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生葬地探讨之我见

一、《稷山文史资料》第一期刊文1985年5月，稷山县政协首创的《稷山文史资料》第一期，刊登了稷山图书馆赵锡爵撰写的《后稷·稷王山·稷王庙·稷山县名之由来》一文（简称赵文）。该文谈到：“后稷出生在稷山，后稷始稼穑于此，稷王庙和姜嫄庙并排耸立于稷王山之顶峰。还有后稷的陵墓。可惜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山上的侵华日军，拆毁了稷王和姜嫄庙宇，挖掘了稷陵，将遗骨曝弃于山坡，后被当地爱国群众收藏，交给有关单位保存。”

该文是对稷山之所以谓“后稷故里”、“中华民族农业发祥地”的诠释。笔者时任《稷山文史资料》责任编辑，首选此文，以突显稷山的历史地位，顺理成章，意义重大。

同年，5月10日，《人民政协报》登载了《稷山文史资料》刊印问世的报道，举国皆知。

随之，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研究室来信称“得知你县政协主编的《稷山文史资料》第一期问世。其中有关后稷的介绍，这涉及到中国农业发祥地的问题，对研究我国农业极有帮助。恳请你们寄给我们两本。”可见其影响之深之大。

二、刊文引争议出乎意料的是，次年，陕西彬县给稷山政协来信说，他们那里有后稷庙和后稷陵墓，还有后稷教稼等遗址，后稷生长在彬县，那里是中华民族农业的发祥地。

接着，县政协杨海山撰写了《后稷生葬地及其活动区域》一文（简称杨文）。该文引经据典，反复论证，其结论是：“后稷出生于古代的邰国。”他说，后稷母亲是有邰氏女叫姜嫄，姜嫄在野外见巨人脚印，“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名曰弃。”后来，帝尧“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封于邰也。”后稷时代，是母系社会末期，史学家记载以母亲所在的氏族部落为儿子的出生地，是比较客观的。古代的邰国——姜嫄国在什么地方！陕西省今郿县和武功县之间的杨陵镇（东距武功约十公里左右），当是秦以前斄县城所在地，即后稷所生、所封的古邰国——姜嫄国地方。后稷不仅出生在这个地方，而且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故乡因地制宜的耕种，使五谷连年丰收，周围的农民纷纷向他学习请教，尧帝知道后，才举他为农师，封他为后稷。

后稷的本职是“播时百谷”，作为全国最高的农师、稷官，每到一处都给老百姓传授耕种技术。尧、舜、禹三代京都都在晋南，舜和禹的京城离稷神山最近，稷神山下，可能是在舜帝时代选择而且教稼的地方……地以稷名，山以稷名，县以山名，以纪念其始祖在这里教稼的功德。所以，历代相传稷神山是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并非妄说。

后稷埋葬的地方，除陕西彬县一说外，还有两说：一说在稷山县南的稷神山。《山西通志》载：“后稷与其母姜嫄均葬于（稷神）山上。”同治四年《稷山县志》载：“古后稷陵相传在县南五十里稷王山。《碑志》：‘后稷躬耕于此，毙，遂葬焉，”还有人说，抗日战争时期稷陵被人盗掘（被日寇挖掘，笔者注），尸骨扔在山坡。不过，在商末周初，稷神山并无祠庙，只有为祭献而筑起的高九尺、长一丈二的土封，下边压一玉片，以“招神灵”依附，可能到了周成王时，稷神山上建起了稷祠。《碑志》早已无存，不知其记载依何经史。墓内是否后稷，笔者不敢妄断。另一说是《山海经·大荒经》记载说：“黑水青水之间有广都之野，后稷葬焉。”明朝大学者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几近之。”由此我们知道，后稷周弃曾在四川成都附近教民稼穑，死后就葬在今成都西北部。查今本地图，成都市西约50公里处有岷江，溯江而上约50公里，有黑水河流入岷江。可知后稷葬于今成都市西北部当不谬。（《稷山报》2003年3月3l日，第3版刊登过该文）。（《山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5月第3期曾刊登过该文）。

彬县来信对赵文提出质疑，杨文对赵文全盘否定。笔者作为《稷山文史资料》的责任编辑，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百思不解。由于自己历史知识贫乏，加之公务繁忙，无暇深入探讨，故将来信和杨文，一并交给稷山师范原教导主任（高级教师）、《稷师校刊》编辑裴永康老先生，请教其认真研究，深入探讨，并述著文稿，公之于世，以正视听。

三、论证时隔半年，裴永康撰写了《后稷传说浅谈》一文（简称裴文）。该文是对彬县来信和杨文的分析与辩解。笔者将此文交《山西文史研究》编辑部，该刊于当年全文刊载。现择其重要论点如下：

有关后稷的传说，历来众说不一，例如后稷的出生，有的说在稷山，有的说在邰（今陕西武功），还有人说在彬（邠）县。关于后稷的墓葬，也是各持己见，相互争论。

后稷名弃，有邰氏女姜嫄所生；播种五谷，是尧时的农师，教民稼穑有功；是周族的始祖。这是论者所共识的。有人依据有邰女姜嫄“履迹生稷”之说和“有邰家室”之句，断定后稷生于有邰。还有人提出，那时尚属母系氏族社会，后稷既是有邰女所生，以母亲所在的氏族部落为儿子的出生地，是比较客观的。

当时的社会形态，早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入父系氏族社会，由母权制转入父权制。《史记·周本纪》首段就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涉置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盖之。姜嫄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这是后稷诞生的神话，但明确道出姜嫄是帝喾的元妃。这怎么能说当时还是“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呢？所以持母系社会之说而断言后稷生于邰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或曰：稷为周之始祖，周在秦地，他也应该生于秦地，不然的话，“即有邰家室”该作何解释，这种推理不对。周在秦地，这是事实，但其始祖就不一定生在该地。关于这个问题，《史记·周本纪》中也有明确记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这段话除了说明后稷对农业生产的伟大贡献外，特别提到帝尧“举弃为农师”、“帝舜封弃于邰”。这“封”与生迥然不同。因为“弃主稷，百谷时茂，”所以封弃于邰，令其开发西土，发展其母亲故乡之农业。“即有邰家室”，人们应为“就在有邰安了家”或“后稷到邰地成了家。”“安”也好，“成”也好，都是说他到邰地后在那里才“有”了家。如果说他生于邰地，原来就有家，岂不就不存在“安家”或“成家”的问题了吗？因此，“即有邰家室”正好说明后稷不是生于邰地。

豳（即彬）地，后稷的五世孙庆节才迁于此，怎么能说后稷出生在这里呢？《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即彬县）。”这不是后稷非生于豳的证明吗？“古公旦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所以周族在豳的遗址，不是其后代为祭祀其始祖后稷而建，就是国人为纪念后稷、公刘、古公旦父而建，绝不能作为后稷葬于邰地的依据。

后稷既非生于邰，又非生于豳，那究竟生于何处？愚意以为生于稷山，再具体说生于稷王山附近。

黄河中下游，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据史书记载，黄帝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附近），初都涿鹿，后迁有熊（今河南新郑），颛顼帝都丘（今河南濮阳），帝喾都毫（今河南商丘附近），尧都山西平阳（今临汾），舜都山西蒲坂（今永济县西），禹都山西安邑（今夏县西北）。足见后稷生活的年代，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特别是河东大地，乃是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人才辈出的地区。《春秋元命苞》载：“周先姜嫄履大人迹于扶桑生后稷。”这“扶桑”不可能是日本，但指东方是无疑的。

在东方的国土上，与后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只有稷山了，这在全国怕也是唯一的了。

稷山在唐、虞、夏、商时代均属畿甸地（天子直接领地）；周属晋国；邑为高凉；隋开皇间，以稷王山在境内，故改名为稷山县。《稷山县志》云：“稷邑为古高凉地，背藐姑，右玉壁，据稷峰以为障，连汾水以为襟，俗尚淳朴，勤稼穑。”又云：“邑以稷山名，以后稷始播百谷于此也。”《辞海》中解释“稷山”云：“山名，在山西省稷山县南，跨闻喜、万泉、安邑、夏县四县界，一名稷神山，俗称稷王山，相传上古后稷始教稼穑于此，上有稷祠，下有稷亭。”据《稷山文史资料》第一期中说：“稷山县好多村镇当街建有古牌坊，上刻‘后稷教稼之地”（可惜这些古迹均被日寇破坏无遗）。稷邑人民感戴后稷功德之情，可谓隆盛之至。所有这些，都可说明后稷生于稷山。请读者特别注意“始播百谷”、“始教稼穑”的“始”字。始者，开始也。前面引文已“弃为儿时……好种树麻菽”儿时的播种当为开始。儿时在稷山，无疑是生于稷山了。

《山西通志》还载有“稷王山下有蛇虎洞，相传后稷弃于此。”这蛇虎洞在山南面。无独有偶，山的东南面有冰池村（现属闻喜县），村北不远处有冰池，这不正是民间传说的姜嫄弃后稷于寒冰的冰池吗？这些可作为后稷出生于稷王山附近的证明。后人为了纪念姜嫄娘娘，在冰池村建起姜嫄圣母庙。解放前，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日，闻喜靠近稷山一带的36个村社，轮流在这里主持上庙祭祀娘娘。事前还给稷山小阳村（在山背面）下帖，请姜嫄一同前来的族人落户于小阳村的，这种源远流长的，友善的亲戚关系的形成与延续，进一步对问题作了证实。

至于后稷的葬地，史家也有殊议，笔者仍认为是在稷王山。山上高大的墓冢，战前人人得而见之。特别是日寇侵华期间，拆毁了稷王和姜嫄庙等，挖掘了他的陵墓，遗骨曝于山坡，后被当地群众收藏，送交有关部门保存。这遗骨不就是明证吗？！或曰：“那么异地墓冢作何解释？”答曰：“历史上有衣冠冢，疑冢的不只一二人。”或曰：“稷王山上日寇所掘之骨，还不知是何人之骨。”答曰：“历朝历代公认的后稷陵墓中，能有何人之骨？”提出那样的问题，未免过于多疑，过于亵渎。

四、事实证明20多年来，由于《稷山文史资料》第一期刊登赵文之后，引起对后稷生葬之地的争论，笔者一直念念不忘，想深入探讨，终因历史久远，且都属传闻，佐证难求。

可喜的是，今年春节前，突然有蔡村农民秦安良、秦旭茂二人来到寒舍，他们非常热爱对后稷的研究，曾亲临稷王山高峰寻根探究。目睹稷王陵遗址已夷为平地，建起了电视转播塔，现仅存石雕龟碑，置于大楼西侧，龟头断失，龟身断裂，甚为寒心。幸好登峰途中，在万荣三文村见到了老村长秦政才老先生（76岁）。秦老先生对后稷传说知之甚多，除将其撰写的资料交他们复印外，特别说明，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驻扎在稷王山上，拆毁了稷王和姜嫄庙，从庙的神座下挖出石棺一个，内装骨骼一具，抛弃于山坡上，其骨架比现在人长得多。我村秦星焕、薛明华二人从山上背回来，藏于东庙高崖窑洞内。解放后，1953年，县文化馆薛子云将骨骼拿到县文化馆保存。

另外，他们还交给我2008年12月4日《三晋都市报》刊登的记者潘春娟撰写的《后稷被弃闻喜冰池村？龙山文化遗址为传说提供旁证》一文的复印件。全文如下：

后稷被弃闻喜冰池村？

龙山文化遗址为传说提供旁证本报讯（记者潘春娟）史载，后稷的母亲姜嫄外出，发现巨人足印，好奇而踏，遂有身孕。姜嫄以为不祥，孩子出生后，将其弃于水池。池结寒冰，霎时众鸟翔集，羽翼遮护。坐落在稷王山麓的闻喜县郭家庄镇冰池村，相传就是后稷的被弃地。12月3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闻喜普查组在冰池村意外发现一处距今4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这也为后稷被弃于此地的千古传说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旁证。

遗址位于冰池村北约100米处的庙沟边多级台地上。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50米，文化层厚1—1.5米。台地的多级断崖边暴露有灰坑、墓葬、白灰面房基等遗迹现象。其中，白灰面房基是龙山先民们居住的房屋基址，发现有近10处，分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遗址内采集的文化遗物有石斧、石凿、陶器残片、釜灶、敛口瓮、豆和大口罐等。文物专家表示，冰池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了4000年前稷王山麓就有人类生息，而且证明此处当时流水潺潺，草木繁盛，比较适宜人类生存。现在，冰池村中仍存世传后稷被弃的一口冰池。池边一老柳树亭亭如盖，两人合围不拢，其树龄至少在300年以上。

五、结论综观以上各文所陈述的情况，参考有关史料记载，反复对照，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后稷出生于稷山稷王山附近。“姜嫄履巨人迹身孕，居期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山林、冰池而不死。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故名曰弃。”凡论者对这一神话传说，都确信无疑。既然都承认如上传说，但都道不出，说不明弃之于×村的隘巷、×处的山林，那么都认可的冰池在何处？答曰：“在稷山稷王山南麓的闻喜县郭家庄镇冰池村。”从《三晋都市报》记者潘春娟的报道中得知：“文物普查队闻喜组在冰池村意外发现一处距今4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现在，冰池村中仍存有世传后稷被弃的一口冰池。这为后稷被弃于此地的千古传说，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旁证。”（详见前文）。实物完全证明裴文所说“后稷生于稷王山附近”之可信。也说明杨文根据“有邰氏女姜螈”，断言“后稷生于有邰”之说之非了。

二、后稷葬于稷王山。稷王山顶峰有稷王庙、稷王陵，日寇挖掘出的石棺，有后稷的尸骨，至今保存在万荣文化馆。这是铁证。杨文对“棺内是否后稷”持怀疑态度。裴文反问“后稷陵墓的石棺中能有何人之骨。”据此，后稷葬于稷王山上，应确信无疑。那么杨文所说“后稷葬于今四川成都市西北部，当不谬”的论断，当是无稽之谈了。同时，1949年，随军进川的稷山人，在成都居住多年的不少，他们从没听说过“后稷葬于成都附近”的传闻。更令人不解的是杨文还说：“在商末周初稷神山并无祠庙，只有为祭献后稷而筑起的高九尺、长一丈二的土封，下面压一玉片以‘招神灵’依附。”现有史料均查不到有如此记载，是否杜撰很难说清。

三、彬县来信所说：“他们那里有后稷庙和后稷陵，还有后稷教稼遗址”的问题作何解释？我们不否认当地这些建筑和遗址的存在，但后稷陵墓中埋的绝对不是后稷的尸体。正如裴文所说：“历史上衣冠冢、疑冢的不只一二人。”笔者认为，后稷尸骨在稷山，彬县的后稷陵是当时人为祭祀后稷而建的衣冠冢或疑冢而已。

四、近年来陈邦英教授考证甲骨文记载：“现在稷山县境内的这块地方，在远古时就称为稷地。”陕西省著名考古学家尹盛平说：“后稷在关中武功的说法，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欠。因为目前发现的先周文化，时代上限为商二里冈上层时期，年代至多到公刘（后稷的后世子孙）时期，上至周人始祖后稷弃的年代，还差好几百年。”早在隋朝的《隋图经》中就说得很明白了：“稷山在绛郡，后稷播百谷于此山。《左氏传》谓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此也。”《陕西通志》说：“后稷播百谷，独以稷名，其播谷之地亦曰稷山。”（见顾颉刚主编之《古史辨》第二册103页）（此资料系《后稷文化》编辑黄建中提供。笔者注）千言万语，说明了后稷确实生于稷王山附近，且始教稼于此地，死后还葬在稷王山上。作为后稷故里的稷山人，理应牢记后稷功德，隆重祭祀后稷，大张旗鼓地宣扬后稷文化，提高稷山的知名度。将底蕴深厚的后稷文化，与现代科学发展的理念相结合。同心同德，奋力拼搏，锲而不舍地建设和谐美好、繁荣昌盛的后稷故里。

过去我们没有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很遗憾！欣闻县委、县政府已将祭祀后稷活动列入议事日程，建议尽快组织强有力的机构，周密筹划，拿出具体方案，认真贯彻执行。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附注：应考虑将后稷遗骨从万荣迎回，在稷王山复建稷王陵或在稷王庙修建后稷灵堂，请后稷回归故里。

笔者孤陋寡闻，难免欠妥，请批评指正。

作者：裴琛原县政协秘书长刊发于2008年《后稷文化》第10期玉壁大战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魏实权分别落入丞相、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手里，君主不过是傀儡而已。两魏以黄河为界，东魏以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为都，占有函谷关以东原北魏的大部分地区：西魏以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为都，占有原北魏的关中一带。两魏彼此对立，后又分别为齐、周所代，最后齐被周所灭，山西始终是首当其冲的争战之地。

高欢仗恃地广人众、粮足马肥的战略优势，欲一举荡平西魏；宇文泰则尽管僻处关西，人稀兵少，粮秣匮乏，却励精图治，特别是注意一个个战役胜利的积累，信心和实力与日俱增。公元534年，西魏骁将杨（木剽）东渡黄河，巧计攻占了东魏的邵郡（今山西垣曲故城），进入河东（今山西南部地区）。从此，两魏互为依托的关河天险为西魏所独有。这种历史现象颇似前此战国时代秦据有魏的安邑（今夏县西北）而对秦、魏的盛衰存亡攸关一样，如今之于两魏同样是盛衰存亡所系。正因为如此，河东遂成为两魏之间殊死斗争的战略要地。

公元538年（西魏文帝大统四年，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西魏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地处险要，上书请筑城并由河南的恒农（今河南灵宝）移镇玉壁，西魏当局欣然照准，并对王思政“诏加都督汾（治今山西汾阳）、晋（治今山西临汾市）、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诸军事”。王思政何以请筑城玉璧与移镇玉壁？西魏当局又何以大加赞赏和支持呢？只消看看这个要塞所处的地理形势，就可知其原因：玉壁地当今稷山县西南六公里，坐落于汾河下游与涑水河分水岭峨嵋塬北缘。峨嵋塬即地理学上所谓“峨嵋台地”，地处北纬34°52′至35°36′，东经110°20′至111°20′之间运城盆地中部，面积6000平方公里，周300公里，台地略呈菱形，海拔在400米以上，北界汾河谷地，西界黄河峡谷，东、南为涑水河所环绕。台地边缘受流水侵蚀和河流冲刷，形成陡峻的黄土断崖和冲沟，沿河断崖大多在50米以上，整个台地犹如一巨大黄土城堡。台地中央更有两座超过千米的孤峰山和稷王山，东西相对，宛若台地的两只眼睛。占据峨嵋塬，东西可控制涑水河谷的南北孔道，西北则可控制汾河河谷东西孔道，进可长驱突击，退可守险无虞，古来构成西南拱卫长安、东北屏翰晋阳的地理形势。同时，台地地处暖温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盛产粮麻，向为民给军需的理想所在。所以谁占有峨嵋塬，谁就取得了战略主动。如今西魏既进入河东，如欲站住脚进而巩固和发展，则必须守住峨嵋塬——此正是西魏筑城玉壁移镇玉壁的原因；而河东是两魏角逐中东魏的要害，亦其“软腹部”，高欢原对西魏涉足河东早已如坐针毡，今对其筑城玉壁自然更如鲠骨在喉——此正是高欢为拔除玉壁不惜以赌国运的原因。

两魏玉壁之战，先后凡两次，都是东魏攻打西魏的要塞玉壁引发的。东魏军皆由大丞相高欢亲自统率；西魏军首次由东道行台王思政为主将，第二次由晋州刺史韦孝宽为主将。首次玉壁之战发生于542年（西魏大统八年，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初冬。高欢由晋阳麾军沿汾河谷道南下，至绛州（今山西新绛）折西，军势浩大，号称“连营四十里”。高欢兵临城下，软硬兼施，先以授并州刺史劝降，王思政不受；高欢遂围玉壁，连续攻打9日不下，天逢大雪，城外野战，士卒饥冻，死伤惨重，无奈撤军。

公元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