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拟订的反攻计划，先叫“国光计划”，后又改为“旭光作战计划”。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的一个作业中心制订的。

1961年4月1日，台湾军方在偏僻的台北县山峡地区成立了“国光”作业室，动员三军二百零七位精英秘密研拟对大陆进行军事反攻的作战计划，由朱元琮担任主任，历经十年，完成了二十六项作战计划。

“国光计划”之前，曾经搞过规模较小的“班超计划”“凯旋计划”“中兴计划”，这些都不如“国光计划”具体而范围广泛。

这个“国光”作业室搞得特神秘，不但要对大陆保密，还要对美国人保密。为了掩护“国光计划”，台军方另外在台北县新店碧潭成立“巨光”计划室，研拟与美军进行联盟反攻作战，放出烟幕，借以向美方隐瞒台湾预备进攻大陆的军事意图。

“国光”作业室里架屋叠床，下辖陆光（陆军）、光明（海军）、擎天（空军）三个作业室。陆光下辖光华（登陆作战）、成功（华南作战）两作业室，光明下辖启明（63特遣队）、曙明（64特遣队）两作业室，擎天下辖九霄（作战司令部）、大勇（空降特遣）两作业室。

“国光计划”包罗万象，含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五类二十六项作战计划。所有计划都策划到师的任务层级。

有意思的是，“国光计划”居然是想通过挑衅大陆开战揭开序幕。而这个主意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出的。

1963年5月2日，蒋介石提出开战指导，亲自指示参谋研拟如何炮击大陆三天到四天后，诱发大陆进行炮战。蒋介石说，这样我们就向全世界宣布大陆挑衅，然后我空军进行反制作战，数日后展开登陆战。

但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指示在当年5月30日被“国防部”参谋推翻。经常被人评为独断专行的蒋介石，这次却采纳了参谋的意见。

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悄悄地干，不敢声张，生怕美国主子知道。虎年一到，蒋介石以为时机已到，就不断向美国访客强调：反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大陆同胞一定会闻风起义。

后来，美国政府得悉台湾当局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得罪不起，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国光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

当时美国国务院中负责情报及研究的希斯曼说，国民党政府“通过官方和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道，一直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他在《推动一个国家——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策略》里透露，肯尼迪政府面对来自亲台北者的巨大压力，内部引发了两种不同主张的激辩。一派主张支持国民党军反攻，认为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在沿海建立滩头阵地后，可能造成星火燎原之势，已经和中国分手的苏联，不可能出兵助战；持反对立场的人则表示，国民党军打算先行在沿海登陆一两个师的目的，乃是企图引诱美国介入，并导致美国与中共发生大战。他们担心国民党军登陆后，大陆同胞并未揭竿而起，中共亦未垮台，则岂非要重演一年前（1961年）古巴猪湾事件的惨剧？而且后果可能更糟。

这倒使主管情报研究机构的希斯曼大为苦恼。他虽然尽全力搜集中国大陆方面的情报，但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会起来对抗大陆政府。在大陆的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不满新中国，这种“不满”会不会升华到“集体抗暴”，他心中无数，于是想找人讨论一下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问题。

1962年3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太使节会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意图。希斯曼于3月8日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上了迎接的轿车即直奔蒋经国办公室。

蒋经国秉承父意，引用大量“敌后情报”，向希斯曼说明“反攻大陆”的理由。蒋经国多次重复蒋介石近些时候的讲话，如“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等等。

归纳地讲，蒋氏父子对1962年“反攻大陆”充满信心，其依据是：

第一，蒋介石将大陆看得一片漆黑。蒋介石宣称：中共“现在是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把“反攻”宣传变成行动。蒋介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宣称：“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机会”。“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局势的问题”。

第三，蒋介石还是他的老主意，就是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这一时期，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不可缺，美国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台“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的步子不大，但已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

当然，这一条蒋经国不会跟希斯曼讲。希斯曼听着前面两条理由，无动于衷。

蒋经国最后问：“希斯曼先生，我刚才引用了大量敌后情报，充分说明了必须立即反攻大陆的理由。不知美国政府怎么看？”

希斯曼说：“我受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先生委托，专程访台，向你们了解反攻大陆的有关情况。听了您的介绍，我想提出三个问题请你们注意。”

蒋经国说：“请讲。”

希斯曼说：“第一，在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对中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离开大陆十三年了。”

蒋经国拍胸脯说：“这是没有问题的。经过十三年的比较，大陆人民现在认为还是国民党好。”

在阳明山蒋介石官邸，蒋氏夫妇也在谈论这个问题，他们的口气是相当没底，不像蒋经国这样敢拍胸脯。

宋美龄说：“根据我们的敌后情报，大陆不稳之极，没吃没穿，既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又没有人种田，总之是一塌糊涂。如果国军反攻，他们会出来欢迎我们的。如果游击队去，他们会设法掩护，乃至供应食宿。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就该快点动手嘛。”

蒋介石略显忧虑说：“我当然相信这些情报，这是他们出生入死弄来的。但是美国人不信，要不他们干什么派人来探底。不过，我们也不能全信情报。可以设想一下，既然大陆一塌糊涂，为什么还能打败美国兵，将他们钉在三八线上？为什么还有东西出口？我们骂他们是饥饿输出，可是老百姓总不能天天饿肚子，那会不打自乱的。”

宋美龄吃惊道：“你认为大陆没那么糟？”

蒋介石说：“有些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他们地位很高，跟我谈起大陆，好像认为大陆的真相不是如此，他们有的还去过大陆。”

宋庆龄说：“那就要经国把大陆的情况搞清楚嘛。”

蒋介石说：“他也搞了不少情况，现在不正在跟美国人谈吗？”

在蒋经国办公室，希斯曼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中国人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效忠卡斯特罗，这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久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衍化成抗暴起义，仍是最难预测的。”

蒋经国稍显不悦说：“我刚才说的那些反攻大陆的理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希斯曼自顾自说下去：“尽管国府列举了各种理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的热情只是一厢情愿，台湾提出的理由仍建立在一大堆假设上。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蒋经国不愿意听了，看看表说：“不谈了，不谈了，我请你吃饭！”

尽管谈得不愉快，蒋经国还是尽了地主之谊，热情宴请了希斯曼，并教他划拳。

蒋经国纠正他的姿势说：“要这样划，出手要快，对！嘿，您又输了，罚酒！”

希斯曼老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醉意醺醺地说：“在酒席上，你的‘反攻’胜利了！”

蒋经国激他：“你赞成反攻啦？”

希斯曼连忙摇手：“NO！NO！”

希斯曼走后，蒋经国向蒋介石和陈诚汇报说：“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主管希斯曼，听了我反攻大陆的理由后，向我提了三个问题，好像美国人对我们‘反攻大陆’疑虑重重。”

蒋介石身披海虎绒大氅，内穿笔挺军服，脸色凝重，挥挥手说：“不管它！还是要赶着鸭子上架。马上下达征兵动员令，马上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在政工干校里开设战地政务班，准备在沿海登陆后建立政权的党政干部。”

蒋介石就是这么一块“硬石头”，他不肯罢休，继续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而且认定1962年至1963年是他“反攻”的决胜年，不能错过机会。

为了不错过机会，蒋介石在台湾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开会，具体商讨“反攻”部署。在会上，他像模像样地制定了具体措施与步骤：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攻”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为：各类货物税30％，娱乐税50％，地价税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此捐那税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十四个月内共征收六千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召开“九大”之际，大力鼓吹“反攻大陆”，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他在大会上叫喊：

“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盱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所通过，并决议“遵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委会，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半年的“现役征集”。蒋介石还下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类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

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头子克莱恩为蒋经国的酒友，他火上浇油，建议国民党军队采取“秘密”方式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其手法等于是大型的古巴猪湾登陆。

但这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意图。美国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越来越不安。他们认为对大陆采取大规模的战争过于冒险，可能会使中苏重归于好，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从切身利益考虑当然要求台湾不要轻举妄动，肯尼迪总统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协防条约’。”

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情报的希斯曼再次奉命访问台北，这次他直接走进了蒋介石的“总统府”，强硬地说：“总统先生，我是受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国务卿鲁斯克的委托，来转告美国政府对国府反攻大陆的态度。”

蒋介石说：“好，好。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斗争加剧，正是自由国家把握利用这一机遇的时候。”

“南辕北辙！”希斯曼摇头说，“不！我受委托明确告诉您，反攻大陆不可行！肯尼迪总统认为是闹剧，等于是自杀！”

蒋介石抗辩说：“我从贵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主管克莱恩那里了解的情况，与你传达的意见相反。他建议国军采取秘密方式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就像古巴猪湾登陆一样。”

希斯曼说：“国务卿鲁斯克听了克莱恩的胡说八道，大为恼火，骂他是胡闹！”

“是吗？可惜，可惜！”蒋介石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双目一闭，不吭声了。

希斯曼走了以后，蒋介石在客厅撕报纸骂人：“这个肯尼迪，年轻轻的也害恐共病！”

宋美龄夺过报纸，拼着碎片，勉强念着：“肯尼迪总统礼貌地通知蒋总统，时机不成熟，美国的无限支持不是唾手可得的。现在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

蒋介石像泄了气的皮球，抱怨道：“我们本来已经掌握了复国的钥匙，就要打开铁幕的大门了，他却把钥匙折断了，唉！”

宋美龄劝蒋介石：“也许美国的情报分析认为，大陆还没有烂到我们可以进攻的时候，你不要偏信那些小特务的虚假情报。”

蒋介石余怒未息：“又派人来警告，又登报纸，美国人简直是为中共张目！”

在一旁的陈诚建议：“鉴于美国的态度，是不是先派小股部队袭扰大陆，反攻还是反攻，只是规模缩小点？”

蒋介石一看后台老板真急了，只好强按下心头之怒，在风山一次军事会议上，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协防条约》作为借口，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美国扯后腿，蒋介石自知无力“全面反攻”，只能加派小股武装游击队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同时募捐资助到香港的大陆灾民，并接其中的少部分去台湾，以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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