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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善良的人，身处逆境时，对灵魂与人生进行一些思索和拷问，是可能的；有过恶行者，当遭受命运的惩罚时，对自己所作所为进行一些反省与诘问，也是可能的；而巴金先生，年届八旬，地位显赫，又是一个浩劫中的被迫害者，且身处一种全民族的控诉氛围中--在这氛围里，几乎人人都说自己是一个冤屈者、受难者--他却出来拷问灵魂，反省自己，这不仅表现为思想和情感境界的超越，也体现了他对那场浩劫认知的深度。巴金老是期待自己“生命开花”，而《随想录》等，正是他在晚年盛开的生命之花。人到晚年，人到显赫，还有思想之花盛开，这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民族的幸运。
巴金的《随想录》再造了一个辉煌。它的文学价值，特别是社会影响，不逊于他早年的《家》《春》《秋》，甚至超越了这些作品。《随想录》中抒发的感受、理解和建议，得到了经过那段历史的人的共鸣。巴金动笔写《随想录》时已经七十多岁，完成时就八十多岁了。从这部巨著中，也看出巴金对人民、对历史的负责，也为他的创作生涯的连贯画上完美的句号。应当说，无论中外，晚年有重大作品的作家不多，而巴金的《随想录》，就是重大作品。有人认为，《随想录》是一部思想史，而不能简单地作为文学来看，因为这是对思想建设的贡献，是关心祖国命运前途的思考、建议、期望。巴金是用作家的语言，表述了这些思想。
《随想录》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于社会改革开放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也体现了一个老人真率坦诚和天真的性格。
《随想录》的发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一时间，“讲真话”成了全社会呼唤的人格品质。
和“讲真话”的感慨同时做的，是巴金先生痛切的灵魂反省。他首先回顾了自己在政治高压下灵魂深处的隐秘和对尊严与人格的放弃。其实，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承受肉体的羞辱都不及精神的阉割更为残酷。比如他在《怀念胡风》中，就对自己做了最为痛切的解剖。他的情感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深度，应该归结于他一生对人格正直的追求。
巴金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的激情，却让他成为“五四”的青春精神的象征。而他对于“人”的持续的探索也使得一代代青年不断为之震撼。
巴金在文章中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说：“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巴金最大的特点，是当作家之前，首先做人。他善良，真诚，对朋友宽容，对自己很严格，勤奋写作。他对妻子、儿女充满亲情。对前辈，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非常尊重。对同辈关心理解，如对沈从文、傅雷都是这样。对晚辈，他热情、鼓励，对于中青年一代寄予很大希望。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感召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讲真话”--平平实实的一句话，竟引起如此波澜，竟荣获这么高的思想荣誉，这也许是我们今天这些生活中人所难以置信的。巴金，这位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齐名的文学大师，究竟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又曾经做过些什么？乃至要从七十五岁开始，发誓要不顾一切地讲真话出来呢？巴金老人的理由是：因为，我讲过很多的假话。我要还债！良心的债！
1986年，巴金给《随想录》写下最后一篇文章：《怀念胡风》。
就是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情况下，中国文坛的人是个个要表态，个个要过关，巴金作为文坛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更需要表态，因为他的表态才能够说明问题，所以上级就要巴金表态。
据巴金老人回忆，他和胡风虽没有过深的交情，但聚一起也喝杯咖啡聊聊天，谈些文艺界的事，算得上朋友了。但面对这个朋友，在当年的那场运动中，巴金说自己还是写文章批判胡风了。后来他在忏悔时，还专程去查出了自己当年的那篇文章，当时发表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叫《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文中写到自己对胡风的作为--“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
“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巴金谈真话问题的最后一篇“随想”，是讲他与一个来访客人的两种不同看法。客人主张把不愉快的过去忘掉，多谈谈未来，甚至不妨仍讲些豪言壮语，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巴金不认为这样。他说：“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我认为即使不写满园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过来说，纵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梦，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他下的结论是：“据我看，最好的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
至于客人所谓“多讲些豪言壮语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嘛”，巴金现身说法，那么多人讲那么多豪言壮语，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却迎来了十年的浩劫，一夜之间那么多人由人变成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因此，他说：“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
巴金与客人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要不要，是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巴金的一系列有关探索问题的文章，有关讲真话问题的“随想”，归根结蒂也是在于向现实发问：“你究竟彻底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几乎对每个人，对每一桩事的决定，都是个考验。
巴金在一百五十篇“随想”中，极大部分篇章都直接或间接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提出了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疑虑。在谈“骗子”的时候，他问：“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在谈“人言可畏”的时候，他说：“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该爱护它的作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在谈“紧箍咒”的时候，他说：“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甚至在第四本“随想录”《病中集》，连续五篇写自己的“病中”生活时，他也记载了在医院中听到几个老朋友去世讯息时的心情，说“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他呼唤友爱，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呼唤在黑夜中不灭的灯光！他毫不留情地要大家注意有人用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
他以他正直的灵魂和真挚的感情，抒写了一万字的长文《怀念胡风》之后，结束了第五本“随想录”即《无题集》的写作，也就结束了全部《随想录》的写作。这一百五十篇作品，很快受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重视和尊敬。
《随想录》在海外影响也很大。目前在国际上已经有英、法、日、德、俄五种语言的译本。其中以日译本发行最早。译者是日本的新闻界前辈石上韶。他早年曾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长期担任共同通讯社记者，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访问过中国。1980年春季，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日时，石上韶曾到朝日讲堂去听过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讲。随后他就连续翻译了《随想录》的五本分册，使早已熟读了巴金《激流》三部曲和《寒夜》的日本作家和广大读者，又很快阅读到巴金在晚年的这部杰作。后来井上靖、水上勉、宫川寅雄、西园寺公一等日本友人在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都曾把《随想录》作为他们近年来所读书中最受感动的作品之一。日本著名的戏剧家木下顺二，有一次在与巴金谈话时，还带来他在书页上加了许多批注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日译本，对巴金说：“我知道你对自己的尖锐批评和自我解剖，是很痛苦的。但这也由此可见，你对未来、对现在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你在《春蚕》一文中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这对我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鼓励，因为我本想退休隐居了。”
日本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坂井洋史、代田智明、山口守、藤井省三等四人，还在1984年6月，日本平凡出版社出版的由《新青年》读书会编辑的《猫头鹰》期刊“巴金文学专辑”上，发表他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随想录》的座谈会记录。在谈到《随想录》的自我批评时，山口说：“巴金确实不断深刻地剖析自己，在《随想录》中就有他的自我反省……巴金似乎正处在三十年代鲁迅的位置。”藤井说：“确实如此，别的作家在经历了‘文革’复出之后，都说自己是被害者，而巴金却说自己也曾是害人者，这样的文学家非常少。”山口说：“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很好的文学家。”代田说：“是的，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还要重新修正建立自己的文学，这真不简单，确有类似鲁迅的性格……”
在联邦德国，科隆的迪纳尔希出版社出版了德译本《随想录》。有一位名叫赫尔姆特马丁的作家，他“为独持己见的作家巴金诞辰八十周年而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说不折不扣的实话》，发表在1984年11月24日出版的联邦德国《时代》杂志上。他说：“巴金的《随想录》清楚地阐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指出它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的损害……由于诚恳的自我剖析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人民中国的青年一代热爱他，年轻的作家崇敬他，而在他们身上，正肩负着思考过去的悲剧、评判有改革愿望的今天的责任。”
在法国，在香港，都出现过“巴金热”。特别是在1984年10月，巴金为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莅临香港的时候，不论在机场，还是在颁授学位典礼现场，他都受到记者和读者群众的欢迎和包围。在这期间，香港许多书店的巴金著作，从《家》《春》《秋》到《寒夜》《憩园》，特别是新出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和《病中集》，都成了读者争购的对象。香港各报刊都以显著地位大量报道巴金在香港半个多月的活动。
巴金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强调作家必须独立思考，要按照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来进行创作。作家要充分运用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作用，把心交给读者。他说自己在创作上，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有记者问他如果一个人有第二次生命，让他回到年轻时代，他是不是仍愿意从事创作。巴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愿意继续写作。巴金在与记者谈话时，谈到新时期中国的文坛，他说年轻一代人才辈出，“希望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如果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中国文坛产生震惊世界的作品，看来很有指望。
四、巴金与诺贝尔文学奖直到巴金去世，几乎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都会有人将巴金与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上海。在那无法无天、荒谬绝伦的年代，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成为红卫兵“专政”的对象。一天，上海文艺界的当权者突然宣布，巴金也被列入文艺队伍的黑名单中，并说他与海外有勾结。本来就长期与外界信息不通的他，对此摸不着头脑，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和“国外”扯上边了。对此，巴金一直保持沉默。
为什么巴金会遭到“四人帮”的迫害，精神和肉体一直受到折磨？这个谜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7年才解开。巴金先生从凌叔华女士的一封来信中得知，原来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国外有人要推荐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在那些造反派眼里、在“四人帮”的心目中全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均属排斥之列，巴金当然会受到迫害。
凌叔华女士抗日战争的前一年，在作家萧乾的陪同下，拜访过巴金先生，从此与巴金先生相识。抗战结束后，凌叔华女士旅居国外，经常来往于欧美讲学。正当国内“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之时，在巴黎的一些文艺团体想推荐巴金和茅盾去竞争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广播电台请凌叔华女士在电台中介绍中国文坛的情况，并着重介绍了巴金，这个节目持续播放了较长的时间。为此，那些造反派借此在巴金先生身上大作文章。“文化大革命”使巴金失去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使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磨难。
1975年香港《明报》月刊11月号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说，在这一年“巴金和茅盾同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者和英法作家们认为，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巴金和茅盾是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两个作家”。
1980年法国作家内洛普布尔齐亚在他的《复仇集》法文译本“后记”中这样写道：“1978年，巴金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是在此期间，一些西方文学家将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于这次提名，张立慧著的《巴金研究在国外》一书也同样提及。
据说巴金不止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他为什么没有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而“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他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重要的原因。张立慧在她的《巴金研究在国外》一书中说：“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些操纵着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流氓恶棍，都把他当作是牛鬼蛇神。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四五位作家之一，瑞典学院（即瑞典文学院）本来可能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就此，或许会使他在新制度下为自己的祖国继续争得荣光，可惜他被打入了冷宫，原因就是他以前不是，将来他永远不是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一文中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1988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1989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
的确，法国没有忘记巴金。1983年5月7日下午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密特朗总统首先致词说：“我很荣幸地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向您颁发荣誉军团勋章。”总统说巴金的作品是世界著名的，他不只是中国的一个很伟大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巴金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所有被压迫者的深切的同情，巴金为人类的精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巴金致答词说：“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的作品被译成法文，受到读者的喜爱，这就是对我的很大荣誉了。我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法国写成的，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五十几年过去了，今天，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您对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在热烈的掌声中，密特朗总统将一枚闪闪发光的系着红缎带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佩在巴金的胸前。这枚勋章的正面中央，交叉着两面法兰西三色国旗。接着巴金女儿李小林代表巴金将新近出版的《巴金选集》精装本十册和一套《家》《春》《秋》的签名本赠送给密特朗总统，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品。
简短而庄重的授勋仪式结束后，密特朗总统说：“巴金先生，您知道关于法国大革命有很多的讨论与戏剧。您曾经写过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您对这些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我很高兴能够认识您。作为法国的代表，我有机会作为授勋者为您授勋，我为这感到高兴。这也是法国的荣誉，因为您是当代世界伟大的作家之一，法国为此也感到骄傲，因为您的灵感在法国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硬是拒绝了巴金这个“荣誉”！巴金至死在也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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