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你的蓝布长袍脱下吧！”她说。

“那我穿什么？”我问。

“‘列宁服’，而今时兴。”

“我能穿‘列宁服’吗？”

“当然能。”她肯定地说，“你正年轻，身段也好，穿一身‘列宁服’，保险好看。”

“有卖现成的吗？”我受到鼓舞，尤其她说我身段好，肯定在她看来，我的身材长得并不难看，“山门镇上能买到不？”

“你把长袍改一改。”她说，“山门镇上有个裁缝铺，花一点儿钱改成‘列宁服’还能剩一点儿。”

“那我现在就去！”

“咱们一块儿去，我给你参谋。”

三天以后，吃罢晚饭，回到教室，她向我挤一挤眼，使我有一种暗中默契的喜悦。她在和我到裁缝铺去改做衣服回来时，给我说，暂时保密，一俟“列宁服”穿到身上，让速成二班的男女同学大吃一惊吧！我知道她挤眼的意思：今天是取衣服的时限日。我早已按捺不住一种稀奇的心情，就和她走出学校的大门。

那个秃顶的老裁缝，取出改好的衣服，又取出剩余的布头，交给我。

“试试。”她说，“看看合身不？”

我有点儿难为情，当着她的面脱袍子，不大雅观，就说：“我回去试。”

“在这儿试试，有不合尺寸的地方，老师傅看了也好改。”她说。

“试试吧！”老师傅也这样说。

我不好推辞，就背过她，脱下蓝布长袍来，尽管我袍子下有两层衬衣衬裤，心里还是止不住惶惑，似乎这蓝袍一揭去，我的五脏六腑全部暴露无遗了。

她提起那件改制的蓝色“列宁服”，帮我穿上，又帮我结上纽扣，我感觉到了那只灵巧的手指的温柔。我一低头，胸前两排纽扣，一排是扣着的，另一排完全是装饰品，两条宽大的领条分别摆在脖下两边。

“到镜子前头去照照。”师傅说。

我站在穿衣镜前，自己看见了陌生的自己，竟然不好意思了。说真的，我在镜子里第一次发现，我的模样是很俊的，眉骨耸高了，脸上的棱角也明显了，再不是像我父亲骂我的那样一种女子气儿的少年了。只是那个酒窝，在我不好意思的羞怯中又隐隐现出来。我看见她站在我背后，一眨不眨地看着镜子里头的我的脸，她发觉之后，有点儿惊慌地摆开头去了。

“挺好。”她说，“刚合身。”

我听到她的话，有点不满足，甚至怅然若失。她怂恿我改做衣服时，曾经热烈地赞扬过我穿上“列宁服”一定很好，因为我的身段好。我现在穿上了，自己已经觉得确实很好的时候，她却平淡地只说“挺好。刚合身”。我希望听到她热烈的欢呼，却没有了。

无论如何，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我像卸下了钢铸铁浇的铠甲，顿然感到浑身舒展了。天呀！走出裁缝铺的门，踏上山门镇石板铺成的街道，我居然不会走路了！脱掉蓝袍，穿上“列宁服”，那个八字步迈不开了，抬脚举步十分别扭，她刚出门，看着我的走路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像是压抑了许久似的，我才理会了，她在裁缝面前保持着与我的谨慎的距离，不敢说出太热情的话来。

“呀！衣服换了，路也不会走了！”我也自嘲地说。

“放开走！随随便便走！想蹦就蹦起来！”她说，像是和谁赌着气，“你敢不敢蹦起来？试试你的胆子，徐老先生？”

她在激我，开我的玩笑，我心里一急，伸手在她肩上打了一下，立即就愣住了。天哪！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个栈铺拥挤的街镇上，我居然和一个女生打打闹闹！

“好啊！蓝袍先生敢动手打一个女学生了！真是进步了，解放了！”她讥诮地斜过我一眼，使人感到亲切的讥诮呀！她说，“再勇敢一点儿，蹦起来！”

我鼓了鼓勇气，连着蹦起来三次，蹦起来，挥一下手臂，落到地上的时候，我脸红耳赤，索性不去看街道上那些市民的脸色。我对她说：“我今天才解放了！”

“对对对！”她连声附和，也很激动，“为啥不蹦呢？为啥不说不笑不唱呢？旧社会，尽让别人尽性儿蹦了，尽情儿笑了唱了，而今解放了，轮着我们妇女了！”

“我可不是妇女！”我分辩说。

“你比妇女还封建！”她哈哈笑着。

“我究竟是什么且不管，”我也笑着说，“反正我自由了！自由多么好哇！”

“唱歌吧！”她说，“有勇气，跟我唱着走过去！”

“我不会唱……”我不承认我没有勇气。

“跟我顺着溜吧！”她说着就唱起来。我和她并排走着，顺着她唱的音调溜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临近校门的时候，她突然站住，回过头来，煞有介事地说：“你把八字步全忘了！”

我心里一惊，真的，唱着歌走过街道的时候，我的脚步从八字步里解放了，自由了！

第二天，我按照她的吩咐，在教室后边的黑板上换写“生活园地”的内容。她把一篇编成的稿子交给我，我要按照这篇稿子的内容和长短安排版面，在阅读这些稿子时，我发现了一个刺眼的题目：

蓝袍先生穿上了列宁服我问：“谁写的？”

她说：“我。”

我不知我为什么要问谁写的！如果不是她写的，我就不愿意让它公之于全班？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反正我捏着粉笔走向板报了。

整个教室里，为这篇文章欢腾起来。

还俗田芳一天没有来上课，我的心里很不自在。

她病了，躺在女生宿舍里，一整天也没有进教室的门，也没有到饭堂里去吃饭。我看见班里几个女生在一起，给她打饭，送饭。我问一个女生，田芳怎么了？要紧不要紧？她支支吾吾，只说病了，像是有意回避别人的关心，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

我感到孤单了。一只长条课桌，过去坐着我和她，两个已经成年的速成班的大学生，感到了拥挤，也感到桌子的面积过于狭窄。现在，我一个人坐在长条凳上，觉得这桌子太宽绰了。

她的书籍和作业本子静静地躺在桌斗里，墨盒儿寂寞地蹲在桌子的右角上，这些被她的手指抚摸、使用过的工具，全都失去了生气，使我看见时就有一种惆怅之感。我挪过那只四方形的黄铜墨盒，打开，垫着的丝棉团儿上留下她用毛笔挤压的坑凹，墨汁干了，我把刚刚磨好的一砚台墨汁便倒了进去，干瘪的丝棉团儿被墨汁泡得膨胀起来。我把墨盒合上，重新放到她自己平常搁置墨盒的固定位置上——桌子靠墙边的右角上。我忽然在桌子与墙的夹缝里发现了一根头发，就用手指轻轻儿抽出来。

头发很黑，像墨，又很柔软，这是从她的头上脱落下来的，她自己大概很不注意，更不可惜，她有那么多的黑乌乌的头发，垂在脸颊和后肩上。我忽然真切地感到了用手抚摸她的脖颈上的头发的印象，就把那根头发悄悄地夹在日记本里。

没有了田芳的速成二班教室里，也显出明显的差别来。往常上课之前，教师走进教室门之前的三分钟的等待中，田芳领大家唱歌。她从我的耳畔唱出一支歌的头一句，叫声一、二，于是教室里就腾地响起歌声来。我分明感觉到她口中掀起的轻柔的气浪对我的耳朵和脸颊的冲击，随之就跟着大家唱起来。今天，第一节课前，因为没有人领唱而默然了，第二节课开始前，由班长临时代替田芳领唱，我总觉得有点别扭，燃不起大家唱歌的热情。纵然唱起来了，歌声却死气沉沉，缺乏生气。

我坐在课堂上，眼睛瞅着在讲台上讲得满头大汗的老师，心里却想，田芳病得一定很重，她那样热情奔放的人，怕是不病到十分厉害的境况，是不会躺下的。宽大的集体女宿舍里，现在只躺着她一个人，一定很孤寂，我要是陪坐在她的床边，肯定会使她的心情宽舒一点儿。我也乐于坐在她的旁边。

我决定在午休时去看她。好容易上完四节课，草草吃完午饭，我回到教室，放下碗筷，班级篮球队队长拉住我，要我写几张篮球比赛的布告。我只好埋头书桌，拔开毛笔。

球赛是一场校际比赛，由我们速成二班对县中的校队。我们班的篮球队是师范的冠军，威震县城。我们的篮球队队长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征服县城里的所有单位的篮球队。我已经迷上篮球运动了，虽然我的球技水平根本不够上场的资格，却是这支生龙活虎的球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我每次写海报，我的字是可资赢人的，即使在藏龙卧虎的古县城里，我写的海报前常常围着一堆并不喜欢篮球运动的遗老遗少，品评我的墨迹，使速成二班的篮球队也增加了半分光彩。我的主要职责是替运动员们当衣服架子，他们上场时，匆匆地脱下衣衫或裤子，甩到我的怀里，我一律搭到肩上，不会弄脏，也不会丢失。我从开场一直看到结束，从不中途退走，让运动员放心。篮球赛结束后，我替他们用网袋背球儿，和他们一边议论着刚刚结束的战斗，走到小镇街道外边的小河里，洗一洗。为此，篮球队队长破例吸收我为篮球队的球员，虽然根本不是指望我上场。我穿上了一个最大号码——26号的背心，胸膛上有两个用红布轧成的大字“速成”，既是我们班的班名，又意味着在赛场上速战速决的作风。自然是我的笔迹。

写完海报，我就急忙往女生宿舍走去，下午有球赛，我不能不去，缺了我，队员们的衣服搁哪儿去！走到女生宿舍门口，我有点犹豫起来，那个门里是女性的独立王国，即使再开通的人，甚或是冒失鬼，也会在这个门前放轻脚步，思考一下。我从来也没有进过女生宿舍，倒有点儿丧失勇气了。

“噢呀！慎行，快来！”我们班的王艾艾正好出门来倒水，看见我，快嘴快舌，“田芳刚才还问你哩！”

我的所有顾虑全都在王艾艾的几句话中烟飞云散了，跨上台阶，跟着王艾艾走进门，由她引着我一直走到田芳的床铺边，我却急得说不出一句话。

她倚在被子上，向我笑笑，说其实并不要紧，明天就可以上课了。我已学得稍微聪明了，知道女同学有些不便说出口来的疾病，也就只是关照她按时服药，悉心养息，不问病症。

我坐在她旁边的床边上，看见她的脸色有点黄，眼圈上有一道模糊的晕圈，头发有点散乱地压在被子上，病容的脸颊似乎更加婉丽动人，令人陡生怜惜之情。我忽然想到我早晨捡到的她的那根头发，不由得心悸了一下，竟然觉得鼻腔酸渍渍的。看着左右坐着的本班的几位女同学，我强忍住涌动的眼泪。

“我刚才还问你哩！”她淡淡地笑笑。

“有啥要我做的事吗？”我问。

“离元旦剩下一月时间了，校学生会要各班给元旦晚会准备节目。”她款款地说，忽然眼睛一亮，“咱们班出四个小节目，一个大节目，想排《白毛女》，让你参加演出……”

“啊呀！天爷！我……”我惊慌地摆手。

“其实，你的嗓子挺好的，只是没有训练。”她并不急，似乎早就料到我的反应，依然缓缓地说，“把嗓子练顺了，声音挺好。”

几个女同学也都附和着，说我的嗓门不错。我从来也没想到过登台演戏，很不踏实，仍然推辞。几个女同学七嘴八舌，简直说成了非我莫属的情况。王艾艾问：“派他支哪个角儿呢？”

田芳笑笑说：“黄世仁，怎么样？”

“不行不行！”我腾地红了脸。

“他不用排就会迈八字步！合适合适！”王艾艾冲着我，在走道上转起八字步，“慎行呀！演吧！”

“这次演出要评奖。”田芳说，“咱们要给速成二班争取荣誉。”

我忐忑不安地垂下头。

“我病好了咱们就开始排练。”田芳说，“你甭怕，我给你排戏！”

我支吾一声，自己也没听清说的什么。我想推辞，又怕她不高兴；接受吧，又实在觉得是笨鸭子上架，太难为了。想到在排戏的较多的课余时间里，我可以和她在一起，又觉得十分快乐，于是就算默认了。

我坐在她的床边，明显地感觉到女生宿舍的异常气氛，比男宿舍干净、整洁，飘着一丝淡淡的粉脂的气味，诚恳地劝慰她安心养病，我就告辞了。

晚自习时，我隐隐得知，田芳的家里大约出了什么事。她的父亲昨天到学校来找她，送走父亲时，有人看见她和父亲憋着气，晚上在宿舍偷偷哭过，今天早晨就起不了床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没有给谁说过，属于一种猜测。

我想不出她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第二天早晨，她来上课了，我的心里竟是一种急切的期待之情。上早自习了，好多同学从教室里走到外头去，在庭院里的柳树下，在学校的围墙根，朗读或者背诵语文课文。我也喜欢在院子里早读，空气清爽，也不干扰别人。今天早晨，我没有出去，就坐在位子上，我在暗暗等待着田芳来上课。

她来了，走进教室时，屋里的几位同学都和她打招呼，问候她的病情。她笑笑，一律表示感激，说自己今天精神好多了，不要紧了。

她向自己的座位走来，我已经早早站起，像是迎接她归来。她走到我跟前，照例笑着，坐到靠墙的位子上。我忘了问她病况，也随之坐下，心里很踏实了。

“头不疼了吧？”

“不疼了。很好。”

她说她好了，我就再也找不出什么问候的话，不说又觉得心里别扭，很想说上一番热心的关照的话：“天气凉了，要注意冷暖变化，甭大意。”

她有那么不长不短的一会儿时间，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的眼睛，听我说话，忽而眼睛一闪眨，那种异样的光消失了，又恢复了和一般同学说话时一样普通的神色。那种异样的目光出现的时候，我的心忽闪忽闪跃动了，胸腔里阵阵发热，像一束电石的火光闪烁了一下，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奇妙的心灵颤动。

“谢谢。”她说这句话时，虽然是诚恳的，却没有那种撞动我的心灵的目光。

又过了两天，晚饭后，她召开第一次排演会议，所有参与演出的演员和伴奏、服装、道具人员都参加了，四十来名学生的速成二班，几乎人人都派着了用场。伴唱组的女生，伴奏组的拉胡琴的、打大鼓的、敲锣打梆子的，人才应有尽有。那个拉头把胡琴的打大鼓的男同学原先当过吹鼓手，喇叭和铙钹，全都能来两下，由他负责伴奏组的训练，缺少的人才由他教导。

我被分配演黄世仁，竟然成了真的。田芳饰演喜儿，在剧中我和她处于两个对立的阶级的地位，毫无感情上的共鸣，使我很遗憾。我甚至忌妒起班长刘建国来，他演大春，正面人物，脸上抹红，又有许多和喜儿表示特殊感情的戏剧情节。我还是服从了田芳的分工，使她不至为难，再去调整扮演角色，浪费时间。而要在一个月稍多点的时间里排出这一大本戏来，真是够紧张的。

田芳表现出她的对于文娱工作的非凡的组织才能。她要求在五天内全部背过唱词，一周后在一起对词，下来花十天时间排演动作，第四周结合伴奏全面排演。她精神振作，热情极高，同学们都愿意听她的吩咐。

她是够忙的了，既要指挥大家排演，又要自己支角儿，而且是贯穿全剧的主角。我们每个演员，在背会唱词以后，就给她打招呼，向她面背一遍。然后，她一边弹风琴，一句一句给我们教唱词，一句一句纠正音韵不准的唱段。我看不到她自己背诵喜儿的唱词的时候，但我并不担心，似乎整个剧本早就扎在她的脑子里。

黄世仁的唱词儿不多，却有点怪腔怪调儿，唱起来十分拗口。《北风吹》和《红头绳》两段，几乎每个同学都会哼会唱了，而生活中很少有谁喜欢哼一哼黄世仁的腔调。我对扮演黄世仁这个角儿的兴味提不起来，音调更觉得唱不准了。

“甭急，慢慢来！”

她用脚踩着风琴踏板，双手按着琴键，侧过头来，对我说。大约是看出了我的不耐烦情绪，反倒不厌其烦地和着琴声，唱了一遍又一遍，给我示范，给我纠正。我一边跟着独唱，一边盯着她弹琴的动作，端庄、自然、优美，我的心情很快就稳定下来。

我的热情陡地高涨了，精神异常兴奋，心情特别舒畅，几乎每天晚饭后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的小礼堂这个临时借用的排练场，替她做些组织工作，做些零碎的杂事。由她提议增补我为剧团的副团长，大家一致拍手赞同。我和大伙相处得很好，进入我来到师范学校之后的最佳精神状态。

新年临近了，排练也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料不及的事发生了，田芳——我们剧团的团长，《白毛女》剧中的灵魂，被一伙一时搞不清的野蛮的家伙绑架了，在师范学校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田芳事件”……

拳头之歌上午的后两节课是作文。王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第一场雪》的题目之后，简单地提示了几句，就走出门去了。

我正在起草稿，忽然看见一个老头走进教室门来，肩头背着褡裢，脸上冻得皱巴巴的。在教室里瞅着一个个男生和女生低垂写字的脑袋。我看他那倔倔的神气有点可笑，这是谁的家长来了呢？他瞅了半天，也没有瞅见要找的对象，就叫道：“芳芳！”

田芳猛地扬起头，急忙统了笔，显出慌慌的样子，离开座位，从走道上走到前头，把老头儿引出教室去了。

那老汉大概是她的父亲，我猜测，从他叫她名字的口气可以判断出来，村乡里那些老农民，叫自己的亲生儿女时都是这种神气，而且不分场合，一律像是在自家屋里呼儿唤女。他来找她，并不稀奇，班里的同学从四面八方汇拢到这个小镇上，一律住宿，一年半载不回家，常常有这个那个的家长找到学校来。少数是家里出了事，父亲或母亲病重了，需得回去看看；多数是给儿女送衣送钱，借机看看自己可爱的儿子或女儿。

田芳跟她父亲出门以后，我的心里却不安了。她的父亲找她，我有什么好说好想的呢？自己也奇怪了。她抬头看见她父亲的那一瞬间，眼里泄出一道惊恐的神光，随之转换为一种憎恶的气色了，随之一切都消失了。她的父亲，即使猛来乍到，也不应该令人那样惊恐吧？更不应该有憎恶的样子显现。我猜不出其中原因，心里却有点焦躁，有点担心。

我竟而至于不能继续描绘入冬以来第一次降雪的壮丽景色了，越想，心里越加焦躁了。人对于可能发生的祸事是不是有一种先兆性的心理反应，我说不清，反正我心里已经毛躁得难以在作文本的小格子里写字了。

我拿起茶杯，佯装到水房里去打水，走出教室，甬道上没有田芳和她父亲的影子，一排排教室里，传出这个那个教员的讲课的声音。她大概把父亲引到宿舍里去了，我在水房里打了水，慢步朝回走，忽然看见打铃的校工刘大根跑过来，朝我说：“你们班的田芳给人拉走了！”

“谁？”我大吃一惊。

“一帮人！”刘大根说，“我从街道上过来，碰见一帮人把她往马车上拉！”

“在哪儿？”我的心里涌起一股火来。

“山门镇南头……”

我甩了水杯，拔脚就跑了。我蒙了，闹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叫她的是什么人呢？她为啥要跟他走呢？我只觉得她不能被拉走，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奔出校门了。

街道上似乎有人已经在议论什么，我直朝小镇南头跑去，果然看见围着一堆人，议论纷纷。我奔到跟前，大车上站着七八条大汉，扭着田芳，田芳在挣扎，又跌倒在车帮上，几个人趁势压住她。我大喊一声：“不准抢人！”田芳猛地回头，哭喊：“快——慎行……”赶车的人大约感到事不宜迟，哗的一声甩起鞭杆，马拉着大车跑起来了。

我追着马车跑。马车跑得并不快，我追到马前头，面对奔马，毫无办法，我自小没有摸过牲畜，更不会驾车，不知怎样才能使奔驰的马车停止下来。那个赶车的汉子，一挥长鞭，我的头顶一声响亮的鞭声，鞭鞘正抽在我的左脸上，火辣辣地疼。在我被抽得晕头转向的一瞬间，马车哗的一声跑过去了。

我摸一把脸，继续追，愤怒与急迫中，我从地上摸起一块半截烂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