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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品提示的形象既然是客观存在,也就有着自己的内容和色彩,人们只能在这特定的内容和色彩的范畴之内去欣赏、评论、联想、发挥。联想可以尽情,发挥可以大胆,却不能离开形象本身的特征。可以从江南白雪联想到童年和青春,也可以只联想青春或只联想童年,还可以联想到其他美艳滋润而又不能久驻的事物,却不宜联想到江南的革命军。这里,单纯的方位概念——南与北,说明不了形象的特征,实在难以从鲁迅笔下的江南白雪的形象中找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影子。我们还要强调说,哪怕有哪一位专家考证出鲁迅的原意只不过是写写雪景,或原意竟真是影射南北政局(这后者的可能性是近于零的),也不能说明《雪》的主旨就必须是什么,这和作品本身所提示的形象并不是一回事,这也不会妨碍我们对作品做出合情合理的联想和解释a。从这方面来说,它又是实的,人们应该从作品的本来面目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
a作家的意图,作品的形象,读者(评论家)的解释,这三者的关系很复杂,是密切关联而又各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的。文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现象,三者不完全一致,例如:历代许多读者把刘备、宋江、薛宝钗解释成为狡诈甚至阴险的人物,这固是源于作品,却不是与作品绝对一致的,更与作者原意有别。有人曾经以作者原意非此为理由批评这种解释,但不论作者原意如何,可以相信这种解释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读者(评论家)有权做出自己的评价。再如我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婉转地写一些寄托的文字,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借妇女伤春寄托对国事、朝廷的情怀。如果只看这首词而不加注解,是难以知晓词人的原意的,不过,这首词毕竟是依靠它本身,而不是依靠注解而留传下来的。关键是辛弃疾如此地熟悉妇女的伤春心绪,如此地富于艺术才能,因此,哪怕无意写伤春,假托伤春,却仍是把伤春写得惟妙惟肖,以致读者即使不知其原意,仍然欣赏和喜欢它。而它所引起的共鸣和联想,又不限于伤春,而是和读者自己的种种不如意的经验相通。总之,这是一个颇有趣味的问题,需要专门探讨。
本文漫谈了两种雪,却没有谈两种冬天。因为《雪》里本没有“雪”以外的冬天。离开雪谈冬天,正像离开了形象本身而谈社会背景一样,未尝不是一种颠倒。当然,从《雪》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对“朔方”的严冷的感受,而这又无疑是与“北方的现实”有关的。这么说,“南北说”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是以之解释《雪》的全文,未免不足。
雪与风、花、月并列,是我国文人骚士自古以来喜欢吟咏描摹的对象,晋朝还有谢家女儿竞写雪景的佳话,但大都不脱鹅毛、吴盐、柳絮、梨花、白银……的状物套话,李白的“大如席”的雪花写得大胆,《红楼梦》中的“芦雪庵联诗”和《水浒传》中的“风雪山神庙”能够把雪的描绘与人物性格、遭遇、活动联系起来,自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鲁迅先生的写雪,特别是写朔方的雪,却别开生面,看他赋予了朔方的雪以怎样强烈的生命、奇突的性格,真是写活了、写神了。这篇《雪》,也称得上古今写雪的一段奇文了。
当然,这朔方的雪的形象是太肃杀了。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不应该是互不粘连的孤独的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有着强大的、光明的集体。让我们看完了鲁迅的《雪》再读一读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吧,那将获得怎样朗阔和强健的鼓舞!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正是由热情救国的青年而孤身奋斗的战士、最后完成为积极乐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走过了这一段艰苦而光荣的历程的。
附记:本文作于一九六三年夏,时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一九六四年笔者将它寄给《甘肃文艺》的一位同志,一九七九年接到《甘肃文艺》编辑同志来信,始知经过十五年的动荡,此稿居然未丢失,并云准备发出。辗转保管,十分可感。只是笔者这一类的研究文字,很缺乏必要的准备,难免有许多疏漏、错误,如蒙专家及读者指正,则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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