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下》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繁露·俞序》具体内容可参阅杜预《春秋释例》、陆淳《春秋集传纂例》等。据《左传》，城有时与不时之别，又有城、筑之分。《谷梁传》所言，失之笼统。

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以史为载体，“窃取”旧史之“义”而“加乎王心”，寄托王道理想，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期拨乱反正。《春秋》对于旧史，事有笔削，辞有因革，《春秋》之义，即蕴含其中。依据旧史，笔削见意，是《春秋》的根本特征。正因为孔子的思想和见解，寓于笔削之中，所以后世可以通过《春秋》了解和评判孔子。从理论上说，笔削之于《春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春秋》所笔者易见而所削者难知，故后世对三传涉及经文所“不书”的内容（也即所谓无经之传）多有误解甚或加以指责。有鉴于此，下面拟就三传解释《春秋》不书之例的内容作出较为详尽的列举，在此基础上论证这类无经之传存在的合理性。

一、三传所发不书之例在以往的研究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学者对《左传》涉及《春秋》不书的内容颇为注意，批评集中而且尖锐，而对《公羊》、《谷梁》两传中类似的内容，则往往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笔者以为，无经之传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采取简单化的态度随意指责、否定，或者有意回避，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三传所载与经文无直接关系的条目，究竟是附赘悬疣，还是解经所应有的内容？三传提供的相关资料，应该是我们作出判断的根本依据。

（一）鲁君即位春秋时期，鲁国共有十二位国君。《春秋》书其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不书即位者四：隐、庄、闵、僖。三传对于《春秋》不书四君即位，都有具体解释。

例一：

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

《谷梁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

《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例二：

庄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则子何以不言即位？隐之也。孰隐？隐子也。

《谷梁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继弑君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不忍即位也。

《左传》：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例三：闵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孰继？继子般也。

《谷梁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左传》：元年春，不书即位，乱故也。

例四：

僖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称子何？臣子一例也。

《谷梁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左传》：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

如上所示，《公羊》、《谷梁》两传于四君之“不言即位”，《左传》对四人“不书即位”、“不称即位”，都有具体说明。尽管三传对以上诸君不书即位的解说不尽一致，但试图作出解释却是不约而同。《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谷梁传》定公元年云：“即位，君之大事也。”“君举必书”是史官记事的一条重要原则。虽观社之类的小事，史书也必加载录，何况是国君即位这样的大事？《春秋》不书四君即位，说明它不同于一般的史法。三传解释《春秋》不书四君即位的原因，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二）天子诸侯等人丧葬天子、诸侯、鲁君及夫人、公子丧葬，《春秋》或书或不书，三传对经文所不书者，也多有解说。

1.天子隐公三年《经》：三月庚戌，天王崩。

定公元年《经》云：“元年春，王。”《谷梁传》云：“不言即位，丧在外也。”按：《公羊传》云：“定何以无正月？……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春秋》定公元年不书即位，是因定公即位不在正月而在六月之故。两传相较，当以《公羊》为优。《谷梁传》所释，不如《公羊》明晰。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

春秋诸王，经文书其崩者九人：平、桓、惠、襄、匡、定、简、灵、景。九人之中，《春秋》书其葬者五人：桓、襄、匡、简、景。不书其葬者，有平、惠、定、灵四王。同是天王崩，为什么时而记崩记葬，时而记崩不记葬？《公羊传》认为天子记崩不记葬，是因为其丧葬有固定的日期，也就是《左传》隐公元年所说的“天子七月而葬”。桓公十五年三月桓王崩，庄公三年五月始葬，历时七年，故《左传》云：“葬桓王，缓也。”宣公二年十月匡王崩，三年正月葬；襄公元年九月简王崩，二年正月葬；昭公二十二年四月景王崩，同年六月葬。此三王之葬，均未及七月，为过速。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九年二月葬，正合天子七月而葬之礼，经载叔孙得臣如京师葬襄王。《公羊传》云：“王者不书葬，此何以书？不及时书，过时书，我有往者则书。”《春秋》书法，正是在“书”与“不书”的对比中得以显现。

2.鲁公及未逾年之君例一：

《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

例二：

隐公十一年《经》：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

《谷梁传》：公薨不地，故也。隐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

《左传》：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洩氏，立桓公而讨洩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

例三：

闵公二年《经》：秋八月辛丑，公薨。

《谷梁传》：不地，故也。其不书葬，不以讨母葬子也。

例四：

庄公三十二年《经》：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公羊传》：子般卒何以不书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葬；无子不庙，不庙则不书葬。

春秋十二公之中，桓、庄、僖、文、宣、成、襄、昭、定公九人，经文皆书其薨、葬。隐、闵二君遇弑，《春秋》也都书“公薨”，而不书薨地，不书其葬，以区别于正常死亡之君。事实上，两君并非不葬。桓公虽主谋弑隐，但却害怕担当篡弑的罪名。《左传》云“立桓公而讨洩氏，有死者”，说明桓公试图竭力掩饰弑君的罪行。既然如此，焉有不礼葬隐公之理？闵公之弑，谋出共仲、哀姜。事后共仲奔莒，旋即自杀，哀姜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僖公嗣立，元凶得除，闵公之葬，亦当在情理之中。《春秋》不书二君之葬，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史笔。《公羊》、《谷梁》以“贼不讨”或“不以讨母葬子”来解释经文含义，《左传》以为“不成丧”，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在探求隐、闵二君之葬不书于经的原因。这种努力，对于理解《春秋》，显然并非多余。子般即位而遇弑，《春秋》书“子般卒”而不书其葬，《公羊传》认为子般是未逾年之君，因“无子不庙”而不书葬，意在解释《春秋》书法。惠公之薨、葬均在春秋之前，而改葬在隐公元年。国君无论初葬抑或改葬，史书都应载录。隐公以桓公为太子，故让而不敢为丧主，与元年不称即位，母不称夫人都表示隐公摄政而有让桓之意。《左传》载其改葬之事，说明《春秋》所以不书改葬之故，用意正在于此。

3.其他诸侯例一：

僖公九年《经》：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为襄公讳也。

例二：

僖公二十三年《经》：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盈乎讳也。

《谷梁传》：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

例三：

宣公十八年《经》：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之书葬，辟其号也。

例四：

《左传》成公十年：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籴茷未反。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

《春秋》书诸侯之卒，共有一百二十二例，经文书其葬者八十一，而不书葬者四十一。胡安国云：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于礼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讨其贼而不葬者，有讳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号而不葬者。宋殇、齐昭，告乱书弑矣，而《经》不书葬，是讨其贼而不葬者也；晋主夏盟，《春秋》书弑、杀者不计在内。

在景公时告丧书日矣，而《经》不书葬，是讳其辱而不葬者也；鲁、宋盟会未尝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吴、楚之君书卒者十，亦有亲送于西门之外者矣，而《经》不书葬，是避其号而不葬者也；怠于礼而不往、弱其君而不会，无其事，阙其文，鲁史之旧也。讨其贼而不葬，讳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号而不葬，圣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些所谓”不葬“的条例，都关乎《春秋》书法和微言大义。关于”不葬“的具体情况，前人也多有论析。如汪克宽云：滕、邾屡朝鲁，而滕七君书卒，三世不书葬；邾亦七君书卒，五世不葬。莒、宿书卒皆不葬，是皆怠于吊送，欺其微弱，非惟不使卿往，亦不使微者往会。”石光霁对这些事实的理解略同于汪氏，并云：弱其君者，所以怠于礼。“怠于礼”与弱其君两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君遇弑而贼不讨，《春秋》不书葬，以罪臣下，以为不讨贼不足以为臣子。吴、楚之君，《春秋》书其卒者凡十人：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卒；襄公十二年，吴子乘卒；十三年，楚子审卒；二十五年，吴子门于巢卒；二十八年，楚子昭卒；昭公元年，楚子麇卒；十五年，吴子夷末卒；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公十四年，吴子光卒；哀公六年，楚子轸卒。而十人之葬，无一胡安国：《春秋传》卷一。

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一。

石光霁：《春秋书法钩元》卷四“凶礼”。

见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葬楚康王，鲁公亲往送葬至西门之外，《春秋》亦略而不书。《公羊传》所谓“辟其号”，实际上体现了孔子“正名”的思想。《左传》成公二年载孔子之言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礼记·坊记》：“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啖助云：“吴、楚之君不书葬者，不可言葬（吴）楚某王也。”《春秋》不称吴、楚、越王之丧，是“恐民之惑”，故“辟其号”，其中含义极深。《谷梁传》昭公十三年云：“变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灭国不葬。”失德之君不书其葬，当含有“治其罪”的意思。

4.鲁夫人例一：

隐公二年《经》：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传》：夫人子氏者何？隐公之母也。何以不书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将不终为君，故母亦不终为夫人也。

《谷梁传》：夫人者隐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

例二：

隐公三年《经》：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三“诸侯葬”。

公故，曰君氏。

例三：

哀公十二年《经》：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传》：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春秋》书鲁夫人薨、卒，同时书其葬者，共有十人：庄公二十一年，夫人姜氏（文姜）薨；僖公元年，夫人姜氏（哀姜）薨于夷；文公四年，夫人风氏（成风）薨；十六年，夫人姜氏（声姜）薨；宣公八年，夫人嬴氏（敬嬴）薨；襄公二年，夫人姜氏（齐姜）薨；四年，夫人姒氏（定姒）薨；九年，夫人姜氏（穆姜）薨；昭公十一年，夫人归氏（齐归）薨；定公十五年，夫人姒氏（定姒）卒。《春秋》书鲁夫人薨、卒而不书其葬者，也有三人。隐公摄位，有让桓之心，故经文书声子之卒而不称夫人，不书其葬。桓公之母，薨在隐公之时，桓公尚未为君，《春秋》特书“夫人子氏薨”而又不书其葬。陈傅良云：“声子则曷为称君氏？隐不以夫人之礼丧其母也。于是隐将让桓，不以声子伉仲子也。隐不以夫人之礼丧其母，其曰君氏者，亦修《春秋》之辞也。是故不曰子氏，且不言葬。曰子氏卒，且言葬，则疑于定姒。”《春秋》不书两夫人之葬，以显示隐公让桓之志，表现对隐、桓关系的看法，可谓用心良苦。孟子为昭公夫人，吴女。《春秋》记“孟子卒”而不书其葬，亦有隐衷。《礼记·坊记》：“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陈傅良：《春秋后传》卷一”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曰：‘孟子卒。’“左传》哀公十二年孔颖达疏：《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春秋》无此文，《坊记》云然者，礼夫人初至，必书于策，若娶齐女，则云夫人姜氏至自齐，此孟子初至之时，亦当书曰夫人姬氏至自吴。同姓不得称姬，旧史所书，盖直云夫人至自吴，是去夫人之姓直书曰吴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礼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经无其事。”孟子初至，《春秋》不书其姓，且不云至自吴，是出于隐讳之目的。经文不书孟子之葬，也同出一理。因为如果要记载孟子之葬的话，按成例应书“葬我小君某姬”这样一来，《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春秋》不著夫人出自吴的苦心经营，都将徒劳无功。《公羊》、《谷梁》认为《春秋》书“孟子卒”是“讳取同姓”经文不书孟子之葬，则是为了讳得更加彻底。

（三）征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以武力相征伐。此类事件，《春秋》有书有不书。三传对经文所不书者，也时有阐释。

例一：

《左传》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例二：

《左传》隐公十一年：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例三：

庄公十八年《经》：夏，公追戎于济西。

《公羊传》：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谷梁传》：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迩于我也。

《左传》：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

例四：

《左传》僖公九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

例五：

《左传》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也。遂入越。……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以上五例，一事与鲁有关，四事为其他国家互相征伐。祀与戎为国之大事。根据史官书法原则，有关本国的军事行动，鲁史自应载录。他国征战，鲁史是否也应记载呢？隐公元年杜预注云：“隐十一年传例曰：‘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史不书于策，故夫子亦不书于《经》，《传》见其事，以明《春秋》例也。”隐公十一年注云：“命者，国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这些事件，不管是记于“典策”，还是书于“简牍”，都见于史官记载，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左传》作者在二百年之后尚能详知有关史实，即是明证。《国语·鲁语下》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可见吴入越也见于鲁史载录并为孔子所知。《春秋》记诸侯征伐之事颇多。如隐公二年云“夏五月，莒人入向”；“十二月）郑人伐卫”；四年云“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夏）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同是诸侯征伐之事，同见于史册记载，《春秋》为什么有书与不书之别？有些事件不书于经，又是什么原因？《左传》通过归纳《春秋》凡例，以“告”与“不告”来理解书与不书，说明书与不书，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是理解《春秋》的重要方法。从《春秋》记载的本身来看，对某些经文所不书的内容作出相应的补充、说明，也是必不可少的。庄公十八年称“公追戎于济西”，仅仅记载了事件的部分内容，显得突兀，难以理解，故三传分别结合经文，探讨不言戎人来伐之义。

（四）会盟往来《春秋》不书诸侯会盟及往来之事，传文有所阐释者，各有两例。先看会盟之事。

例一：

《左传》隐公元年：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例二：

宣公七年《经》：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

《左传》：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盟于黄父。公不与盟，以赂免。故黑壤之盟不书，讳之也。

会盟是春秋时期的大事，对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影响极大，故为各国所重视。“会盟”二字，后世常常连用，是为混言，析言之则会与盟实为二事。诸侯之盟必有会，而会未必有盟。《左传》僖公七年载管仲之言称：“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春秋》记载诸侯会盟之事，数以百计。隐公元年《经》云：“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客、主无名，皆微者也。”鲁、宋之微者盟，《春秋》载之。同年公子豫与邾人、郑人盟，经文为何摈而不录？《左传》解释说，因为“非公命”，故“不书”，是将《春秋》书法与一般的史笔区分开来，说明其中包含着对权臣的贬抑。《左传》文公十五年云：“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僖公元年云：“讳国恶，礼也。”黑壤之盟，鲁公为晋人止于会而不得与盟，是鲁君本人和鲁国的巨大耻辱，《春秋》书诸侯之会而不书其盟，正是讳“君恶”、“国恶”的具体例证。昭公十三年《经》云：“秋，公会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