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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政府机关工作

作者:余贻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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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轻工部的调职通知,我于1956年末举家离开广州到北京,并于1957年元旦节日后即到轻工部造纸工业局报到,担任该局生产技术处处长,开始了我很不熟悉的政府机关工作。造纸工业局负责领导全国造纸工业,并直接管理多家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造纸企业。局长李在耘、副局长梁成恭(分管生产)和王长俊(分管基建)都是久经革命锻炼,组织领导能力很强的老干部。在各业务处中,生产处是有近30名干部,下设有生产、技术、特产三个科的大处,使我感到特别意外的是,在所有几个处的处长中,只有我一人是非中共党员。生产处下属三个科的科长或负责人也都是中共党员,我既非党员又缺乏机关工作经验,自己遇事都比较小心谨慎,但机关工作确实比企业工作轻松,晚间和周日均可正常休息,而且很少必须即时决定处理的实际问题,加上多年的工厂实践经验,对主管生产技术的机关工作,并未感觉困难。

从1957年到1967年,是国内各种政治运动频繁的十年。造纸工业局在各种运动中经过许多机构和人员变化,我都一直被留局工作,仅在担任了4年生产技术处长后,于1961年改任局副总工程师直到1968年“文革”被关入“牛棚”进行隔离审查。这是一个国内政治运动不断,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波动激烈,群众积极热情受挫,经济陷入相对困境,政局高度动荡的时期,而国际上则较普遍处于经济技术高度发展态势,连笫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败国日本和西德均处于经济发展起飞态势,而我国则事实上处于既贫困又相对孤立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相对不顺的一个阶段。作为主管全国造纸工业的轻工业部造纸局,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并未能发挥正常的业务领导职能。就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对造纸工业的生产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也相当有限。但此期间许多具体的经历和体会,却记忆犹新,深刻难忘。

机关工作的第一年出差东北到造纸局工作不久,局长李在耘就让我陪他去东北考察各大重要造纸企业,先后到了锦州、营口、石岘和牡丹江几个大造纸厂,李局长过去直接接触纸厂情况不多,此行每到一厂均参观生产车间,与职工座谈,了解具体情况与问题,看过的这些制浆造纸企业,在轻工业系统中都属规模较大,也是进行24小时连续化流水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他看后感到大大提高了对造纸产业的认识,收益较大。在正准备由牡丹江转往佳木斯视察正在试车投产的佳木斯纸厂时,他却接到轻工部召他立即返京的命令,他让我一人单独去了佳木斯。

佳木斯制浆造纸综合厂是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援建的唯一造纸企业,设计年产硫酸盐法木浆及纸袋纸、绝缘纸等各类纸张5万吨。附有较完整的造纸铜网制造车间,制浆造纸设备号称是世界一流的。我到厂时,工厂厂长胡凯同志正领导全厂职工热火朝天地投入试生产运行,试运行情况除原设计存在的局部问题外,基本顺利。但据我观察,这个厂的设施水平当时号称世界一流,但实际尚不如我1945年看到其1942年建成投产的类似企业,特别是碱回炉仍采用在美国已被淘汰的回转炉,而没有采用当时欧美已普遍采用的喷射燃烧炉,自控仪表也较少且相对落后。但看来苏联为佳木斯厂的设计和提供整套设备还是尽了很大努力,对苏联当时的帮助是值得我们热情赞扬的,当然,对其实际技术水平,我们还是应该作到心知肚明为好。

反右教训当我从佳木斯返回北京时,中央反右斗争已进入高潮,各单位一方面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动员群众“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一方面又将这些敢于给党提意见的干部群众(以知识分子为主)作为攻击共产党的阶级敌人,已开始进行公开批判,竟然以所谓“引蛇出洞”,开始进行划定“右派”的工作。李局长被临时从牡丹江召回京,就是要他这个局长兼局党总支书记,负责造纸局的“反右”,根据大鸣大放时的言论,划定右派。在国家机关干部中,当时真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承认建国后伟大成就的,恐怕少而又少,出于进一步改进工作,提出较尖锐批评与建议性意见的人也并不多,一定要从这些人中,找出一定比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恐怕许多正直的领导干部都感到十分为难与不忍。但迫于形势,造纸局也不得不提出了三名知识分子干部划为右派。并下放边远地区监督改造。在全国几十万右派中,一些敢于独立思考并大胆进言的知识分子大概占了极大比重。这不独是他们的一个极大的悲剧,而且很长时间使群众干部都不敢畅所欲言,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政治损失更大,对我个人来说,这使我深刻考虑到,像我这样一个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受到多年国内外资产阶级教育的人,如对党的某些政策不够理解,一定要首先考虑是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问题,只有努力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决不可心存疑虑与抵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紧密相连的三年特殊困难高涨的群众热情1958年党中央提出了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工农业生产实行大跃进,农村实行公社化。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方面充分依靠群众并努力学习苏联经验,农业进行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工农业生产发展顺利,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大家都感到社会主义好,共产党领导好,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步伐,实行大跃进及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群众积极拥护的。大跃进一开始,群众热情极为高涨。例如,中央提出1958年要完成非常难于达到的1070万吨钢产量,几乎可以看到全国全民和各行业都忘我投入炼钢活动。1958年秋,我奉派到广州纸厂出差,了解广纸大跃进情况。坐在京广铁路车上,晚上看到河南、河北铁道两侧,遍地小炼焦炉发出的火光,炼铁小高炉的热烈场面,内心极为激动。火车晚点,到广州已是午夜,车站不容停留,站前旅店都挂出客满,只得与广纸电话联系,当时已过午夜,各领导家中都找不到人,最后在广炼铁厂才找到羌逢戍总工程师,他驱车到车站接我到纸厂。午夜抵达造纸厂时,厂内干部几乎都在炼铁厂通宵奋战,这种局面,使我也陪伴他们观战通宵,次日仍照常坚持业务,这种热烈朴实的感人场面,非经亲历者所能想象。

“大跃进”似乎离不开脱离实际可能的高指标及其不良后果似乎不提出各种任务的高指标,也就无从体现“大跃进”。为了争取完成那些实际难于完成的高指标,上级部门就免不了依靠强迫命令和瞎指挥,下级一般也依靠鼓动群众、层层压任务、瞎指挥,甚至弄虚作假,虚夸浮报相应付,也就无从讲究实际效果和群众利益了。为了1958年完成1070万吨钢这一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实施全面“大跃进”,一开始动员了全民炼钢,各行各业都要支持钢铁“元帅升帐”。许多造纸厂都接受了当地政府下达的炼钢任务,没有炼钢设备可以设法搞最简易原始的,造纸工人可以干完造纸班,再无偿加班参加炼钢,实际最大的困难是造纸厂完全没有炼钢的主要炼钢原料--铁或铁矿石和焦炭,一开始,工厂都尽量去找厂内可搜集到的破旧机械部件,职工家里的破旧铁锅盆等用作原料,这类东西有限,很快就得另想办法。我眼见天津造纸厂将全部生产车间地沟上的铸铁盖板,大礼堂座位两侧的铁椅架等都变成了炼钢原料,加上用烧锅炉的煤和木料炼的焦,用简易炼钢设备炼成的所谓钢,其使用价值,实际比不上所用原料,虽很明显劳民伤财、严重浪费,得不偿失,但这些都是统计完成1070万吨钢的有效成分。还有贪功邀赏的所谓“放卫星”,则往往造成更大损失,50年过去了,我仍记得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日产多少万吨钢的“卫星”,并刊登了一张附图,画了一个胸佩“环江铁军”标签的青年站在一张地图上,图画下面的标题是“环江铁军勇冠全国”。据了解,他们是利用一个深山谷作为炼钢炉,砍伐了上万立方的木材替代焦炭,人工采掘了大量铁矿砂与木材分层填入山谷,点火燃烧木材就算开始炼钢,根据铁矿含铁量计算可能产钢量,就向上级和媒体报喜产了多少万吨钢,这个方法能炼出钢来吗?当然只是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大炼钢铁在工业方面带头放了卫星,农业方面也并不寂寞,有的生产队放出了亩产三万斤稻谷的惊人“卫星”,报刊上并附有有人坐在收割前密集稻穗上的照片(实际是将其他稻田待收割的稻子拔出密集插入卫星田,然后拍照宣传的浪费造假行为)。放这样的“卫星”,人们虽无法置信,却只能随声惊叹,但其巨大浪费与虚假造成的许多不良后果,却无可回避。特别是粮食作物产量的浮夸虚报,实为后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源。

在造纸工业方面,当然不能无所作为,根据总路线的精神,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开始实行精简机构,下放直属造纸企业,造纸局本部由原来百余人的六处一室,精简为只剩30人左右的一个生产技术处和一个局办公室,全部直属造纸厂都下放地方管理,我也就成为留下的唯一一名处长。人数虽少,而且不掌握任何财物,却须面对许多实际无法实施的高指标任务,造纸工业的“大跃进”与高指标造纸是轻工部的重点行业,“大跃进”不能无所作为,1957年机制纸和纸板产量达到91.3万吨,比上一年的73.9万吨,达到15.7%的高增长率。为跟上“大跃进”步伐,并依据中央大破大立的精神,1958年已开始放松对产品质量、生产安全与成本管理,让企业职工实施所谓大破大立,即将通过多年实践为保证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人身与设备安全而建立的重要规章制度,均视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企业职工可以随意破除,以方便片面地追求高产量。在1958年秋召开的全国造纸工作会议上,为了进一步推动行业“大跃进”,造纸局还组织了各个与会企业的比武打擂,主要竞争制浆方面的每锅蒸煮时间、造纸机的运行车速,各企业在这方面的创新记录随时在会场的擂台板上公布。与会各厂领导都不肯落后,如是出现了有的亚硫酸盐制浆每锅蒸煮时间由6小时缩短到3小时,造纸机车速有的一次提高几十米/分,看来成绩很突出。但我们知道,突然出现3小时煮一锅浆,其成浆率可能极为低下,浪费严重,造纸机突然大幅提速,其断纸率高而成纸率低是必然的。这种打擂台的方式,对企业领导的压力很大,但比拼爆出的成果,基本都属弊端严重,实际无法正常实现的虚假数据,大量宣扬有害无益。因而经我们技术干部与局领导研究后,匆忙宣布停止打擂比赛,以减少不良的副作用。虽然如此,这些做法仍使当年纸张产量达到121.8万吨,增幅达到创记录的33%,似乎显示了造纸产业存在无穷巨大的生产潜力,却几乎没有领导去查找其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问题。但这些打擂的虚假显示,却对当时部主要领导,当时党组书记宋乃德产生了巨大想象,他在造纸会议上竟要求机制纸(包括纸板)1959年产量要达到500万吨,即一年时间就要实现增长三倍的惊人高指标,他的依据是什么?他说就是群众的冲天干劲。客观上,机制纸的增产实际需要增加大量生产设备和安排大量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浆造纸产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即使国家安排新建投资项目,提供国家控制的必要的资金与设备,仅一年基建时间也来不及,何况根本没有这种安排(后来中央正式下达指标为220万吨,仍然比1958年高指标压力下勉强完成的121.8万吨高出近一倍)。但上级有要求,下级就得有行动,如何使造纸工业也能实现如此大增产大跃进?造纸局的干部们只能考虑所谓的依靠政治挂帅从思想上武装自己,放弃科学管理与采用先进技术,片面向下面强推不顾后果的高指标和不切实际的所谓简易技术,例如采用牛或马拉石磨替代打浆机。有人问,马不走如何办,我们一位颇为幽默的工程师回答说,那好办,我可以专门设计一种自动打马器,马一停不走就打,问题不难解决。事实上是技术人员自己根本不相信的所谓新技术,却不能不去宣传推广,真是高指标瞎指挥下的典型无可奈何现象,1958年“大跃进”刚开始,造纸局就组织局内干部进行大辩论,企图从思想上,自我批判所谓依靠“木、大、国”(即依靠国家投资、办大型厂、木浆厂),改为发展依靠“小、土、群”(即依靠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办土法小型草浆厂)的辩论之后,立即组织生产处及造纸研究所一批技术干部到河南、山东等地区县和公社发动和帮助办土法小型草浆造纸厂,留下几个技术干部在京突击设计日产量为2吨草浆造纸的设备制造和安装布置的参考设计图纸。这类设计图纸完成后,各地纷纷全来索取,购买整套图纸重几公斤,每套仅收估计工本费50元,但后来结算竟盈余2万余元,可见想办小造纸厂而来购买者之多。但这种简单的小厂设施仍然需要适当的钢铁材料与电机,因能按之建成的为数不多,而被批判为“小洋鬼子”。由此不得不被迫搞出更简单更原始的所谓“四合一”的新设计(即只用一吨钢材,一万元资金,一个月建成,日产一吨纸)的设计去进行推广。对于本质上属于资金和技术相对密集的规模效益型的现代制浆造纸产业,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是无可避免的一种劳民伤财的浪费与瞎指挥。

在京郊建设40个小造纸厂的特殊任务1958年9月突然接到我的直接领导,造纸局李局长对我个人的特殊工作布置,让我在北京郊县争取用两个月左右时间,组织动员、指导和依靠公社生产队群众,建成40个小纸厂。对于一个毫无财物权力的机关干部下达这种任务,今天恐怕很难让人想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计划项目,不给任何人、财、物力的条件下,上级能向下级个人下达这样的任务,不能不视为大跃进时期的一种特色。任务不能推辞,完成任务的办法要自己去想。发动群众办厂,首先需要有一批作动员和进行技术指导的人,也需要多少帮助群众解决一点最难解决的钢铁材料问题。几经努力,争取各方面帮助,向轻工业部设计院和造纸研究所借调了12位年轻造纸与机械技术员,又找到部手工业管理局,利用他们存有的一点钢板卷制了40个小造纸机烘缸,这就是我办这40个小纸厂的基本力量和物资。我将人员分成几个组,分赴京郊各县动员和指导社队办纸厂。我与技术员蔡融生(后曾任轻工部设计院党委书记)亲赴大兴县,当时郊县办工业的积极性的确是很高的。大兴县委工业书记亲自接待我们,表示对轻工部到县帮助办纸厂十分欢迎,但他自己需亲自抓大炼钢铁,只能派县委工业部长陪我们去各公社。我们到了大兴几个公社,大部分公社领导表示,要在轻工业部支持下发动群众建造纸厂。但使我记忆较深刻的却是与众不同的当时大兴县庞各庄公社的党委书记和公社主任两位领导,他们认为公社能在轻工部帮助下办纸厂是好事,但造纸厂离不了要用当地农作物秸秆作原料,而该公社有限的秸秆,都是群众做饭与采暖的基本燃料,如都用作造纸原料,使群众失去了炊事与采暖的生活必需的燃料,他们是不敢做的,因此认为该公社缺乏建纸厂的条件。这两位头脑清楚,将群众生活放在首位考虑问题的公社领导,是当时情况下特别难能可贵的,他们的态度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大约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全体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和一些公社、大队群众,砍树、献物、集资,竟然办起了十多个勉强能出纸的小厂。非常能干的蔡融生同志,第一个在大兴县魏善庄公社建成了小造纸厂,投产后,还请当时轻工部主管造纸的王新元副部长亲往进行了视察,得到他的赞扬。但我们既未能全面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还由于这些厂均属勉强应付仓促建成,先天不足,最后能维持生产的为数不多,对群众的热情与物质贡献,实在是一种损害,也使我深怀负疚感。但这类任意布置的任务并无人检查,其经验教训与人民群众的得失,更无人过问了。

试制陶瓷烘缸当时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宋乃德,为了解决造纸建设缺乏钢铁,就提出以陶瓷代替钢铁,首先提出将耗费钢铁较多的造纸机的传统铸铁烘缸,改用陶瓷制造。虽然造纸和陶瓷技术人员都从技术上认为陶瓷性脆且导热性差,并不适合制作需要能耐压和导热性好的造纸机干燥用烘缸,但当时搞瞎指挥的领导是听不进任何说理意见的,专家们只能勉强表示:无先例可先试验。宋副部长为此组织了三批陶瓷和造纸技术干部分别到国内三个陶瓷工业集中产地--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和湖南醴陵研制陶瓷烘缸。我受命与造纸机械专家沈季超、国内最有名望的陶瓷专家赖其芳和游恩溥参加醴陵的试制组。用陶瓷烧制又厚又大的造纸烘缸,对陶瓷制品实属庞然大物,虽经陶瓷专家与有关重点陶瓷工厂的多方研究,基本上都在干燥或烧制过程都开裂,无一成功,我们造纸人员虽作好了造纸机机身安装等准备,却没有陶瓷烘缸可供配套试用,大家不能不在失败声中由湖南收兵回京。虽然这是瞎指挥下的必然结果,参与试验工作的陶瓷和造纸技术人员却备受吹捧以陶代钢者的指责,但也受到一些重视科学态度领导的关注。为消除不同看法与无谓的争论,轻工部还是为此举行了一次由较少出面理事的部长李烛尘(党外民主人士)亲自主持的陶瓷烘缸研制讨论会,参与这一工作的陶瓷和造纸技术人员,包括主管造纸工业的王新元副部长都受到一些不讲道理的批评,技术人员无一发言。王新元副部长说陶瓷有比钢铁耐腐蚀等许多优点,但抗张强度低、导热性能差,用于制作造纸烘缸,并非用其性能之长,作一点试验是可以的,但需实事求是地对待试验结果。李部长最后的结论是:听说现在有“四合一”的设计(指仅用一万元投资、一吨钢材、一个月时间,即可建成日产一吨纸的小造纸厂),用一吨钢就可以办一个一吨小纸厂,那就给这样的工厂一吨钢材吧。他比较巧妙地暗示了他并不赞同搞陶瓷烘缸的做法。使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陶瓷烘缸的研制工作也就此告一段落。

在长沙看到的一些大胆社会考验与结果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各地领导与群众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激情高涨,4至8月间我正奉命在长沙市筹备试验陶瓷烘缸造纸机,住在湘江小岛橘子洲头的天伦造纸厂,得到该厂的大力支持。在家乡长沙短短的四个月期间,看到当地的社会变化却极为明显迅速。如,四五月间,“大跃进”刚起步,当时日常生活用品供应很好,为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我还亲历了长沙市进行的一些完全信任群众自觉、放松管理的改革试验,如省图书馆简化借书手续,许可读者进入藏书室随意自行取书,部分面食馆进食后,食客付账采取自行向餐桌上悬挂的收款盒交款结算等等。但当人们生活还很贫困,社会道德意识还不强时,实际是经受不了这种考验的,到了六七月间省图书馆已发现藏书特别是贵重的善本古籍大量丢失,餐馆也发现实际收入大减,都被迫恢复原来的管理办法。而且,由于公有化之风日紧,进入市场的农产品日少,供应日趋紧张,许多最普通的食品如花生米、熟肉制品等都逐步从商店消失,日常生活渐感困难,人们对生活前景,也有难于预料的感受。我们有一次去天伦造纸厂附近农村的一家农户小憩访问,原想讨杯水喝,但主人愁容满面,极力道歉说,他们家刚加入生产队食堂,已撤掉了自家炉灶,没法烧开水招待客人,还说他们家养的两头猪,明天就要赶到生产队去集体喂养了。这位农民兄弟对这些变化的无奈和前途命运莫测的心情,当然关系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前景,而农产品的供应短缺情况则是已经立竿见影了。在长沙短短几个月中见到社会出现的巨大变化,使人既兴奋惊诧,又不无担忧。

下达明知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任务1959年7月间,部党组书记宋乃德专找造纸局的我这个生产处长和办公室主任刘文江两人谈话,问我们估计当年纸产量能完成多少。我们回答认为从上半年情况看,220万吨不大可能完成,大胆估计最高可能完成170万吨。他首先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完成170万吨确实困难,但谈锋一转,提到轻工系统的四大重点产品中食用的糖、油、盐三种因农业与气候影响已肯定不能完成,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保证机制纸这一重点产品完成任务。这种明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强迫下级去实现,是促使“大跃进”期间瞎指挥与浮夸虚报风流行的重要原因。根据部领导要求,造纸局只得研究了向各大纸厂与造纸公司下达需逐日汇报完成情况的高指标,每日检查明知无法完成下达的日生产任务。这使得有的地方轻工部门领导在汇报时质问我们根据什么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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