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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宣公四年《经》：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左传》：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郑灵公之弑，公子宋主谋，而公子归生为胁从。《春秋》不书公子宋之名而独书公子归生弑其君，意在分辨疑似，而不是一般史笔。《左传》详述其事，在此基础上解释《春秋》书法，必要性显而易见。《公羊》、《谷梁》于事实、书法均无其说，盖因不明史实所致。
例三：
昭公十三年《经》：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
《左传》：（观从）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强与之盟，入袭蔡。蔡公将食，见之而逃。观从使子干食，坎用牲，加书，而速行。己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将纳之，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邓，依陈、蔡人以国。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
根据经文，公子比归楚而弑其君，事实似乎很清楚。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公羊传》云：“此弑其君，其言归何？归无恶于弑立也。归无恶于弑立者何？灵王为无道，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楚公子弃疾胁比而立之，然后令于乾溪之役曰：比已立矣，后归者不得复其田里。众罢而去之。灵王经而死。”《谷梁传》云：“归而弑，不言归。言归，非弑也。归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归弑，比不弑也。”三传都认定灵王之弑别有隐情而不是一般的弑君之事：《谷梁传》更多的是猜测，《公羊传》指出公子比胁立，《左传》则将胁立之经过及整个事件的过程和盘托出。董仲舒以公子比事为别嫌疑之例（见后文），而嫌疑得以辨明，正得益于事实与《春秋》书法的对比。
例四：
昭公十九年《经》：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左传》：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许太子止进药，意在疗父之疾，而《春秋》加之以弑君之名。与其他各例相比较，此例与事实之间距离更大。孔子的本意，主要是为了使人们在某个方面知所警戒，而不是让许太子空受恶名。昭公十九年《经》：“冬，葬许悼公。”《公羊传》云：“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谷梁传》云：“日卒时葬，不使止为弑父也。……许世子止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春秋繁露·玉杯》更为明确地揭示了《春秋》书法的内涵：“臣之宜两传之文均见昭公十九年”冬，葬许悼公条。
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
例五：
哀公六年《经》：齐陈乞弑其君荼。
《左传》：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使子士之母养之，与馈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公使朱毛告于陈子曰：“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僖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群臣乎？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少君不可以访，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复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使毛迁孺子于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葬诸殳冒淳。
主谋弑君者为公子阳生，《春秋》何以书陈乞？齐君荼非当立之人，三传均有说明。而且陈乞反对弑荼，至于泣下，似无弑君之嫌。然而齐君之弑，实由陈乞立阳生而起。《春秋》书陈乞弑君，意在惩戒违先君之命而擅行废立之臣。杜预云：“弑荼者朱毛与阳生也，而书陈乞，所以明乞立阳生而荼见弑，则祸由乞起也。楚比劫立，陈乞流涕，子家惮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书之，以为弑主。”杜预的话，合于《春秋》之义。《谷梁传》肯定“阳生入而弑其君”，又云：“阳生正，荼不正。不正则其曰君何也？荼虽不正，已受命矣。”《公羊传》载陈乞迎阳生，致诸大夫于其家，下云：
《左传》之文见哀公五年。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哀公六年》。
“陈乞曰：此君也已。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尔。自是往弑舍。”《谷梁传》所载事实略同于《左传》，而解释经义犹缴绕不清。《公羊传》直以《经》书陈乞弑君为实录，《春秋》之义更无从谈起。
以上诸例，《春秋》所书弑君之臣，都未亲行弑君之事，有的所谓弑君，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春秋》别出心裁的书法，蕴涵着异乎寻常的“微言大义”。《春秋繁露·玉杯》云：“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赵盾等五起弑君之事，《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立法诛讨，煞费苦心。想要把握《春秋》特殊书法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必须联系事实，离开史实，则所谓书法，就纯然是歪曲历史的无谓之举。
《春秋》所书有关亡国之事，有的因其书法独特，如果撇开史实，也很难了解其确切含义，甚至增加认识上的混乱。兹举数例：例一：
庄公三年《经》：秋，纪季以酅入于齐。
《公羊传》：纪季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纪季？服罪也。
《谷梁传》：酅，纪之邑也。入于齐者，以酅事齐也。
庄公四年《经》：纪侯大去其国。
因《左传》有关事实前文多已列出，为避免重复，这里主要以《公羊》、《谷梁》的资料来作说明。
《公羊传》：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
《谷梁传》：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公羊》、《谷梁》两传都确认纪灭这一事实，并且认为《春秋》不书其灭含有深意。但它们对经义的理解很不一致：《公羊》以为贤襄公而讳言齐灭，《谷梁》则以为纪侯贤，不言灭是“不使小人加乎君子”。问题的症结最后还是在事实，即：在孔子的心目中，纪侯与齐侯到底谁是贤者？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春秋繁露》的有关论述极具启发性。《繁露·玉英》云：“难者）难纪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固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患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以酅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纪季。……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雠，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春秋繁露》不仅以具体事实说明了《春秋》贤纪侯且为之讳灭的理由，而且指出了理解《春秋》的一个重要方法：《春秋》有所避，又有所讳，故其书事“时诡其实”，书人“时易其名”，说《春秋》者必须察其“诡辞”而“随其委曲”，也就是要了解事实，把握《春秋》的真正用意。
例二：
闵公二年《经》：十有二月，狄入卫。
僖公二年《经》：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羊传》：孰城？城卫也。曷为不言城卫？灭也。孰灭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
《谷梁传》：国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卫也。则其不言城卫何也？卫未迁也。其不言卫之迁焉何也？不与齐侯专封也。
《公羊传》认为不言卫灭，是为桓公讳，不书城者为不与诸侯专封，都能言之成理。但它解释经义的基础却不牢靠。“盖狄灭之”为揣测之辞，幸好所言时中，不至于产生大的谬误。《谷梁传》释义与《公羊传》相似，而竟只字不提灭卫的事实，说理更显得空洞。闵公二年《经》云：“狄入卫。”《左传》云：“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侯）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宋桓公）立（卫）戴公以庐于曹。”又云：“僖公）二年，封卫于楚丘。……卫国忘亡。”据《左传》，则闵公二年狄入卫即灭卫，僖公二年城楚丘实封卫，确然无疑，与《公羊》、《谷梁》之释义可以互相印证。两传苦于不能确知史实，故于《经》书狄入卫均无一言，而释城楚丘，或语气游移，或闪烁其辞，令人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
例三：
僖公五年《经》：冬，晋人执虞公。
《公羊传》：虞已灭矣，其言执之何？不与灭也。曷为不与灭？灭者，亡国之善辞也。灭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谷梁传》：执不言所于地，缊于晋也。
两传释《春秋》书“执”之义，均未得要领。虞之亡，因虞公贪财，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告，两次假道与晋伐虢。《左传》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传》僖公二年云：“虞公）终假之道以取郭，还。四年，反取虞。”《谷梁传》亦云：“献公亡虢。五年而后举虞。”据《左传》，晋灭虢灭虞同在僖公五年十二月，晋人一举而灭两国，这是理解经书执虞公的关键。《公羊》、《谷梁》误认为灭虢在僖公二年，不明晋顺道灭虞的事实，故解说经义亦多隔膜。
例四：
僖公十七年《经》：夏，灭项。
《公羊传》：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谷梁传》：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项，国也。不可灭而灭之乎？桓公知项之可灭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灭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左传》云：“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由于经文“灭项”无主词，导致三传理解迥异。考之史实，揆诸情理，参以《春秋》行文之例，灭项者应为鲁国而非齐国。《公羊》、《谷梁》主名既误，所作解说也就失去了依托。两传不能揭示《经》书“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公至自会”与“灭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书法大义，也是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
例五：
襄公十三年《经》：夏，取诗。
《公羊传》：诗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于邾娄？讳亟也。
《左传》云：“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公羊传》以诗为邾娄之邑，而《左传》则认为是国。由于了解史实的程度存在差异，它们甚至对基本事实的定性都无法统一。而对于《春秋》书法及其含义的理解，更是判然有别。不管它们谁对谁错，都足以证明事实对于解经的重要性。昭公四年《经》云：“九月，取鄫。”《公羊传》云：“其言取之何？灭之也。灭之则其言取之何？内大恶，讳也。”《左传》则云：“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此例《公羊传》以鄫为国，而《左传》认为是邑，情况正好与襄公十三年之例相反，而事实为解经之根本，其理则一。
（三）揭举隐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春秋》多不可书见之文辞，而隐讳为其中之一。《公羊传》闵公元年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谷梁传》成公九年云：“春秋》）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春秋》隐讳，在弑君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隐讳作为《春秋》重要书法，对于体现作者的“微言大义”起着重要的作用。隐讳之目的，并不是将某些事件完全抹去或者加以歪曲，而是经过某种独特的处理，在更深的层次表现作者的思想与见解。后人探求《春秋》书法及其微旨，必须联系本事。
例一：
隐公十一年《经》：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谷梁传》：公薨不地，故也。隐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
《公羊》、《谷梁》确认隐公被弑的事实而未作具体说明。《左传》云：“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洩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洩氏，立桓公而讨洩氏，有死者。”《左传》的记载，可为隐公被弑和《春秋》之有所“隐”及“不地”之立论依据。
例二：
庄公三十二年《经》：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公羊传》：子卒云子卒。此其称子般卒何？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子般卒何以不书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葬。无子不庙，不庙则不书葬。
《谷梁传》：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见则日。
此年经文书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讳弑书卒，《公羊》、《谷梁》均未言及。《左传》云：“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其事既具，则《春秋》隐讳之义，自不待明言。
例三：
闵公二年《经》：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传》：公薨何以不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庆父也。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谷梁传》：不地，故也。其不书葬，不以讨母葬子也。
《左传》云：“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軏贼公于武闱。成季以僖公适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乃缢。……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以其尸归。僖公请而葬之。”《左传》所载史实，对于理解《春秋》，为必不可少之依据。《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共仲、哀姜既伏其辜，闵公仍不书葬，显然不能用“贼不讨”来解释。《公羊传》以为共仲不诛，体现了“逸贼缓追”的“亲亲之道”，正因不明事实而昧于大义。《谷梁传》认为“不以讨母葬子”，其义颇精，但也必须参考《左传》所载史实方始明了。
例四：
文公十八年《经》：冬十月，子卒。
《公羊传》：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谷梁传》：子卒不日，故也。
《公羊》、《谷梁》都从“日”与“不日”来推测卒者是寿终正寝还是非正常死亡，说甚迂阔。《左传》云：“冬十月，（襄）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事实与书法都很清楚。
有关弑君的基本事实，对《春秋》书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被弑而书“薨”、“卒”，是经文有所隐讳；弑君之后，作乱之人是否受到诛讨，关系到被弑之君是否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闵公之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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