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结束，陷入在一片混乱纷扰和痛苦之中。他的两个儿子让雷诺阿和克劳德雷诺阿应征入伍，不久在前线双双负伤；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也在第二年因患糖尿病弃他而去；而日益加重的风湿病又彻底将他拴在了轮椅上，让他无法动弹。然而即使如此，雷诺阿依然坚持画画。有人问他：“为什么那么痛苦，还要坚持画下去？”他回答说：“痛苦会过去，而美丽永存。”是的，即使那么痛苦，但他的作品仍然充满欢愉快乐，充满生命活力，充满美。1918年，在他离别人世的前一年，他的作品《夏潘蒂娜夫人像》被罗浮宫收藏，对雷诺阿来说，这是迟到的殊荣。当他坐着轮椅被推着进入罗浮宫参加作品首展仪式时，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们在向这位将艺术当作生命的老画家致敬。1919年12月3日，雷诺阿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道路，临终前他正在画一幅刚采摘下来的银莲花，他要小儿子克洛德给他拿一枝铅笔，当克洛德把笔取来，发现老父亲已经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才刚刚有了成功的希望啊！”

爱德华马奈被后人誉为“印象主义的奠基人”，但是他一生却从未参加过印象派的画展，实际上他也并不将自己真正当作印象派画家。把马奈与印象派画家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他在1863年的那幅标新立异、横空出世的《草地上的午餐》，被官方沙龙拒之门外，而在落选沙龙展上轰动一时，被印象派的年轻画家们视为精神领袖。他们以马奈的马首是瞻，经常在马奈画室附近的盖尔波瓦咖啡馆聚会，共同探讨、争论艺术上的问题。这是一群不满艺术现状、期望开拓艺术新局面的年轻画家，其中就包括莫奈、巴吉尔、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等人在内。比马奈小8岁的莫奈回忆说：“这些谈话是多么磨练人的才智，鼓励坦率而公正的探究，赋予我们热情，使我们接连几个星期不断工作，直至思想最终成型。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总是会感到更投入、更坚定，思想变得更加清晰。”在影片中，当他在盖尔波瓦咖啡馆第一次见到马奈、作品得到首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可见马奈在他们这群年轻画家心目中的地位。1832年1月，马奈出生在巴黎一个法官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外交官的女儿。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原本应当有一个更好的前程，但马奈却执意要当一个画家。他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见习船员的生涯后，在18岁时进入著名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弟子库退尔的画室学画。在长达6年的学习期间，库退尔并没有使马奈沿着学院派的艺术路径走下去，倒是其间周游欧洲各国的经历，让马奈大开眼界，激荡起他冲破传统束缚、开创属于自己艺术新天地的雄心。1858年，26岁的马奈结识了37岁的因惊世骇俗的诗集《恶之花》而名扬天下的诗人兼艺术批评家波德莱尔。在波德莱尔的著作《现代生活的画家》中，他批评当时的艺术家把一切主题都披上古典的外衣，他鼓励艺术家从现代生活中寻找题材，指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他还告诫艺术家“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部分，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他希望艺术家能从变幻的现实中发现永恒，从现代的、流行的事物中提炼出历史的意义。马奈的艺术实践与波德莱尔的艺术主张不谋而合，正是在波德莱尔的鼓励下，马奈创作了划时代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当《草地上的午餐》在落选沙龙展上展出时，来参观的拿破仑三世斥责其为“不道德”，而皇后欧仁妮则虚伪地掩面转身离去。有人抨击说：“一个一丝不挂的凡俗女人，恬不知耻地坐在两个衣冠楚楚的花花公子中间，我找不到这个不恰当的画谜的意义。这是年轻人的恶作剧，一个见不得人的脓疮。”但是马奈不为所动。作为一个已树立了坚定信仰的画家，并没有因为被公众的判断力伤害而放弃自己的方向，其后的《奥林匹亚》就是证明。作品借助传统样式表现当代题材，画面上裸女的姿态来源于美术史上“斜倚的维纳斯”。人们在乔尔乔内的《沉睡的维纳斯》、提香的《乌尔比纳的维纳斯》和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中都见到过类似的形象。但这幅画大逆不道而被诟病的是主人公的妓女身份，以及她那毫无顾忌的目光。甚至连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也对此大惑不解，讽刺作品是“黑桃皇后出浴”。然而历史还给了《奥林匹亚》应有的地位，认为它是西方艺术史“最具挑战性的作品之一，它是一份宣言，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新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和一种把观察到的事物描绘下来的新的手法。它要说的是：‘我就在这儿，你们打算怎么办？’”在马奈的一生中不断有各种风流韵事伴随自己，但他依然深爱着妻子苏姗。苏姗是他父亲请来的钢琴老师，当他作为见习船员从海上回到家时，就与她开始相爱。他们在1863年结婚，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11岁的私生子。马奈从小体弱多病，成年后更为脚疾而备感痛苦，他怀疑是父母遗传给他。也许事实的确如此，他的父母患有性病，而他的脚疾是一种叫做骨髓痨的顽症，即是由性病引起。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因病情加剧不得不将左腿截肢，这让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受极大打击：如果他是从父母那里遗传了这种病，是怨恨和愤怒；如果是他自己在寻花问柳中感染而得，是羞耻和自责；如果因此而把这种病传染给了妻儿，则更是恐惧和内疚。1883年4月30日，他在临终时曾充满怨怼地对母亲说：“如果有谁把自己的孩子弄成这个样子，那就不应该让他来到这个世上。”被印象派年轻画家视为精神领袖、被学院派视为离经叛道者的马奈，其实并不想充当艺术叛逆者的角色，他一生都对官方沙龙抱有幻想。尽管马奈在其以后的岁月里也曾数次入选沙龙展，1881年他的两幅肖像画还获得了二等奖章，并且因此享受日后免除审查的特殊待遇，但是直到他去世，他也未能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他一生都在争取获得的官方和公众的承认。毕沙罗在马奈死后8个月时，将他性格上的弱点与他伟大的艺术进行比较：“尽管马奈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但也有卑微的一面，他渴望得到当局的承认，他相信他会成功，他渴望荣誉，但他没有真正实现他的愿望便去世了。”但是即使如此，对于整个西方艺术史而言，马奈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近代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毫无疑问，在艺术史中，在19世纪绘画史中，马奈总是以改变了绘画表现技巧与模式的形象出现，他使印象主义运动成为可能，而且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印象主义几乎占据了艺术史舞台的领先地位。”

在印象派画家中，埃德加德加是颇为特殊的一个。他既是整个印象派画家群的中心人物，却又与印象派其他成员之间的交往和艺术上的共同之处很少。他没有像莫奈、雷诺阿那样在年轻时经历过贫穷困苦的磨难，而且也不热衷于大多数印象派画家所喜爱的户外创作。德加1834年7月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银行家的家庭，是5个孩子中的老大。父亲奥古斯特热爱音乐和戏剧，给了幼年时的德加良好的艺术熏陶，从小在家里自学绘画，对素描有着天生的爱好。中学毕业后德加进入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但这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他最终没能拒绝艺术的诱惑，终于说服父亲，在20岁时考进了巴黎美术学院，开始了他漫长的艺术生涯。在德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是曾师从古典主义绘画大师安格尔的路易拉莫特，也正是在拉莫特画室学画的过程中，让德加知道了安格尔绘画的深刻奥秘。1855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德加见到了他崇敬的安格尔，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绘画大师给了他这样的忠告：“年轻人，画线条，画很多很多的线条，从记忆中或大自然中取材，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安格尔的话成为德加一生艺术追求的目标，他塑造的艺术形象的线条，在安格尔之后无人能够企及。1859年，25岁的德加在巴黎开设画室，正式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创作了一批历史题材的作品，如《练武的斯巴达少年》、《奥尔良城的灾难》和《建造巴比伦城墙的塞米拉米斯》等，还画了许多肖像画，以此来检验自己的绘画创作能力和潜质，期望自己能取得像安格尔那样的成就。但不久普法战争爆发，德加应征入伍，正是在军队里的日子里他患上了严重影响他的绘画创作、让他在晚年几乎双目失明的眼疾，使他心情极度苦闷。战争结束后德加曾到在美国做棉花生意的叔叔处住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一幅他早期的代表作品《新奥尔良的棉花商会》，成为他绘画风格从严谨的学院派向强调真实自然转变的标志性作品。从1865年起，德加开始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创作。大多数印象派画家喜爱并擅长画风景画，风景画几乎成了印象派的代名词。但是德加却很少画风景画，他的兴趣几乎全在人的身上。他创作的剧场生活、小舞女、赛马手、洗熨衣女、妇女梳洗和下层社会生活等等，都是表现各种类型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他笔下的人物，真实自然得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显示了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美的能力，也表现出他对身边底层人物的同情。德加对于芭蕾舞女的作品极为着迷，这是因为这个题材最适合他关于运动、光线、色彩、构图以及真实性等这一切在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为他将所有感兴趣的艺术探索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也使他那种力图摆脱一切平庸和雷同的独立个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和满足，这在《舞台上的舞女》、《舞台风光》、《舞者与花束》和《俄国舞者》等许多作品中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到了1880年代，德加又特别钟情于画浴盆裸女，他从现实印象出发，摒弃同时代画家还不能完全克服的古典主义传统，力求表现裸体动态中所显示的美感。德加与印象派的接近，始于1865年与印象派中心人物马奈的相识，自此他积极参加了几乎所有印象派的画展，因此被理所当然地当成印象派的一员。与所有印象派画家一样，德加也追求光与色的表现，但又有明显不同的是，他所感兴趣的是室内的人工光线，他的色彩也从未达到印象派那样的鲜艳缤纷，而总是在不透明色与透明色之间审慎而理性地寻找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尽管德加与印象派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他从未作出过离开印象派的决定。不论是哪一种艺术样式，哪一种创作题材，德加在他的创作中几乎对每一笔都要深思熟虑，经过极其缜密的再思索、再创造，最终才将日常生活后面蕴藏的美源源不断地表现出来。德加在生前曾经说过：“当我死后，人们将会发现，我曾何等勤奋地工作过。”事实的确如此。自从他在20岁走上艺术道路之后，他就被包围在数不清的油画、版画、粉画、素描和雕塑之中，他的一生的艺术经历就是在笔不辍耕、不甘平庸和不断创新中度过的。德加终生未娶。虽然在年轻时曾与从美国来巴黎定居的女画家卡萨特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却始终未能达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卡萨特也一生未嫁，给后人留下了至今仍谈论不休的话题。到了晚年，德加孤独的生活加上他富裕的家庭出身，使他养成一种怪癖任性的脾气。他的性格多面而充满了矛盾，骄傲与谦逊，轻信与多疑，暴躁与温和，自信与羞涩兼而有之，越是到晚年，由于双目几乎完全失明，他的性格变得更加苛刻古怪，被人们称为“可怕的德加”，往昔的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1917年9月27日，孤独的83岁高龄的德加在自己的寓所与世长辞。临死前他曾嘱咐他的好友福林，不要在他的葬礼上请人发表任何演说，“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是你福林，你站起来说：‘他深爱绘画，我也一样。’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家去了。”

被人们称为“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塞尚，其实认真说来，与印象派并无多少关联。印象主义艺术追求的是真实地再现自然，追求瞬间印象与光和色，塞尚虽然也重视色彩，但却并不关注光。他认为，艺术创作就是“人加自然”，而且他将人的因素放在自然之上：“人们不须再现自然，而是代表自然。”塞尚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形体和永恒的视觉，他认为自然万物都与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相似。他的这种对景与物的独特体积感的理解和表现，成为后来毕加索立体主义艺术的先导理论。而他的主观表现自然的见解也使他大大区别于印象派的画家们，并使他走到了传统绘画的边缘，但却为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人们也把塞尚称作“现代艺术之父”。1839年1月，塞尚出生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艾克斯镇，父亲原是制帽商，后来成为一位银行家。塞尚小时候就在当地的美术学校学过绘画，后来为了父亲的期望，在20岁那年进入法学院攻读法律。但是没过多久他在继母的支持下，终于说服父亲离开家乡去巴黎，在一家斯维赛学院学画。然而生性孤僻的他无法适应巴黎喧嚣热闹的生活，几个月后又回到普罗旺斯，在父亲的银行里当了一名职员。第二年，塞尚辞去银行的职位再度前往巴黎投考美术学院，不过未被录取。从此他再也没有在正规美术学校学过画，但他在巴黎却结识了毕沙罗、马奈和雷诺阿等许多朋友，当他的作品被官方沙龙拒绝时，他的这些朋友却热情地声援他，使他备感安慰。在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塞尚一直往返于巴黎和普罗旺斯两地，巴黎能激发他创作的热情和冲动，而普罗旺斯则能让他自由自在地画画。1871年，塞尚与年轻的模特儿奥坦丝秘密同居，第二年有了儿子保罗，因为害怕父亲知道后会中断给他的经济资助，他瞒着父亲将他们悄悄地安置在马赛附近的斯勒塔克。直到1886年他才向父亲公开，并取得了父亲的谅解然后举办了婚礼，此时他的儿子保罗已经有14岁了。半年后塞尚的父亲去世，给他留下了巨额遗产，从此以后，他可以没有任何牵挂地专心作画，而阳光明媚、风景优美的普罗旺斯，正是他最好的栖居之地。晚年的塞尚，在普罗旺斯艾克斯镇附近，一条名叫多罗奈的道路边，盖了一幢被松树环绕的画室。此时，他已脱离了印象派画家的圈子，开始了他后半生“在自然面前实现感觉”，使绘画真正变成“坚持与持久的东西”的艺术生涯。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塞尚都以“大浴女”和“静物”作为创作母题，但此时，作画则几乎只有两个主题，即一个是山，一个是树。塞尚以圣维克多山和松树为题作画共有70余幅，老枝虬蟠的松树，笔触苍茫，产生出一种自然韵律和浑然一体的运动感；远处的圣维克多山和池塘上的石桥自然丰富的实体感，与伫立在前景的大松树组合在一起，让人仿佛置身在超越时空、无限静谧的境界。1906年10月的一天清早，67岁的塞尚照例背起画箱，走出画室，来到圣维克多山前支起画架开始作画。然而不幸的是，却遭受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的侵袭。几天后，他便因感染肺炎离开了人世。塞尚和法国大作家左拉之间的关系，是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一桩公案，一直引人关注，众说纷纭。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念中学时还是同班同学。塞尚在巴黎学画时曾与左拉同住一屋，共同度过一段穷困艰难的日子，而在左拉已然成名后也对塞尚慷慨解囊。然而左拉对塞尚以艺术为生命，并且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向世俗低头，不与保守的学院派同流合污的精神，并不认同，甚至对塞尚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才能产生怀疑。在一次会面时，长期得不到画坛承认而陷于痛苦之中的塞尚对左拉说：“我是在推着一块大石头上山，一不留神就会被大石头压死。

但支持我坚持下去的，是我始终不渝地相信，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双手举起这块巨石，有力地掷向天空。”此时左拉只是忙着将这段话记录下来，而没有对老友的肺腑之言作出任何反应。事实上，左拉打心里认为塞尚的艺术事业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并且将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并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好友做善意的规劝，反而以塞尚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杰作》。在小说里他预先宣告了印象派艺术的彻底失败，而且很不厚道地引用了上述的塞尚动情地向他倾诉的那段话。当小说出版后，不知是出于何种动机，左拉居然还将小说寄给了在家乡普罗旺斯艰苦奋斗的塞尚。这本将被历史证明是一部诋毁印象派艺术的小说，在当时却让塞尚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当他在宣布与左拉断交的同时，他依然没有忘记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友情。在给左拉的断交信中他最后说：“我只请求你让我把你埋藏在往日的美好时光中。”而且当塞尚终于举办了个人画展并取得巨大成功时，他还不忘向主办画展的画商瓦拉德问一句：“左拉来看画展了吗？”但是左拉并没有来看他的展览。此时塞尚脸上灿烂的笑容突然消失，目光骤然暗淡下来--在他的心里依然还装着这份曾经有过的友情。左拉，这位法国19世纪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曾以20部之巨的《卢贡-马卡尔家族》自然主义大型系列小说著称于世。他的长篇小说《娜娜》、《金钱》、《萌芽》和《妇女乐园》等，在中国也有广大的读者。在普法战争后发生的轰动一时的犹太裔炮兵大尉雷德福斯冤案爆发后，左拉在巨大的压力下，挺身而出，呼吁舆论，发起了广泛的声援运动，终于使雷德福斯无罪释放，获得平反。而左拉也被誉为法国正义的化身。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在年轻时曾经说过：“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要勇敢地走到底，决不回头。”然而到了他功成名就，生活养尊处优，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之时，他的意志便被慢慢销蚀，有一段日子里曾乐此不疲地沉缅于由物质和虚荣营造的安乐窝里。1937年，由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拍摄、威廉迪亚特尔执导的影片《左拉传》，获得了当年第十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剧本和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尽管影片着重描述的是左拉在雷德福斯案件中主持正义的行为，但他与塞尚从志同道合、共同奋斗，到最后因为境遇变化导致两人分道扬镳，则是影片最感人也最发人深省的片断。影片开始于1862年冬天，在巴黎一个僻静的街坊简陋房舍的顶楼上，年轻的穷画家塞尚和当时还是一个书店小店员的左拉，受冻挨饿的狼狈处境。虽然他们自己尚挣扎在饥饿线上，却对踯躅街头的妓女娜娜的凄惨遭遇深表同情，不仅帮她摆脱了警察的拘捕，并且倾其所有让她度过捱过巴黎漫长的寒冬。左拉根据娜娜悲惨的遭遇写下了长篇小说《娜娜》，塞尚也热心地为小说绘制了插图。小说出版后大获成功，左拉由此一举成名，当他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忘乎所以，并且开始沉迷于奢侈的物质享受之时，塞尚却给他兜头一盆冷水，他说：“我是你的兄弟，是你的只有简单心智的兄弟，我愿意看到上帝赋予你比我更高的智慧。但是不要因此忘了还有人的良知。”塞尚任随一脸尴尬的左拉呆立一边，默默离开了左拉装修得富丽堂皇的新居，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而左拉终于从塞尚的指责中猛然醒悟，在为雷德福斯申张正义的艰难日子里，重新焕发出他年轻时的激情和嫉恶如仇、仗义执言的良知。或许是因为避免作过多的枝蔓，影片没有进一步渲染塞尚的印象派背景以及他的创作生涯，塞尚只是作为一个配角，以诤友的身份反衬左拉跌宕起伏、不断战胜自我的心路历程的复杂和艰辛。事实上，塞尚在现实生活中的确表现出高于左拉的为人处世之道。他在印象派朋友中有着很高的威望，1901年时摩里索还曾画过一幅题为《向塞尚致敬》的画，但他却总是显得十分低调，不事张扬，晚年更是躲在他的故乡普鲁旺斯默默地画他的圣维克多山。即使独立美术家协会颁发给他荣誉勋位奖章，也被他不经意地拒绝了。然而在他的内心，却是无比炽热和坚强。塞尚认为，画家的眼光应该像哲学家一样锐利和明晰，在心灵里以理智战胜激情，在作品中以分析代替赞美。有人说：如果凡高的风景画是向外窜升的火焰线条，那么塞尚则是内敛发亮的切割面。他强调表现自我，不管别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塞尚生前一直默默无闻，即使到了晚年也只是小有名气，但是他却不无自豪地说：“在所有活着的画家中，只有一个人才是真正的画家--那就是我。”这是何等的自信！这样的自信，也正是印象派画家们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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