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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仅十二公即位之事均有涉及，而且《春秋》书法也得以彰显。
（二）薨卒丧葬1.鲁君薨葬国君之薨，与其丧葬、新君即位等许多事件相关。《春秋》载鲁君薨者十一（除哀公），《左传》均有涉及，且往往较为详尽，但解经之迹，宛然可寻。
君薨为国之大事，《春秋》载录其事，颇为郑重，某君薨于某年月日，每事必详，无有例外。《左传》则有时不载月日，如僖公、宣公之薨。《传》载君薨，多用以揭示《春秋》书法及其含义。如：
僖公三十三年《经》载：“冬十月，公如齐。十有二月，公至自齐。乙巳，公薨于小寝。”《传》云：“冬，公如齐，朝，且吊有狄师也。反，薨于小寝，即安也。”成公十八年《经》载：“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寝。”《传》云：“己丑，公薨于路寝，言道也。”《左传》这两条传文所载事实，显然是为了作出某种判断。
昭公三十二年《传》云：“书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解经特征更为明显。宣公十八年《经》载：“公孙归父如晋。”又载：“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寝。”又载：“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传》云：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冬，公薨。……遂逐东门氏。子家还及笙，坛帷，复命于杜注：小寝，夫人寝也。讥公就所安，不终于路寝。杜注：在路寝，得君薨之道。
介。既复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书曰：‘归父还自晋。’善之也。“这条传文的重点在于说明《经》书”归父还自晋的含义，而公薨仅仅是作为这一事件的背景而存在的。就记事而言，公薨远比公孙归父出入重要，然就阐释经义而言，则正好相反。从《左传》的行文即可看出它的最终目的并不在叙事。
十二公之中，哀公丧葬在获麟之后。其他十一人丧葬，《左传》未提及者有桓、闵、宣三人。桓公十八年《春秋》载公与夫人如齐、会齐侯及公薨于齐诸事，《左传》均有所补充。《经》载：“丁酉，公之丧至自齐。”又载：“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传文却只字未提。单看《左传》之文，竟好像桓公被戕于齐而未获归葬，合经文观之，则归葬之事无须赘言。
此外隐、庄、僖、文、成、襄、昭、定八君之葬，《左传》虽有涉及，但重点也在解经而非叙事。如：
隐公十一年《传》云：“不书葬，不成丧也。”这只能理解为说明《春秋》书法而非述史。僖公三十三年《传》云：“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据经文，僖公之葬在文公元年夏四月，作僖公主在二年，此二事分属二年。从叙事角度看，自应像《春秋》那样分别隐公元年《传》云：“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此条传文与葬隐公相类似，可以互相参证。因惠公不在十二公之数，故不列入正文。
据杜预注，此条传文当在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条之下。
记载。《左传》因其性质相近，同属“非礼”之举，故合为一条，以判断礼之得失及《春秋》书法之含义。
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左传》有关葬定公的记载。定公十五年《经》载：“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传》云：“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礼也。”杜注：“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遇雨而“不克葬”，是安葬定公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克葬”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想用较为经济的笔墨来记载此事，当云：“戊午，葬我君定公。”过程可略而结果断不可省。否则，如《左传》所载，给人的印象是定公竟未葬成，与事实恰恰相反！传文拈出事件的过程（不克葬），是为了说明《春秋》书法之含义，它省略事件的结果则非常清楚地表明它的目的不在叙事而在解经：不管事实本身是多么重要，如果与阐释经义无关，对它而言都毫无意义。
2.夫人丧葬《春秋》书鲁夫人薨、卒，同时书其葬者共有十人。《左传》于十人之丧葬有所涉及者七人，无传者三人。传文有关夫人丧葬的记载，也都属意于《春秋》。
文公五年《经》载：“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又载：“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会葬。”《传》云：“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会葬，礼也。”葬成风是这几起事件的中心，王使来含赗、会葬，都隶属于这一中心，离开了这一中心事件，含赗、会葬也就失去了对象。《左传》以含赗、会葬合礼而加以申说，却绝口不提成风之葬，醉翁之意，一目了然。
文公十六年《经》载：“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十七年《经》载：“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传》云：“夏四月癸亥，葬声姜。有齐难，是以缓。”传文重点在于说明声姜葬期过五月之原因。
宣公八年《经》云：“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传》云：“冬，葬敬嬴。旱，无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礼也。礼，卜葬先远日，辟不怀也。”此条传文与定公十五年葬鲁君之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此不惜笔墨，说明“不克葬”之合礼，而于敬嬴最后“克葬”竟避而不谈，给人的印象，正好与事实相反。如此记事，真是使人真假莫辨了。
襄公二年《经》载：“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又载：“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齐姜。”《传》云：“夏，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槚，以为榇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齐姜薨于夏五月而葬在秋七月，《左传》止称夏薨而不云秋葬，时间有阙。传文约120字，记事涉及季文子取穆姜送终之器以葬，齐诸姜宗妇来送葬，莱子不来会葬，却偏偏缺少“葬我小君齐姜”这项最主要的内容。以叙事观之，亦草率不成章法。
襄公四年《经》载：“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又载：“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传》云：“秋，定姒薨。不殡于庙，无榇，不虞。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君长，谁受其咎？’初，季孙为己树六槚于蒲圃东门之外。匠庆请木，季孙曰：‘略。’匠庆用蒲圃之木，季孙不御。”此传叙述相关之事而不及中心事件，与上条相似，目的也不在记事。
昭公十一年《经》载：“五月甲申，夫人归氏薨。”又载：“大蒐于比蒲。”《传》云：“五月，齐归薨，大蒐于比蒲，非礼也。”《经》又载：“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齐归。”《传》云：“九月，葬齐归，公不戚。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史赵曰：‘必为鲁郊。’……叔向曰：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羑。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戚容，不顾亲也。国不忌君，君不顾亲，能无卑乎？殆其失国。”《左传》载齐归薨、葬，都是为了解经，而不单纯是在叙事。
定公十五年《经》载：“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又载：“九月）辛巳，葬定姒。”《传》云：“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称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又云：“葬定姒。不称小君，不成丧也。”《春秋》书鲁夫人薨，通常称“夫人某氏薨”，其葬称“葬我小君某某”。定姒薨不称夫人，葬不称小君，故《左传》分别作出解说以明《春秋》书法。
《春秋》书鲁夫人薨、卒而不书其葬者三人，《左传》涉及有关事实，均以释《经》为指归。隐公三年《经》载：“夏四月辛卯，君氏卒。”《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据此，则经文或称夫人薨，或称卒，或书葬，或不书葬，声子称君氏，义理可知。隐公二杜注：御，止也。《传》言遂得成礼，故《经》无异文。杜注：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国。
年《经》载：“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注：“桓未为君，仲子不应称夫人。隐让桓以为大子，成其母丧以赴诸侯，故《经》于此称夫人也。不反哭，故不书葬，例在三年。”杜注的依据是《左传》隐公元年有关声子、仲子事迹的记载。哀公十二年《经》载：“夏五月甲辰，孟子卒。”《传》云：“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据此，《经》载孟子之事，书法昭彰。总之，声子、仲子、孟子三人，身份特殊，《春秋》书其薨卒而不书其葬，俱有深意。《左传》补充相关事实，也都是为了揭示《春秋》之义。
3.他国诸侯丧葬《春秋》载他国诸侯之葬约90条，《左传》不及其事者六十有余，涉及者二十余事。是否叙及其事，也取决于解经之需要。传文叙述诸侯丧葬之具体事实，往往心不在焉。
僖公四年《经》载：“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夏，许男新臣卒。”又载：“秋八月）葬许穆公。”《传》云：“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如果光看《左传》，许男卒与葬的时间，背景都不清楚，解释《春秋》书法的文字，也不知所指。与经文合看，则事实、经义，无不了然。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夏，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文中认为不废丧纪合于礼，而没有提及齐侯之葬，所谓不废丧纪，显得突兀难解。此年《经》载：“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又载：“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春秋》虽简，而于齐侯卒、葬二事，颇为明了。
定公三年《经》载：“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又载：“秋，葬邾庄公。”《传》云：“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命执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邾庄公卒在二月而葬在其年秋，时隔半年，传文载入一条而唯一出现的时间是“三年春二月辛卯”。更为特别的是，《传》云“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而竟没有直接记载邾庄公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邾庄公丧葬及其时间，《春秋》已有明文记载，传文无须一一重新提及。在作者看来，解经之文，当与经文合看，这是不待明言的。
（三）婚嫁隐公二年《经》载：“九月，纪裂伕来逆女。”又载：“冬十月，伯姬归于纪。”《传》云：“九月，纪裂伕来逆女，卿为君逆也。”伯姬归纪，是事件的最终结果，而纪来逆女，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记载一事，过程或可从略而结果必不可省。《左传》反其道而行之，可证它目的本不在叙事。
桓公三年《经》载：“公子翚如齐逆女。”又载：“九月，齐侯送姜氏于晅。公会齐侯于晅。夫人姜氏至自齐。”《传》云：“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齐侯送姜氏，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传文解释《经》书“公子”之含义，又谓齐侯送姜氏非礼，而不及“夫人姜氏自至齐”这一中心事件，亦可证其注意之重点不在事实。
庄公元年《经》载：“夏，单伯送王姬。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又载：“王姬归于齐。”《传》云：“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仅据《左传》，则王姬何以在鲁及她与鲁国的关系，都不甚了了。参之《春秋》，始知王姬嫁于齐，而鲁为之主婚。
庄公十一年《经》载：“冬，王姬归于齐。”《传》云：“冬，齐侯来逆共姬。”此传所载，与上条有类似之处，而事实较上条更为模糊，共姬之身份、她何以在鲁及她与鲁国的关系，都赖经文而后明。
宣公五年《经》载：“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春秋》书鲁女出嫁，一般称来逆女，此条经文称“逆叔姬”，书法较为特殊，故《传》云：“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这样一来，适诸侯称女，适大夫称字，尊卑就区别清楚了。此年《经》又载：“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春秋》书来，多标明目的，如来朝、来聘、来会公等，此条经文仅云来，也有异常情，故《传》云：“冬，来，反马也。”传文补充的，正好是经文所缺的内容，而传文所缺主词，则经文已经载明。《左传》对于《春秋》，或作补充，或加省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传》为独立叙事之书，则事多不可解。
成公四年《经》载：“杞伯来朝。”五年《经》载：“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四年《传》云：“杞伯来朝，归叔姬故也。”杜注：“将出叔姬，先修礼朝鲁，言其故。”传文揭示两条经文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载叔姬来归这一结果，亦非叙事之笔。
成公十四年《经》载：“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传》云：“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尊君命也。”《经》又载：“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传》云：“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此两条传文，揭示《春秋》“称族”、“舍族”之书法及其含义，并从总体上概括《春秋》的特点，意向至为明显。如果离开经文，所谓“称族”云云，就不知所指。
（四）诸侯会盟朝聘《左传》隐公七年云：“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壬申，及郑伯盟，歃如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赖盟矣。’郑良佐如陈莅盟。辛巳，及陈侯盟，亦知陈之将乱也。”这条传文记载陈、郑两国之盟，主要是起预言的作用。为以后发生的主要事件作铺垫。故杜注云：“入其国，观其政治，故总言之也。皆为桓五年、六年陈乱、蔡人杀陈佗传。”桓公五年《经》载：“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传》云：“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传文叙陈因乱再赴，解释了《经》书陈侯卒有二日的原因。桓公六年《经》载：“蔡人杀陈佗。”传文对此不着一字。如果离开经文，则隐公八年《传》所谓“五父必不免”、“不赖盟”云云，竟无着落。
桓公五年《经》载：“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传》云：“仍叔之子，弱也。”传文只有主词及判断语而没有动词，根本不成其为记事，《传》不能离《经》，是为显例。
文公六年《经》载：“秋，季孙行父如晋。”《传》云：“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传文所载，只是季孙如晋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他最终是否成行，文中却未提及。这样，季孙求遭丧之礼的记载也就失去了意义。此例应视为蒙经文而省略结果。
文公十七年《经》载：“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谷。诸侯会于扈。”《传》云：“齐侯伐我北鄙。襄仲请盟。六月，盟于谷。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与会，齐难故也。书曰‘诸侯’，无功也。”单看《左传》，必以与齐盟者为襄仲，其实大谬不然；仅据《春秋》，则以为鲁公亦会于扈，事实也并非如此。《经》、《传》分离，两者事实都不清楚，合看则了如指掌。
《左传》成公元年云：“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谁闻齐师将出楚师？谁盟于赤棘？据《传》都无从了解。这样的记事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据经文，则臧孙许及晋侯盟，此盟为鲁联合晋国对付齐、楚甚明。
成公十二年《经》载：“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传》云：“宋华元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郑伯如晋听成，会于琐泽，成故也。”传文所载，为诸侯会于琐泽之前因及相关事件，文中提到宋华元、晋士燮、楚公子罢、许偃、郑伯诸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秋，书再雩，旱甚也。”也无法从叙事的角度来理解。
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会于琐泽，而此会最主要的三位人物是鲁公、晋侯、卫侯，《传》中均未提及，鲁、卫甚至连国名都未出现，与《春秋》所载，判若两事。以传文补充经文是可以理解的，以传文为独立的叙事之文，则绝不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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