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春末的一个中午，我的房东老大娘的继女桑妮亚，带着她的井然有序的五个小不点儿，到她继母家——也就是“我们家”来喝奶茶。喝茶是在室外的凉棚下面进行的，差不多每年积雪刚化时——有时候残雪还未尽消，一天三顿饭就在室外进行了。伊犁的维吾尔人是非常重视呼吸新鲜空气的，或者用他们的一种粗犷的说法，多在户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吃空气”。

茶喝了一碗又一碗，馕吃了一块又一块。我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来了：“因为富才把钱花光，因为馕多才把茶喝光。”诚然如此，馕与茶的关系是这样的：愈吃馕就愈想喝茶，愈灌奶茶就愈想吃馕，良性循环。循环完了，桑妮亚和她的继母便嚼起茶叶来，满嘴都是砖茶的剩叶子，咀嚼得津津有味。这时，桑妮亚的小三和小四之间忽然爆发了“文攻武卫”，两个小丫头吐字不清地却是分明地骂出了最最最侮辱女性的语言，而且小手乱扑乱抓。桑妮亚要骂，却被剩茶叶堵住了嘴，呜呜呜地叫了几声以后，好不容易把正嚼得有滋有味儿的碎茶叶吐到了碗里，大喝一声：

“该死的，用你们的脑袋喂狗去吧！”

有效地用棒喝制止了武斗以后，桑妮亚抓起碗里的茶叶，似乎是准备来个“二进宫”，但这时她看见了我。我正在用瓦片磕擦砍土镘上挂着的泥，整裤脚、系鞋带，准备上工。她不好意思把吐出的茶叶再抓回来放进嘴里，便把茶叶放下，把碗一推，问我：“听说您调到二队去了，是吗？”

“是的，大队书记让我到二队去了。”

“那你认识马尔克木匠了吧？”她问。

马尔克木匠，哪一个是马尔克木匠呢？

阿依穆罕大娘从容地把茶叶碎渣（已经嚼得其碎如粉了）吐净，对她继女说：“马尔克傻郎又不在队上劳动，老王上哪认识他去。”

马尔克傻郎？呵，想起来了，四天以前，我去二队队部办公室找会计开条子领劳动补助粮，曾碰到一个高大、英俊、黑头发、大眼睛（眼睛这样大的人并不多见）、眼珠发蓝、高鼻子、大手大脚的男子，他的形象，用《史记》里的语言是称得起“美丰仪”、“伟丈夫”的。这个美男子正在为口粮问题与会计争吵，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大，而且一口一个“伟大导师教导我们说”。少年老成的会计一脸倦意，根本不理会他的喊叫。见到我进来，小老会计欠了欠身，用无力的手与我走过场式地一握。我说明来意以后，他慢腾腾地、艰难地拉开抽屉，找纸、找笔、找图章和印油，用十分钟的时间给我开了一个本来用十秒钟就可以开好的条子。

这个期间，“伟丈夫”紧紧握了我的手，自我介绍说：“马尔克，”又用汉语说，“我是木匠。”

“您懂汉话？”我问。

他从鼻子眼里一笑，问会计：“队里到底给不给我口粮？”

会计回答：“拿你的小摇床去黑市换小麦去吧！”

马尔克骂了一句，但他骂人的样子并不凶恶，倒是一副斯文相，还笑眯眯的，好像他是在说一句甜言蜜语。然后他又大叫道：“伟大导师教导我们，人总是要吃饭的，不吃饭就不能干活！你们……”

“明天到瓜地浇水去，上工就给粮食，这是革委会的规定……”

“他们完全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毛主席说，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连连地摇头，叹息，伤心地走了。

桑妮亚和她的继母说的大概就是他了，难道他的外号叫“傻郎”？

我点点头，告诉阿依穆罕妈妈和桑妮亚妹妹，马尔克木匠我已经见过了。

“你见过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吗？”桑妮亚问。

我模仿当地人用舌头“啧”了一响，表示否定。

“阿丽娅是整个毛拉圩孜公社最漂亮的女人。”桑妮亚拉长了声音，用唱歌一样的声调，笑眯眯地说。说的时候，她眯着眼睛，略略向前探着头，鼻梁上方，眉间下方，出现了可爱的细小的皱纹，一副完全倾倒的表情。我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女人这样心悦诚服、如醉如痴地称道另一个女人。何况桑妮亚本人也是相当俊的，身材挺拔、轮廓鲜明，除了下巴略嫌长嫌尖以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尤其惊人的是，她三十多岁，已经生了五个孩子，但腰身没有变粗，皮肤没有变糙，肌肉也没有变松弛。用当地维吾尔人的说法，她是一个“结实得厉害”的女人。而她说起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时，那神情真是不折不扣的五体投地。她连连摇头，说：“唉，老王哥！唉，老王哥！”似乎没见过阿丽娅是我做错了一件事，至少是丢失了一件最不该丢失的东西，因而使她无限惋惜。

在队部办公室与马尔克的邂逅以及桑妮亚对于阿丽娅的介绍引起了我对这对夫妇的兴趣。马尔克一般不在队上干活，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但同队的其他社员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他们的情况。马尔克原籍在霍城县清水河子那边，一九六四年年底他才孤身来到了这里——这么说，他在毛拉圩孜公社的资格，比起我来不过多四个月。他的母亲是俄罗斯族，他的父亲的民族归属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维吾尔，大部分人坚决不信，认为他的父亲不但不是维吾尔而且不是穆斯林，最有力的论证是小会计提出来的，他说他切近观察过，马尔克没有行过割（包皮）礼。有人说他爸爸是蒙古人，有人说是汉人，有人说是满族，还有人说他爸爸其实是一个英国商人，从巴基斯坦进入克什米尔地区，然后进入我国西藏的阿里，经叶城、喀什噶尔、阿克苏……最后经过霍城，与那个俄罗斯女人做了露水夫妻，才有了马尔克。至于阿丽娅，家庭是上中农，最初嫁给裁缝阿卜杜拉赫曼，后来与阿卜杜拉赫曼离了婚。由于她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产业，成为令许多人垂涎的美丽的富孀。但是，她整整过了十年单身生活，拒绝再次出嫁给任何人。一九六四年冬天，马尔克到达这里的第一天晚上，就被她收留了。“缘分，这也是缘分。”人们说。

找了一个机会我问房东老大娘阿依穆罕：“您为什么把马尔克叫作马尔克傻郎呢？”阿依穆罕妈妈嗫嗫嚅嚅，回答不上来，“大家都这样叫嘛，他总是有犯傻的地方吧。他自己不出工还天天跟别人辩论，娶了个媳妇像是他的大姐……”

房东老大爷穆敏打断了她的话，似乎不赞成她这样含含糊糊地背后批评别人。矮个子的老大爷面带神秘的微笑，富有哲理意味地说：“所谓人，就是带傻气的种子嘛！谁能说自己不傻呢？我，还有老婆子，还有你——老王，还有马尔克，还有阿麦德与萨麦德（提这两个名字的含义犹如汉语中的张三、李四），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都各有各的傻气吗？”

说完，他理理自己的银白的胡须，非常满意。

对于阿丽娅的前夫阿卜杜拉赫曼裁缝，我也做了一些观察。他已有五十多岁，未老先衰，戴着一副老式的厚厚的滚圆的花镜片，驼着背，身材高而瘦，皮肤松弛，脸面浮肿，眼睛里布满血丝，一说话就露出了黄舌苔极厚的舌头和一口黑牙。他的形象是令人厌恶的，但据说他是方圆百里技术最出色的裁缝、全活，南疆式、北疆式、哈萨克式、汉族式、俄罗斯式的男女服装，他都拿得下来。不仅农村，连伊宁市的一些干部职工，也常常慕名跑上八公里，拿着衣料到他这儿来。他大概是全大队最有钱的人了，有六间北房，还有一片占地一亩二分的大果园。几次“运动”中都有人打过他的主意，给他规定了种种上缴利润的制度，但都堵不住他。他吃自己的手艺，自有四面八方的人来求他、助他。他也很注意和干部们搞好关系，给本公社有实权的干部及他们的家属做衣服，总是奉送手工，或者只象征性地收一两毛钱。所以他的根基是稳的。至于他的婚姻状况，有人说他结过四次婚了，有人说五次，有人说六次。阿丽娅大约是他第三个妻子，和阿丽娅离婚以后，他又娶过两次亲，都是比他小二十几岁的丫头。他现在的妻子叫玛渥丽妲，我见过，二十多岁，目光流动，眼神有点凶，喜欢光脚在街上走路，小腿上有厚厚的泥巴，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嗑葵花籽，嗑空了仁儿的葵花籽皮沾满嘴巴，积累了一批以后清理吐啐一次。她说话的声音很大，而且里面包含着一种类似撕裂绸帛所发出的尖利的噪音。

阿卜杜拉赫曼其人给我的印象是阴沉的。当他摇摇摆摆地躬着身，自满自足而又虚弱地从公社门口的大路上走过时，在我的身上常常产生一种压抑感，相当沉重的压抑感。

而马尔克木匠却叫人快活。

这年六月底的一天，全队开夏收动员大会。我到毛拉圩孜公社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也是第四次参加这种例行的、既空洞又具体、既热烈又淡漠、既是形式主义的又是必不可少的全体社员大会了。依例，这样的会一开就是一天。农忙食堂就在这一天开张，先宰一头牛，打两坑馕垫底。这天的中午，肯定是牛杂碎汤，汤中最好吃的叫作“面肺子”。先和好面，洗出一桶淀粉水，留出面筋，再把淀粉水灌入牛肺，把牛肺撑得比老牛在世时深吸气的时候还要大五倍——真是大得吓人，封上口，与牛肝、牛肚、牛腰、牛肠……煮在一起，熟了以后，既有牛杂的荤腥味，又有一种类似北方人夏季吃的荞麦面扒糕的光滑筋道的触感。牛肉则腌晾起来，细水长流地吃。这个以面肺子牵头的牛杂碎汤，乃是这种例行动员会的最吸引人处之一。

其次，这个会上多少还要预分一点现钱，少则三块五块，多则十块二十块。目的讲明，是为了社员买一点盐、茶和手电筒用的电池。

至于这种会上的动员报告，我已听过三次，差不多能背下来了。一个是夏收的政治意义，一个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个是一星期地净、两个星期场净的进度指标。这个指标纯粹是牛皮。这里地多人少，小麦是主要作物，一个整劳力要收割二十亩左右小麦，一个场要打几百吨麦子，怎么可能那么短的时间结束？再说这里夏季干旱少雨，远远不像关内龙口夺粮那样紧迫。前三年的实际情况是收割完要一个月，打场完要三个月。一九六六年特大丰收，都入冬了，伊犁许多地方（包括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麦子还没打完，经过冰封雪冻，次年四月雪化地干以后又继续打，有的打到五一劳动节，个别队一直打到新麦快下来才完事。但社员们在这种动员会上对从关内照搬来的收麦进度指标从来不提异议。相反，每当队长问“怎么样”的时候，社员们也照例众口一声，像小学生回答课堂提问一样地用第一人称复数祈使式回答：“完成任务！”

这种动员报告的最精彩、最细腻也最科学的部分是算细账：“社员同志们，如果我们每人每天撒落十五个麦穗，按千粒重平均数与麦穗的平均含粒数计算，我们每天就要损失小麦××××斤，全大队一天损失就达×××××斤，全公社损失××××××斤，全伊犁州、全新疆×××××××斤，而我们如果做到每个人都能不丢一个穗，我们每天就要多收××××斤……全新疆就要多收×××××××斤，就够阿尔巴尼亚人民吃××个月，够越南人民……”

一九六九年六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躺在与房东二老同住的一间土屋的未上油漆的木床上，一边听小园里苹果树上的羽翼初丰的燕子呢喃，一边想着这一天的盛会与热而香的牛杂碎，一边想着算细账的数学方法的务实性与浪漫性的统一，一边想着各省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到底是吉还是凶。这时，忽然听见一阵吵闹声。

是谁这么早在我们的窗户根底下喊叫？我连忙起了床，披上衣服，顾不得洗脸，走出房子。院门从里面锁着一种式样古老的长铜锁，房东二老还正睡着。我不愿意为找钥匙而惊动他们，便从打馕的土炉（新疆俗话叫作“馕坑”）旁的高台上上了墙头，一跃而下，来到当街。只见高大俊美的马尔克木匠推着一辆自行车，自行车货架子上面与两旁绑了许多东西，正和大队一位十七岁的民兵争执。我走近一看，原来他的自行车上驮着三个小摇床，看样子他要骑自行车把三个小摇床拉到伊宁市早市上去卖，而小民兵根据革委会夏收指挥部的命令予以堵截。

马尔克衣冠齐整，精神焕发，虽然受阻，但是并不急躁，而是耐心地、有板有眼、有滋有味地与小民兵辩论。他说：“……亲爱的兄弟，哦，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啊，你的阻拦是完全正确的，是的，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的夏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不错，我应该参加会，不参加会是不对的，它是我的缺点，它是我的错误，我愿意深刻地认识，诚恳地检讨，坚决地改正。但是伟大的导师教导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想一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心之官则思。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关心群众生活，打击贫雇农，便是打击革命。而我呢，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雇农，我来到毛拉圩孜公社的时候，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晚上睡觉没有枕头，我是用土坯做枕头的。那么，是谁，发扬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帮助了我呢，亲爱的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呀，那就是你的阿丽娅姐姐呀！当然，这是党教导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的帮助的结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得到起码的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那么，我的兄弟，你的阿丽娅姐姐现在是怎么样了呢？唉，安拉在上，她偶染沉疴，一病数月，茶饭不思，热火攻心。天啊，真主啊，保佑她吧！那么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愿意替她生病，我愿意替她死。然而，世界上只有主观唯心主义最省力气，可以不负责任地瞎说一通，做得到吗？结合实际吗？哪怕是最好的理论，如果只夸是好箭，束诸高阁，那就是教条主义。我呢，就做了这三个摇床，劳动使猴子变成了人，劳动使我有了三个摇床。兄弟，你看我做得好吗？看这圆球！看这旋工！看这色彩！不，这不是摇床，这是黄金，这是宝石，这是幸福。睡在这样的摇床上的孩子将成长为真正可靠的接班人。做了摇床你怎么办呢？坚决学习大寨，先治坡，后治窝，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卖给私人？不，我决不能卖给私人，斗私批修，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嘛……”

马尔克诚恳地、憨直地、顽强而又自得其乐地一套一套地讲个没完，他的目光是那样清澈，天真无邪，又带几分狂热。他说话的声音使我联想起一个正在钻木头的钻子，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他的健壮的身躯，粗壮的胳膊，特别是两只大手的拙笨的姿势，使你无法对他说话内容的可信性发生怀疑，何况那是一个除了怀疑我自己，我不敢也不愿怀疑别的一切的年月呢。

马尔克可能说得有点累了，他把车支好，与我握手问安。然后，他掏出一个绣得五颜六色的烟荷包，还特别把烟荷包拿近我和小民兵，让我们参观一番，显然，那是阿丽娅给他做的喽。他解开缠绕了好几道的带子，拿出一沓裁得齐齐整整的报纸，折一道印，用两个手指捏出一小撮莫合烟末，看颜色他的烟还算中等偏上的，他用熟练的动作把烟末拨拉匀，卷好，舔上口水，用打火机点着烟，抽上两口，先“敬”给我（我在这三个人中是年龄最大的），然后给了小民兵一张裁好的纸条，一撮烟末，最后自己卷起烟，吸了两口，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由于我很亲热地接过沾了他口水的莫合烟，我们的关系似乎在这一刻又亲密了些。所以他这一次一面说一面用一种相当谦恭的态度不断地问：“我说的正确吗？”由于他个子高，和我说话的时候，要微微躬身俯就。我呢，唯唯诺诺地点着头。

我的习惯性点头使他受到了鼓舞，他向迷惑不解、面呈难色的民兵指着我说道：“请看，书记在这里嘛，书记已经点头称是了！”

我一怔，然后才反应过来，他所说的“书记”，原来是我，我慌忙摇头摆手：“我不是书记！我可不是书记！”

“您不要谦虚，”他断然制止我，“干部嘛，又是汉族大哥，当然是书记！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木匠来说，所有的汉族干部，都是书记！所有的少数民族干部，都是主任！所有的民兵兄弟，”他拍一拍小民兵的肩膀，“都是连长！”

按照维语的状物比喻方法，那位叫作刚刚长出一圈小蚂蚁似的胡须的民兵从马尔克的话里似乎得到了点启发，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问道：“老王哥，这叫我怎么办呢？按照革委会的命令，夏收期间，任何社员不准去伊宁市，我们在各个路口都站了人……”

这时又围拢过来几个起得早的乡邻，他们都替马尔克说情：“让他去吧，等你娶了媳妇养了儿子，让他做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小摇床送给你！”

我不能再不表态，便问马尔克：“你去伊宁市，需要多长时间呢？”

“一个小时！绝对只需要一个小时！我骑自行车经过奴海古尔（伊宁市一个住宅区，原先多为塔塔尔人聚居）到卫生学校，把摇床送给卫生学校的一个朋友。请注意，我不卖，我是送给他的，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维吾尔人的规矩，是朋友就什么都可以要，也什么都可以给。他呢，会给我一些小麦，还给我一些药，给阿丽娅治病。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一个小时？我翻了翻眼，觉得难以相信。前不久公社一个小伙子向我“借”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我借给了他，结果呢，是两天两夜以后才还给我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小时”，我并不陌生。但我不愿说破，便说：“那就让他快去快回吧，回来，还赶得及开动员大会，再说，中午还有面肺子吃呢。”

民兵同志接受了我的建议，放马尔克走了。马尔克在骑上自行车蹬出了五米远以后，回头向我甜蜜地一笑，他笑得是这样美好，以致使我想起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描写杨贵妃回眸一笑的名句来。

这一天的夏收动员会开得一如既往，只是在麦收意义中增加了“用实际行动埋葬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条，并且分析说，丢麦穗掉麦粒，主要是受了“黑六论”的影响。牛杂碎汤做得很香，可能因为近两年肉食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大家吃肉少了，所以觉得这一碗汤喝下去回肠荡气，心旷神怡。几个眼尖心狠的，看到每人盛完一碗以后大铁锅内尚有盈余，便咕嘟咕嘟把能烫出食道癌来的新出锅的杂碎汤三下五除二吸了进去，又盛回了第二碗。

晚上各自回家，房东老妈妈阿依穆罕用多日存攒、但日前被大猫皮什卡克（皮什卡克的故事我将在另一篇小说中述及）偷吃了五分之二的酸奶油给我们做了奶油面片，我吃了个不亦乐乎。饭后阿依穆罕又熬了火候恰到好处的清茯茶，我与房东二老一面品茗，一面促膝谈心（说“促膝”，纯是写实，而非借喻。因为我们都是盘着腿坐在羊毛毡子上的）。这时，听到有人在门外喊：“穆敏哥！老王哥在这里吗？”

穆敏老爹起身迎了出去，然后把躬身垂手、彬彬有礼的大个子马尔克引了进来。由于是第一次进这个家，马尔克毕恭毕敬地摊开并并拢两手，掌心向内，诵读了几句祝祷的经文，然后房东二老与他一同摸脸呼“阿门”，然后马尔克向我们三个人以年龄为序一一施礼问候。我们腾出地方，请马尔克坐在上首，马尔克直挺挺地跪坐在那里，显出一种傻大个子的傻气，接过阿依穆罕递过来的清茶，呷了两口。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

“回来了一个小时了。”他恭顺地答。

从“一个小时回来”到“回来了一个小时”，我服了。人类语言的排列组合真是奥妙无穷。

马尔克呷了几口茶，又掰下一小角馕蘸了蘸茶水，吃掉之后，说明来意：“我是为了邀请老王哥才到这里来的，我早就想邀请老王同志到在下那边去坐一坐。‘他会来吗？’我这样想着，犹犹豫豫。但在我们心里，”他指指自己的心窝，“我们对老王同志是有敬意、有理解也有友谊的。今天早晨，如果没有老王哥，我就去不成市上了。唉，好人哪！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噢！回家与阿丽娅一说，阿丽娅说，快把老王同志请来坐坐，我们要好好地坐一坐，我们要好好地谈一谈心，我们心贴着心……这岂不好哉！”

房东二老催促说：“老王，快去吧！请去吧！”

于是我不好意思地浅浅一笑，这也是维吾尔人受到邀请时应有的神态，然后我起身随马尔克去了。

这时已是北京时间晚上十一点多，按乌鲁木齐时间是九点多，而按伊犁的经度来计算，不过是晚上八点半左右，暮色苍茫，牛吼犬吠，羊咩驴叫，一副夏收开镰前的平静景象。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