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是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就在课堂上学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关于“六书”的论述。从此便牢牢记住了“日”“月”是象形，“江”“河”是形声，人言为“信”、止戈为“武”是会意，“上”“下”是指事，“考”“老”是转注，“今”“令”是假代。我觉得转注与假代不太好懂，其他四种都清楚明白，六十年前学过，至今不忘。

这样，当我看到一位很好的中年作家在一份全国驰名的学人刊物上大谈中文是象形文字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接下来又看到这位同行跑到外国去大谈中文是象形文字，我觉得有些难受。

我查了大美百科全书，此书对象形文字的解释是说指古埃及文。古埃及文那才叫真象形呢，一九八九年春我访问埃及时看到过，像小画似的。而我们的汉字，象形只是六种造字条例之一。

当人们研究输入汉字的电脑软件的时候倒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汉字是拼形文字而其他许多文字是拼音文字。拼形云云，已经高度符号化逻辑化主体化了，不完全是描摹客体的象形。

汉字是人类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愈是活着读着写着思考着和讨论着，就愈觉得中国人离不开汉字。从汉字的特点入手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特殊性是有见地的，但是要真的去了解它，就不能信口一说。

二“文革”后期最时髦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决裂”，这个词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上找到了根据，因为该《宣言》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见《共产党宣言》“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章），简称“两个决裂”。一时间，决裂云云，响彻云霄。这是因为当时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一塌糊涂，百业凋敝，天怒人怨，“四人帮”面对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极大压力，所以他们祭起了“决裂”一词，拉上《宣言》的虎皮，强词夺理地为明明是糟得很的“文革”辩护。那时我的感觉是既然“中央文革”与一切一切的传统决裂了，煤球说是白的，你也没辙了。

一九七六年拍了一部电影就叫《决裂》，写教育战线反“走资派”斗争与“路线斗争”，电影里讽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授在一所农业大学里上课讲“马尾巴的功能”，有一个情节是“正面人物”抓住一位工农青年的手，银幕上映出手上的茧子，正面人物大声疾呼：“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由于当时再没有什么别的电影可看，“马尾巴的功能”“这就是资格”家喻户晓。

想不到十余年过去，我们中国的文坛上又时兴开了断裂一词。一些愤怒的青年把建国以来乃至百年以来的文学彻底否定，自我作古，声称从今要与过往的一切断裂，中国当代文学从这哥儿几个开始。

我不知道断裂与决裂之间有什么不同没有，还不知道没有昨天哪儿来的今天，又不知道如果有了焕然一新的作品又何必咋咋呼呼；也不知道如果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文学存在一无可取全部臭大粪，那么愤怒的青年们是从哪里获得了真正的文学的参照系统的呢？从外国文学？又没看出这些愤怒者多么精通外语。而如果是靠翻译，那就谈不上彻底断裂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翻译，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存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还有，一九七六年的“决裂”与一九九八年的“断裂”之间，有什么不断不裂的关系没有？一种爆破式的思想方法，极端的、咄咄逼人的、危言耸听与非黑即白的表述方法，一种情绪性的、夸张的乃至于非理性的“秀”，为什么这样断不了裂不掉呢？

至于探讨历史的经验教训，渴望自己这一辈比过往的几代作家做出更新更好的成绩，那永远是合理的，但也离不开科学性和实事求是精神。

三最近几年，可能与总结历史经验有关（这个总结是完全必要的），有一部分文学作品蒙受了一个新恶名：意识形态。似乎是一部作品的有无价值全看是否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受了影响，就完蛋了，没受，或者是干脆对着干（这也是一个“文革”中大为行时的词儿）的，就了不起了。

这可真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回想那种以教条主义的“政治”标准衡量文学作品和抹杀一大批没有起到宣传意识形态作用的作品的日子，不过就是昨日。才几天呀，一切反过来啦，一部作品如果写了抗日，写了革命，写了新中国诞生，写了国家人民的大事就会吃不开了，而只有以遗老遗少的腐旧心怀写花草，写风月，写饮食男女，写和尚道士，写土匪妓女才算文学了。

文学当然与意识形态有扯不清的关系，许多时候，文学确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殊体现。但文学毕竟又有自己的特殊质地，它受意识形态影响，但又绝对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喇叭筒，它对社会对人心有自己的认知方式、自己的独特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确有超意识形态的一面。所谓人性，所谓诗，所谓形式美，所谓生活气息，所谓生活的丰富性与生动性，都有它自身的原创的价值。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红楼梦》都未必是令人满意的，尽管意识形态的热衷者可以对此书曲意解释发挥，将之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从小说艺术的观点、从人生悖论的观点、从生命体验的观点、从文学阅读的观点来看，《红楼梦》确是不朽的与无与伦比的。这样，从另一方面说，《红楼梦》又几乎可以为许多不同的相悖的意识形态所用所爱。这就叫作“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绿”，这就叫作杰出的创作有时候可能突破世界观的局限，这就叫作文本与文本后面的世界本体永远大于方法和命题。这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你的作品是否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优秀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本身就与他对生活对艺术的追求、理解紧紧交织在一起。他必然是从生活中，从活生生的艺术感受中，从血管和神经、从良知和追求真理的焦灼中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与这种意识形态结下不解之缘的，他的艺术与人文的光辉不会因意识形态磨灭掉，而是因意识形态而更加凸现。同时，这样的创作实践常常能对一时一地的意识形态成果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也可以说是有所发展和丰富。顺便提一下，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就是一个极热烈极投入的社会党人。

意识形态也罢，艺术也罢，它们的生命力只能是也一定是来自生活，来自生命，它们解答的是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点，它们常常交织交融交响交通，当然也包括着碰撞和矛盾。它们也会面对各色各样的挑战乃至危险，其中最值得警惕的就是与生活实践的脱节即自我封闭。如果某种意识形态要求绝对排斥创造性的艺术思维，那固然是艺术的厄运，但更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劫难，这样的意识形态要求着自身的调整和匡正。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值得记取和研究的。

什么人对特定的意识形态如此敏感，乃至如此势不两立呢？不是艺术家，不是意识形态的疏离者超越者，不是处于意识形态真空状态的“纯粹的艺术家”，而只能是与特定的取向相反的意识形态的热衷者。他们几乎是“专业”地去反意识形态，这本身就太意识形态化了。这样的论者往往是用相反的意识形态狂热、相反的意识形态专横来取代他们心目中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专横了。

强烈的排他性，是褊狭意识形态的一大特色，人们对此是有经验的。因为你的写作，体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太不够，就把文坛骂个狗血喷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偏执；因了近百年来五十年来作家作品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就干脆把一段文学史彻底否定掉，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偏执、另一种起一大哄罢了。

而与此同时，仍然是艺术心灵、艺术胸怀与艺术敏感的缺失，是文学的少文与少学，是气势汹汹的“文化大革命”。唉！

四近来一些年轻学人很喜欢援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的一些概念似乎也常常为人们所喜用。什么批判现代性啦，什么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啦，什么批判中产阶级啦，什么批判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啦，什么站到受苦受难的大众一边啦，什么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与立场啦，都讲得很动情也很雄辩。这说明，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左翼思潮毕竟是源远流长。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近百年来和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种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文化冲突，使一切冲淡平和文质彬彬的药方诸如人道主义啦自由主义啦博爱啦上帝啦民主啦实业救国啦教育救国啦渐进改良啦，都成了隔靴搔痒，成了不疼不痒，最后都成了伪善，成了统治阶级的帮凶。只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才能抓住中国的要害，才能见红管用。

我奇怪的是，人们乐于引的用的种种“西马”说法（当然不包括“西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些东西，也不怎么涉及“西马”所强调的人本人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与存在主义），毛泽东不是都讲过吗？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崇洋媚外和对西方或苏联亦步亦趋，主张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指出任何时候都要站在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众一边，谁讲的能与毛泽东相匹敌？强调拿起批判的武器直至进行武器的批判，批判精神贵族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唯生产力论”，强调“造反有理”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讲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特别是他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谁又能忘记？他老人家讲的，比霍克海默比马库塞比福柯比詹明信诸人彻底得多、透辟得多、丰富生动得多，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把我们的议论打扮得那样洋气呢？为什么我们那样热心于从西方一个除了哲学课堂上再乏人问津的学术小圈子里，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旗帜呢？

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业绩是巨大的财富，包括他晚年的某些失误，都是值得深思、挖掘和记取的，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借鉴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方面做得还十分不够，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一些时髦议论还远远没有离开他老人家的思想领域、思想范畴、思想命题与思想方法呢。

2000年4月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