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主张收复瞻对的鹿传霖早已做好准备，得了命令马上进攻。

“将朱倭逆寨、瞻番新寨攻破，惟瞻逆则忠扎霸乘间逃遁。”鹿传霖随即下令提督周万顺率军追击，同时调集明正、里塘各土司兵马，“听候调遣，以为后继”。

这时，下了进剿命令的清÷又担心起来，好在有了电报，消息传递就快多了。三天后清廷又“电寄鹿传霖，瞻对之事干涉达赖，恐掣动藏中全局。现在添营进剿能否得手？著鹿传霖随时电闻”。

而鹿传霖思考的已是瞻对的善后事宜，主张“保川图藏”：“拟俟收复三瞻后议设流官”。也就是说，这位励精图治的四川总督已经在筹划战后驱逐藏官，在瞻对等地“改土归流”，建立由朝廷委派流官的行政机构。

此时的清廷对鹿的主张是欣赏与支持的，表扬他“总期自固藩篱，消弭隐患”。

清军攻进瞻对后发现，一年前已由清廷下令革职的驻瞻对藏官对堆多结和夷喜吐布丹仍留在当地，正带领藏军抗拒清军。但在提督周万顺三路齐攻面前迅速败退。而在章谷，夺了章谷土司印信的朱倭土司也战败了，带着章谷土司和自己的印信潜逃。

战事进行顺利。鹿传霖直接向朝廷提出：“统筹川藏情形，瞻对亟宜改设汉官。”

朝廷此时却又犹豫起来，电告鹿传霖：“瞻对用兵系暂时办法，事定之后应否仍设番官，当再斟酌妥办”，“不能因此严责喇嘛，转生他衅也。藏事棘手，该督等当通盘筹计，切勿鲁莽”。

奏报往还之间，周万顺所带汉、土官兵正一路苦战，逼近了如今新龙县城所在的中瞻对，藏官官寨所在之地。此地在雅砻江西岸，东岸一山壁立，直逼江边，有一座跨江桥梁通往对岸。我到当年这爆发恶战的旧地，与当日不同的是，当年的藏式木桥，已被一座可以对驶卡车的水泥拱桥所代替。桥变了，地理状况并未改变。江西岸山势稍缓，江岸边一片倾斜台地，藏官衙门和藏军堡垒就位于这片台地之上。藏军深沟高垒，要在此与清军决战。战事是新的，对手也是新的，情势却与此前几番攻瞻过程几乎雷同。“逆巢有新旧大寨两座，形势毗连，均极高峻险固，新旧大寨之外，三面环列小碉十七座，贼自焚其三，其余棋布星罗，互为犄角”。除此之外，寨之右山有哨碉三座，形如品字，为新寨之屏蔽。其新旧两寨之前，复有水碉四座，相为犄角，真是易守难攻之地。更困难的是，清军在东岸，藏军败退时，已拆毁了通向对岸的桥梁。前线清军一面赶造牛皮船，“以洋枪沿岸轰击”，掩护强渡，一面从上游距中瞻对近百里处的波日桥渡河迂回，终于将中瞻对藏军围困起来。

在前线领兵的周万顺战术娴熟，“赶造极厚木牌以御枪石”，并开挖地道，深抵寨墙后，才激励将士发起进攻。鹿传霖在其奏章中详细记载了战争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彼时战争活生生的细节。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黎明，攻击驻瞻对藏军中心据点的战斗正式开始。

“周万顺新督各营开队前进，直攻第一水寨，贼用枪石轰击，我军以木牌自卫，鼓勇直前。旋前旋却，直至昏夜，始抵寨根”。鹿传霖还留下了那些低层军官的名字：“曹怀甲、朱兰亭、马骥、李朝富、鄢明庆等，各率所部勇丁四面攻击，哨弁陈有珍督率勇丁、矿夫开挖寨墙，寨上枪石如雨，继以沸汤，附近贼寨复以枪炮环击，我军颇有伤亡。新大寨复出悍贼数十，直前援救，陈有珍挥戈陷阵，奋勇抵御，阵斩悍贼多人，贼始败退。”但清军挖掘地道却没有成功，因为遇到了巨石，“时天已将明，我军始退避坎下，朱兰亭及哨弁张玉林均受石伤，并阵亡勇丁一名，受伤者十一名”。

白天休息，二十九日夜，又对这个水寨发起进攻。同时佯攻其他寨子作为牵制，换了一个叫李飞龙的军官带领继续开挖地道。“大寨复来援贼数十，直犯我军，经马骥与哨弁艾荣华、马象乾等分兵迎击，斩贼三人，贼乃遁去。惟寨上炮石如雨，鄢明庆、陈有珍均各受伤，迨至四鼓，始将地道掘成，哨弁陈长信急负洋药二桶装入洞中，燃火轰发，寨墙立圮，我军乘势攻入，立将寨贼焚杀无遗，擒获逃出番妇一名，工曲大头人一名，朱倭大头人一名，乍丫大头人二名，我军亦阵亡一名，勇丁五名。”

这才攻克外围四座水碉中的第一座。

三十日夜，又如法炮制，攻击第二座水碉。不同的是，直到水寨再次被地道中的洋药轰毁，大寨里再无兵出援了。

九月初一，清兵见瞻对藏军注意力都集中在剩余两座水碉的防守上，便出其不意，筹划攻击大寨右山上的哨碉。当天晚上，“令鄢明庆等乘夜率队前往攻扑，曹怀甲、李飞龙及明正土兵同往埋伏接应，是夜二鼓，衔枚急进，直抵贼巢，贼以长矛飞石，直犯我军，李飞龙所部哨弁陈守信伏兵突出，贼不得逞，我军亦多受伤。此碉直立岩际，路极陡险，与新寨互为犄角，时以铜炮轰毙我军，猝难前进，正在相持，忽闻新寨铜炮炸裂，哭声震天，哨弁杨荫棠急放大炮轰击，我军一涌而前挖成地道，急以洋药填入，轰塌碉墙，乘势攻入，将碉内悍贼歼除净尽。哨弁丁玉堂、刘长胜奋勇先登，均受重伤，阵亡勇丁三名，受伤十二名”。而右山三座哨碉这才去了一座。

以后，藏军“守御愈严”，战事陷入胶着，僵持了差不多半月时间，再也未有新的进展。

九月十三日，又有副将陈立纲率援军两营到达，清军士气高涨，周万顺当即命令于白天大举进攻。“分派寿字后营、长胜中营、长胜副中营、新健营分路猛扑，碉内放枪轰击，哨长余凤鼎勇丁一名当时阵亡，游击丁玉堂、龙迎廷均受重伤，众欲退避，哨弁陈有珍，躬冒枪石，奔赴墙下，鄢明庆复自后督队，众始奋勇扑拢，力挖墙脚，各营枪炮环施，他寨之贼不敢出援。相持两时之久，碉壁挖穿。陈有珍急负洋药安放洞内，滚岩而下，俄顷火发，碉墙齐摧，守碉悍贼数十人无一脱者。”

周万顺又转而命令攻击水碉。

“此碉本为镇桥而设，极为高厚，左筑深池，右筑围墙，墙外掘有深濠。濠外梅花桩密布，杂以荆棘，韩国秀亲督弁兵，将梅花桩奋力拔去，而墙内伏贼枪石如雨，相持时许，阵亡守备王胜美、把总张仁臣、六品军功马才品三人，勇丁亦多有伤亡，势且不支。周万顺急令外委梁长泰用开花炮轰击，时已亥刻，贼复出队救援。各军奋勇接战，毙贼甚多，纷纷败退碉内，逃出六人请降，余为炮火轰毙，枪炮渐稀。陈有珍即督率勇丁乘势猛扑，跃登围墙，复督令急挖碉墙，大寨之贼迭出救援，均经击退。时至五鼓，碉墙挖至八尺，尚未洞穿，急以洋药轰放，仅去碉墙一角，我军乘势攻入，斩杀殆尽。”

清军暂停进攻，劝藏兵投降。

九月十六日，藏兵放弃外围剩余哨碉和小碉，相继撤入中心大寨。周万顺见劝降无果，“复饬各营进兵取其附近之碉，各营遂率所部四面包抄，齐声呐喊，贼众惊惶无措，坚守老巢。鄢明庆遂率奋勇数十人傍山而行，扑入一碉，始知悍贼逃入大寨，仅余妇孺三人，此碉即为我有。韩国秀、李飞龙各率所部猛扑大寨，寨内枪石如雨，时阵亡把总王怀三并勇丁一名，猝难逼近。李飞龙见附近一碉，枪声稀少，谅无多贼，即率健勇数十人破门直入，碉内仅有数人，跳窗而下，立为我兵轰毙，此碉亦即夺得，正拟进图大寨，适大雨如注，当即收队。计先后夺取五碉，共阵亡弁勇十七人，受伤七十三人，攻瞻之役，此次最为恶战。”

统计战果：“合围两月有余，先后攻破贼碉八座，现仅存逆巢新旧大寨两座，小碉五座。”

藏兵方面，带兵官则忠扎霸兵败章谷后，并没有回到瞻对，失去踪迹。驻守瞻对的是前一年已由清廷下旨噶厦政府要求予以革职的原驻瞻对俗官对堆多吉和僧官夷喜吐布丹。俗官对堆多吉在清军渡雅砻江形成包围前已经逃走，留下其子楞殊与僧官夷喜吐布丹坚守官寨。

楞殊于十三日战死，只剩僧官夷喜吐布丹一人率残兵顽强抵抗。

鹿传霖见此情形，命令周万顺“开导招降，剿抚并施”。

周万顺得令，“派令降番屡次入寨开导，令其献寨投诚免死，贼尚负固不服”。同时还在积极备战，于是“开挖曲折明濠，为攻取逆巢旧寨之计”。

“九月十七日，濠已开成，寨内之贼倍形惶惧，将旧寨器物移入新寨，犹抗不出降。周万顺知其已无固志，十八日清晨，传令各营四面进攻。一面仍派降番入寨，切实开导，晓以利害祸福，许以献寨乞降，准予免死，如敢抗拒不服，即当进攻，破寨定在今日。逆番夷喜吐布丹见事机已急，始派二等番官洽桑巴出寨求见汉官，周万顺当令彭鹤年、周启藩、张志琦及李飞龙、鄢明庆、李朝福与之相见，洽桑巴初犹狡辩无罪，词尚倔强。彭鹤年等历数其苛虐瞻民，蚕食土司，参撤不遵，而复敢带兵越界滋事，拒伤官兵种种罪状，严词诘责，并谕以事已到此，利害祸福，惟其自取，洽桑巴始惧罪战栗。谓以前之事，皆系对堆多吉、则忠扎霸所为，两人早已在逃，夷喜吐布丹不敢抗拒官兵，近日守御，亦系对堆多吉之子楞殊之谋。其人已中炮毙命，夷喜吐布丹现知悔罪，恳求罢兵。彭鹤年等复勒令限三日之内，陆续献出碉寨，不准迁延，可从宽贷。

“洽桑巴往返数回，始于午后大开寨门，将旧大寨献出，寨内番众均已逃亡新寨，财物器械搬运一空，韩国秀一军，当即入居寨内。”

其间，还发生一件事情，清军抓获前来送信的藏兵，搜出一纸“传牌”，内中声称增援瞻对的藏兵一千五百名正在向瞻对进发。但这纸“传牌”印文模糊，也未说明这援军是何人带领，又是从何处而来。清军判断这是伪造，“希以虚声摇惑军心”。后来，这支纸上援兵直到瞻对战事结束，也未见踪影。

闲话表过，再说中瞻对战事。

双方谈判，本来说定十九日藏军要献出五座碉堡，但时限到了，“五碉仍复固守如前”。

周万顺立即命令韩国秀、曹怀甲两营兵排队列阵，摆开进攻架势，再派已降番目分赴各碉继续开导劝降。这时，“守碉各番慑于兵威，知难相抗，亦即陆续缴出器械，先后投诚。即派勇弁分往各碉，共计招降番众男女一百余人，分别资遣散去”。

二十一日洽桑巴再次出寨到清军营中，称迁延不降，是害怕被清军诱杀，并且“因结怨瞻民，深虑报复，恳求酌派兵勇护送回藏”，“周万顺当即宣布皇仁，概为允许”。

“而夷性多疑，终畏诱杀，迁延乞缓，至二十六日夷喜吐布丹率同喇嘛番众妇孺三百余人开门而去，呈缴大炮五尊，放出羁押明正、革什咱、德格、霍尔五土司番众七十六人，当即讯明分别资遣，分派各营移驻寨内，三瞻地面一律肃清。”

不久，朝中就收到前线传来的好消息：“电奏瞻对碉寨全克，逆目遁逃。”

后来又得到消息，逃出的番官则忠扎霸已病死于察木多地方。

鹿传霖尝试改土归流关于瞻对如何善后，鹿传霖先后上奏十数次，力主改土归流，设立汉官。并具体提议将瞻对改设为“瞻对直隶厅”，同时，在章谷土司和朱倭土司地设立屯官两员。

此时，清廷又担心在中央政府与噶厦政府关系已经相当紧张的情形下，瞻对改土归流势必将使局面进一步恶化。“三瞻虽已全克，或收回内属，或赏还达赖，均于大局颇形窒碍，实属势处两难。……倘达赖因此觖望，诸事掣肘，将来印藏勘界一事，更难著手，是收回一说，谈何容易”。但是赏还达赖，清廷也不甘心，“又恐藏番生心，威胁邻境各土司，以致入藏路阻，将来驼只无人供应如何入藏？”

此时新任驻藏大臣文海尚未到达任所，清廷命令驻藏帮办大臣讷钦说服达赖，让藏方退出瞻对，由清廷给予赏银，也就是付清原来所欠征瞻军费，但藏方坚决不同意。

于是，瞻对战胜后，善后事宜却成为一件悬案，久拖不决。

鹿传霖再奏文催促，上面就不耐烦了：“总之，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筹善后，设流官，此保川之计，非保藏之计也。”

鹿传霖只好耐住性子，等待清廷决断。等了一年多，清廷还是举棋不定，难下决断。

驻藏帮办大臣讷钦，虽不能说服达赖喇嘛放弃瞻对，但还是支持鹿传霖的主张，专门上了一折，说“瞻对撤归川属无可疑虑”。时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此后不到一月时间，清朝中央专门管理蒙藏事务的理藩院报告，达赖喇嘛派人到京游说，请求代为上奏，“恳求赏还瞻对”。

此间周万顺所领征瞻对清军，“先派攻剿之四营，弁勇既多伤亡，亦甚疲乏，关外严寒，军士思归”，而瞻对地面“瞻民欢欣听命，从前逃亡者多已归来，惟纷纷控诉番官之凶暴苛敛，民不聊生，求归内属”。在此情形下，鹿传霖以为瞻对地面并不需要留下太多兵力，便奏请把先到瞻对四营撤回，临时委任张继为瞻对弹压委员，统带后来进援瞻对的四营清军，留三营“驻扎瞻对，筹办善后。韩国秀一营驻扎道坞，兼顾章谷、朱倭善后”。

等待清廷决断之时，德格土司派人来到瞻对，向瞻对弹压委员张继陈述冤情。

当地史料说，“切麦打比多吉在位期间，与下属头人发生矛盾，不能行使土司职权，曾请求四川总督派乔姓统领带兵剿办”。

《清代藏事辑要》载有鹿传霖当时上达清廷的奏报，因为记于当时，应该更为确切：“查该宣慰司侧旺多尔济罗追彭错克，其妇本西藏之女，生子昂翁降白仁青，向与瞻对番官对堆多吉交通，因而妇禁其夫而别居，子废其父而自立……苛虐土民，一如对堆多吉所为。”也就是说，清廷册封的老土司，已被由瞻对藏官支持的妻子和儿子夺位，失去土司大权了。清军瞻对战胜后，老土司又听说藏官死于察木多，于是“该老土司迭次派人赴瞻弹压委员张继行营诉陈冤苦，而所部头人等亦均纷纷诣营恳求”。

又查《德格土司世系》，前去告状的应该是德格第十九代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十一岁?，他和其母被贡布郎加掳到瞻对南面扣为人质多年，贡布郎加兵败后，才被藏军解救回德格复职。切麦打比多吉被掳往瞻对的时间是1852年，派人到瞻对弹压委员处告状应是1897年。也就是说，这一年，切麦打比多吉才五十六岁。如此壮年，就被其妻、其子夺了大权，心里自是不甘。

鹿传霖接报，命令张继前往“相机妥办”。

“张继即率师深入险阻，土民牛酒迎劳，因宣布朝廷恩惠，复感激涕零。惟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梗顽如故，尚欲奋其螳臂，纠谋抗拒，不意张继已派营据其腹心。”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该员轻骑驰抵土寨，遂将其母子一并缚获”。

鹿传霖早有在川属土司地面改土归流的设想，此时见德格土司家族因争权内讧，正好借机把德格土司地面也纳入改土归流的范畴。随即上奏：“该老土司自揣衰病之躯，情甘乞退。请将悍妻逆子尽法惩办，谨率全部献地归诚，并将印信赋税册籍等项呈缴。”这到底是事实，还是鹿传霖为实现自己抱负而杜撰的一面之词，已经难以考证。或者他保川固藏心切，虚构老土司情愿献土缴印，自废为民的事实也未可知。但他看川藏大势却清楚明晰，一定要将川康地区北部各土司改土归流，也确实是从国家利益着想。“打箭炉关外诸土司，以德格为最大……袤延于川藏之交，南北五百余里，壤接西宁，东西两千余里，界连三十九族，乃茶商入藏之北路，路途较捷而地势极要，又据金沙江上游，若扼险设防，则边疆愈固。”“该老土司献地归诚，自应俯从所请，由川拣派文武，改设流官，措置周详，深有裨益于全局。现在朱倭、章谷两土司亦系改设屯员，办理已有规模，与此事同一律，而壤地之广大，边防之吃重，尤为过之。”

清廷也同意：“德格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母子，恣行不义，业经委员张继擒获押解炉厅收禁，该老土司头目人等献地归诚，现拟改流设官。”

反对变革的成都将军鹿传霖征瞻对，又收德格，雄心勃勃，风头正健。便引起同为一方大员的成都将军恭寿的不满。成都将军一职，是因为川属土司地面向来多事，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战后专门设置。其职责明文规定：成都将军不管内地州县营汛，专门负责川属各族土司，尤其是川属藏区各土司军政事务。成都将军设置以来，都由满、蒙大员担任。但清廷贵族集团，统治愈久，腐败愈深。以致后来出任成都将军的满、蒙贵族，越来越名不副实，不能胜任其实际职权。琦善之后，瞻对或川属土司地面有事，都是由四川总督刘秉璋、丁宝桢、骆秉章和鹿传霖等出面主持。总督们处理藏区事务时，有时与成都将军通通声气，有时便索性自行处理，只在上奏时署上成都将军的名衔，这差不多已成惯例。那些成都将军住在成都满城之中，吃喝玩乐，也自乐得清闲。

可是，鹿传霖挥兵瞻对，大获全胜，风头正旺，使得时任成都将军的恭寿越来越不满意。查骞所著《边藏风土记》载：“时成都将军恭寿庸且懦，鹿传霖藐之。此次夷务改流诸大计，鹿未尝筹商恭寿同一会衔。恭寿意不解，幕僚咸不平。”

这是说，鹿传霖看不起恭寿，上奏在瞻对德格等地改土归流的设想时，并未与恭寿协商，却署上了他的名衔。恭寿不舒服，他手下的幕僚帮闲们更不高兴。

尤其在得知清廷同意德格改流后，恭寿便发作了，责怪鹿传霖“何以事前并不商知，竟将奴才衔名列入折内，事后始行移知，从来无此办法”。自己也向清廷上了一道《密陈德格改流川边动折》。其实是封告状信。说“张继急于邀功”，鹿传霖“不查虚实”，并因此明确反对改土归流，“各路土司闻之，难免不疑虑生心，潜萌异志，利未必得而害恐滋甚”。

一向怠惰的恭寿，身为成都将军，瞻对一境动荡多年，未见他有什么动作，这回却积极起来，连上奏折，控告鹿传霖对德格土司家族纷争处置失当。

驻藏大臣文海也站在了恭寿一边，上奏说，“鹿传霖饬令将该土司母子解省审办，道路传闻，莫不骇异，以致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

鹿传霖抱负宏大，建功心切，举措上可能真有失当之处。但从川藏长远安定稳固着眼，他的做法顺应大势，无疑是符合历史前进规律的正确之举。

变，各土司失去世袭数百年的尊贵地位与土地人民，自然要感到“不安”。又岂止是感到“不安”！

不变，有清一代，从盛世到衰微，两百多年间，各土司地面又何尝安静过一天。如果不变就能求得安定，也就没有这本书中老套故事一再重演了。

变，“不安”后尚可期待社会进步，长治久安。

不变，无非陈陈相因，继续那些剿抚的老故事，一任土司地面自外于日新月异的世界大势之外，整个世界步向文明，而土司属民仍在蒙昧穷困之中，民何以堪，情何以堪！

清廷通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虽稍有振作，但终究还是以皇家一族之私，面对任何改革的要求，都瞻前顾后，权衡再三，这也是“大局”。为了这个大局，还是反对变革的保守声音更对上面的胃口，更容易在中央引起共鸣。恭寿与文海之流几道奏折下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进剿瞻对胜利后一年，清廷下旨将鹿传霖革去总督职务，召回京城。不只收瞻对归川的计划被中止，在德格、章谷、朱倭三土司地面改土归流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同年十一月，清廷下旨：“前据达赖喇嘛在理藩院呈请赏还地方，并览该署督经次所奏各节，是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尚属可信。朝廷轸念番僧，岂肯以迹近疑似，遽议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对地方，仍著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

鹿传霖不但被罢官，连征剿瞻对都成错误了——“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自然是师出无名了。至此，清朝六征瞻对，数这次最干净利落。大获全胜的原因也很简单，经过洋务运动，清军有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攻瞻之战中最厉害的，就是炸药。但最顺利漂亮的战事，却导致最荒唐的结果。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

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而不自知。

进退失据，在瞻对，也在西藏鹿传霖去职，清廷再次把清军收复的瞻对“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毋庸改土归流”。当然也要做足官样文章，下旨说：“达赖喇嘛当仰体朝廷覆冒之仁，知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