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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是遇弑还是自然死亡，还关系到《春秋》对新君继位的记载。一般情况下，国君正常死亡，则新君书即位；如果国君被弑，新君一般不书即位。但《春秋》书法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往往打破常规，以表达作者的独至之见。《春秋》对桓公等四人继位的记载不同，即是其例。
《春秋》闵公、僖公元年都书“元年春王正月”，而不书公即位。《公羊传》闵公元年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孰继？继子般也。孰弑子般？庆父也。……庄公存之时，（邓扈）乐曾淫于宫中，子般执而鞭之。庄公死，庆父谓乐曰：‘般之辱尔，国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谷梁传》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亲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继之如君父也者，受国焉尔。”《公羊传》僖公元年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称子何？臣子一例也。”《谷梁传》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同样是继弑君，《春秋》桓公、宣公元年却均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与闵、僖二君情况截然不同，其间区别何在？《公羊传》桓公元年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谷梁传》云：“继故不言即位，正也。继故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也。继故而言即位，则是与闻乎弑也。继故而言即位是为与闻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无恩于先君也。”《公羊传》宣公元年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谷梁传》云：“继故而言即位，与闻乎故也。”
《公羊》、《谷梁》两传分别认为桓、宣二君书即位，是因二人“与闻”弑君之事、有“意”争君位，这是正确的。那么，何以见得二人与弑君之事有牵连且有争位之意呢？《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羽父使贼弑公于洩氏，立桓公。”文公十八年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隐公有让桓之志而桓公杀之，宣公与嫡子争位而篡立，不正是桓、宣与闻其事、有意争立的最好说明吗？如果不将有关事实揭出，则《春秋》前君书“薨”、“卒”，而新君书即位，极易被误认为是正常死亡和正常即位，《春秋》大义将湮灭不彰。
四、事实与孔门说经前人论述事实与经义关系，亦时有可观者，兹择要略述如下，以供参证。
张高评曰：“孟子》述孔子作《春秋》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事者，历史发生之本体，经文字或非文字之征存以传后者也。文者，历史发生之客观记述，文字之考订，史事之考证皆属之。若夫义，则是史家主观心识中所怀之哲理，乃撰史时去取之圭臬。以《春秋》言之：《春秋》为一霸史，盖桓、文之伯事，《春秋》所以终始者，此其事也。鲁史策所记，一依成法，不可益损，此其文也。而或史之所无有而笔削之，以见孔子之特识，致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此其义也，此所谓《春秋》之书法义例也。《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即比例，此孔子自发其作《春秋》之旨，为有义例也。《孟子》述孔子作《春秋》之原委，亦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传》亦谓《春秋》曰：‘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虽变义为词，但谓丘有罪，即可谓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心于其间，有义例于其中。故合《礼记》、《孟子》、《公羊》三家之说观之，《春秋》之作，必有义例，非苟作也。有事有文而若无义例，斯即王安石所谓之断烂朝报矣，又何价值之可言乎？知《春秋》之必有义例，又知《春秋》之价值，端在义例，然后可以言《春秋》。”元黄泽曰：“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之法，不可专据经文也。若专据经文，而不考史，则如‘灭项’之类如何见得？”又曰：“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其本意脉络，则尽在《左传》。”明湛若水曰：“春秋》者，圣人之心也。圣人之心存乎义，圣人之义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传》。《经》识乎大者，《传》识其小者。夫《经》窃取乎得失之义，则孔子之事也。夫《传》明载乎得失之迹，则《左氏》之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姜炳璋曰：“若州蒲之弑，自成四年伐郑之后，栾书并不见《经》，至十八年，忽书晋人弑君，微《传》，安知弑君之为书也？郑伯卒于鄵，微《传》，安知为釭弑也？楚子麇以疾卒，微《传》，安知其围弑也？他如庄公七年齐人执郑詹，微《传》，则相传为佞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微《传》，则或以为自媒也。文十四年，齐人执子叔姬，微张高评：《左传导读》第五章”论《左传》之解经与缘饰增续。
见赵汸：《春秋师说·论鲁史策书遗法》。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序》。
湛若水：《春秋正传·自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类一·序》。
《传》，则且以为导淫也。定四年，吴入郢，微《传》，则以为掘文王之墓，鞭之三百，左右践腹，右手抉目，且以为辱及昭王之母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叶瑛注：盖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离器而言道，犹离形而求影，此天下所必无者，故云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综合以上各家之说可知，《春秋》大义与《左传》事实的关系，确实有类于道之于器，形之于影。离开事实，《春秋》之义将无所依托，晦而不明。
运用历史事实，是孔子及其后学解说《春秋》的法宝。
《春秋繁露·俞序》云：“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玉杯》云：“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精华》云：“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据《繁露》之说，《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通过对人事的判断，表达自己的主观理想。《春秋》之所书，如同法官之最后裁决，而其裁决的方法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依据客观事实。同样地，要判定孔子的裁断是否正确公正，也应以事实为根据。《春秋繁露·精华》云：“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孔子作《春秋》的终极目标是述往事，思来者，为后人提供借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历史事件有具体的了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姜炳璋：《读左补义》。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卷一。
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又云：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洪业曰：孔门《春秋》之教，有文，有义，文则旧史之陈篇，义则孔子之新裁。文则属辞比事，有时而失之乱，学者习之深，然后可免。义则君人者将持势蚤绝奸萌，虽乱臣贼子闻之而亦惧也。孟子谓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者，其意在此而不在彼欤？”春秋》之文，据旧史笔削而成，《春秋》之义，赖旧史所载史实而明。子夏说《春秋》重视事之渐萌，目的就是依据史实，从事物发展的终始本末中引申出成败得失之理，借鉴往事，着眼现实，杜渐销萌，防患于未然。这正是孔子笔削精义之所在，也是《春秋》价值的最高体现。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孔门弟子退而异言，是因为不明事实；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正是针对这一弊端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同时也是为了表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此理既明，以事解经的合理性也就毋庸置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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