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

7月1日，又一位神秘人物风尘仆仆地从香港北上，出现在北京。他就是曹聚仁。

与前些日子北上的程思远一样，曹聚仁的北上之行也很突然，他们两人都带有神秘色彩。

曹聚仁，1900年生于浙江兰溪，字挺岫，号听涛，集作家、编辑、记者、教授于一身，非国非共，却结交了国共双方许多大人物，一时名噪海外。同时他又是一位颇有争议的文化人。他于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54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成为该报特约记者。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政权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蒋介石本跟曹聚仁没有什么历史渊源，而且对他有恶感，他在过去的日记中谈到曹聚仁时都用一个词“曹谍”，另外就是“曹奸”，就是间谍奸细。曹聚仁的朋友是蒋经国。曹聚仁所有信件都是写给蒋经国，而且都是蒋经国向蒋介石转告的，慢慢地蒋介石改变了对曹聚仁的看法。

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六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其实他这次回来，是蒋经国点的“将”。蒋介石通过许孝炎得到章士钊传过来的北京来信后，虽然没有当即对许孝炎表态，却想通过另外途径试探北京方面的虚实。蒋经国得悉父亲的意图后，当即向父亲建议，推荐曹聚仁前往北京做“密使”。台湾方面派人到香港，转告了蒋经国的意图说，要请曹聚仁“去一趟大陆，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曹聚仁便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与中共高层接触之意。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曹聚仁的这封信夹在他写给留在上海的妻子邓珂云的家信中。夹信内容大意是：为了两党和好、祖国的统一，愿作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共中央转呈此意。邓珂云收到信后，即将信封好寄出。邵力子接到曹聚仁的信后，立即向上作了汇报。周恩来了解情况后，迅速安排曹聚仁进京面谈。不久，邵力子回复一简函，欢迎他来北京。北京方面通过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跟曹聚仁联络，费彝民于是不露痕迹地安排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前往北京。

从香港过来的曹聚仁，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右脸颊上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一条深深的疤槽。他一走进广州白云机场，就遭到记者的包围采访。

有记者问：“曹先生，你的突然北上，港澳新闻界视为热点，在周先生三天前的讲话后，你北上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精心的安排？”

曹聚仁低调地回答：“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商业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北京的重要任务。”

记者哈哈笑着调侃：“你这老记者，可别哄骗我们新记者哟！”

“哪里话，哪里话……”曹聚仁打着哈哈应付着躲开了，一闪身走进了候机室。

曹聚仁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国民党元老章太炎的高足，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他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常到新四军战地采访，成为叶挺的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后来在赣南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时任赣州地区专员的蒋经国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当年蒋经国曾说：“知我者，曹公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蒋经国派一位姓王的人与曹聚仁联系，希望他到北京去一次，使曹聚仁成了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居中调解人之一。蒋经国第一次派李次白秘密来大陆，那时时机不成熟，不但没有谈成什么，连人都有去无回，这次又派了曹聚仁，身份和影响都更大一点。这说明蒋氏父子当时确有求和之心。

在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周恩来坐在沙发上对毛泽东说：“主席，曹聚仁先生来了，他与蒋经国过从甚密，曾为他办过《正气日报》，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在香港，我们拜托《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与他联络。他可能是台湾当局派来了解我们对台政策底细的。”

“好啊！”毛泽东抽着烟，对周恩来说，“我们放个试探气球，你和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请他吃饭，把我们的对台政策讲给他听。他听到了，蒋氏父子也就听到了。”

曹聚仁一到北京，就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北京方面已经安排了相关外事部门接待这个考察团，却又专门派出邵力子和徐淡庐前往机场迎接曹聚仁。邵力子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当时还身兼“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徐淡庐的身份更高，他是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厅副主任、李克农副总参谋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实际上是专门从事对台情报工作的官员。在机场，徐淡庐对曹聚仁的自我介绍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从此，曹聚仁一直称他为“徐主任”。从北京机场开始，他成了曹聚仁与北京方面联络的秘密通道。

曹聚仁到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分别在1956年7月的13日、16日、19日三次接见他，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

7月16日中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曹聚仁。1939年，曹聚仁在南昌便与陈毅相识，旧友相逢，分外欣喜。大家叙旧谈新，气氛十分热烈。

周恩来开场白说：“我们欢迎曹先生回来看看，我代表党和政府欢迎你！”

曹聚仁问老熟人周恩来：“周先生，你不久前在人大允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里头，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笑道：“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

曹聚仁说：“真的吗？海外人士还将信将疑呢！”

周恩来说：“共产党的历史可以作证嘛。国民党与共产党曾经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

曹聚仁开玩笑地问：“这是招降吗？”

周恩来认真地说：“不！我们对台湾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是可以坐下来商量安排的。”

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

宴毕，周恩来、陈毅与曹聚仁乘兴泛舟昆明湖。湖里的游客们尽兴地游玩，没有察觉身边这艘普通游艇里的特殊游客。

在游艇上，周恩来继续说：“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他一改闲谈口吻，郑重地说，“我们说过什么，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的事。”

曹聚仁眼睛一亮说：“周先生，我是记者，我习惯采访，请问，你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前景如何估计？”

周恩来说：“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新中国日渐强大，就是在那些从大陆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士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曹聚仁紧接着问：“周先生所说，可供报道吗？”

周恩来挥挥手说：“欢迎报道，要大造舆论嘛！”

曹聚仁笑了，有兴致地说点俗话：“我曾对费彝民先生说过，国共这对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

陈毅戏谑道：“曹公爱作怪异之论，但不‘非常’，也还‘可喜’。”

曹聚仁听了总理、副总理的一席话语，深受鼓舞，当即表示：“身为炎黄子孙，当为国共重开谈判尽力奔走，多做工作，决不推辞！”

周恩来事后曾对陈毅说：“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曹聚仁回到香港，蒋经国马上派人前往香港探望他。这个台北信使是曾经担任蒋经国机要秘书的王济慈。王济慈与曹聚仁都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在赣南的时候有过交往。王济慈向他转达了蒋经国关于国共进一步谈判的意见，鼓励他再上北京接触。

曹聚仁回香港不到一个月，便再次出发北上。他在《北行小语》中写道：“9月1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参加了齐白石老人的和平奖金授奖典礼，会场上碰到了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这一天，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典礼，曹聚仁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建议毛泽东主席接见曹聚仁一次，毛泽东点头答应。

10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这天下午，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而在中南海居仁堂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十分诚恳地说：“今天下午，国家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我就偷个懒，不去了，我们两个吹吹。”

曹聚仁说：“谢谢主席给我的殊荣！”

毛泽东说：“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坦率地说：“我发表了不少报道，讲了自己的观感。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讲了些缺点。”

毛泽东说：“你的大作，我能找到的，都拜读过了，你对大陆的叙述比较真实，态度也是公正的。”

曹聚仁说：“主席百忙之中，还有时间看我的东西，真是想不到。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是有话就说，百无禁忌的。”

毛泽东说：“你不妨再自由些。听说你跟蒋经国共过事，他怎么样？”

曹聚仁说：“蒋经国在赣南当专员时，邀我担任《正气报》总编，我与他关系甚好。我对他印象不错，他是个干事的人，在赣南实行的新政，口碑也好。1948年，我写过本《蒋经国论》的书，由香港创恳出版社出版了。”

毛泽东感兴趣地说：“噢，你回香港后寄一本给我，我想看看。你虽然是做学问的文化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被称为‘谜一样的人物’。”

曹聚仁说：“主席，我就是想用自己这点优势，为国共再度合作奔走效劳。”

听到曹聚仁的表态，毛泽东郑重地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搞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代表来大陆看看。不好公开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

越谈越投机，越谈曹聚仁就越没有拘束，他竟然问：“斗胆问主席，你对蒋先生怎么看？”

毛泽东抽口烟说：“我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对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还是可以肯定的，他有过历史功绩。他现在在台湾待着，也有好处。”

投其所好，曹聚仁谈起了哲学：“因为主席是辩证法大师，知道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像老子所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主席是不是从这一角度，从蔑视蒋先生转而走向容忍？”

毛泽东点点头，明确地说：“我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只要他伸出手来。”

曹聚仁由衷地说：“在两党的仇恨情绪还没有消逝的今日，主席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会带来中国历史的又一重大转变的。”

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当然，在台湾的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之前，内战仍然存在。”

曹聚仁站起准备告辞说：“我已经充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谈判的态度，我要为促成这历史性的谈判尽一份力。”

10月7日，在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再次接见曹聚仁。

曹聚仁问：“如果说台湾与大陆统一，中共将如何安排蒋介石先生？”

周恩来坦诚而实际地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愿意做台湾的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在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来。”

周恩来还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蒋介石前天对外国记者说还要我们缴械投降。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共的话，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他们收买周驹搞的，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其实倒不是哪个人怕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我还是去了印尼，以后又到了新加坡，那里还不是有他们的特务吗？蒋先生和经国爱搞这一套，可能是受了英士（陈其美）先生和‘格柏乌’（通常译作‘克格勃’）的影响，其实历史证明这一套是不能成功的。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

曹聚仁高兴地说：“我没有疑问了，回去立即写信给台湾方面，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通知相关地方当局，对蒋、陈（诚）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10月1日上午，曹聚仁和夫人邓珂云被邀请参加国庆典礼，登上了来宾观礼台。

10月12日，回到香港的曹聚仁，夜晚在寓所伏在台灯下奋笔疾书。他是给蒋经国写信，劝他“在这一紧急时间中……不要让这一时机溜了过去”。

1956年8月14日，《南洋商报》刊载了曹聚仁题为《颐和园一席谈——周恩来会见记》的报道。

在台湾慈湖蒋介石官邸，蒋介石用拐杖指指周围说：“经国，风水先生说这里是龙脉呢，跟溪口风水一模一样。”

蒋经国说：“是的，阿爸又想家乡了？曹聚仁的报告很详细，不知父亲看了有什么考虑？”

蒋介石说：“经国，曹聚仁是你的老部下，我信得过他，让他再去大陆一趟，委托他到浙江奉化，去看看祖坟是否完好。”

蒋经国：“是。”

蒋介石又吟哦：“‘溪口之花草无恙，奉化之墓庐依然’……”

蒋经国问：“父亲是不相信？”

蒋介石：“共党多欺诈，要信得过的人去眼见为实。”

不久，在香港一直静等台湾消息的曹聚仁接到台湾的指令，要他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委托他到浙江奉化，去看看溪口花草是否“无恙”，蒋氏祖坟是否“依然”。显然，蒋介石对中共还不相信。

1957年5月，正是万木葱茏的初夏日子，曹聚仁返回大陆，周恩来在新侨饭店接见他。

周恩来说：“曹先生，你去溪口，我们不事先打招呼，让你看看真实情况。”

曹聚仁说：“谢谢，我真实地看，真实地呈报台湾当局。”

周恩来又说：“我们与台湾当局的事在进行中，你转告蒋先生，千万不要因为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原定的计划。不要以为时间对台湾当局有利，时间对大陆恐怕更有利。”

曹聚仁点头称是：“是这样的，我如实转告，并劝他们面对现实。”

曹聚仁在北京待了短短几天后，乘京汉铁路火车到汉口，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长江大桥，又乘长江轮东下九江，下榻花园饭店，这是蒋介石每次上庐山前居住的地方。次日早晨，他上了庐山，到了牯岭，参观了蒋介石住过的美庐别墅和庐山大礼堂。他在庐山住了七天，回到九江后，又由南路上庐山去看海会寺——当年蒋介石练兵的地方。他在庐山沿着蒋介石的足迹走了一圈，便匆匆赶到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住进了当年蒋介石回溪口时常住的妙高台。在溪口，曹聚仁在徐淡庐的陪同下游览了武岭、雪窦寺，并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寓居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曹聚仁还代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敬香烧纸，恭行民族传统的孝仪。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他还不时向路人采访。

曹聚仁回到北京，陈毅热情地接待了他，关心地问：“曹先生，溪口之行，观感如何？”

曹聚仁感慨地说：“观感很多，感触最深的是，在蒋先生家乡的人民，也是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与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战争。居然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陈毅哈哈大笑：“这叫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过，我还想到蒋介石、蒋经国！”

曹聚仁说：“陈先生是经国先生的熟人嘛。”

陈毅说：“熟，他在赣州推行的新政还是不错的，抗战胜利后我就在南昌认识他，以后关系一直不坏。”

曹聚仁乘机说：“我上次就建议陈先生，争取与经国先生见见面。”

陈毅豪爽地说：“可以嘛，熟人哪能老死不相往来，一旦条件成熟，我就见他。”

曹聚仁趁热打铁问：“在哪儿见？”

陈毅回答说：“就在福州口外的川石岛吧！”

曹聚仁回到香港寓所，浏览一张张刚冲出的照片。

深夜，他伏在灯下给蒋经国写信：“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个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往返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遵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曹聚仁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蒋氏父子故里的情况，说：“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的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促使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信中的“老人”是指蒋介石。

曹聚仁在另一封信中，还谈了他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进行合作的看法。他坦诚地说：“目前，国际形势如此复杂，聚仁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作，我个人只是道义上替台座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无意走向解决国是的途径，似乎也不必聚仁再来多事了。诵于右任先生读史诗：‘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之句，为之惘然！”

此时大陆已开始“整风”，为征求党外的意见号召“大鸣大放”，可谓搞得轰轰烈烈。报上天天刊载鸣放文章，不少人对中共提出尖锐意见，海外谣传大陆反共浪潮滚滚，武汉汉阳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曹聚仁怕蒋氏父子受影响，特意在信中说：

“以聚仁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