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原上的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皇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儿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止，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谝，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做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和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儿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是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校里提倡努力学习，老师抓得很紧。”我说，“我们的学习还是很紧张的。”

“紧张了好。”父亲说，“要成学问，不刻苦不行。”

我问他分家后，忙得过来忙不过来。

“屋里的事都有我撑着，你弟也行了。”父亲说，“你专心念你的书。记住，要处处留心，别胡乱张狂！”

我的心一震。我在学校的生活状况，父亲显然还不了解，还在给我打预防针。

“村子里有些人好张狂！”父亲鄙夷地说，“一个大字不识，满世界跑来跑去开会！有几个年轻女人，黑天半夜跑着开会，张狂得要上天了！前日听说，那个杨发奎入党了！那么一个二杆子货，共产党居然看中那号人……”

我的心里潜入一股冷气。父亲看不惯的人和想不通的事，我却在师范学校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于那些满世界跑着去开会的男人和女人的非难，令我反感，我听不顺他对这些人的讥讽，就劝他说：“农民刚刚翻了身，高兴……你可是别给人家泼冷水，别说风凉话儿……”

“我说他干什么？”父亲不屑地说，“我只看着这些人张狂，啥也不说！你——”父亲瞅着我，“在学校里，要慎行慎言！我看到村里这些人的疯张劲儿，才提示你……甭张狂！”

我低头喝水，避开了父亲逼人的眼光。

“我给你写的那张‘慎独’的字，还记着没？”

“记着。”

“你去歇息吧。”父亲说。

我走向自己的住屋。原来的厢房变成牛圈了，我的住屋迁到和父亲一墙之隔的上房西屋的北间。

“先生，你喝茶。”我的媳妇说。

“我自己倒。”我说。

“先生，你洗脚。”

“我自己一会儿再洗。”

我坐下，还是接住她倒下的茶水。她坐在炕边上，又纳起鞋底儿，并不看我。我坐在椅子上，一时也没说话。我忽然想抽一支烟，尽管我从来没有尝过烟味儿，现在却很想抽一支烟。我对她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先生了。”

“那……”她抬起头，旋又低下，“叫什么呢？”

“叫我名字。”我说。

“那像啥话？”她慌然说。

“早就不兴叫先生了！”我说。

“我在屋里叫。”她说。

我不再坚持了，她对我的过分尊敬，甚至带着根深蒂固的畏怯，使我很难受。她自愧貌丑，又没有文化，那种卑怯的眼光使我浑身都不自在。我忽然想到田芳，那手按琴键给我一句一句纠正唱音的姿态，那在师范学校礼堂里唱《翻身歌》的动人情景……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像一道电光闪耀了一下，匆忽消失了，我自己也被震住了：如果我提出和她离婚，她会怎么样？我的父亲会怎么样？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而且心情是那样急切，渴求立即回到那个温暖的集体之中去。

六十年里的二十天短短的二十天寒假里，按照县宣传部安排得满满的演出顺序和路线，我们在乡下演出歌剧《白毛女》。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第一场演出，我就挨了一砖头。

那个村子叫歇驾村。传说唐朝一位皇帝打猎跑到这里，人困马乏，在此做过一段休息，进了午餐之后，就奔马追猎到终南山下去了。现在，歇驾村变成薛家村了，其实村子里连一家姓薛的人家也没有。

薛家村住着一位县委的副书记，在那儿搞互助合作的试点工作，群众觉悟高，各项工作都是县上的一面红旗，第一场演出搁在薛家村，是理所当然的。在县委副书记的眼皮下，在这样先进的村子演出第一场，我们演出时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认真极了。

薛家村是个大村，又是一个行政村里的中心自然村。村中间有个年久历深的老戏楼，台下坐着或站着黑压压一片人，临近的房顶上、矮墙上、树杈上，全都趴着观众，这样大的场面，我心里真有点怯场。

整个演出还是顺利的，群众秩序也很好，百十名民兵在维持着哩！事情出在《娘娘庙》那场戏里。当我（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到娘娘庙里避雨，遇见白毛女，被白毛女追打时，台下骚动起来了，像雷一样滚动着“打！打”的吼声。我已忘记了自己是徐慎行，我像黄世仁一样胆战心惊，假戏真做了。当我逃到台角时，我听到一声怒吼：“打这狗日的！”随之，我的腿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击，跌倒了。

事态很快被民兵控制住了。我必须立即爬起来再逃，不然就给白毛女抓住了，抓住了就不好办了，剧情无法往下发展了。我看了一眼脚下的半截砖头，却没有站起来，慌急中，我用手爬着，逃进后台去了。

演出结束后，县委副书记在台上和我们一一握手，他对我说：“你挨了一砖头，说明你演得像。这一砖头，是群众对你的最高奖赏！”他的生硬的陕北口音，使我觉得亲切极了。

短短的接见之后，那些给我们管饭的社员已经拥在台前，争着领我们去吃饭。田芳被几个姑娘拉拉扯扯，争着往她们的屋里拉，发生争执了。我是一个恶霸的扮演者，自然不会是受欢迎的角色。这时间，一个小伙子挤上前，问：“谁个刚才演黄世仁来？”我一应声，他拖住我的胳膊就走。

黑暗里，我跟他走过陌生的村巷，进入一个小小的独间住屋，只有他的母亲在座。我刚一落座，老人要我把腿伸出来，在一只粗碗里倒下白酒，用火点燃，敏捷地在碗里蘸上燃烧着的酒液，在我的伤口上擦洗。她的指头上带着蓝色的火苗，一下子捂到我的挨过砖头的青疤上，灼烫得我龇牙咧嘴。

“我……”小伙子很难受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扔了一砖头！”

哦呀！原来打我的竟是他！

“你打得好！”我拍拍他的背，“这是给我的最高奖赏！”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就给我端上饭来。

鸡蛋臊子面，我吃得好香，也确实饿了。

母子二人看着我吃饭，说给我一个令人流泪的伤心事。他的姐姐，给村里一家财东的二少爷糟践了，跳了井了！他的父亲一气之下，卧炕不起，年底也去了……他把戏台上的我当成残害得他家破人亡的薛家村的恶霸打哩！

田芳来了。

她看我的伤，用手轻轻按按，问我要不要到邻近的镇卫生所去看大夫，我说大娘已经给我治过了。她不知道这儿刚刚讲述过一个悲惨的往事，随口问：“大婶，屋里就你娘儿俩？”

“噢！”大娘应着。

“你媳妇呢？到娘家去了？”田芳问。

“还没哩……”小伙子红着脸说。

“你怎么还不给人家娶媳妇？”田芳笑着说，嗔怪的模样，“你真性凉呀！”

“正……自由哩！”大娘瞅一眼儿子，“我说他，你自由也自由快一点儿！慢格腾腾的，还不如老早时包办来得快……”

小伙子羞怯地低下头，我和田芳都忍不住大笑了。屋子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我的心头十分轻松，田芳坐在哪儿，哪儿就特别欢乐。

“让我看看你的对象，行不行？”田芳问。

小伙子嘿嘿笑着说：“俺妈乱说的……”

大娘却抿不住嘴了：“刚才跟我在屋做饭，这面……就是人家闺女擀下的……”

“好哇，慎行，你真有福！”田芳冲我笑着，“你吃了那位新人的面条了，肯定香吧？我来晚了……哈哈哈！”

告别了那母子二人，我和田芳往回走。

街巷里很黑，看不见路面，坑坑洼洼的村巷里的道路，夜间走起来，低一脚高一脚，垫得我挨过砖头的腿一阵阵疼痛。我小心翼翼地迈着脚，她走在我的旁边，很自然地用手搀住了我的胳膊。

我没有拒绝，倒希望这段通到我的住处的路更长点儿，好让那只温柔的手多搀扶我一会儿，我反倒不想说话了，静静地走着。她也没有说话，扶着我的左臂的手抓得更紧了。

她被什么东西磕绊了一下，往前一跪，险乎跌倒，抓着我的手，把我也拽得跄踉两步，黑暗中踩到一块石头上，垫得我的腿伤钻心似的疼痛，“哦哟”一声，弯下腰去，半天站不起来。

她轻轻地惊叹一声，双手扶住我的胳膊，把我扶起来，就把我的胳膊架到她的肩膀上，她另一只手搂着我的腰，几乎背着我往前走。我的腿伤不痛了，却舍不得让她松开手。我感觉到她的腰部的体温了，温馨的气息扑到我的耳根。我的心在胸膛里狂跳，浑身热烘烘的，脚下乱踩乱踏，也不知道疼痛了。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如果就这样互相抱扶着走向断头台，我会从容得连一丝痛苦都没有。

我抬起左手，大胆地搂住了她的腰。她似乎轻微地战栗了一下，没有说话。我感到呼吸不畅，心要跳出喉咙来了，我猛然折过身，把她搂住了，在我的嘴唇碰到她的嘴唇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

我躺在炕上，无法入睡，身下是房主人烧得热乎乎的火炕。同炕挤着的几位演员已经拉起鼾声，油灯下，可以看见鼻尖上沁出的细密的汗珠。我吹熄灯盏上的昏黄的煤油焰火，躺在被窝里，心还在咚咚咚地狂跳。这就是爱情吗？这样的爱情产生的心火，简直要把我熔化了。

我的父亲按照他的家规和独创的理论，给我娶回来的那位媳妇，即使新婚之夜，我们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各人抱着各人的胳膊睡到天明，我连一丝“邪念”也没有产生。

有一个倾心的人儿，怎么可能荒废学业呢？怎么可能就变成沉溺于淫乐而失丢江山的商纣王或唐明皇呢？我现在不仅觉得父亲的理论荒谬无稽，简直令人可笑，令人憎恶了！我翻身坐起来，点着了油灯。

我穿着衬衣衬裤，也不觉得冷了，跳到炕下，打开那只小提箱，翻出那张临行时父亲写给我的嘱咐。

慎独！

看见这两个字，我的心里紧缩了一下，昏暗的灯光里，似乎隐现出父亲的严峻的脸色。我最后看了一眼，就把那张书页大小的又细又薄的宣纸提起来，在灯火上点着了。

“折腾啥呀！还不睡——”同炕的王友民咕哝了一句。

“咒符！”我说，“咒符！”

他翻了个身，又呼呼睡去了。王友民早已离婚了，正在跟饰演大嫂的郑王莲恋爱，早已谈妥了，只等两年期满，就去领结婚证。他万事如意，睡得好香。

我看看脚下，那张烧过的宣纸变成一团黑色的纸灰，在地上滚动，滚动，碎了。我的心里松解了，束缚我的心的最后一道咒符粉碎了。

我没有心思入睡，就着煤油灯的灯光，我打开日记本，记下了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一个结过几年婚的人，爱情却刚刚苏醒……

我翻翻日记，查到了我寄出离婚申请的日子，正好十天了。从家里返回学校的路上，我就在八九个钟头的步行中思索着这件事，而终于下了决心了。回到学校的当天晚上，我就写下了离婚申诉，第二天就从山门镇的邮政代办所发出去，寄给县法院了。我已经得知，法院接到的此类民事案子堆积如山，最快也得两个月以后才能传审，那时候该是第二年春天了。

可怜的媳妇！我再也憋不住，心里叹息着，要恨，你恨我爸去！要骂，你也该骂他！他不仅苦害了你，也苦害了我！他把你和我塞进一间屋子，就完事了！如果不解放，我和你就糊里糊涂过一辈子了！解放了，兴得自由了，我的心箍不住了，我要是不享受自由的权利，就亏负了这个梦想不到的解放了！但愿你……也能找个可心的男人，两人都好……

第二天，我们到史家坪去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和田芳走到村后的小山坡前来了，这是我和她头一次有意的约会，而且是她约我来的。

我挨着她的肩膀坐下，搂住她的肩头。

她挣脱我的手：“我给你……看样东西。”她打开手电，从口袋里取出一叠折叠着的格子纸，写满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她只露出末尾一页的名字。我一看，是工工整整的刘建国三个字，心里一惊，忙问：“这是什么？”

“他给我写的信。”田芳沉静地说，“这是第五次了！”

“你……怎么办？”我急忙问。

“你还用问吗？”她瞅我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一匣火柴来，划着了。

刘建国的信在燃烧。

我的心也在燃烧。

我高兴得像狂了一样，抱住田芳，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的声音，也听见了她的心跳的声音，我的手叉进她的松软的头发，比丝绸还要柔软的头发。她静静地伏在我的胸前，闭着眼睛，两只胳膊像铁箍一样搂着我的脖子，我才知道这个爱着我的人的手臂，这样有劲。

在这个县所辖属的广阔的平原上和深深的秦岭大山里，都留下我们速成二班演出队员的脚印。每一个演出点儿的村子里，平原上的大路边，山区的小溪旁，也都留下了我和田芳的亲吻和偎依。压抑得愈久愈重的心，一旦获得自由，就以加倍强烈的热情迸发出来。有几次，我吻过她的脖子上，留下了淤血的痕，整得她给脖子上围上一条毛巾才遮掩过去。她却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