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几年的中国，对于城市的芸芸众生来说，有什么事能使人感到特别幸运呢？获得奖金？小额者人皆有之，早视为理所当然，再翻两番也是不要白不要，要了白要。巨额者上哪儿领去？升官？毕竟只有为数不多的同志在考虑进入梯队，而且毕竟不是所有被考虑者都那么迷官，像官迷们用迷官的眼睛所见所想的那样。“彩票”得中？迄今只在首都发售过一次国际马拉松赛有奖参观券，售券时出动了大批民警，差点挤出人命，得头奖的机会是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分之一。碰到个知心伴侣？那是年轻人的事。再说，正如仁人志士们指出到处都有荒谬的不道德的无爱婚姻一样，到处都有更多的不准备招揽聘请第三者的一对一的成双婚配。冥冥中有个大自然规律管着呢，男女比例大致相当，有哪个少男不善钟情？有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因而痴男怨女的数量总还是大大低于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一、二、三，这不会影响莺歌燕舞、不是小好的比率。历次运动已经证明，这个比率是安全的。

说来说去，这些年最能让相当一部分人为之神往的事还是分到房子。要想知道分到房子住的快乐，只需看看房子不够住的苦情。要想知道分房子的重要，只需看看负责分的人是如何机关算尽、如临大敌，而要房子的人又如何费尽颜面、言语、心术。每年为分房要房，白了多少头发！

这样，一九八四年初东泉市的宋朝义分到两套房子，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九七八年冬以来他的各种顺心的事的一个集结，一个小小的高潮。一月十四日，经过了许多扯皮、摩擦、推脱、虚惊、奔走、摊牌、等待、失望、再希望……以后，他拿到了两个单元的各三把共六把钥匙。钥匙是铝合金制作，有几道纵沟，表面上千篇一律，散发着保护油和尘土的气味，看来十分肮脏。他接到这六把脏钥匙的时候觉得高兴，却又不像预想的那么快活。

下班以后挤汽车。冬天，冷风吹着脸，车窗玻璃没有摇上来。一位乘客手提的装在尼龙网兜里的熏鸡似乎一直在啄他的大腿。他饱经沧桑，既快乐又叹息。到处都有烧鸡、卤鸡、酱鸡、扒鸡、熏鸡，还有香酥鸡。就酒喝挺好。如果屋里有暖气……

就更好。他在2路汽车等候转车等了四十三分钟。不知道是不是哪儿轧了人。冬天，穿着臃肿，动作不灵，事故增加。其实他只需要再坐三站，步行只要二十分钟。问题是他已经把自己押在等上了，越等就越不能不等。他的脸颊冻得好像要结一层脆皮。清醒清醒。小时候他冻得尿过裤。“触及灵魂”的时候他冻得把唯一供给他热能的高粱米饭吐了一地。

回家七点四十四。他稳稳地拿出钥匙，妻子和儿子雀跃。就是为了你们。面前似乎有鲜花、石阶、沙发和激光效果。就是为了我们一起住了多年的破烂农舍。心里烫烫的。吃完饭八点半，疲惫不堪。妻子儿子坚持要立即出发看房，似乎再耽搁一天房就会飞。得到钥匙以后他们发现已经等待到了极限。又转了两次车，历时五十二分。他们小心翼翼地登上楼梯，暗淡而又曲折狭窄。轻轻旋转钥匙打开了门，轻轻地打开了灯，四面都是白色的墙壁。面色也是苍白的。

乔迁志喜。留下的是电视系列片一样的一系列场面和记忆，也像电视系列片一样啰嗦、累人、不乏破绽和可疑，却仍然引诱你完成任务般一部又一部地看下去。

儿子找了小哥们儿二十四人次帮助迁居。为了犒赏小哥们儿，父亲通过政协管理员买了四十二瓶啤酒、两瓶大曲和大批火腿、香肠、煎鱼、炸小虾和红扑扑宛如玫瑰的猪蹄。卫生间墙壁下部用砂纸打磨光净后涂上了淡绿色调和漆。客厅糊上塑料壁纸，壁纸和工是托一个停止了往来二十五年的老同学办的。为答谢他，请这位老同学到“楼上楼”吃了一席。为吃好这一席，他又找了一位二十四年无来往的老同事。

购置液化石油气钢瓶（煤气罐）创造了辉煌的纪录。东泉市煤气公司一位业务员曾经说搞到煤气罐未见得比搞到房子容易。当然是由市人大常委会和政协而不是由他所在的学校出面的。公函上写道，兹有全国人大代表、我市政协副主席、侨联副主席、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副主席、侨眷宋朝义同志需解决煤气罐一个……他的伟大头衔写了密密麻麻好几行小字。侨眷与侨联副主席语义重复。他的本职工作——教师根本没写。而且，用侨眷的身份或用其他头衔去讨煤气罐，他不知道哪个必要，哪个羞死。后来又托了他儿子的女朋友的一位同学的姨父，只等了一星期就把煤气罐弄回。

宋朝义新分到的房子是两个单元，门对着门。大单元三室一厅一阳台一阴台一厨房一卫生间，小单元一室一厅一阳台一厨房一卫生间。小单元基本上归儿子，厨房改成了他们一家的报刊图书资料存放室。大单元分卧室、客厅和工作室，门厅放着一个塑料贴面电镀钢腿折叠圆桌和几把电镀钢腿折叠弹簧软椅，可放可收，可以吃饭也可以接待一般来客。整个生活突然升了一格。在自己的两个单元里，宋朝义推开这个门走进那个门，看着这个屋的书架又打开另一个屋的写字台抽屉。他觉得新奇，觉得有趣，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为录像而布置得生硬的房间里。

五年来的好事像排着队游过来的一串金鱼。平反，回迁，特级教师，连涨三级，出版了他撰写的关于乡村语文教学的书，布面精装本一千册。宋朝义的姐姐——赋予宋朝义以侨眷身份的“侨”偕姐夫两次回国探亲。姐姐嫁的那个开始时令宋朝义觉得压抑的“洋人”还是个不老小的人物。几乎在分到房子的同时，姐姐寄来了一笔钱。侨汇券、外汇券、人民币如虎添翼。儿子在妻子支持下采取了一整套装备新居的行动，不止一次使宋朝义心里的那根习惯了清贫日子的弦颤抖。好像是那些横冲直撞地占有了他家的地盘的陌生的家伙，那些神气十足的电冰箱、电视机、收录机、沙发、新式木器、软床碰破了他的一件什么使用多年的亲切的瓷器。

宋朝义五十四岁，五十四年来大体上没有离开过拥挤、寒碜、捉襟见肘、有时候是提心吊胆而又逆境中分外自觉善良、清白和内心平安的日子。他习惯于侍奉这样的日子像孝子习惯于侍奉辗转病榻、喜怒无常但毕竟恩泽未泯的母亲。离开这与生俱来的日子母亲、日立三开门或者夏普双声道，似乎不能完全填补那种科学家认为有益、但很少人能适应的失重即失落感。

幸福可能主要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幸福大概是供参观而不是供享用的样品。

老朋友、新朋友、老关系、新关系来到了新居，赞叹此起彼伏：

已经是八个现代化，又何必二○○○！

这就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总算能安安生生过好日子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住进这样的房子，死亦瞑目矣！

最后一种反映使宋朝义觉得刺耳。什么？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世世代代先人都是把安乐与死联系在一起。

说这个话的是老宋的至交，身高一米九的老赵。老赵的父亲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大富大贵，老赵无所不好，无所不能，琴、棋、书、画、摄影、京戏、大鼓、变戏法、拿大顶、抹灰、砌灶……但又无一称精。近年来他的日子也有不少改善，但改不了他那副不梳头、不系领钩、不刮脸的落魄行藏，而且一张口说话常带三分晦气。

真的？长眠=安息。而生活，就是奋斗、就是咬紧牙关、就是承受一个又一个打击。年轻时候他看过电影《墨西哥人》，墨西哥人一声不吭地承受着雨点般落向他的头部面部胸部的拳击。扛起麻袋走在颤悠悠的跳板上真觉得再多一根稻草就能把脊椎压断。在四下透风的教室里给坐在土坯凳子上的孩子讲人生的真谛在于使别人生活得好。给儿子烤一块红瓤白薯。在煤油灯底下一边看书一边揉着眼睛里的水分。越穷还越要留下点积蓄，他又存了一百元定期。生是一种韧性啊。

如今，每天早晨在哗哗作响的喧闹的水声里洗透拖把，把洋灰地擦得像打上了蜡，新鲜的水门汀散发出一股碱腥却喜人的气息。阳光透过大幅针织编花白色窗帘照在绿色的水仙叶上。墙上挂着丝织的徐悲鸿的群马。音箱里时而传出获奥斯卡金像奖影片《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大提琴的低音威严而又和暖。客人来了坐在双垫沙发上吸红双喜香烟、喝一块七一两的茶。客人走了把高雅的沙发巾一一整理。似乎是飞机失事后幸存者的归家，好像是马拉松赛后运动员泡在热水浴缸里，他如释重负，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一口浊气。

又总是小有不安。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们生活得还太艰难啊！某大报第一版报道保定市郊一所学校以重金聘请一位校长，月薪一百二十元，该消息明明说那里的农村一个普通劳动力月收入一百挂零，有技术者月收入一百三四十。这就是改善后的中小学校长的待遇，遑论教师！滨河区教育局三十余年来第一次说是要给所属学校教工分几套房子，条件是：一、夫妻双方都在本区教育系统工作五年以上。二、现家庭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低于二点五平方米……听了这样的条件想上吊！

只有儿子器宇轩昂地进出新居，倒像这房子是分给儿子、老子是沾光奉陪而来的。儿子龙龙比朝义高十个厘米，活脱像他却又比他风度翩翩。他一手叉着腰走来走去地巡视、设计、组织采购、搬运和布置，脸上带着一种高傲的、嘲笑的表情，根本没有把使父亲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一切放在眼里。

老宋不喜欢儿子的这种神气。居安思危。一米一粟当思来之不易。你怎么就觉得过好日子那么应当应分呢？比较起来，当年在乡村，帮着他挖菜窖和打土坯、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掏鸟窝和拍三角的儿子何等纯朴可爱！

宋朝义有几位交情也还可以的朋友，朋友们原来处境包括住房比他好。近几年宋朝义自己也惶惶然悚悚然颇有几分发达，住进佳室，从此这几位朋友不进他的门。他的邀请被婉谢。他照旧大大咧咧地去找人家串门，又抽烟又喝茶又吃瓜子，还希望留饭。终于没有留饭，而且脸色与语气不像往日。

与此同时，来他家的新客大增。包括任职的各有关部门和团体的领导及下属们，包括外地来的乃至外国来的有关方面的“人五人六”。其中有一个自封为全国函授调节中心总执事。也有各种慕名者、叙旧忆旧者。他常常像录音带一样地从ABC开始播放自己的籍贯、年龄、简历、婚姻子女状况、工资级别、本兼各职……新相会的老故人对宋朝义的编制仍在一个中学大惑不解，觉得不合逻辑，似乎也不合天理。一见如故、推心置腹的友人建议说，还是转到统战、侨务或外事部门去吧……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小学教工的地位是城市中的倒数第一。

可我的本业是教书啊，没有教书，还有底下的那一切吗？

新见面的老友暗示他，当然当然。但你已经有了别人没有的许多，这时候教不教书就不再是重要的了。说不定再教书只能降低自己。说不定你越是再不教书，就越是证明你教得好，无与伦比，不可企及。真正高级的权威都是不动手或已经不能动手的，要不怎么叫教师里的特级呢？

似乎里头有点天机。

市委领导与他谈话。建议把他调到侨务部门。他想起了个中天机便坚决谢绝了。一部分人说他做得对。一部分人说他傻，长期下乡染上了小生产习气。再一部分人说他狡猾——大智若愚。

去不去侨联反正他越来越忙碌。忙碌中他发现妻子江春常常显出愁容。

“你怎么了？”他问妻子。

“没什么。”妻子神情抑郁。

“我最近……太忙了……连陪你看场电影、逛趟公园、去趟百货商店的时间都没有。”

“为什么要陪我呢？那不成了给你制造负担了吗？”话音是冷的。

真是祸从天降，有自无生！宋朝义是这样正派、这样勤恳、这样挚爱着妻子——他曾经对妻子说，当初我是不敢爱你的，但是一想到假若我们不结合在一起就再不会有另一个像我一样爱你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不和你结合便是最残酷的犯罪了。他过去这样想，现在仍然这样想。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招江春不高兴呢？

“我……有什么不对吗？”宋朝义放低了声音，力求平静和耐心，“你好像……近来……”

妻子是娇小的，快到五十岁的年纪从背影看去甚至仍然像是少女。一个无所不知的朋友非说江春过去当过演员受过文工团的训练。妻子又是一个有着独特精神追求的人，否则怎么会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单单挑中了他，与他一起镇静坚定地度过了一个接一个的漫长难熬的日子？

“没有什么。”江春的表情却是有什么。

“到底怎么了？无论如何你要把话告诉我，你总不该瞒着我。你有什么不愉快吗？工作、生活、房子、儿子和我……”

“工作生活房子儿子你都太好，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冷嘲的声调终于激怒了宋朝义：“我究竟做了什么？我辛辛苦苦，我忙忙碌碌，我受过各式各样的打击、侮辱、冤屈……好容易日子好过了一点……这不是，这么好的房子也分到了，不是你要我去奔走房子吗？”

“别说这些，别说这些了。”江春摆着手，又踮起脚捂住了宋朝义的嘴，她的脸上显出了勉强的笑容，那笑容是苦的。

还有沁出的泪水。她的眼睛不看宋朝义，在看什么呢？

儿子也常常有这种莫测的眼光。在自己的小单元里，龙龙每天都睡得很迟。他读老子、读康德、读中药学和雨果。用不屑的口气谈论局长的报告与大获好评的小说。听黑人的招魂曲却不接受父亲多次向他推荐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看电视的时候一会儿按这个键一会儿换那个频道一会儿移动天线，让你哪个节目都看不成。眼神里流露着轻狂、忧愁和怀疑。志大才疏、不知世事艰难，如果不是垮掉的一代，至少也是迷惘的一批。

他们哪有我们当年那种纯真献身的热情？宋朝义想，扩而为国家的未来而担忧。

女人无论如何永远是一个谜。

当代青年大概也是一个谜。他们为什么爱听那野性的哭叫一样的招魂曲？

人的命运也是一个谜。前半生，他努力改造，努力符合社会要求，包括吸烟、腔调和走路的姿势。为了改变剥削阶级出身狗崽子的形象，他有钱也不买价格一毛五以上一包的香烟。他本来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条理分明，为了不做夸夸其谈的浮躁知识分子，为了与农村的人们打成一片，他学得常常木木讷讷，有时候故意把话说乱、丢三落四、吭吭咳咳咹咹。还有拱背低头走路，当然是夹尾巴而不是翘尾巴的姿势……更不要说他做出了多么绝情的事——与侨居海外的大姐划清界限……结果，命运像落到墨西哥人脸上的拳头雨。

这几年呢，只能用一个他最不喜欢的俚语来形容：“芝麻开花节节高”。多年来的语文教学使他对这俚语产生了反感偏见，它俗不可耐而又作生动形象状。他老觉得这只能算是耍贫嘴。如今，一想起自己几年来的变化就想起了这几个词。活是现世报应啊！

连他的当年坚决反共的大姐不肯回国去了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嫁给一个白种人也成了他时来运转的契机之一。他想找条地缝儿钻下去。

房子也是谜。上大学的时候他嫌宿舍不好，援引马克思《资本论》来论证那种睡上下铺的大学生住宿条件比马克思所说的十九世纪英国不顾工人死活的车间条件还差，为此他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分子”化以后他们十七个人住一间小屋，打地铺，翻身的时候确实要一起翻……他睡得实在。

迁入新居以前他住一个大杂院，九户如一家。渍的酸菜在室内发酵，成年的儿子与父母之间挂起一个床单。他的家与相邻的邻居一家虽不见面却声气相通。邻居一家的挂钟同时为他们报时。邻居吃辣椒他们一家人陪着流泪咳嗽。估计是隔墙天棚以上没有抹泥抹灰，砖头中间的缝隙成了畅通的交流渠道。

迁入新居后反而时而辗转反侧。太静？太忙？太软？太缺乏杂味？男性更年期？好像缺少点沉重的、系着他和坠着他的东西。

睡不着的时候他常常想起刚刚被东泉市“收回”的日子。他们被暂时安置在一个六等小招待所放杂物的阴暗小屋。小房六平方米。他们从严寒的极北方农村带回来的饭桌、木椅、板凳、纸箱、木箱、柳条包放在教育局的库房里接受老鼠品尝。他们这间阴暗的小屋对面是盥洗室，每天从凌晨到深夜都可以听见每一个客人洗脸、刷牙、喷鼻、吐痰和每一个服务员洗拖把与倒痰盂。他们的小屋的后面是电视棚，全招待所只在此棚下安放了一个电视机。每个晚上都是电视里的大锣大鼓大吵大叫大哭大笑——人多，得把音量拧到最大限度……然而，当他和妻（那时儿子还没回来呢）住进这小屋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们等了这么久又这么久，他们遭受了那么多不公正和不公正，他们冬眠了那么多年和那么多年，这一切都有了报偿了！一切都在重生，一切都在复苏，冰河解冻，万树含苞，他们整个灵魂和生命向着新时期歌唱。犹有（不是岂有）豪情似旧时！江春和他一起会见老朋友，一起走过年轻时候无比熟悉却又阔别多年的每一条街巷。每个路口、每个拐角、每盏灯和每座新房子旧房子都使他们欢呼流泪……那是一间神奇的小屋，窄小却充盈着巨大的幸福、阴暗却充盈着光明的希望。

后来呢，后来他以未曾料及的速度恢复了自己的一切优势：博闻强记，触类旁通，灵活敏捷而又善于表述，何况他还充满了那爆发的久被压抑的工作与服务的热情。他谢绝了留在局里供职的好意的建议，走上教学第一线。攻读、著述、上课。几次公开课和一本书震动了东泉市和省。从此一顺百顺、一通百通。而当他担任了这里那里的代表、副主席以后，似乎他的课讲得更好了。连北京来的视导员听完他的课以后也条条是优点地说了十五分钟，连一条改进建议都没提。

上起课来他已经烂熟，进入化境。不但能掌握内容、掌握进度和节奏，而且他精确如电脑地预见和掌握着自己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措词一声调，与学生的每个情绪征兆配合默契、相互应答。微笑、迷惑、好奇、恍然大悟、失笑、欢欣鼓舞，该出现什么就出现什么，该出现到什么程度就出现到什么程度。学生完全被他征服，五体投地。一堂课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他戛然而止。学生没有听够，宋老师比上课以前还神采奕奕。那是一种真正的艺术的圆熟，艺术的无我与无物。

无懈可击，无懈可击！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也许可怕就怕在这无懈可击上吧？老赵看到了他的新房子就想到死，就因为新房子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懈可击。

倒是他的儿子，仍然一百一十个不满意。希望买录像机。希望安装一个会奏电子乐段的门铃，买摩托车和橡皮船。干脆买空调设备，澳大利亚出品……

那个设备要多少钱？六七千块。一个月用多少电？上百块电费。宋朝义简直气得哆嗦。而儿子嘲笑说，小生产者只知道把钱存到罐子里，只知道让钱睡眠。您应该知道有消费才有周转，有流通周转才有扩大再生产。

宋朝义想给儿子一个耳光。他知道耳光的威力比不上新思潮，但总可以抵挡一气。

他的游刃有余和无懈可击的教学会不会正在变成一种新的落后的程式呢？社会活动多，有时不得不找别人代他批改作业、代他与学生谈话，他还能有什么长进？

他们学校新到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小李。小李教初中，她从初一就经常用课堂讨论的方法进行语文教学，上课的时候班上学生都抢着发言。她教的一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生竟然对课本所收的一篇鲁迅的著名文章提出疑义，有人说是异议。质疑是幼稚的，所有的老教师都责备小李和她的矮学生的荒唐。正赶上文艺界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说小李的教学试验是自由化的表现。特级教师宋朝义心情沉重。

宋朝义的沉重倒不是为了小李。与他的过去相比，小李的挫折简直不算什么。宋朝义的沉重恰恰是因为他自己。他的特级只需要维持，不需要从头做起。摸索、冒新的风险、奋斗、受误解和指责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战栗，都已经不再是他的事。他已经五十四岁，短短的五年已经“把失去了的光阴追了回来”。已经度过了他过去应该度过而未能度过的岁月。在东泉市，他难于超越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