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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应实事求是的技术人员，回顾我在“大跃进”期间的工作，虽说辛勤和疲于奔命，但从实际效果看，不但效果甚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起到有害无益的作用。每念及此，虽深感无奈，但内心却存在很大的负疚感。
被称为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些体验与经历1958年的“大跃进”与农村公社化，人民群众意气风发，举国钢铁挂帅，全民炼钢，完成了1070万吨的产钢任务，许多情景感人至深，人们期望的是能尽早进入使生活更富裕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限于当时相对落后的生产力、较低的群众文化科技水平，加上干部有限的组织领导能力，以及逐步形成的逢迎领导、虚夸瞒报的作风，工农业生产数字虚夸得十分离谱。特别是农业公社化，并不适应调动和发挥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粮食收成下降，人民的粮食与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工业生产也因煤电及原材料困难，难以维持正常运行，实际效益很差，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这种实际情况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也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物资极端短缺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曾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三年气候相当正常，实际困难是因“大跃进”、公社化等一些不恰当的政策措施，极大浪费了各种物质资源，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形成的。对这种物资极端短缺，生产与生活极端困难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人们虽然难知其整体情况，但都有个人切身体验。
家人食物供应也成了一定问题我这个作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个人感受体验如何呢？就个人家庭生活方面，我家共有三个成年人，我和我妻及我姨母，因食品奇缺营养不良，他们两人都患浮肿。三个4至8岁的儿女，也必须自觉忍耐饥饿，有一次在家吃饭，主要是菜汤和小馒头，8岁的大女儿晓青在吃了三个小馒头喝点菜汤后，难舍地望望馒头盘，不敢再伸手去拿，就离开餐桌到卧室去了。我看她那渴望馒头的样子，就赶去卧室问她是否吃饱，她说，我还能吃好多呢，但每人粮食有定量，我每天只能吃6两，所以就不能再吃了。我为了试验一下她的食量需要，就又给她拿去四个小馒头，她很快全部吃下，孩子们的自觉克制忍饥表现，使我深感怜惜和为父者的无奈。我知道，首都北京的基本食品供应还是比较好的，粮食定量虽低，但能保证供应，而且都是大米白面，每户每月凭副食本还可买两斤鸡蛋以及芝麻酱等，虽然不能满足正常营养需求，北京的干部们都非常自觉，我不知道有人利用职权非法牟取额外食物。
南方造纸厂调研1960年六七月间，我与造纸局李定荣工程师随同梁成恭局长，由北京去南方几省考察重点造纸厂，特别是由于困难被统一勒令下马停建的新建造纸厂的情况，研究领导部门可能给予的指导与帮助。我们首先乘火车去四川成都，当时只梁局长买到软卧车票，我与李工程师两人则是坚持坐了约52小时硬座前去的，无法入睡，相当辛苦，好在凭粮票还能买到吃的。硬席车厢抽烟斗的人不少，但当时火柴很缺，有些农民模样的人抽烟点火比较特殊，他们是利用燧石打火引燃棉线再用以点烟，我深感兴趣，也为了解困，向一位烟民借了试试，虽能打出火星，却一直点不着烟，古老的简单方法，看来不熟练还用不上。
到了成都，随同梁局长住进了四川省人民政府招待所，这里食堂虽然也收粮票，但对接待客人安排的肉菜副食供应很丰富，是当时很难享受到的。成都市面情况却显示了食物极端困难的情况，在成都有名的小吃一条街上，街两侧林立的闻名小吃店如龙抄手、赖汤圆等仍然招牌高悬，却都门户紧闭，全部停业无一营业。据了解，这些小吃店需要的辅料如肉、糖之类都难购到，而粮票有限的老顾客，则不愿到小吃店花宝贵的粮票，这当然使小吃店无法开张经营。我还看到在街头有人用竹编制得很精美的鸟笼，一个只换两斤粮票，并不卖钱，因为卖者需要的是粮食，但光有钱并不能买到粮食。陪同我们的四川同志非常遗憾地说，你们只有以后再来领略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的的富饶和美食了。政策对头，四川变化是会很快的，他们在困难期间仍然保持充分乐观精神。
我们在四川考察的第一家企业是成都附近处于停建的灌县造纸厂（其后灌县改为都江堰市，造纸厂也更名为青城造纸厂），它是设计安装两台造纸机生产高档特种薄纸，规模不大的新建厂。进入遍地篷草的厂区，看到未完工的造纸厂房中，零散堆放着不少尚未开箱的设备。除工厂原筹建主任和几名留守人员引领介绍外，十分冷清，一个应该繁忙的建设工地显得相当凄凉，当问道为何让杂草丛生时，他们告知是当地风沙大，保留杂草可以避免起风时遍地扬沙。参观现场后，筹建主任和几位留守骨干领我们到工厂简易办公室汇报座谈。他们认为这个工厂，建设工程规模不大，基建材料设备不缺，停建对减轻物资困难意义不大，建议及早安排恢复建设，使到厂设备器材免遭锈蚀毁损，新遣散不久的职工还不致大量流失，建成投产也能为社会增添财富。如果较长期无法恢复建设，就请求让他们都能调他们回原来调出的各自造纸厂去干本行工作，别让他们长期在此当看守。他们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和同情，“大跃进”遗留的这类问题，如对几乎所有新建厂，不加区别统一命令全部停建并遣散职工的做法，确实需要研究尽快解决。在四川我们还到宜宾考察了宜宾造纸厂和长江造纸厂、重庆的重庆造纸厂，这些老企业的领导人一方面为企业生产的原材物料的供应奔波求援，力争完成计划任务，另一方面也为职工艰苦的生活条件犯愁，力求大家日子能过得去，精神难能可贵。作为造纸产业领头人的梁成恭局长与企业领导们交谈交心，常为之动容，但职权有限，除与当地政府交换意见，争取帮助外，也承诺向中央反映情况争取政策方面的支持，对许多实际困难一般只能表示深切同情与期望形势好转。
我们从重庆乘轮船东下长江到湖南岳阳城陵矶登陆，直接到在该地陷入停建困境的岳阳造纸厂。该厂地处洞庭湖的长江入口，紧邻京广铁路，水陆交通便利，厂区平坦宽阔，是我们看到少有的优良厂址，由于当地芦苇、木材可供量都较充足，工厂初期设计能力即为日产印刷纸100吨的较大规模。我们站在工厂小办公楼能北望长江，西临洞庭湖，东顾芭蕉湖，眼界极为开阔。浏览厂区已有设施后，与停建后留守的几位负责同志座谈，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厂址实在难得，中国造纸产业要发展，这样规模的工厂不但不应停建，而且需要快建与扩大规模，对于已草率建成的简易造纸机主厂房（计划安装两台日产50吨的造纸机），经讨论都认为基本建设百年大计，这样的厂房应该撤除，按合理设计重新另建。梁局长表示回京后，这是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尽早恢复建设的好项目。岳纸留守同志们也表示要努力建设好这个厂，建不成决不离开的决心。
我们到湖南去省会长沙与省轻工业厅领导交换意见后，直接到湖北武汉考察汉阳造纸厂。该厂是当时湖北省规模最大设备较好，以生产文化印刷用纸为主的重点造纸厂，“大跃进”中变化较小，生产尚属正常，问题较少。值得记忆的是原轻工部实际一把手宋乃德副部长因故被下放到该厂担任副厂长，作为他下属的造纸局局长竟成了他的上级业务主管领导，彼此见面谈话时都难免感到不适应。担任接待的厂长很理解，只安排他与我们见一面就没有其他接触了。
离开汉阳后，直接到江西南昌考察在该地的江西造纸厂，这是当时江西以生产新闻纸为主规模最大的造纸企业，“大跃进”期间，生产比较紊乱，省领导部门已组织新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他们的一些做法如首先恢复过去生产与计划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严明责任与赏罚，很有成效，与工厂和省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时，我们对该厂的快速进步表示赞赏，并鼓励坚持与深入，使企业能不断健康发展。
离开南昌后即前往福州，我们和福建省有关领导重点考察了停建的青州造纸厂。青州位于南平与沙县之间的闽江支流沙溪，靠近鹰厦铁路，设计建设年产强韧包装纸袋纸5万吨，我们看到该厂土建任务完成不多，但最重要的生产设备，由德国进口的日产150吨大型现代化造纸机已经到厂，而国内水泥包装纸袋紧缺，应该争取该厂尽速恢复建设。此次南方之行，我陪同梁局长亲自实地调查了解了南方一些主要造纸企业的情况与问题，特别考察研究了如岳阳和青州这样重要且建厂条件十分优越，却被统一强制停建的不当。回京后，经梁局长向轻工部领导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具体实际情况，说明这些造纸厂停建的不当和损失，积极呼吁尽早恢复建设。由于情况切实，都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较早批示各厂的恢复建设，建成后都成为国内的骨干造纸企业，壮大了造纸产业。这次南方之行是三年困难期间较有意义的一次活动。
烧鸡闻名的河南道口镇之行河南滑县道口镇政府在1958年开始筹建一个日产纸20吨左右，比较正规的造纸厂，他们认真对待困难，多方求助，在技术、设计、设备筹措等方面，都找过造纸局的我和轻工部设计院的周铁林工程师的指导帮助，1959年较顺利投产。该厂领导为表达谢意，当年特别到北京邀请我们两人前往参观指导，态度非常诚恳，我们只得应邀前往。道口是一个以出产烧鸡闻名全国的老镇，原来几乎户户养鸡，鸡多，制作销售传统美味烧鸡的专业户也多，鸡蛋丰富使镇内也设立了几家蛋粉厂，生产较易保存运销的鸡蛋粉。我们到道口仅一天多，主人陪同参观了新造纸厂和市镇，令我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在这个以烧鸡和蛋粉出名的市镇竟见不到一只鸡，见不到一个销售烧鸡的摊贩。道口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没有人养鸡，也就没有了烧鸡，没有了鸡蛋，几家蛋粉厂也只好全部关闭。新建的造纸厂就是利用一家最大蛋粉厂的厂区的部分房屋和设备才能较快建设起来的。道口造纸厂由镇政府筹资建设，属地方国营性质，看来领导人非常认真努力，管理严格，产品质量较佳，产销两旺，当时原料麦草价格低廉，环保尚未提上日程，外排废水无需治理，生产成本低，经营效果良好，成为当地新的重要经济支柱。市镇政府和企业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帮助表示深切感谢，他们和我们一同吃过两次饭，也让人感到很特别，因为餐桌上基本都是以各种不同方式烹制的鱼，既没有鸡鸭，也没有其他肉类。主人再三表示抱歉说，现在在道口没有肉还勉强可说是普遍困难，但连鸡也吃不上，就让外来客人难以原谅了，幸好卫河就在道口旁边，河里的黄河鲤鱼没人管，还比较多一点，也没有禁捕和统一分配，价钱贵一点仍能买到，质量也很好，我们今天就只能靠这个待客了。离开道口时，主人对不能在临别赠送客人一只道口烧鸡和一点鸡蛋粉又再三致歉，我们很感谢道口同志们的盛情苦心招待，但究竟当时是什么力量，采用了哪些方式才使这个以鸡闻名国内的道口镇的鸡竟然完全消失？难道也与“大跃进”、公社化有关的一种困难吗？耐人寻味。
出差辽宁金城造纸厂的艰难体验1960年9月间，外贸部通知轻工业部，我国金城造纸厂承担当年出口罗马尼亚的2000吨凸版印刷纸，罗方已多次催促，造纸厂却一直未开始交货，对外影响不好，请轻工部帮助督促解决。造纸局责无旁贷，由梁成恭局长带同我立即前往金城造纸厂了解情况，督促完成这一外贸任务。当时像金城造纸厂所在的小市镇，生活条件比大城市更困难。我们坚持与职工同吃大食堂伙食，第一顿晚餐，我买到的主食是二两灰色的蒸糕，是用带壳的高粱粉制作的，菜只是有几片青菜的清汤，初次尝试很难下咽，当时只吃下半两蒸糕，其余带回，饥饿时仍得靠它充饥。真是愈到基层，愈能体验当时的实际困难。我们了解该厂交不出外贸定货，主观上企业领导重点抓完成当年产量任务，将产品质量要求高又不列入考查指标的外贸产品就放到一边了，但客观上，原材料和电力供应困难，也是工厂难于生产合格出口纸的重要原因。该厂漂白用的氯气主要由本厂电解车间生产供应，但供电受限，电解车间经常停产而无氯供应漂白，也就生产不了白度要求严格的出口纸。我们和厂领导讨论，大家认识到企业应该重视搞好国际关系，今年一定下决心完成这点并不太大的外贸任务。梁局长帮助到锦州和沈阳有关领导部门联系解决增加供电问题，获得支持后，他认为留我一人在金城纸厂照料即可，他先行返回北京，我单独在工厂督促完成这一任务确实问题不大。但由于单靠食堂那点难于果腹的伙食，营养不良，大约只经过两周，已让旁人感到明显消瘦，工厂厂长刘国宝当然注意到，他在一个晚上专门到招待所看我，他开门见山谈到我的营养健康问题。他说，你在这里单靠自觉实在无法保证必要营养，厂内职工能在自己房前屋后（该厂职工宿舍均为单栋小平房）种点大豆、玉米，也可用衣物等到附近农村换点鸡蛋之类食品作补充，这些条件你都没有，硬挺不行，这些天看来你精神体力明显下降，长此下去肯定会拖病的。厂里要负责，但你又不会同意搞特殊待遇，我们考虑目前厂里对病号还有条件每天供应半斤牛奶，每月给一斤砂糖，我已安排明天开始给你供应，因为你要工作，这比等你病了再给要恰当一些吧。对于这种实际情况与善意，我只能表示感谢接受，也可能就靠这些关心，使我在厂期间尚未病倒。生产出口纸始终遭遇各种物资供应困难，例如，漂白有了氯气，又缺石灰，实际是汽车没有汽油到外地去运石灰，这又需要去向主管部门紧急专案申请分配汽油。由于这些问题，使区区2000吨出口纸竟拖到当年12月中才保质按量交货。在进入12月后，东北天气日益寒冷，职工平房宿舍都依靠自己烧火炕取暖，我住的招待所整体由蒸汽供暖，但所内所有暖气小管道都在大搞超声波运动时，被割去制作超声波发生器了，当时又没有材料恢复，无法供暖，夜晚室内温度降至零下，寒冷异常，睡觉盖三条棉被，脑袋还要戴上毡帽御寒，早起还发现桌上的蓝墨水瓶也被冻裂。这次出差东北所经历相当饥寒的具体生活，特别加深了我对三年困难的体验与记忆。
从困难中获取教训，经济工作开始有所应变面对日益严峻的国民经济形势，中央领导号召重视调查研究，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不得不实施若干政策调整，以缓解困难。在农村逐步推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和取消集体食堂等改革；而在工业方面，则先后制定了工业生产二十条，加强企业管理的基本规章制度，并将部分重点企业收归中央有关主管工业部门进行垂直领导管理，在此情况下，造纸工业局又收回了十多家直属重点造纸企业，并相应恢复了部分职能业务处。
1959年末，原轻工业部主持工作的党组书记宋乃德，也因工作相当脱离实际，自以为是，更由于他与彭德怀的老关系而被批判并解职。部内新领导吸取前阶段教训，工作逐步走向有序。造纸局生产处工作转入抓重点企业生产管理制度的恢复建设，1960年汇编出版了造纸工业的基本生产管理规程，即三大规程（工艺技术、安全生产和设备操作）和两个制度（质量检查制度和设备安全检查制度），提出了改变文化用纸张“黑、粗、厚”，力求作到“白、细、薄”的初浅质量目标。但由于产量压力仍重（当年总产量任务180万吨），到1961年实际计划调整，才使纸张生产秩序与产品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由于全国工业生产进行全面调整，部分效益低和质量差、浪费大的小纸厂被关停，1961年全国机制纸产量由1959年的170万吨下降到了110万砘，但却是没有虚夸，质量较好的纸张，实实在在的110万吨。在此期间，造纸局的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工业工作条例二十条，总的是非常务实，而且成效显著。只是在1960年秋推广“超声波”技术工作有失误。这种技术很简单，其做法只是将小口径铁管的一头砸扁，并插入一片薄剃须刀片，就成为了超声波发生器，将之安装到打浆机、蒸煮锅、漂白机中，通入蒸汽，据称即可取得降低能耗和提高设备能力，并改变产品质量的效果。轻工业部领导指示各专业局下令，在各企业全面推广，造纸局也指令各直属造纸厂推广，并要求企业及时汇报情况。上面号召，下面都奉命执行，并普遍报称已推广应用了多少超声波喷头，效果如何显著，实际只是敷衍上级而已。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刘西尧还在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上，根据综合的虚假汇报资料进行了总结表扬，但虚假不实的东西，不久便因无法掩饰事实真相，很快即全面自动消失，所幸这一活动，仅损失了一些小径铁管和废旧剃须刀片，造成影响不大。但使人感到，像超声波这样的技术，如经过深入研究，有指导有选择地试验进行，应有可能在某些工业生产领域取得一定效果的，但简单化的盲目夸大其无所不能，却产生了实际扼杀了某些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的恶果。急功近利，有时难免适得其反。
改任造纸局副总工程师1961年夏，我这个局内唯一非党员而拥有一定行政指挥权的生产技术处长，被调任为并无明确职责，又似乎有较高技术地位的局副总工程师职务。与一直担任局总工程师的造纸前辈、老专家陈彭年在同一办公室上班。我们都不直接承担任何具体业务，只承担局长交办事项及有关处室的技术咨询或主动下厂调研，比担任处长轻松，也有更多时间研究思考技术问题。我与陈总两人当时都是香烟不离手的烟民，也是局内工资相对最高的人，但我们都只能抽最低级的廉价烟，我基本抽每包0.17元的“大婴孩”牌，陈总则因家庭负担重，就主要抽更低级的每包0.12元的“绿叶”牌香烟，干部们一般抽的每包0.4元以上的香烟既供应有限，我们也买不起。陈总即使抽这种最低级的烟，还常在月末发工资前要向造纸局互助组借钱买烟，局内工资最高的总工程师竟是经济最困难者，我是和他同室办公才知道的。
参与个别企业的具体技术指导工作我曾随主管生产的副局长虞颂舜到天津造纸厂，邀请大连造船厂总工程师，共同研究了该厂酸法蒸煮锅体改造，究竟应否采取铆接式焊接的重大决策，最后虞副局长根据我的分析建议，确定采用比较可靠的铆接技术，经实践结果证明决策无误。1961年秋，我又单独前往佳木斯造纸厂研究解决化学浆多段逆流连续洗浆设备的正常运转问题。该厂建厂4年多，苏联援建的化学浆多段逆流连续洗浆设备，长期运转不正常，苏联专家在厂时并未能解决，工厂多年努力也未奏效。经我多次实地观察并索阅苏联提供的图纸，结合我在美国看到的类似设备（苏联此项设备实际系仿制美国IMPCO公司的产品），确定其图纸上所标明和实际安装的各段喂入辊，均误装了破碎辊，必须更换改装喂入辊。经与厂内技术人员讨论，一致认为合理，经改正过后，该洗浆系统立即进入正常运转。佳木斯纸厂的总工艺师一道陪伴我，研究了其一号造纸机纸卷分切下机后，两个纸卷长期不能自动分开，需吊高到离地3米下掷才能分离，每掷一次，厂房楼面严重振动，极不安全，但长期未能解决。根据化验室的多次测定，关键在于纸机两道脱水压榨的中高度不够，纸幅中部长时间水分过大，分切刀无法圆满完成中部两卷间的彻底切割分离，就只能长期依赖这种摔断的笨办法了。经研究决定，适当研磨出纸机压辊的中空度后，问题也圆满解决。也研究了该厂商品浆投产后，由于尘埃度过大，而出现的质量问题，经现场检查，实际仅在于技术上未及时决定筛选系统的管道流程，使筛选未投入所致。这个厂当时富有才华与经验的工程师不少，从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的情况看，如总机械师费开平，总工艺师李民安，基建科长孙石麟，化验室主任周廉轩等都是能够一点即通，而且行动迅速的好干部。这类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我认为主要在于工厂缺乏一位真正认真负责，深入现场了解关键技术问题，并重视运用工程图纸、化验数据等技术资料分析问题和及时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的全厂技术领导人。我在较短时间内能帮助工厂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不过是临时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而已。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2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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