清军完胜,噶厦政府都从清廷手中收回了瞻对,重新派官统治。现在清廷危机四现,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噶厦政府岂会甘心将此地拱手送还?

见此情形,凤全便敦请四川总督锡良,希望他派兵强行收回瞻对。锡良却并不急着动兵,只是告诉凤全,正在筹集二十万两银子,准备偿付藏军当年出兵收复瞻对的军费。

凤全又致书驻藏大臣有泰,请他在拉萨就近多做工作,说服噶厦政府放弃瞻对。

殊不知有泰此时在拉萨正焦头烂额,面对英国军队入侵,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等种种复杂局面无所措手,哪里还有心管瞻对的事情。所以,有泰回复凤全说,他赞同垦荒练兵,以此威慑西藏,却不赞成收回瞻对,“以大局而论,示以天威则可,失此大信则万万不能”。

凤全并不因为驻藏大臣有泰是正职,而自己只是帮办而屈从听命,致信有泰时针锋相对,说收回瞻对不存在失不失信的问题,因为瞻对划归西藏,原是为偿还兵费,藏官“岁收瞻民赋税九千余两,迄今三十余年”,早超过应收军费了。所以,“瞻对应收不应收,惟问贵大臣。西藏自主之权能终保不能终保?若能终保,则瞻对之收回可缓议也”。也就是说,他和朝廷此时力主收回瞻对,是因英兵已抵西藏,“一经立约,枝节横生,再议收回瞻对,噬脐之悔无及也。瞻对四旁皆川边土司,赏还达赖,譬如幅帛抽心,不成片断,一旦有事,不惟门户不清,亦且防守无据”。

结论自然是:“藏亡而瞻对亦亡。”

泰宁金矿事件后,四川总督锡良上奏,说到金矿事件的原因,将此事件看成与朝廷欲在瞻对改土归流有关:“瞻对改土归流,泰宁寺(即惠远寺)喇嘛煽乱,枪毙弁兵。”

朝廷下旨却奇怪,不让四川总督办理,而是“著凤全就近剿办”。对凤全来说,手里的新军还没有练成,朝廷又不派兵,如何就近剿办。

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是他去剿办别人,而是他的改革必然触动到旧制度的命门,人家要起而反抗,来办他了。

巴塘死了凤大人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四川总督观望不前,驻藏大臣有泰明确反对,凤全计划中的新军还远在康定编练,他身边只有一支百余人的卫队,自是孤掌难鸣。瞻对改土归流,事情没有真正着手,他就把动静闹得很大,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

吴光耀《西藏改流本末纪》中说:“当是时,收瞻对改流议传遍草地,夷人咸愤怒,凤全不知变计。”

吴光耀清末时也在四川为官,曾任职于四川总督衙门,和凤全是同时代人。所著《西藏改流本末纪》,虽然态度趋于保守,但所记事实应该还是可信的。他说凤全“强抗开爽,能吏也。苦不学,好谑侮人”。意思是说,凤全性格强悍爽快,是个能干事的人。但学问和修养差,不尊重人。不尊重人这个缺点,到了藏区,加上他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就更加膨胀。吴光耀记他“在巴塘亦以旱烟杆热窝击土司头,曰:‘此头在尔身能几时?’土司或受朝廷一品封红顶花翎,夷人之小君长也。大臣向务柔远人,恒以均礼。凤全独廷辱之,于是夷人益怨愤”。

“明年正月春,夷人流言愈狂悖。”

他要垦地开矿,当地就传言,“夷人服事大皇帝数百年,大皇帝故爱厚夷人,何来钦差夺我矿地,夺我垦地?”

他在巴塘操演新军,当地又传言,“大皇帝兵何来洋装,是洋钦差,非大皇帝钦差”。

并公开扬言:“夷人当为大皇帝杀此人。”

巴塘丁林寺更提出,要他收回每寺只给三百名喇嘛名额等限制寺院的命令。

凤全自然不会听从。

于是,从1905年,巴塘乱发。三月,“丁林寺始抢垦场兵”,“杀法教士”。

丁林寺,是格鲁派在巴塘的最大寺院,时有僧人一千五百余人。

“四月二日,烧载石洞垦场,遂烧教堂。凤全居粮台……夷人三千余围攻粮台,枪石如雨,彻夜不绝。知县秦宗藩知事已不救,独出粮台开导,死之。参将吴以忠领炮队亦死之,卫队伤亡二十余。夷人伤亡百余。”

凤全退居正土司官寨,“使告夷人解散赦罪”。

凤全更不知道,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和副土司,也怕他在巴塘的种种举措危及自身利益,见此情形,只是一味劝他离开巴塘。这时凤全身边只有一百多名兵丁,事变发生之前,他见巴塘局面一天坏过一天,就多次向四川总督和打箭炉催请调兵,但直到乱发,局面不可收拾,也未见一兵一卒前来增援。凤全见状,不得已只好答应离开巴塘。

四月五日,凤全一行动身离开。行至距巴塘五里处一个叫鹦哥嘴的地方,便中了早已设下的埋伏。“伏发,夷人隆本郎吉枪凤全中脑后,喇嘛阿泽就而戕之。取其顶珠翎管。巡检陈式钰、县丞王宜麟赵潼、千总李胜贵卫队五十余人同时被戕”。

之后,又上演一番官场故事。

巴塘案发,清军近在打箭炉等地,凤全也曾请求援兵,但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因何按兵不动?这一件公案当时就莫衷一是,至今也各有说法。还有一则公案,凤全到巴塘,无以为居,便驻进粮台。当地粮员吴锡珍让出住房后,另择民房居住。所以事发之时,这位吴粮员匿身于寄住的藏民家中,没有陷入包围。这也是情理中事,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事变之后,死去的凤全从生前颇有争议的人物摇身变为一个死于国事的英雄,吴锡珍作为巴塘乱后少数的幸存者,需要出来说明自己在事变中的表现。

大部分记巴塘事变的书都说,凤全临离巴塘前,吴锡珍推窗望见凤全正要离开土司官寨,便不顾房主劝阻,冲出房屋,拦住凤全的轿子痛哭劝阻,但凤全不听。于是吴锡珍要求随行护送,凤全见他衣冠不整,命他回去穿戴整齐,戴上官帽再来。等他收拾妥当后,凤全一行已经去远,而他又被用作乘骑的骡子踢伤,以致不能前往追赶。

这个故事中,凤全要粮员正了衣冠再一同上路一节,在一个英雄故事中正是一个动人的细节。所以,很少有人质疑,而是作为一个传奇故事中的生动细节一再被人重复提起。

但作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吴光耀在《西藏改流本末纪》对此却有质疑。他说,“吴粮员实无土司官寨挽留之事”。根据是“予在营务处,见吴粮员报凤全死事,前后两禀歧异,皆极力摹写急迫不及救护之状”。

初禀曰:“跣一足,提一袜,造钦差之所居挽留,钦差令且著袜。”

后禀易为:“钦差所居,夷人攻毁,痛哭不得往见,派人为钦差请安。”并明言“前数日已为夷人隔绝,汉官不得往来相见。是时夷人巴塘劫杀,横暴市间,睚眦之怨不能免”。这是说,变乱一起,乱民横行,不但劫杀汉官,就是平常民间积累的仇怨,也在这时趁乱报复。这样的情形,吴粮台孤身一人,怎么可能跑到被乱民包围的钦差跟前?

吴光耀说:“吴粮员习气油滑见于文牍,非赴难之人也。”

中国社会,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干一番大事,往往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反而时时被吹毛求疵。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极欢迎别人成为烈士,一旦成为烈士,又唯恐其人格不完美,愿意随时替这个传奇增添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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