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了四十四岁，我突然意识到五十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

问：忠实，想请你回答一些问题，一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二是为对这部作品的评论研究提供背景材料。你能同意吗？

答：我很高兴能和你交谈。作为我习作生活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尝试，我曾经做了尽可能多的准备，自然包括艺术上的诸多考虑，写作实践中又有许多创作感受，当初不完全自信也不完全有把握，而当实践之后，无论成功的方面或失败的方面，我都有了实际操作的感受了。我想补充一个原因，就是与评论家交流一下这种感受，以验证我的那些艺术思考的合理性与错觉发生在什么地方，以期相互交流、接受理论审视，对我今后的艺术探索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问：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以后，很快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这些反响当然都是肯定的，有的评价还甚高。这都是你意料之中的吗？

答：作品写完以后，我有两种估计，一个是这个作品可能被彻底否定，根本不能面世。另一种估计就是得到肯定，而一旦得到面世的机会，我估计它会引起一些反响，甚至争论，不会是悄无声息的，因为作家自己最清楚他弄下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问：《白鹿原》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吗？在此以前你有无胎死腹中的长篇构思？你从什么时候，或是什么契机，触发了你写作长篇的欲望？

答：这是我的第一次长篇小说创作尝试。此前我没有过任何长篇的构思。而关于要写长篇小说的愿望几乎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了，但具体实施却是无法预料的事。我对长篇的写作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甚至不无畏怯和神秘感。我的这种态度和感觉主要是阅读那些大家们的长篇所造成的，长篇对于作家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验，单是语言也是不容轻视的。我知道自己尚不具备写作长篇的能力，所以一直通过写中短篇来练习这种能力作为基础准备。记得当初有朋友问及长篇写作的考虑时，我说要写出十个中篇以后再具体考虑长篇试验。实际的情形是截止到长篇《白鹿原》动手，我已经写出了九部中篇，那时候我再也捺不住性子继续实践那个要写够十个中篇的计划了，原因是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发展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触发起来的。以往，某一个短篇或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也就随之终结。《蓝袍先生》的创作却出现了反常现象。小说写完了，那种思考非但没有中止，反而继续引申，关键是把我的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触发了、点燃了，那情景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中止。这大致是1986年的事情，那时候我的思想十分活跃。

问：省内、国内与你同龄或同时期走上中国文坛的一些作家前些年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有些还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你有无压力？这压力是什么？

答：回想起来，似乎没有对我构成什么压力，这不是我的境界超脱也不是我的孤傲或鸵鸟式的愚蠢，主要是出于我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展示，一百个作家就有一百种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多种流派、多种主义这种种姹紫嫣红的景象。我也只能按我的这个独特体验来写我的小说，所以还能保持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写作心境。当然，上述那个双重体验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也不断深化，所以作家的创作风貌也就不断变化着。不仅是我，恐怕谁也难以跨越这个创作法规的制约。当你的双重体验不能达到某种高度的时候，你的创作也就不能达到某种期望的高度，如果视文友们的辉煌成果而压力在顶，可能倒使自己处于某种焦灼和某种心理的不平衡状态，反倒可能对自己的创作造成危害，甚至会把人压死。

我的强大的压力发自生命本身。我在进入四十四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从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一直到如今，尽管获了几次奖，也出了几本书，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踯躅。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恰在此时由《蓝》文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五十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我的自信又一次压倒了自卑。感觉告诉我，这种状况往往是我创作进步的一种心理征兆。

二、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

问：你为写作《白鹿原》作了哪些准备工作？在这些准备中最难的是什么？

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我查阅了西安周围三个县的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也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大约花费了半年时间，收获太丰厚了。某些东西在查阅中一经发现，简直令人惊讶不已，激动不已，有些东西在当时几乎就肯定要进入正在构思中的那个还十分模糊的作品。二是温习中国近代史。我想重新了解一下我所选定的这个历史背景的总体趋向和总体脉络，当然我更关注关中这块土地的兴衰史。记得正当此时，国平给我说他有一本研究关中的名叫《兴起和衰落》的新书，他知道我是关中人，也素以关中生活为写作题材。我读了这本书，确实觉得新鲜、有理论深度，对我当时正在激烈思考着的关于关中这块土地的认识起到了一种启示和验证的良好作用。还有一本美国人（日本通）写的叫《日本人》的书，对于近代日本的了解正好作为一个参照，使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认识更深化了。三是艺术准备。我选读了一批长篇小说，有新时期以来声誉较高的几部，其余主要是国外作家的代表作。目的在于了解当今世界和中国文坛上长篇写作的各种流派，见识见识长篇小说的各种结构方法。因为当时对我来说感到最难的便是结构，这不单是因为第一次尝试，主要是人物多，时间跨度长，重大的生活事件也多，结构确实成为首当其冲的一个重大难题。阅读的结果扩展了艺术视野。“文无定法”，长篇小说也无定法，各个作家在自己的长篇里创造出各种结构框架，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几部长篇里也呈现出各异的结构框架。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要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

问：你认为这些准备工作在长篇创作中具有普遍性吗？

答：我越来越相信创作是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过程。每个作家对正在经历着的生活（现实）和已经过去了的生活（即历史）的生命体验和对艺术不断扩展着的体验，便构成了他的创作历程。这种体验完全是个人的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千姿百态。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恐怕就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使我自己，也只是在这部长篇写作前感到需要做这些准备工作，而在以往的中篇写作中根本没有这样做过。我以后再写长篇，也许不一定都要做如上述几个方面的准备；如果那种双重的体验十分有把握，肯定就不要那些耗时费事的准备了。

问：在你所精读的作家、作品中，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对你的长篇写作影响最大？

答：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意大利的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的谢尔顿的几部长篇。还有劳伦斯的刚刚被解冻了的那本书。很难说哪一本书影响最大，所有这些作家创造的这些优秀的艺术成果都在不同方面给过我长篇艺术的良好启示，比如说上述两位中国当代作家的那两部作品，一本写旧北京，一本写农村，都对我当时正在思考着的关于这个民族的昨天有过启迪。谢尔顿的作品启发我必须认真解决和如何解决作品的可读性。而马尔克斯的两部作品则使我的整个艺术世界发生震撼。

问：陕西一些作家，包括你过去的创作向以“实”和“土”见长，思想、理论的穿透力不强，视野不够开阔，从《白鹿原》中却看不到作家主观认识能力和认识视野的明显限制。请问，除了作家作品以外，你有没有思想的理论的准备？重点读过哪些理论著作？

答：读书范围缺乏系统，基本是实用主义的。内容庞杂，但目的很明确，有《中国近代史》《兴起与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析》《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

阅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正在构思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所以说纯粹是实用主义的，所有这些关于历史、关于心理、关于艺术的理论著作，都对我的那种双重体验有过很大的启迪。

三、所有的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但是历史的细节却常常被人忽视。

问：小说涉及本世纪初到本世纪中叶发生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土地上的许多政治、经济、社会、自然、文艺事件，如西安的辛亥革命、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刘镇华围西安等，你是否有意要使它成为近现代中国农村，包括关中农村的历史？你是怎样认识和评价这五十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及中国农民在其中的处境和地位的？

答：近当代关中发生的许多大事件，在我还是孩提时代就听老人们讲过诸如“围城”“年馑”“虎烈拉瘟疫”“反正”等，那时候只当热闹听，即使后来从事写作许多年也没有想到过要写这些，或者说这些东西还可以进入创作。回想起来，那几年我似乎忙于写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诸如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直到80年代中期，首先是我对此前的创作甚为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的前提使我已经开始重新思索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这种思索越深入，我便对以往的创作否定得越彻底，而这种思索的结果便是一种强烈的实现新的创造理想和创造目的的形成。当然，这个由思索引起的自我否定和新的创造理想的产生过程，其根本动因是那种独特的生命体验的深化。我发觉那种思索刚一发生，首先照亮的便是心灵库存中已经尘封的记忆，随之就产生了一种迫不及待地详细了解那些儿时听到的大事件的要求。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史”的含义和这个字眼本身在文学领域令人畏怯，我们还是不谈它会自在一些。我不过是竭尽自己截止到1987年时的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

世界史中有一个细节可能被许多人忽视了，而《日本人》一书的作者、号称日本通的赖肖尔却抓住这个细节解释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过程——西方洋人的炮舰在第一次轰击我们这个封建帝国用土石和刀矛垒筑的门户的同时，也轰击了海上弹丸国日本的门户，那门口的防御工事也是靠土石和刀矛垒筑的，那个不堪一击的防御工事所保护着的也是一个封建小帝国，而且这个封建小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照我们这个大帝国仿建的。洋枪洋舰轰击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很快完成了从封建帝制到资本主义的议会制的“维新”，而且可以说是和平的革命，既保存了皇权的象征，又使日本社会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彻底变革；中国却相反，先是“戊戌六君子”走上断头台，接着便开始了军阀大混战，直至我们这个泱泱大帝国的“学生”（日本自唐就以中国为师）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我只能看作是老师比学生的封建文明封建制度更丰富，因而背负的封建腐朽的尘灰也更厚重，学生容易解脱，而先生自己反倒难了。绵延了两千年的一个封建大帝国的解体绝不会轻而易举。六君子的臂力和孙中山先生的臂力显然力不从心，推倒了封建大墙也砸死了自己。从清末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以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望它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

问：西安周围有没有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或村庄？滋水河是否就是你家门前的灞河？

答：西安东郊确有一道原叫白鹿原，这道原东西长约七八十华里，南北宽约四五十华里，北面坡下有一道灞河，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河叫渭河，这两条河水围绕着也滋润着这道古原，所以我写的《白鹿原》里就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这道原的南部便是终南山，即秦岭。地理上的白鹿原在辛亥革命前分属蓝田、长安和咸宁三县分割辖管，其中蓝田辖管的面积最大，现在仍然分属于蓝田、长安和灞桥三县（区）。我在蓝田、长安和咸宁县志上都查到了这个原和那个神奇的关于“白鹿”的传说。蓝田县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鹿原在县城的西边，所以称西原，时间在周。取于《竹书记年》史料。

四、抽雪茄，喝酽茶，下象棋，听秦腔，我像个秦腔老艺人。

问：据我们所知，早在1988年夏天你就拿出了长篇的结构提纲，当时它有没有名字？“白鹿原”这三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你的意识中的？当你将你的长篇起名《白鹿原》时是怎么想的？

答：这部书的构思和结构是在1987年完成的，原计划在这年冬天动手起草，后来因为母亲住院，我不得不陪住医院两月而推迟到次年春天。在1989年结束这部长篇时，就确立下《白鹿原》这个书名，但未做最后确定。如果写作过程中随着构思的具体实施和进一步深化，也许还能找到更好的名字，结果却没有找到更恰当的名字，还是觉得这个书名好些。比如说，也想到过《古原》，斟酌之后觉得这名字把作家的主观意识泄露得太明显，一个古字便是一种倾向。所以还是觉得最初选用的这个名字更恰当些。

地理上的白鹿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部书里的白鹿原最早何时出现于意识中已无从辨识，反正1986年已经作为一个原而时时旋转在心中，到1987年，这个艺术形态的白鹿原便日臻丰富和生动起来。

问：《白鹿原》是不是1992年4月我看到复印稿时完稿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案头工作的？初稿用了多长时间？复稿用了多长时间？

答：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草稿是1988年4月初落笔的，到1989年元月写完。其间在七、八两月停止写作，实际写作时间是八个月。这只能算是一个草拟的框架式的草稿，约四十万字。复稿是1989年4月开始的，到1992年元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写完，后来又查阅了一遍，到3月下旬彻底结束。历时约三个年头，其间因故中断过几次，最长的一次是1989年秋冬，长达四个月，所以实际写作时间要打折扣。

问：从1985年你就担任陕西作协的副主席和党组成员，但是谁都知道，这些年你基本住在家乡，地方偏僻，交通不便。请问，五十万字的《白鹿原》是否全部在西蒋村你的祖屋中完成的？你的写作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答：草稿和复稿近百万字都是在祖居的乡村家里完成的，只有复稿的其中一章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写的。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相当闭塞，因为村子里的房屋紧靠着地理上的白鹿原北坡坡根，电视信号被挡住了，我买了电视机却无法收看，只能当作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有七八华里的土石公路通到汽车站，一旦下雨下雪，我几乎就出不了门。

写作《白鹿原》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这样一个寂寞乃至闭塞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关键在于每天写作之后的排遣，我充分估计到这个工程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靠短促突击来完成，所以就有意调整改变了原先在晚上写作的积习为早晨，我担心长达几年的昼伏夜出造成的与日月和大自然气象处于一种阴阳颠倒的对抗状态，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不适乃至病变。

一般在下午三四点钟以后终止工作，主要是为了保证明天能连续写作。开始的两个月没有经验，写得顺利时就延续到晚上，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心神疲惫，思维迟钝，便决定提早一点结束以便脑子得以休整，但停止写作后那些人物还在脑子里聚集不散，故事情节还在连续发展，仍然不能达到休息的目的，其结果依然给大脑造成灾难，于是就采取一些五花八门的办法把那些人物和故事尽快从脑子里驱逐出去，尽快清静下来。我就离开书桌坐到院子里喝茶听秦腔，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让那种强烈的音乐和唱腔把脑子里的人物和故事彻底驱逐干净。也常常到河边散步，总在傍晚时分，无论冬夏都乐于此道。这些办法有时候不起作用，我就做点体力劳动，给院子里的果树和花木剪枝，施肥，浇水，喷洒药剂，一旦专注于某项劳动，效果最好。夏天的夜晚爬上山坡，用手电筒在刺丛中捉蚂蚱，冬天可以放一把野火烧荒，心境和情绪很快便得到调节，完全进入休养生息状态，可以预感到明天早晨的写作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几乎每天晚上临睡前都喝几盅白酒，便会进入一种很踏实的睡眠。

早晨起来习惯喝茶，基本是一种茶：陕青。这种喝茶的习惯很厉害，连着喝掉几乎一热水瓶水，抽掉两支雪茄，这个过程便渐渐进入半个世纪前的生活氛围，那些人物也被呼唤回来，整个写作情绪便酝酿起来，然后进入了写作。

我那时候已发觉我的这些习惯颇像那些老秦腔艺人，抽雪茄，喝酽茶，下象棋，听秦腔，喝“西凤”酒，全都是强烈型的刺激。

问：你是否有“山重水复疑无路”，写不下去的创作中的苦恼？你是怎么解决一个个难题的？

答：整个创作过程中遇到过两次大障碍，几乎是同一性质的，就是人物的纵和横的关系与历史进程的摆置问题。

第一次发生在写过三分之一篇章时出现的，使我大约停笔半月之久而一筹莫展，搞得我情绪一阵烦躁一阵灰败，越是焦急越是无计可施。那时正进入伏天，高温天气下的情绪更加糟糕，恰好一位文友约我到他家去避暑，他的家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岭上，又有两孔土窑洞，凉爽宜人。也许是换了一个环境吧，忽然觉得茅塞顿开，一步就跨过了那道障碍。这件事记忆犹新。

第二次发生在写过三分之二的篇章以后，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这回我有了经验，便索性放下，倒过去先写后边的篇章，然后回过头去，却觉得根本不成为问题，似乎倒是当时脑子里短了路。

问：你感到写得最愉快的是哪些章节？为什么？

答：整个写作过程都很平静，都比较愉快，具体已记不清哪一章了。我只记得写得最难受的一章，便是朱先生的出场，尤其是他的生活历程的那一段较长的介绍性的文字，似乎不如我写其他人物出场那样自如，总觉得难以进入一种形象性的叙述。

问：你感到从事大部头的长篇写作对作家的心理、生理状况，都有哪些要求？

答：适宜于所有作家的标准答案恐怕没有。我只能回忆当初我所能意识到的需要做的心理准备，便是沉静。为此而立下三条约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一般不参加那些应酬性的集会和活动。在我当时看来，此前的一切创作到此为止，对我的宣传和对作品的评价已经够了，也应该到此截住。我写长篇将开始一种新的艺术体验的试验性实践，比以往任何创作阶段上都更清醒地需要一种沉静心态，甚至觉得如不能完全进入沉静，这个作品的试验便难以成功甚至会彻底砸锅。

三条约律也是保障整个写作期间能聚住一锅气，不至于零散泄漏零散释放，才能把这一锅馒头蒸熟。做到这三条其实是给自己讲心理卫生的，既排除种种干扰，也排除种种诱惑，甚至要冷着心肠咬紧牙关，才能聚住那锅气，才能进入非此勿视的沉静心态。当我完成这部书稿以后，便感谢当初的三条约律拯救了我的长篇，也拯救了我的灵魂。

五、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对一个民族的理解，任何其他读物都难以相比。

问：有人评价说，《白鹿原》不仅以空前规模深刻准确地表现和把握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而且在历史和人的结合中塑造了庄严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