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至1963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已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部分地付诸实施了。

1962年4月，大批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仅4月份难民人数就从二百人增至一千五百人；5月2日一天之内，难民即达千人；5月14日有四千难民；5月19日又增至五千。

蒋介石得此报告，兴奋得不得了，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把“反攻”的锣鼓敲得更响了。他不顾自己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亲自出马，连日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订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

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在座的将领：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

有什么狗屁的确胜把握。但谁也不敢吭声，不知道是说实话好还是说假话好，怕说不对蒋介石心思会遭殃。

于是蒋介石瞪大了眼睛搜寻着发言者。他的目光划过谁的脸上，谁的心里都在打鼓。他第一个选中了自己的黄埔学生、现任“陆军总司令”的罗列。

罗列在大陆与共产党军队直接交过手，吃过亏。他不敢隐瞒自己的观点，照直说道：“我看没有把握。”

蒋介石刚要敲起“反攻大陆”的锣鼓，当头就被浇了冷水，立刻声嘶力竭地训斥一顿，当即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

刘安祺滑头，为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

正中下怀，蒋介石顿时满脸堆笑，下令三军在高雄附近基地集结，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刘安祺日后记述这段历史时说：

“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的山沟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疏散地，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下水。那时大陆正在闹难民潮，是很好的机会……”

蒋介石要刘安祺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

刘安祺又回忆说：“我们还根据沙盘作业在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举行‘昆阳演习’，包括海、陆、空三军，以陆军为主，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演习。我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点。演习的时候在林边附近的海岸设了一个登陆发起站。”

刘安祺还说：“因为美国人盯得很紧，我们也怕消息泄露出去，所以行动相当隐秘。”

“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制定前后，台湾当局派遣了一些武装游击队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伺机进行爆炸、破坏，并企图建立便于长期潜伏的基地，幻想由此引发大陆人民的“响应”。

为达到骚扰破坏大陆的目的，国民党当局早在50年代中期就建立了秘密训练基地，训练特工人员。训练工作由国民党中常委、“国防会议”副秘书长、长期主管台湾特务工作的蒋经国一手负责。该基地以美国特种部队的操典严格训练特务，武器装备也来自美国，“每年可训练三个班次约二百人”。

进入1963年，蒋介石的“反攻”叫喊得更凶，宣称“反攻已揭开序幕”，并授意各部门做好全方位“反攻开始”甚至“反攻成功”的准备。

“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在答复“立法委员”咨询时称，“反攻”所需的军事、财政、粮食均已做了充分准备。“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更宣称：“反攻复国是中央政府各部门施政的同一目标，五十三年（196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都是直接间接朝向反攻复国之途迈进。”他还透露：“光复大陆后各项政策及其措施，现已由国防会议及国防部所属战地政务机构研究设计中。”

经蒋介石批准，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受命具体部署代号为“海威”“班超”等的派遣任务，将大批武装特务驱往大陆沿海，企图配合大陆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秩序，颠覆人民政权。

在阳明山蒋介石官邸，蒋介石挠着光头，似乎在按摩和镇静。情报局长叶翔之和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走了进来，见“总统”脸色难看，默默地站在那里，不敢吱声。

蒋介石慢慢地睁开眼说：“坐。大陆有新情况吗？”

叶翔之汇报说：“共军调动频繁，从城市到农村都在备战。这里有几份文件，请总统过目。”

“好吧，先放在这里。”蒋介石把视线移向温文尔雅、目光凶狠的谷正文，“你说说，在反攻救国方面有何想法？”

谷正文是个有点成色的特工头目，自幼酷爱读书，兴趣庞杂，涉猎范围极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谷正文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投身爱国学生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抗战前夕，谷正文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捕，经戴笠等人的策反，谷正文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正式参加军统。抗战时期，他潜伏在沦陷区的北平，干过不少漂亮事，多次获得戴笠的嘉奖。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军统北平站侦讯组组长。

谷正文毕恭毕敬坐下来，正要说话，蒋介石又问得更具体点：“除我正规军渡海登陆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谷正文说：“报告总统，我正要说，反攻行动短期内不会有军事上的进展……”

蒋介石不悦地打断：“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反攻？”

谷正文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一直在策划小股行动计划，登陆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基地，破坏中共重要军事、经济目标，鼓动百姓造反，骚扰得中共不得安宁。”

“这不就是政治登陆吗？”蒋介石的倒挂眉又竖了起来，高兴地说。

宋美龄却冷冷地说：“政治登陆有什么用？狗皮膏药！军队上不去，大陆还是共产党的。”

谷正文振振有词：“夫人，只要有特务人员不断踏上大陆土地，大陆人民就会发现，原来蒋总统领导的国民政府还在，这会对不得人心的共产党政权造成严重威胁。”

“是咯，是咯。”蒋介石赞许道，“小股部队作战方案你拿我看看，我看这个有点名堂。要点是什么？”

谷正文汇报说：“就是出动两千多名警特，从朝鲜半岛到南海北部湾，在万里海疆上，组织‘武装渗透’‘两栖突击’‘海上袭击队’几十股小武装，向大陆沿海骚扰。”

蒋介石说：“好好，带个有作为的游击队长我见见。”

第二天，蒋经国、谷正文领着“游击队长”周娜英走进来。蒋经国说：“阿爸，阿姆，这是要派往大陆的游击队周队长。”

蒋介石劈头就问：“游击队如果大批出发，时机是否成熟？”

周娜英胸有成竹说：“报告总统，绝对成熟，先去的都成功了。”

蒋介石打断道：“也被捉去不少。”

周娜英信心十足：“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工夫，又赶上大陆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他们正在‘南望王师又一年’哩。国军反攻，正是时机！”

蒋介石皱眉道：“东山岛突击之前，你们的情报说对方不堪一击，结果是你们不堪一击。今天找你来，就是问你一声，如果我们的游击队出发大陆，究竟有无希望？”

周娜英说：“有希望！肯定有希望。”

蒋介石又问周娜英：“根据是什么？”

周娜英信口胡诌：“根据大陆反共情况，毛泽东早给他们反掉了，生死存亡都不知道，目前只能用替身露面！”

蒋介石讥讽说：“又是这一套。毛泽东用替身这个情报，是中美专家先从东京播发出来，再传到外面去的。你司职情报，把这个消息当真？我对你提供的情报材料，多少有些怀疑。”

“这这……”周娜英被“总统”当面揭短，显得十分尴尬。

蒋介石严厉的口气缓和下来：“如果乘第七舰队的军舰出海，到广东沿岸换乘橡皮艇，能否被发现？”

周娜英又有了把握：“广东海岸线很长，他们发现不了。”

蒋介石又问：“登陆之时，会不会受到冷枪射击？”

周娜英回答：“不会，不会，他们绝不可能沿海统统驻兵。”

蒋介石盯住她的眼睛：“确有把握？”

周娜英挺挺胸：“报告总统，由于计划周详，准备充分，经过特殊训练的游击队分批登陆后，绝无可能被发现。而后深入山区，民众定会望风来归，迅速建立起游击基地。而国军到达之时，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受到热烈欢迎。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啊！”

在座的宋美龄插话了：“大陆民众盼的是国军开到，可现在去的是零星游击队，他们会失望吧？”

周娜英胡诌得有声有色：“尊敬的夫人，不会失望。我们在金门、马祖前线放出去的心战气球，下面挂了不少总统的照片，好多大陆居民接到后，就拿回家珍藏，还有的在夜里拿出来挂呢。”

蒋介石高兴地说：“我限你十天之内，给我草拟一个游击登陆方案，登陆地点不少于二十处。这个方案我要拿给美国人看。”

周游击队长走后，宋美龄说：“看这个家伙，也是吹牛皮的。”她看一眼蒋经国，“派遣小股特务到大陆，我怀疑用处有多大。前一段派的都被人家捉去了。要反攻大陆，必须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说：“这就要看美国啦！他们总统老换，新上台的肯尼迪不知肚子里打的什么算盘。”

宋美龄说：“应该把子文请来，他最善于分析美国人的意向。”

“哼，他呀。”蒋介石最讨厌宋子文，无奈地说，“他肯来吗？”

宋美龄说：“可以试试嘛。”

当时的台湾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反共游击队在大陆的活动，夸大其“战果”，整个台湾都沉浸在“反攻即将成功”的气氛之中。蒋经国曾喜不自胜地对外国记者说：“1963年给了我们反攻大陆的最好机会，我们正尽种种努力，以造成并利用这一反攻机会。我们不能采取相反的态度，坐待良机的丧失。”

蒋介石在这一片“反攻”声中，多次发表讲话，推波助澜。其讲话的内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鼓吹“反攻”时机已经来临，要人们立即投入“反攻”。蒋介石十分乐观地宣称，目前“反攻大陆”的形势是1949年以来最有利的，这种有利局面“可能在若干月或若干年内不会重现的。我们必须善用此等有利因素，使之充分发挥效用”。

他在1963年的“元旦文告”中说：“今后每一分钟，亦就将是我们雪国耻、报家仇的时机！所以我们全国上下，都要积极准备反攻复国的工作，随时随地响应反共抗暴的行动，切勿错过这千载一时难得的机会。今日我要郑重地号召自由地区、台澎金马所有的同胞和青年们，时时以拯救大陆同胞、收复已失疆土为己任，每个人都要有投身反攻复国实际战斗的准备！要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志节！一齐向战时生活、战时生产、战时服务动员！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团结成为坚强的战斗组合！把所有血汗、力量、资源投入于反攻复国的圣战之中。”

也是在1963年元旦，台湾有关当局为配合蒋介石的“反攻”号召，显示其“反攻”的决心与实力，正式向外界透露了派武装游击队骚扰大陆的事，称这些部队“秘密进入广东沿海地区，领导反共游击队的活动，有若干地区已建立了秘密基地，并与台湾保持秘密的联络”。

二、强调派遣游击队到大陆的必要，要台湾青年为之卖命。蒋介石在年初会见美国《华盛顿每日新闻》记者傅瑞登柏时说，“反攻大陆”有三个相关的先决条件：军事准备、大陆情况及世界局势。派遣游击队到大陆骚扰破坏，正是加速大陆形势向有利于“反攻”的方向转化。依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台湾的武装骚扰活动会引起大陆内部的极端不稳，为台湾的“军事反攻”制造机会。他告诉美国记者，派往大陆的武装特务们的中心工作就是“加速促成一次抗暴起义”，而在大陆进行破坏活动，是“至为理想的反攻准备”。

三、寻求美国的谅解和支持。蒋介石大量派武装游击队到大陆的举动，引起美国的关注。美国希望维持海峡两岸的“对峙”现状，不愿被蒋介石拖入一场与大陆的战争。1963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即声明，要求台湾“在对大陆作任何军事进攻之前，应顾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项协议”，即台美《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一切军事行动均需双方磋商”，而台湾派游击队时并未与美方商讨。这无疑是给蒋介石的“反攻热情”浇了一瓢冷水。《联合报》曾以《反攻大陆关键在于消除美国疑虑》为题发表社论。为“消除美方疑虑”，蒋介石频频接见外国记者，进行解释。

首先，他想绕开《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官员称，“在大陆进行游击战，是一个政治的决定，在今天来说，已不是受不受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约束的法律问题了”。蒋介石对美国记者平克莱说，鉴于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情势，美国应面对现实“重新检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若美国反对台湾“反攻”，则“中国人必将责难美国”。

其次，他申明台湾的“反攻”，不会引起苏联干涉，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会见《意大利日报》发行人时说：“反攻大陆非但不能引起世界大战，而且大陆光复后，还有助于阻止大战的发生……我们的确不想要美国介入，以免使苏俄有所借口。另一方面，莫斯科也不至敢冒这种危险。这是与苏俄的政策不合的！莫斯科一向都避免卷入在它国境以外的战争。”

最后，蒋介石一再保证“反攻”不需要美国直接出兵介入。他说，实施“反攻”时，“首先，我们希望而且需要美国的精神与道义支持，这是最必要的。从此项基础上，将出现为我们所需要的其他实力与支持。第二，我们需要美国继续给予军品方式的援助。我们并不希望或需要美军部队”。

在蒋介石的大力鼓噪之下，台湾对大陆的武装骚扰活动在1963年内达到高潮。仅据见诸报端的不完全统计，1963年间台湾至少有三十五支反共游击队骚扰大陆。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密度也有所加强。《联合报》对1962年与1963年的登陆骚扰活动进行了比较：“去年均采取小组形式，每组约数人；今年则较为增加，最少也是一小组在十数人以上，而且在时间上的间隔，事实上是密接的。”

关于派遣武装游击队来大陆骚扰的作用，主持该项工作的蒋经国7月在美国说：“台湾此项计划的优点，是在于我们使用相当小的武力去困扰从宁波以迄海南岛沿海的中共军队。我们正发动零星而却经常的突击，从而使沿整个海岸的中共军队不得不昼夜戒备。他们不知道游击式的袭击，下一次将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他们将在什么地方遭受打击。这迫使他们丧失安全感，并且使他们在心理上处于劣势。”

据台湾情报机构公开发表的数字，自1962年3月至12月之间，共有873名游击人员自台湾派往大陆，他们中绝大部分是自秘密训练基地乘船出发的。其到达区域多为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省份，还有少数用飞机空投至广西十万大山，甘肃宁夏等边远地区。台湾特务到大陆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破坏的目标“从金矿到渔船包罗一切，可详细分为二十三类，其中包括铁道、造船所、电力公司及粮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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