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汤氏就梁启超疑为伪书的根据——“不似汉译文体”——提出译本有二。他说：“刘宋时，《四十二章》犹存二译。一者汉代所译，一者吴支谦所出。别录作者谓此二本少异。汉译文句，想极朴质。而支谦所译，‘则文义允正，辞句可观’。”汉译辞劣，早已亡佚，吴译行文优美因得流传，加之古人写经，不著译人，“而摩腾译经为一大事，因遂误以支谦所出即是汉译，流传至今，因袭未改”。这里，汤氏虽然肯定了摄摩腾译经的事实，但却未提出证据。然而，据此认为梁氏所见本是吴译故说只能“于三国两晋时求之”，还是顺理成章的。所以汤氏又指出《四十二章经》汉译“源出西土，非中华所造”。

第三个方面，汤氏指出《四十二章经》版本有十数种，如前所述，略析三系。丽本出自宋初蜀板。但自明以来，世间流行的主要是宋真宗注本及宋守遂注本，“二者皆失真，经后人所改窜者，而守遂注本为尤甚”。

汤用彤取巴利文佛经与上述各本对照，发现丽本常合乎原本，“守遂本则依意妄造”，“凡此数端，均可确证原译《四十二章经》，实根据印度原文”。而守遂本“则不悉原文，妄加臆测”，“最可异者，不在文字之删改，而在新义之增加”。他撮要列出十条，证明《四十二章经》修加“必是唐以后宗门教下之妄人，依据当日流行之旨趣，以彰大其服膺之宗义”。

他特别指出，《四十二章经》说理平易，既未申大乘之圆义，更不涉老庄之玄致。“现今流行之本，原为禅宗人所伪造。《宝林传》晚唐僧智炬所撰，为造谣作伪之宝库。”“新改之本，不仅加入大乘新义，而其言可与玄理相附会，则宋人已先梁任公先生言之矣。”这不仅说明宋人已注意到改窜之本所增之新义，而且指出，若据改窜之本而言《四十二章经》“为魏晋人伪作，必不可也”。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求证，汤氏认为，《四十二章经》原出小乘经典，与巴利文相合处极多，且与汉代流行之道术均可相通，故“可知非出汉人伪造”。他的考证不仅从文字源流上探索了中印文化的交流，而且从文化背景上肯定了佛教传入的历史环境，《四十二章经》伪书之说也就黯淡失色了。

与《四十二章经》考证不同，汤用彤对《牟子理惑论》的考证，首先辨明作者实有其人，其次考其所载史事“历历与正史相符契”，然后从文中字里行间印证与时代精神的趋合，由此申明《牟子》非伪。

汤氏集中了东西学者对《牟子理惑论》一书的聚讼：疑伪者梁启超、法人Maspero、日人常盘大定；谓真者孙诒让、法人伯希和、周叔迦、余嘉锡。他认真清理比较了上述诸人不同的见解，认为“疑为伪书者，所持理由多不确实”，还援引陈援庵《史讳举例》，证明此书原名《治惑论》，“理”字系唐人避讳改，《牟子》以作者得名。《隋志》注“汉太尉牟融撰”之牟融，“与在灵帝撰论之牟子自非一人”，“汉牟融”三字“自系晚近人所加”。汤氏详细考证不再转述，但他指出，“牟子援引《老》、《庄》以申佛旨，已足征时代精神之转换”，同样说明汤氏不只是在考据之学里兜圈子，重要的还是在于证明佛道向玄佛转化的时代特征。

汤氏对书典的考证，表现在对伪书的探本索源上，又显出其与众不同的特色。他不仅考察了伪书以及学者辨伪的历史，他说：“六朝造伪书之风盛行，亦多伪造之佛典。在道安作目录时，即有疑伪经之发见。”而且他还考证了伪造佛经的原因。他查找史籍，追寻原始：

1.伪造由于神授，常见于史书。如汉建安末济阴丁氏妻中疾，自为胡书，胡人云是经莂；南齐江泌女尼子，九岁至十六岁时出经二十一种；北魏孙敬德，梦见一沙门教诵《救生观世音经》，至刑时刀砍不伤，后此经因名《高王观世音经》等。其实，这与其说是神授，倒不如说是人授，是形式而不是原因，不过是要在伪经上增加一层神秘的光彩罢了。

2.伪造出于欺世诈财。他举例有梁郢州头陀道人妙光，造《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一卷，后梁武帝烧毁其经。此说可与上项互补。

3.佛道争先后邪正而造伪经。王浮之《化胡经》后，又有《清净法行经》、《周书异记》、《法本内传》等。

4.祸乱中多信神求福，人世罪恶受之既切，兵患又感之既深，有正法灭尽，已近末日之感。于是有《佛说决罪福经》（原为一卷，敦煌本为二卷）；《像法决疑经》、《小法灭尽经》或《法灭尽经》、《为法舍身经》等伪经流行。但汤氏说这些“皆浊世必有之出产品”，未免有点危言耸听。其实，这也不过是在人们心无所归的时候，欲迎合世人寻求慰藉而树立起的一种信仰权威罢了。

四、考证道统道统，有人认为系伊斯兰教名词，或以为儒家受佛门影响而起之概念。其原初不可确考。但究其实质，乃学说授受、圣道传续的系统。佛教至隋唐鼎盛，宗派竞起，为了争得和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于是出现了传法的道统。他们常引《付法藏因缘传》及《萨婆多部记》为争法统的依据。他们或以衣钵相传，或以麈尾付嘱，拈花微笑便是带着神秘色彩的传法故事。加之各派为了自张其军，把自己的道统上溯至很久，且羼入了许多真伪难辨的情节。所以，研究佛教史，特别是研究教派史，考证道统则成为首要的事情。它既是对历史的追溯，也是对学术思想的识别和清理。汤氏对佛教道统的考证更是一项艰巨繁难的任务。

汤氏在《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及《中国佛教宗派补论》中详细论证了中国佛教的宗派，他说：在中国佛教史料中，“有所谓‘十宗’、‘十三宗’之说，本出于传闻，而非真相”。并在区分了学派和教派之后，从多方面证实了他的结论。

他指出，十宗、十三宗之说“多系抄袭日本”。据圆珍《诸家教相同异集》云，日本有八宗：南京六宗、上都二宗，即华严、律宗、法相、三论、成实、俱舍、天台和真言。至九世纪，安然作《教时诤》又加禅宗合为九宗。（《大正藏》卷七十五）。至十三、十四世纪，日本华严学者凝然撰《八宗纲要》、《三国佛法传统缘起》，叙述日本自中国传入之八宗，书末又附有禅宗、净土，于是成十宗之说，但于中国则依弘传次第举十三宗：毗昙、成实、律宗、三论、涅槃、地论、净土、禅宗、摄论、天台、华严、法相、真言。汤氏还说明，其中毗昙包括俱舍。

中国史料，在中唐至北宋之间虽无明确记载，但可以从判教中分疏事实。

汤氏引1958年日本出版《敦煌佛教资料》220页无题失名残卷二十二行云“世间宗见有三种”。他考证“此文与八世纪法成、昙旷所言略同，或为九世纪初之作品”，但“可注意者则无成实、俱舍、涅槃等义也”。

至南宋，宗鉴著《释门正统》，志磐作《佛祖统纪》，二人均以天台为正宗，并及达摩、贤首、慈恩、真言、南山五宗和净土之史实。二书均早于凝然。至明天启元年，吹万老人著《释教三字经》只述七宗，“实沿志磐之说，即天台、净土二教及达摩五宗也”。

及至清末，海禁大开，国人得见日本所存中国已佚之佛典，日人之说自此在中国流传。杨文会因凝然《八宗纲要》重作《十宗略说》，此后凝然之说便得流行。

汤用彤以中日宗说之比较告诉我们：“日本与中国之记载差别甚大。”主要是由于日人把经论，如成实、摄论、俱舍、地论、涅槃等学派也视为教派，遂有十宗、十三宗之说。汤氏还指出，若以这些学派为“宗”，那也就不止十三宗了。

汤氏根据宗鉴、志磐之说，认为隋唐佛教宗派除天台外，还有禅宗、华严、法相、真言、律宗和传世甚短的三论一宗，以及流行于民间的三阶教，另有一个值得商榷的净土宗。也就是说，汤用彤根据他自己定的宗派概念及中国佛教史资料，考证出中国佛教除各宗兼修的净土之外，实有八宗，但其研究则以九宗为对象。这实际上便是至今佛教史和佛学研究界沿习的宗派之说。

至于对其谓之的学派考证更不止一端，前有般若学的六家七宗，鸠摩罗什系之弟子；南方有涅槃佛性诸说、成实二系及其与三论之争；北朝末有禅法之大观及昙鸾之弥陀净土等，不一而足。汤氏对判教之考证，涉及北方四宗，论证绵密如剥茧抽丝。他说隋唐章疏，如吉藏《大乘玄论》、《中论疏》，慧远《大乘义章》及《天台法华玄义》、《华严探玄记》等均述北方之四宗说。或谓地论师云（《大乘玄论》），或谓光统（慧光）之说（《法华玄义》及《中论疏记》），也有的说是昙隐（《探玄记》及《分齐章》，安澄《中论疏记》）或魏时道辨“略标四宗”。

接着汤氏考证了四宗之名，并据慧远《大乘义章》剖析了北方佛学之风。

他说四宗乃因缘（又谓立性宗）、假名（又名破性宗）、不真（又名破相宗或诳相宗）、真（又名显实宗或常宗）。初谓《毗昙》，二谓《成实》，三谓《般若》四论，四谓《涅槃》、《华严》及《地论》。除《般若》四论外，均为北方之显学。然后，汤氏自毗昙因缘宗对四宗逐一考证（文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602-604页）。最后指出“大乘义章》本为其时佛学之概论。而四宗之说，包举各宗，则又北朝佛法概论之概论也”，亦可见汤氏考证入手之处即提纲挈领也。

当然，汤氏对道统考证成绩卓著者，还是在隋唐九宗方面。他对各宗之宗祖及其世系与传承均有严谨的考察。其结论基本上为当代治斯学者所遵奉。仅以禅宗为例，可见一斑。

他从灵山会中如来拈花、迦叶微笑说起，然后由迦叶初祖秘密相传，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授法菩提达摩。达摩来华，成中国禅宗初祖，而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终至六祖慧能，及其与神秀南北分宗。此是传说中禅宗的定祖之说。

然后他指出禅宗传灯史所据的《续法记》及《宝林传》均系伪书。尤其是唐智炬所著《宝林传》“伪撰之拙，实甚明显”，“禅宗传法之伪说，具在其中”。“唐神清《北山录》注引《宝林传》多处，而斥之以‘乖误极多’，并希‘后之学者宜更审之’也。”

因此，汤氏特别注意对禅宗的伪史考证。他认为，由于六祖以后各派相争，传说定祖之说纷至沓来，莫衷一是。或谓秘密相传，以示神异，或云不立文字，为南宗张目。尽管他说“详考太繁，兹不再赘”，但引证资料之详博，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对禅宗史实的正面考证，比如：

达摩禅法教理，惠可、道育以后渐流天下。

道信之徒法融开牛头宗。

弘忍发挥《金刚般若》之义旨。

上座神秀，武则天迎入长安，亲加跪礼，闻风来拜者日至数万。

《坛经》于达摩禅学有重大发展，为中华佛学之创造也。

特别是汤氏指出的：“六祖虽创顿门，然其宗实至荷泽始盛”，“及神会至，渐修之教荡然，普寂之门衰歇。而南北宗之名由是始起”。对于禅宗史研究，可以说抗先贤而冠群哲了。胡适1926年作《神会和尚传》，提出神会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很可能是受此启发而作的。

考证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以外，还有朝廷对僧伽的法令、荣典以及僧职、僧制等。比如在谈到三阶教之无尽藏时，辄引宋僧道诚《释氏要览》，谓寺院有长生钱，律云无尽财，盖子母辗转无尽故。同时还引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今寺僧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谓鄙恶。”至于文字音韵的考证训释，也常在叙论过程中，作画龙点睛之笔。汤氏自谓其书为“考证之学”，正说明其佛教史研究受乾嘉之学影响之深，应用之广了。

当然他的考证也有评略失当和错误的地方。比如前述《四十二章经》考证，开始说译人无定，后又确认“摩腾译经为一大事”，前后矛盾而又缺乏证据；禅宗伪史论述不详且又以表图对前五祖传承之传说予以肯定。在考证三阶教无尽藏时又与前说“唐之寺舍，或已有之”不同，资料表明“无尽藏实始于梁武帝”。至于说龚自珍学佛于彭绍升则是资料引证的片面所造成的明显错误。但这些毕竟是瑕不掩瑜，汤氏对佛教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之功，既非前此以往及与之同时的研究所能比拟，而且至今也未能有人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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