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巴金像

巴金从异国他乡走上文坛，一生都在以其不朽作品践行“真情论”。“爱那需要爱的，憎那摧残爱的”，这是巴金一贯的文学主张。虽然巴金的真诚与热情在“文革”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在《随想录》中，他却怀着博爱而忏悔之心，对自己曾经被迫于淫威、违心批判过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歉疚，以“真情”还复历史，以大无畏英雄气概与殉道精神无情地控诉了“文革”中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巴金用心地追寻着“真情”丰富的内涵，终生都在探索表现“真情”的各种文学手段。

巴金用真情书写生活。《家》《寒夜》《随想录》等不朽著作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报效祖国，建功立业。他谦逊地说：“我不是作家，我无非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人贵诚，情贵真。艺术的生命是真实，只有“真情”才能打动人心。

“真情”铸就一代作品，“真情”也铸就一个幸福的家。巴金的夫人在少女时代是巴金作品热情的崇拜者，主动向年轻的巴金求教各种问题，因为《家》穿针引线，萧珊与巴金相隔十几岁，经过八年恋爱的“抗战”，最后在抗日的炮火声中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巴金的家充满了真情，成为文坛好友常聚的佳处。

巴金晚年创作《随想录》，依然在呼吁他年轻时代的文学主张，写作《把心交给读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

一、云水巴山雨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从1928年写完《灭亡》时起，始用笔名巴金，终以笔名行。

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世代做官、数世同堂的官僚地主家庭。这个家庭就是成都城的北门正通顺街上的李家，祖籍浙江嘉兴。正通顺街是一条石板路，有几家店铺，多半却是官宦人家的高门豪宅。李家在这条街上，占地面积最广，名声也很响亮。李家大门上红底黑字的门联是“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八个大字。门前平时肃静无声，巍巍的高墙把深院大宅内的声音都围隔起来了。它的西邻是清末驻藏钦差大臣凤荃的住宅，后来租给英国作为领事馆；东面是赵姓公馆，再过去则是一个大仙祠。西面转弯街角，则有一家茶馆，是三教九流人物逗留的一个热闹场所。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县令，为官清正，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隐。对于儿时的李公馆，巴金这样回忆：“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在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的启蒙老师都是自己的母亲。巴金也是如此。巴金的母亲叫陈淑芬。她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的一个县城里，曾伴着她兄弟进私塾读了几年书，从十岁起就跟着做官的父亲来四川定居。她凭着聪明的天资和良好的素质，居然很早就与诗词结下不解之缘，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让这些诗词艺术陶冶了自己的性情。她为人谦和，品性善良，同情下人，而又豁达大方，深得翁姑亲朋的好评。她虽是知县夫人，却没有官太太的恶习，聪慧、有见识、富有同情心，待人十分宽厚。耳濡目染下，巴金幼小的心灵早早被播下了爱和善的种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他把那个告诉他“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的轿夫老周，称做是除母亲之外的“第二位先生”。“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其实这些都是经过母亲陈淑芬同意的。在巴金的心灵深处，对仆人、轿夫的同情渐渐转化为一种赎罪的心理。在《灭亡》中，巴金借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1914年到1917年，对巴金而言是多灾多难的三年。先是母亲在一个夏夜去世，随后两个堂兄突患白喉病死去。随后巴金和三哥也患了白喉病。病还未除，巴金的父亲又病亡了。再加上当时川军和滇军在成都进行了一场巷战，巴金感受到了死亡，更感受到了命运之河的曲折流向。

1920年旧历年底，祖父去世，家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巴金先是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以后巴金又跟随哥哥尧林离开四川老家，乘船顺江而下，到达上海不久又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

走出四川与出国是巴金人生的两大转折。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为摧毁封建专制统治，从西方引进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后来他到法国留学时所接受的法国伟大思想家卢梭民主主义的思想交织起来，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和人生理想。他再将这种思想拿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行验证，经过他自己的思考、认识和筛选，从而形成了他的带有个人印记的独特理解。那就是以反抗专制为目标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

1927年初，巴金到法国巴黎求学。他立即为卢梭的民主精神所倾倒。被称作“十八世纪全世界良心”的思想家卢梭所写的《忏悔录》，对他更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向读者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思想感情的风格和晚年在《随想录》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几近严酷的自审精神，似乎都源自《忏悔录》。在他经常徘徊于卢梭铜像前的同时，隔洋的美国所发生的两起诬陷工人的惨案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就是芝加哥八名工人罢工领袖和意大利工人领袖樊塞蒂被美国当局判处死刑案。前者不过是为了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而举行了罢工，后者则仅仅是在工人集会上宣传了自己的主张。他醒悟到，原来号称民主、平等、博爱的国家并不民主，并不平等，也并不博爱。巴金感到极度的悲哀和绝望。

巴金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的。因此，他满怀激动地表现那些寻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途径的理想主义者，表现他们的狂热、真诚、幼稚，表现他们在寻求真理过程中的颠踬甚至献出自己生命的曲折历程。他饱含痛苦地表现那些被专制制度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可怜人、畸零人，写他们被欺凌被宰割的惨状。

巴金后来回忆：“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前四章。”

从他最早写于法国的小说《灭亡》《新生》以及一批短篇小说，直到后来回国之后所写的《家》，莫不如此。也就是从那时起，巴金开始了自己第一个创作高峰期，并吸引了鲁迅的注意，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二、文章金石声1928年底，巴金回国，把自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告诉大哥李尧枚，并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李尧枚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很差，且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巴金想用《春梦》为书名来唤醒大哥。

1931年初，上海《时报》邀请巴金写连载作品。动笔时，巴金忽然觉得《春梦》这个名字不是很合适，因为他的笔下是“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痛苦所交织成的生活之激流”。巴金决定将小说的名字改为《激流》（后改为《激流三部曲》）。《激流》于1931年4月18日起在《时报》上正式连载与读者见面。这部作品在《时报》上共登了二百四十六期，共计三十九章。1933年5月，开明书店为《激流》出了单行本，这就是巴金著名的长篇小说《家》。但是，就在小说正式连载的当天，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不堪忍受身心的痛苦，在成都的家中服毒自杀了。巴金得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刚刚写完小说的第六章，这章的题目就叫《做大哥的人》。大哥的离开让巴金悲痛欲绝，更坚定了写作决心--“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

“激流三部曲”由《家》（1933）、《春》（1938）、《秋》（1940）三部长篇小说组成，其中，以《家》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据初步统计，《家》从1933年5月发行初版本开始，至1951年4月的十八年间，共印行了三十二版（次）。1953年至1985年11月，修改后的《家》又印了二十版次。这还不包括香港及国外发行的版本版次。

长篇小说《家》从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写青年反抗家庭，控诉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多侧面地暴露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与专制，及“长子继承制”的内在矛盾；揭露封建家庭父辈人物伦理道德的虚伪和沦丧；歌颂受新文化思想激荡的子辈人物的叛逆行动；表现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

巴金二十多岁便成功地创作了传世之作《家》，成就了不朽的著作，秘诀就在于他“真情”地描绘出了一个专制的“家”扼杀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引起了青年们感情的强烈共鸣，震撼了热血儿女的心灵。评论家刘再复说，巴金作为一个精神整体，他是丰富与辉煌的。他的作品与真实的生命紧紧相连，他的一生都高举着生命的火炬热烈地追求着和抗争着。他的热情点燃了好几代人。正如许多亲历者回忆的，上一个世纪中期许多热血青年走向延安投身革命，并非全是受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结果，有很多人就因为读了巴金的书而走出封建家庭，“把火扔到父亲的家里。”读了巴金的《家》，难免要产生这种造反的念头。巴金的代表作《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的革命号角。《家》这部小说导引无数有志青年走向反抗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从四面八方奔赴革命战线，点燃革命的火种，经过浴血奋战，迎来新中国的诞生。由此可见，“真情”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家》是巴金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后，长江上游某大城市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命而与李瑞珏结婚。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从而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觉慧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至此，觉新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投身革命……巴金通过对这个大家庭的没落与分化的描写，表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这部作品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中的巨匠地位。

觉新是这部小说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由于他处在长房长孙的位置，因此，为维护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和睦相处”，他凡事都采取“不抵抗主义”。他与他的梅表妹有一段美好的恋情。但是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婚姻大事是由不得年轻人自己作主的。他的父亲为他做了亲，他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一切。虽然他的内心十分痛苦，但他不敢说一个“不”字，“违心”与瑞钰成了亲。祖父死后，恰临瑞珏生产。祖父的妾陈姨太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钰在家生孩子，叫觉新送她到城外去。这事对觉新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他还是接受了，结果封建迷信吞噬了瑞钰的生命。而在这之前，他的梅表妹也因为他，郁郁寡欢而死。然而对于这一切悲剧的发生，他无力反抗，甘愿继续痛苦地过着“旧式”的生活。

小说中的另一个典型角色觉慧，是觉新的弟弟，却有着与他哥哥完全不同的性格。小说成功地塑造出觉慧这个大胆幼稚的叛逆者的人物形象。他积极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的反帝反封建活动，猛烈抨击封建家庭。在婚姻问题上，他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对于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封建家庭。

《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鸣凤之死的片段是全书最感人的情节，也是巴金写得最出彩的地方：

忽然她又站住了。她想她不能够就这样地死去，她至少应该再见他一面，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他也许还有挽救的办法。她觉得他的接吻还在她的唇上燃烧，他的面颜还在她的眼前荡漾。她太爱他了，她不能够失掉他。在生活中她所得到的就只有他的爱。难道这一点她也没有权利享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还活着，她在这样轻的年纪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在她的脑子里盘旋。同时在她的眼前又模糊地现出了一幅乐园的图画，许多跟她同年纪的有钱人家的少女在那里嬉戏、笑谈、享乐。她知道这不是幻象，在那个无穷大的世界中到处都有这样的幸福的女子，到处都有这样的乐园，然而现在她却不得不在这里断送她的年轻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为她流一滴同情的眼泪，或者给她送来一两句安慰的话。她死了，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公馆并不是什么损失，人们很快地就忘记了她，好像她不曾存在过一般。‘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她想着，她的心里充满着无处倾诉的哀怨。泪珠又一次迷糊了她的眼睛。她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支持了，便坐下去，坐在地上。耳边仿佛有人接连地叫‘鸣凤’，她知道这是他的声音，便止了泪注意地听。周围是那样地静寂，一切人间的声音都死灭了。她静静地倾听着，她希望再听见同样的叫声，可是许久，许久，都没有一点儿动静。她完全明白了。他是不能够到她这里来的。永远有一堵墙隔开他们两个人。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又感到一阵心痛。她紧紧地按住了胸膛。她依旧坐在那里，她用留恋的眼光看着黑暗中的一切。她还在想。她所想的只是他一个人。她想着，脸上时时浮出凄凉的微笑，但是眼睛里还有泪珠。

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往湖里一跳。

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这叫声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凄惨的余音已经渗透了整个黑夜。不久，水面在经过剧烈的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的花园都在低声哭了。

鸣凤用她的死，保持了自身的清白，换来了觉慧的觉醒，更为人们拉开了封建大幕的一角，让人们看到了封建社会血淋淋的残酷内幕。

巴金出身自封建大家族，但是他却远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阶层利益，反而将自己博大的胸怀和爱心投向了普通民众的海洋。巴金一直都在以含泪带血的心声为他们唤醒一个纯净美丽的平等世界，这种呼唤，表现出了巴金作为一名作家的良心和良知。

1934年，巴金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8年，巴金的小说《春》问世了。当时这本书在出版时，书页上刊登了一则小广告，写明“激流”共有四部，分别叫做《家》《春》《秋》和《群》。1940年春夏之交，巴金完成了第三部《秋》，其时正逢战乱。因为《家》《春》《秋》已经基本勾画出了巴金那“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他未能完成《群》的写作计划。从此，《家》《春》《秋》便被称为“激流三部曲”了。

1941年初，巴金回成都过春节，再一次听到了久违的乡音。他大约住了五十多天，知道了不少老家的故事，也引起了他不小的感触。看到依旧高悬在老家照壁上的“长宜子孙”四个大字，他想想了新近去世的五叔的故事：这个纨绔子弟终于在卖尽了祖传的田产和房产后，被家人赶了出去，沦落为烟鬼、小偷、乞丐，最后屈死在监狱里。巴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这时他的脑中出现了关于《冬》的最初构想。这部小说多少能反映巴金十八年后返回老家时的心境。这部小说到三年后才完成，正式出版时定名为《憩园》。

抗战胜利后，巴金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巴金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他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写出四个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著名电影《英雄儿女》就是根据他的小说《团圆》改编的。可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作品未能超越巴金三十年代的艺术水平。

1960年，巴金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巴金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他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起，香港《大公报》连载他的散文《随想录》。

巴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确诊患上帕金森氏症后，仍然在病魔的折磨下坚持创作。他写作时连笔都拿不稳，有时刚写几个字，手指就动不了了，要横横不出来，要撇撇不出去，老人只能用左手去推右手。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十卷本《巴金译作集》、《怀念曹禺》、《告别读者》等著作和文章，都是他在九十岁以后校对完和写成的。

1984年，巴金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会上，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作家深情地说：“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正是在这种高尚的精神支配下，巴金将一部又一部作品“燃烧”给读者，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钱正英同志在巴金九十岁生日时，代表全国政协前来祝寿。在巴金寓所，她诚恳地说：“巴老，我是在您文学作品影响下，走向革命的。”

巴老于2005年11月17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一百零一岁。他创作几十年，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写作共计五百多万字，连译作达七八百万字。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三、《随想录》：深刻的反省精神1978年，七十五岁的巴金，从重新握起笔的那天起，就出人意料地一反纯文学创作模式，用实实在在的大白话，宣称今后所有的写作都只为一个目的--讲真话！他说：“我就是最后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所说的这一生，到底我是真是假。”“那些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