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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就在有水磨的那条街的拐角处，在一株大胡杨树的下面。暮色中我见他的小院门和小门楼修得整整齐齐，木门上浮雕出几个菱形图案，最上面正中是一颗漆得鲜红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心镶着一个特大号的料器的毛主席像章。小木门似乎还有一个特殊的机关，他左一拉右一按，没等我看清门就自动开了，我们走进去，门又自动关上了。
进得门来，只有一条小小的曲径，两边竟全是盛开的玫瑰花，红的红，白的白，芬芳扑鼻。我既赞叹，又有些疑惑地看着他的小门和花径。他解释说：“这个院子还有个旁门，我的牲畜和毛驴车从那个门走。”于是我点点头，用力吸吮着玫瑰花香，随他走到花径尽头，来到一个把三间房前全部覆盖了的大葡萄架下面。葡萄叶已经长肥，葡萄珠还只有米粒般大小。我清了清自己的鞋子，马尔克为我推开门，从房里射出一道强光，我躬身进门模仿穆斯林先叫了一声：哎斯萨拉姆哎来依库姆（问安的话），然后抬头，只觉强光照得我睁不开眼，原来矮矮的房梁上，挂着一盏汽灯！
我知道这个公社许多队都是有汽灯的。那是一九六四、六五年社教运动中为大办文化室而买的，社教队还没离村，大部分汽灯就坏了，不知道是灯的质量不好还是使用保管不善。等社教队撤走之后，文化室纷纷关、停、并、转，有的改成了木匠房，有的改成了粮油或农机具仓库，但也都还有一些书报和简易书架、报架缩在一角接尘土，有的文化室里还有各种金字标语、红绿纸花、彩灯等饰物，也都自生自灭。至于汽灯，从一九六五年底以来我连残骸都没见过了。
因此，马尔克家的雪亮刺眼的汽灯使我觉得兴奋。好不容易调整好了瞳孔以后，我看到在外屋有两个女人，两个女人本来是跪在那里用形状像腰刀的维吾尔式切刀切胡萝卜的，见我进室问安，她们便站了起来。“请进，请进，老王请进！”第一个女人说。她亭亭玉立，穿着隐约透出嫩绿色衬裙的白绸连衣裙，细长的脖子上凸出的青筋和锁骨显示出她的极为瘦削，鹅蛋圆脸，在灯光下显得灰白、苍老，似乎有一脸的愁雾。乳黄色的头巾不知是怎样随意地系在头上，露出了些蓬松的褐黄色的头发。鼻梁端正凝重，很有分量，微笑的嘴唇后面是一排洁白的小牙齿，可惜，使我这样一个汉族人觉得有点别扭的是，有一粒光灿灿的金牙在汽灯的强光下闪耀。但最惊人的是她的眼睛，在淡而弯曲的眉毛下面，眼睛细而长，微微上挑，眼珠是淡灰色的，这种灰色的眼珠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它是这样端庄、慈祥、悲哀，但又似乎包含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矜持，深不见底。我以为，她是用一种悲天悯人和居高临下的眼光正面地凝视着我的。她用她的丰富的阅历和特有的敏感观察了我，然后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语气词回答了我的问候——当然，我也就明白了，这就是阿丽娅。然后，她把另一位女子介绍给我：“爱莉曼，塔里甫哥的女儿。”她说话就是这样简短，只有名词。
爱莉曼健壮得像一匹两岁的马驹，面色红里透黑，肌肉是紧密、富有弹性、富有光泽的。她的眼睛也像还没有套上笼头的马的眼睛，热情冲动，眼珠乌黑，她的黑眼珠大得似乎侵犯了眼白的地盘。尽管她努力用羞涩的睫毛的下垂来遮挡住自己的眼光，然而，你仍然一下子可以感觉到她的眼里的漆黑的火焰。她的鼻子微微上翘，结实有力，她的嘴唇略显厚了一些，嘴也大了一点，然而更增加了她给人的一种力感，也增加了朴实感。她比阿丽娅年轻多了，一看便知道是个未婚的、却是渴望着爱情的姑娘。她个子比阿丽娅矮一些，肩却比阿丽娅宽，她穿一件褐底黄花连衣裙，上身还罩着一件开领西式上衣，她的左手放在衣袋里，伸出右手示意欢迎，这种姿势流露着一种洒脱和强悍。她只用鼻腔里的几个“嗯”回答了我的问候。
马尔克补充介绍说：“这个姑娘是我们的邻居，她跟着阿丽娅学缝纫。她本人是粮站的出纳，是月月挣钱的人哪！”
马尔克的介绍使爱莉曼不好意思了，她转过了头，而且，我觉得她不高兴地努了努嘴。
我回头看了看马尔克，这一瞬间我才注意到在汽灯的照耀下他的眼珠是那样的蓝，也许说蓝不恰当，应该说是绿，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颜色，它使我想起天空和草地，一望无边。这三个人的眼珠从颜色到形状、神态是如此不同，对比鲜明，使我惊叹人生的丰富，祖国的丰富，新疆各民族的丰富。我甚至从而更加确信，我在一九五七——五八年遭到厄运，在六十年代远离北京，在一九六五年干脆到伊犁的毛拉圩孜公社“落户”，确实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不全是坏事情。
马尔克把我让进了里屋，习惯上这应该算是他们的客房。客房比外屋大多了，墙龛里放置着一盏赤铜老式煤油灯，发出柔和的光，地上铺满深色花毡子。有一张木床，床栏杆呈优美的曲线，每一个接榫处都雕着一朵木花，四条腿像四只细高的花瓶。床上摆着厚厚的被子、褥子和几个立放着的大枕头，靠墙处悬挂着一个壁毯。我知道，这张堪称工艺品的床一定是马尔克的得意之作，我也知道，维吾尔人家的这种床一般不是为了睡人，而是为了放置卧具和显示自己的富裕、自己的幸福生活的。看来他们是上等户，都有手艺嘛，我暗暗想。
这间客房墙壁是粉刷成天蓝色的，在煤油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十分安宁。正面墙上竟贴着五张完全相同的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像，五张像排列成放射形的半圆，这种独出心裁的挂“宝像”的方法确实使我目瞪口呆。至少在晚上，这五张花环式的照片与天蓝色的墙壁，与古老的煤油灯及同样古老的赤铜茶具与赤铜洗手用曲肚水壶，与雕花木床及雕花木箱，与壁毯及精美的窗帘在一起，并无任何不谐调之处，正像他在说话的时候那样大量地引用（有的引用是准确的，有的是大概的、半准半不准的，有的我以为是他自己杜撰的）语录，乍一听没有任何生硬之感一样。这实在是“三忠于”、“活学活用”的维吾尔化、伊犁乡土化，我想。
下面我不准备详细描述这一晚上他们对我的款待了，这款待是成龙配套、一丝不苟而又严格地符合礼仪的。我只准备提两个事实，第一，在夜里两点的时候（爱莉曼已经告辞了），阿丽娅开始切另一部分肉，为我们做酒后食用的酸面片汤。第二，我近一个月来消化不大好，而且一向没有夜餐习惯，但这次被拉了来，甜食、肉饼、奶茶、抓饭、酒菜、面片汤，我一点没含糊，舍命陪君子，全吃了个超饱和。我本以为第二天非得急性肠胃炎不可的，结果完全相反，不但未有异常，而且治愈了酵母片与胃舒平没给我治好的肠胃病。噢，我还要啰嗦一句，饭菜确是第一流的，但他的酒实在可怕。他透露说，我们喝的是医疗用的酒精，正是那个要了他的小摇床的卫生学校的朋友“关怀”给他的。
席间，马尔克向我敞开了心扉，挥动着双臂与我畅谈，大部分话是用汉语说的。我曾经建议用维吾尔语交谈，一是给我自己创造更多的学维语的机会，二是我觉得他的汉语说得不算流利。但是他坚持要说汉语，遇到表达上的困难他随时插入维语还有别的语。他说：“我们实际上是汉族人哪，我们爸爸是汉族人啊，我们爸爸是黄胡子啦，黄胡子，老王，你知道吧？”
据说“黄胡子”原是东北抗日联军和难民，他们被侵华日军打散，从海参崴、伯力一带逃亡到苏联境内，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苏联的中亚，又从阿拉木图一带回到我国新疆伊犁地区。但新疆少数民族用“黄胡子”这个词儿，常带有贬义，因为有许多关于“黄胡子”的吓人的流言传说，历史上不止一次有人利用这些流言来煽动民族不和。马尔克这样坦然地承认自己是“黄胡子”的后代，这倒是很惊人的。另外，他的汉语腔调也很特别，既不像新疆汉人的口音，又完全不是当地少数民族学说汉语的口音，他把“我”全部说成“我们”，也挺有趣。
“我们的妈妈是俄罗斯。”他继续介绍说，“她的名字本来应该是娜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但是她直到死，人们只叫她娜塔莎。”他叹了口气，然后用我虽然听不懂，但听得出他的发音并不标准的俄语咕哝了几句，估计那意思是祝祷他那到老得不到尊敬的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她本来是一位伯爵夫人的使女，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跟随主人来到新疆。我们没见过我们爸爸，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后爸爸是塔塔尔人，他骂我们。”这时他改说塔塔尔话，大意是他是他母亲被黄胡子强奸的产儿。然后又用汉语说：“我们说不上，我们不信。老王，我们一点点儿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呀，胡大知道！”
在维吾尔语里，“知道”和“做主”可以用同一个词。我认为，他这里用的“知道”二字，是受维语的影响，包括着做主的意思。“反正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嘛。”忽然他又“暗引”了一段语录，“我们不愿意做汉人，也不愿意做俄罗斯，也不愿意做塔塔尔，后来我们就成了维吾尔了。我们也不愿意做农人，我们愿意做木匠……”说着他来了劲，走出室外，从另一间充当库房用的屋里拿来一个精美绝伦的折叠板凳，一个小儿摇床，一个雕花镜框架。“这才是木匠。现在的木匠能叫木匠吗？现在的木器能叫木器吗？我们是人！我们要做好好的木匠，好好的木器。我们做不成，那就去养鸡儿，养羊儿，养牛儿去嘛……”他把不该儿化的鸡、羊、牛儿化，讲得兴奋起来，颇有点滔滔不绝的架势。他接着说：“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女人呢？噫，有男有女才成为世界。女人，这真是妖怪、撒旦、精灵啊！她们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活，又让你死……”他说，他在他的原籍霍城县清水河子，就是为了女人的事搞得狼狈不堪，无法再待下去，才来到这里的。“是她们来找我的，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脸上显出天真无邪的表情，“我们不能让她们伤心呀！”他继续说，自从来到毛拉圩孜公社，自从和阿丽娅结合以后，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哎，老王，你哪里知道阿丽娅的好处！与阿丽娅比一比，我们在霍城相好的那些女人，只值一分钱！”
传来了外屋阿丽娅的咳嗽声，她声音不大，但是坚决地警告说：“不要冒傻气，马尔克哥！”
阿丽娅管马尔克叫“哥”，这使我不大信服。从外表看来，阿丽娅至少比马尔克大五六岁。阿丽娅即使确是美人，也已经是迟暮了。而马尔克呢，身大力足，似乎蕴藏着无限的精力，还没有释放出来。他所以这样滔滔不绝地讲话，东一头西一棒子，一句语录加一句俚语，一句维语加一句汉语，外带俄罗斯语与塔塔尔语，声音忽高忽低，忽粗忽细，似乎也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这种半夜里突然举行的宴请，也含有有劲要折腾的意思，虽然我丝毫不怀疑他们连同那位邻居姑娘的好客与友谊。
他和我第一次正式聚会便这样坦率，特别是这样起劲地夸赞自己的老婆，又使我不禁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当着别人夸赞人家的老婆是第二号傻瓜，当着别人夸赞自己的老婆是第一号傻瓜。”后来他又向我介绍那位帮助阿丽娅做饭的邻居姑娘爱莉曼。爱莉曼是十点多钟告辞走的，她走后，马尔克问我：“您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来？”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
“唉，可怜的姑娘，她只有一只手！她左手长疮，小时候齐着腕子把手掌割掉了……但是她非常要强，硬是一只手做两只手的工作，什么饭都会做，拉面条的时候用残肢按住面坨儿的一端，用右手甩另一端，她连馄饨都能包啊……这也是胡大的事情啊！”
当我和他谈到队里的生产、分配、财务、干部作风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手舞足蹈地喊叫起来：“对对对，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是有宝贝的，我们有！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是没有使用！”说着说着他拿起了两本“语录”，在空中挥舞，“我们队上为什么有问题呢？就是没有按照红宝书上的指示办嘛！你看你看，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又连篇累牍地引用起语录来了，我不得不提醒他那些语录我都读过，也都会背诵。从他那未必准确更未必用得是地方的不断引用当中，我发现他确实是全队背得最多、用得最“活”的人，他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我甚至想，这样的人怎么没有选派到讲用会上去？后来才想到他本是一个不肯到队上干活也不愿意参加会的人。世界上的某些人和事情真是难以理解。
在这次被招待以后，我曾与一些社员谈起马尔克学语录的情况，多数人都浅浅地一笑，敷衍地说：“好！好！他学得好！”那神情却不像真心称赞。也是，语录背得多，毕竟无法不说是“好”事。只是一些队干部明确地对此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讥笑说：“那正是他的傻气嘛！”
关于他们的那位邻居姑娘爱莉曼，倒是有口皆碑。她是在五岁时候因手上生疮被截去左掌的，她非常要强，在学校上学功课出众，由于残废，家里不依靠她当劳动力，小学毕业以后她每天走一个半小时到伊宁市上初中，之后又住宿读了财会学校。她的一只手比别人的两只手还灵巧，而且力气大，据说有一次她放学晚了，天黑以后在公路上行走，有两个醉汉向她调笑，她小小年纪，一点也不怕，一个嘴巴把一个醉汉打倒在路边的碱沼里，另一个醉汉吓跑了。
对于爱莉曼也有非议，主要是她已经二十二足岁了，还没有结婚，而且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媒人。“女孩子大了不出嫁就是妖怪。”有几个老人这样说。据说爱莉曼的爸爸为女儿的婚事都急病了，但奈何不了她，因为女儿是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经济独立，社会地位也高于一般农民。
桑妮亚有一次用诡秘的神情告诉我：“老王哥，你没有看出来吗？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可不要对任何人说。依我看爱莉曼是让马尔克傻郎迷住了，她一心要嫁马尔克哥呢。”
“什么？阿丽娅……”
桑妮亚摇摇头：“阿丽娅是我的朋友。她告诉过我，她的病已经好不了了，她要在她还在世的时候帮马尔克哥物色一个女人，她不放心，马尔克是确实有点傻气……”
我将信将疑。我回忆那天晚上在马尔克家里与爱莉曼和阿丽娅会面时的情形，我想着爱莉曼乌黑的眼珠，什么也判断不出来。我想，经过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坎坷，我确实已经丧失了观察人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了，将来重新执笔写作的心，是到了该死掉的时候了。
麦收期间，马尔克下地割麦五天，大致是一个顶俩，每天自己捆、自己割，完成了两亩多。队上害怕分地片收麦、按完成量记工分，这样做带有“三自一包”的色彩，因为当地习惯上把分片各收各的也称为“包”工，而“包”字是犯忌讳的。社员们干脆排在一起，大呼隆干活，说说笑笑，干一会儿直一会儿腰，倒也轻松。唯独马尔克绝不和大家混在一起，他单找一块地干，干完了自己丈量。队上的记工员告诉他，他的丈量是不作数的，工分仍然是按群众评议而不是按完成亩数来记，他也不在乎，仍然坚持“单干”，同时对穆罕默德·阿麦德一类干活吊儿郎当的人猛烈抨击、嗤之以鼻，“让我和那样的人并列在一起干活吗？我宁愿回家睡大觉。”他声明说。
根据公社革委会布置，麦收期间还要搞几次讲用和大批判。队长传达上级布置的时候调子很高，上纲上线。“如果不搞大批判，收了麦子也等于为刘少奇收了去了。”他传达说。但实际执行起来，他却马马虎虎，有时工间、午间或晚饭后（夏收期间我们集中住宿、吃农忙食堂），队长宣布搞“大批判”，开场白以后无人发言，然后队长谈谈生产，读读刚拿到的一份“预防霍乱”或“加强交通管理”或“认真缴纳屠宰税”的宣传材料，就宣布大批判结束。有一次又这样冷冷清清地大批判，不知谁喊了一句：“让马尔克木匠讲一讲！”马尔克便突然睁大眼睛讲了起来。天南地北，云山雾罩，最后归到正题，原来他批判开公社革委会了。革委会有个通知：凡出勤不足定额的，生产队扣发其口粮。马尔克不赞成，他越讲越激动，队长几次想制止也没制止住，他论述这种扣发口粮的做法违背“红宝书”的教导，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流毒，最后他竟喊起口号来：“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系列“打倒”和一系列“万岁”。他一喊，大家不由得也都振臂高呼起来，竟顾不上考虑他的口号与言论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次“大批判”，算是最热烈的一次了。
五天以后，阿丽娅（她因为有一系列病，夏收期间也没有露一次面）托人捎话来，说是她病重，要马尔克回家看看。队长不准，说是每年夏收他都是这一套，干个五六天后便以照顾病人为名溜之大吉。他声称他在这五天已经干完了旁人二十天的活，他有权利回家照顾他貌美病多的妻子，便扬长而去，不管气得大喊大叫的队长。
队长真的火了。我也觉得马尔克太不像话了，如果都照他这样，生产队只能垮台，公社乃至整个国家也会不可收拾。所以当队长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建议停发马尔克两口子的七、八两个月的口粮以示制裁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不久之后，马尔克纠集了二十来个因各种原因被扣口粮的社员到公社闹了一阵，他又是挥舞着“红宝书”连喊带叫的。事后县公安局派人来调查，幸亏广大社员都说他自来有些傻气，他学习“红宝书”是积极和真诚的，他绝无任何反动思想反动言行，这样才大事化小，公安局的人把他叫到公社训了一顿就算了。看开头那个架势，我们还以为会把他逮捕呢。
这一年春节他到伊宁市我的家里给我拜年，我借这个机会劝了劝他，少犯傻气，少乱引用语录，多出工干活。他一再点头，叹了口气，问我：“老王，你告诉我，人是什么呢？”
我知道他有时候一阵一阵地爱谈禅论道，便引经据典地说：“人是万物之灵嘛。”
他摇摇头：“我看，人是沙子。风往哪里吹，你就要到哪里去。我们妈妈娜塔莎，不就是这样吗？十月革命一阵大风，把她糊里糊涂吹到中国来了。我们黄胡子爸爸呢，也是让风吹来的。我呢，阿丽娅呢，如果没有风吹，我们这素不相干的两粒沙子，怎么聚到一起来了呢？”
我说我不同意，如果你只是一粒沙子，那么那些木器呢？一粒沙子会做出那么精巧美丽、艺术品一样的木器来吗？一提木器他就高兴了。他承认我说得对，因为一粒沙子是没有灵魂的，而他和他的木器都是有灵魂的，他常常做梦梦见一种新式样的木箱或者桌椅或者摇床围着他转。醒来以后，他就到木工房去，一边想着梦里的形象，一边锛、凿、刨、锯……于是一种新式样的木器就做出来了。他表示，他一定要为我做一个衣架（钉在墙上的一种），这种衣架虽然简易，但他要做出点新花样来。
春节过后，我应邀到马尔克的木工房去参观，房里充溢着令人愉快的木脂的香味。马尔克用那种小锛子用得非常熟练，轻松如意，他不假思索地向木头胡乱砍去，三下五除二就砍去了一切他所不需要的部分。我最喜欢看的还是他刨木头，与关内木匠用的刨子完全不同，他用的是一种用一只手从外向怀里拉的刨子，沙、沙、沙，动作很洒脱。他穿着一件深蓝色背心，在拉刨子的时候，他的胸、背、肩、大臂、小臂直到手掌的肌肉都隆了起来，那样子真像一个显示男性健美、劳动酣畅的雕塑。他的动作既是强健有力的，又是颇有节奏和韵律的，特别是他的流着汗水的脸上的表情，诚挚而又自得其乐，根本不像一些个“力巴头”干活的时候那种龇牙咧嘴的样子。他那天蓝色的眼珠里，更是发射出活泼有趣的光芒，完全不像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时那样带着傻气。
我欣赏着他的形体和动作，带着一种自惭形秽的自卑感。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她有灿烂的文化与悠久的历史，但是在身体的素质和形象方面，她的平均水平是赶不上新疆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真遗憾啊！
同时我突然想起阿卜杜拉赫曼裁缝来了，呵，阿丽娅的第二个丈夫与第一个丈夫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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