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部送我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学员主要为各机关、院校、团体的非党员高级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领导骨干、文艺界知名人士等，学术界如复旦大学副校长、著名遗传生物学家谈家桢，文艺界如京剧名演员梅葆玖等，都与我在同一期。学习环境很好，主要以自学与分组讨论为主，对少数共同性的问题，则请有关马列主义学者专家进行集中解答讲授。

学习期间，我主要认真阅读《毛泽东选集》，部分马列主义著作，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比较感兴趣，对于“大跃进”、公社化期间出现的许多实际情况，我都怀有不少疑问，理当认真针对自己难于理解的一些政策，理论联系思想实际，寻求解答。但鉴于“反右”的教训，我自认为自己既非无产阶级出身，又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有问题都处在不正确的阶级立场上，因而决不能怀疑党的政策，弄不明白只有进行反省思考与自我批判，努力清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也许这种并不务实的学习态度，虽不解决学员的真实思想问题，但却相当符合当时的办学目的。结业前，我写的学习心得与思想检查，受到院领导重视，让我在全院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在学习期间，我还结合建国初期执行的全面学习苏联，强调执行苏联专家建议，到苏联全部撤走专家，在企业中提倡大破大立等一些问题，我个人从实际工作中理解体会，进行了一些反思。但这些都从未提出过讨论或录入学习笔记。

我觉得建国之初，西方列强实际上对我国进行了全面封锁隔离，当时在外交和经济建设方面，唯一可以取得较大支持帮助的也只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苏联，执行一边倒倾向苏联的政策是无可避免的选择，苏联对我国的帮助也是相当真诚的，我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只有苏联经验可以作为借鉴。我在东北各厂工作时，企业计划管理是从学习苏联的定额管理入手的，以后以培训和开展群众运动形式，结合生产实践，建立各种安全、工艺、设备、质检等制度也都借鉴了苏联经验。当时我国东北企业生产得以较快恢复与健康稳定发展，与认真学习苏联经验确实密切相关，但苏联当局当时是否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并充分尊重这些国情和特点，则是我们难于知悉的。从我个人接触到的一些来华协助工作的造纸专家看，少数专家也有不够尊重中国和过分自信的缺点，如最初到我国的一位苏联专家威列基金，仅作了点小试验之后，就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稻草半料浆的建议，当时我国最短缺的是书写印刷文化用纸，而这种浆是并不适合生产这类纸张的，如果认为我们只能用这种浆生产最低档的文化用纸，则实在是太藐视中国人了。又如苏联造纸设计专家魏德曼，对我国造纸厂建设设计虽然作了许多重要指导，但在对广州纸厂扩建设计时，对我国第一台芬兰进口纸机厂房，不顾中国技术人员的反对，坚持将芬兰提供的厂房设计宽度缩减1米，结果芬兰配套提供的起重行车及一些横向配套管线都要切割掉1米，不但增加了安装工作的困难，而纸机挨网操作也嫌厂房过窄，明显得不偿失。其次对一间设计相当普通的第三造纸车间，也批评设计水平过高，形容“有如宫殿一般”，还对一些妨碍工厂总体布局的小建筑，也坚持保留不拆。这些虽然都表现重视建设中的节约观点，但实质上也存在过于自信、不够尊重中国技术人员的缺点。但后来我接触的驻轻工业部的两位苏联专家组长法捷耶夫和波里雅科夫，则都是十分重视中国国情，重视发挥中国技术人员作用，非常谦虚谨慎，讲求实效，平等研讨问题的素养很高的高级专家。后来对他们的全部离去，我个人是非常惋惜的。总的感到我们学习苏联，尊重苏联专家建议，对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实际受益很大。

对“大跃进”期间号召的“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学习期间也反复思考。感到在企业中破的一些规章制度大都是通过学习苏联与生产实践结合所建立的一些保证生产的人员与设备安全、产品质量稳定的一些必要守则，特别是一些安全操作规程，更是从许多血的事故教训中总结经验建立的，破了这些规章制度，死伤事故大量增加，这种“大破”很难令我理解。1961年开始执行中央颁布的工业工作二十条文件，实际上是根据大破以后的经验教训，重新恢复许多被大破了的一些规章制度，并较快地扭转了失控的生产秩序，对所谓的“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立在其中”的说法，究竟如何理解，我从学习辩证法中，并未得到领悟。这涉及如何分辨检验真理的问题，我当时只想到，真理应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认知，斯大林曾在他评论苏联曾经出版的社会主义教科书的错误，他曾着重指出：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可以发现、认识，也可以组织适应，但不能创造社会发展规律，批判了那些迎合某些革命伟人，宣扬革命导师可以创造社会发展规律新理论的根本错误。也说明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知才可称为真理，真理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而不是哪一位革命导师可以凭空判定。很可惜，我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判断是非真伪的这一根本思想基础。因而许多现实问题的思想实际并没有通，一些自我检查批判也并非出于对真理的真正理解。在这方面，我现在感到当时同组学习的许多同学，认知真理比我严肃得多，比我要高明得多。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央组织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大问题，实在是点燃了当时浓重迷雾中的一盏明灯，引导国家探索了前进的正确方向。

参加有关中央领导部的工业企业调研工作1959年至1961年经历的国内三年特大经济困难，在困难中，开始对一些突出问题，对工农业的生产管理进行了适当调整改革，在工业企业中推行工业生产二十条，逐步恢复了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安排比较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任务。到1962年工业生产形势趋于稳定。中央号召各级主要领导人，深入基层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领导工作的失误。

196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由李初犁副部长亲自带领部办公厅主任等重要干部，并从有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到天津市对天津造纸厂和天津纺织厂两个重点企业进行调研。为了配合这项调研工作，轻工业部派我参加这个工作组，主要参与对天津纸厂的调查，纺织部也派了一位处长，主要配合对天津纺织厂的调查。调查组的成员包括中组部办公厅王主任、干部处孟专员、红旗杂志社记者等，调查工作是非常客观和细致的。重点是1958年大跃进前后，企业在管理制度、生产实绩（包括产量、质量、成本，各项具体指标的变化数据）的具体分析对比，并通过召开企业不同岗位职工的小型座谈会，听取他们对这几年间各种事态变化的看法与意见。从收集的所有统计数据看，企业在一度放松各项管理制度及片面追求高产量指标的压力下，产品质量及设备运转均有一段时间内呈波动下降，各项原材料消耗指标却都有所上升，虽然在执行工业二十条后有所改变，但尚未恢复到“大跃进”前达到的水平。但职工们在召开的座谈会中，发言都非常谨慎，当谈及一些生产上出现的缺陷时，大都各自检讨自身工作存在的缺点以及对中央政策学习理解不够，并表示要加强学习，紧跟中央政策，一定能把生产搞得更好。个别同志提出一些如何使生产进一步稳定的问题，也是说得非常婉转的。但调查组充分掌握了大量实际生产变化的统计数据，对参加座谈会人员话里话外表达的含义，是相当清楚的，对企业所实际经历的挫折，尚未完全恢复到较好历史情况也是清楚的。

调查近四个月方结束，根据实际调研结果，写一个调查报告并不难，但既要如实反映这段时期企业出现的许多具体问题，又要避免涉及大跃进时期一些政策对工业的不良影响，不得不煞费苦心（防止出现如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主席上万言书的结果是大家都不能不警惕的）。李副部长亲自领导对报告草稿的讨论，字斟句酌的修改，这才完成了一份适当反映实际情况，又很少涉及中央政策问题的一份调查报告。但在“文革”中，这份报告仍被认为是攻击大跃进的一株毒草，我虽然只是调查组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成员，但这份报告也竟成了我的所谓“反革命罪证”之一，将我保留的一份副本进行了展览。

在参加中央组织部天津调研工作之后，又立即被派到由当时担任轻工业部轻工局局长李在耘领导的轻工业部天津工业调研组，这个组调查涉及不少我并不熟悉的轻工系统众多行业。我介绍了刚参加李部长在天津造纸厂调查的一些情况及经验，这个调研组的涉及面更宽，时间更短促，工作方法与调研报告的写法更为审慎，使其对改进企业管理的参考价值也相对逊色。

笫一轻工业部的民丰造纸厂“四清”工作队1964年中央号召各产业主管部门，开展对所属基层企业进行“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整顿。1965年笫一轻工业部组织了赴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四清”工作队，由部财务司吴彬司长担任队长，王新元副部长亲自担任指导，我被安排为工作队成员之一。“四清”工作的重点在清理领导班子、清理阶级队伍，因而队员基本都是中共党员，我这个非党员实际并不参加四清的核心工作，而主要分配照管企业的生产。因为“四清”期间，企业厂级领导，基本上要全力检查思想、反省工作上的缺失问题，应对工作组的审核，进行所谓“洗澡下楼”，因而无法执行正常的日常任务，生产领导实际会无人具体负责，已出现过“四清”期间，生产任务完不成，还有工伤致死、火灾等恶性事故。为防止“四清”期间出现这类问题，让我代表工作队全责照顾生产。这项工作责任重大，让我诚惶诚恐，每天巡视车间，观察与了解职工心态，根据发现的问题，对有关影响生产任务完成、人身安全与火灾隐患，都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并向工作队长报告，力争保证“四清”期间的生产任务完成并不出恶性事故。我过去多年的实际工厂工作经验，以及民丰造纸厂较好的管理基础，使我圆满完成了承担的任务。

民丰造纸厂处于平原水网地区，工厂生产部分碱法麻浆和草浆，其制浆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即排入附近河网。在此期间，工作队接受了厂区附近人民群众反映造纸厂排放废水污染大片河水，影响他们饮食生活的问题。王新元副部长对此很重视，亲自带领我和厂内技术人员，一同乘小木船由造纸厂废水入河处下行巡查，观察水质外观色泽和气味变化，并访问下游水网周边居民，了解受影响情况。据群众反映，他们附近的河水，有时颜色气味都很重，做饭很难吃，也很难喝，但有时水又很正常，我们也发现水网的南北河道有时确实存在不同情况，有时南面河道污染严重，北面河道却相当清澈，有时情况却相反。我们研究这是风向变化造成的。当刮南风时，造纸厂废水被吹向北部水网，南部水网很少影响，反之亦然。无风则影响南北总体水网，但影响显得较轻。无疑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与厂内技术人员研究采用将制浆废水先经厂内锅炉房炉渣吸滤后再外排，取得一定效果，但很快炉渣吸附达到饱和，处理失效。这是我首次遇到群众较强烈反映的造纸厂废水污染问题，初步认识到这是造纸工业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问题。

“四清”工作队对企业主要干部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也作了不少调查，工作队发现该厂两位高级工程师（是一对夫妻，其中女方陈志蔚还是中共党员和工厂的总工程师），两人在银行存款竟有8万多元，这在当时的工薪阶层中是一笔相当惊人的巨款，其来源极具贪污可能。但经分析研究，他们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在利润丰厚的私营民丰造纸厂工作，工资及奖励待遇很高，民丰改国营后，他们也一直享受较高的保留工资，而两人生活却极为节俭，计算他们长达20年的工资奖金的节省积累应能有此数额，存款来源并无问题。当有人问到他们存这么多钱打算作何用途时，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工资奖金用不完就存入银行已成为习惯，也没想到日子多了，会集存这么多，至于作什么用却真还没有考虑过”。这是老实话，当时社会物资供应奇缺，衣食不少要凭票，住房甚至简单家具都靠单位借给，人们普遍尊尚俭朴，钱多一点用处并不显著，而且人们也不愿和不敢显露私人财富。他们生活很俭朴没有任何张扬，由于有比一般人多一点的合理存款，也还是要引起“四清”工作队的注意。

1965年在民丰造纸厂搞“四清”，冬季也是在工厂度过的，嘉兴地区各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办公室冬季是不供暖的，但确有令人难忍的严寒冬天，办公室和招待所宿舍都极感寒冷，当地办公人员似乎已经习惯。而北方去的“四清”工作队员们却似乎无此耐寒能力，只得在临时办公室烧起了炭火。我白天基本在生产车间活动并不感到冷，夜晚在招待所睡觉，由细心的老服务员照顾，给盖三条棉被还加一个“汤婆子”（可装热水取暖的陶罐）。本地人在自己家里也都是要设法采暖驱寒的。这次民丰的“四清”工作队在工厂过冬，预定任务似乎还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由于1966年北京刮起“文化大革命”之风的情况下，受命在5月间匆匆撤回北京。

§§第七篇？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1975）195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大概都对1966年开始发动，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有较深刻的印象，它触动、考验和教育了每一个人，但每一个人当时的年龄、所处地区环境、所处社会地位等都不相同，其经历、遭遇和体会差别很大，但许多人从自身的实际经历体验中，痛定思痛，认为这经历十年的“文革”是国家遭遇的一场空前浩劫，它制造矛盾混乱，破坏了正常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在群众中造成对立的派性斗争，给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社会安定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浪费了发展经济、科技、文教事业发展的十年宝贵时间，伤害了一大批富有才华功绩卓著的好干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惨重，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教训也是深刻的。我认为这一教训让中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比较成熟起来，谁想再让群众盲从盲动，看来已不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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