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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与遐思

作者: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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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这样,一个严肃的,有影响的思想者周围,会有一些个摇旗呐喊者或者吹毛求疵者,前者的危害甚至会比后者还大。后者把某个人置放于放大镜与聚光灯下,使某人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并经受一次次检验从而终会为世人所理解。而前者却把一个个有一定价值的思想变成哗众取宠的噱头,变成吹吹打打的广告,变成一拥而上的时髦,变成说不得半个不字的大哥大,最后使人变得昏昏胀胀,使有意义的思想变成乱乱哄哄的吵闹——大树特树的目的其实是树自己,还是毛主席有经验。

善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就像恶意是任何人一眼都可以看得出来的。让我们比较一下与人为善的文风与与人为恶的文体,横扫一切的大言与探求真理的切磋琢磨,理性的分析与意气用事的人身攻击吧;究竟是哪一种更接近人文精神或者理想主义呢?

我认为,人文精神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思潮,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情操,这种道德情操定能够体现到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之中而不只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更不是一根不准讨论的大棒。因此,以凶恶的文风宣扬人文精神,实在是对人文精神的亵渎。正像以气虎虎的姿态、狭隘小气的肚量和酸溜溜的语言来鼓吹崇高精神或是理想主义一样,反差之大令人叹息。

谈文学的文章总应该有一点文采,有一点审美的愉悦,总不能成为伴随谁谁揪出来的大字报,更不必因气恼而语无伦次。

道德理想主义与历史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与侧重出发,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强调的是不论具体条件如何,人应该有一些绝对的律令和信念,人应该坚持自己认定应该坚持的东西;后者强调的则是现实的可能性与针对性,是社会进步才能创造认同并实现绝对律令的实际可能,是具体的条件。前者强调的是绝对的精神价值;后者强调的是相对的社会政治价值。前者可能流于信仰主义;后者可能流于实用主义。但是,这两者其实是不难互相了解或是互相补充的。真正的思想者从来都未必难于彼此理解,彼此不理解也并不令人伤心,因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是人间的幸事。真正的学理性思辨性的争论对思想者大有启迪,是思想者求之不得的事。至于思想者对心浮气躁的非思想者,不说什么也罢!

老子是深刻的,太深刻了就令人觉得冰冷,而且高明得迹近狐狸。于是老子很容易被认为是阴谋家。其实真正的阴谋家是只有术而没有道的。

孔子是太正确了。正确得好像脱离了肉体凡胎。所以孔子很容易被认为是巧伪人直到被认为是人性的刽子手。真正的思想家道德家都是寂寞的,即使被封成了万世师表也罢。

庄子非鱼而知鱼之乐。惠子不理解庄子之知鱼。这时远远出来一位什么子,说是庄子知鱼就证明庄子是鱼,是鱼就是虾,也就是臭鱼烂虾,也就是排斥大象与雄狮。打倒城头变幻鱼虾旗!庄子于是莞尔一笑。

作家的学术小品与评论也许会带有抒情散文的特点。他承载着主体对某个对象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当然有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更是斑斑血泪史的产物,它有所舍弃,有所强调,有自己的鲜明的目的与倾向。与之相较,学者常常喜欢在真空条件或标准条件下研究对象,做出定量与定性的结论,做出语义学大辞典式的解释。前者也许不够严谨,后者又或有书呆子气。还是互相沟通的好。

听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论还不如去听鸟鸣。但是,如果你想一想他为什么会牛头不对马嘴地叫了起来呢?也许你就会增加对人生与人性的理解,不但理解旁人的弱点,也审视自己的毛病。牛头不对马嘴的吹捧亦然。

在国际宽容年大反宽容,这正说明了人们多年来对宽容的呼吁并没有付诸东流。反宽容者很好地享受了、利用了初见成效的宽容气氛,而在宽容的气氛下首先会有种种浅思维、躁议论冒出来,这也是题中之义,是民主与多元的必要的代价。我早就说过,百家争鸣的结果常常是三十家胡说八道,五十家跟着起哄,十几家简单片面,然后有几家真知灼见——这就很不错了(也是小说家言,幸勿钻牛角尖)。出金率只可能是这样低,否则,连这几家真知灼见也得不到。毕竟,人们是在宽容与多元的氛围下更容易讨论问题与辨别价值,难道会是相反的么?

宽容比峻厉的嫉恨更易于受到攻击,提倡宽容的人往往自己日子过得并不平安。第一,宽容的提出就把自己放到一个高于众人的地位,它的自信与道德优越感易于引起缺少自信与优势的心高命薄者的反感(这一点笔者早在一九八八年的小说《十字架上》就写过)。第二,战争只需要一方发动,而媾和却需要双方的善意,这就是说宽容比峻厉易于受到破坏。第三,峻厉似乎比宽容更富有积极性进攻性,而宽容似乎处于守势;峻厉可以无所不为,而宽容只能有所不为。何况近百年来的战斗气氛,人们好勇斗狠、刺刀见红的劲头已经远远超过和平善良。第四,峻厉的侵略性比宽容的平静更有表演效果,峻厉好比是放大一百万倍的扬声器里的摇滚乐,敢字当头,冲锋陷阵;而宽容貌似胆怯,内心恐惧,像是绅士自己(常常被讥为唱小旦的)絮絮叨叨。大概还有第五,第六,第七……

然而提倡峻厉的嫉恨实在不会有好效果,我们这样提倡已经几十年上百年了,我们当可随时温习历史掌故。很自然,你对人家峻厉,人家也对你峻厉,提倡不宽容的人想着的是自己对对手绝不饶恕,然而他还没有就任审判官。不宽容从来都是互动的,你认定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人家也认定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于是你杀我砍谁也不宽容谁。这样下去,你把人家砍杀一光的可能性近于零,而你陷入无聊的恶斗的可能性近乎百分之百。恶性循环,万劫不复,令人何其痛心!当然世上有不能宽容对之的人和事,然而我们毕竟对人类充满了善意,不能因为有这种人和事就无例外地反对起宽容来。

峻厉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奥姆真理教。三联书店版《生活》画报已经发出了从化学制作方面警惕在我国出现沙林毒气的警报。那么从精神方面呢?一个出现过白莲教、义和团、红卫兵(以上三者各不相同,特别是对于前两者,笔者无意全盘否定,特此声明,免得再陷入横生枝节的论争)的国家,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惕么?奥姆真理教才不认为自己是恶人呢。参加他们的邪教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其中有许多理工科的尖子、硕士博士、知识界精英,他们并没有掌权,他们的倾向于火暴和峻烈的信仰,难道是偶然的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么?

乖戾之气认定秩序与规则只对于既得利益者有利。它们宁愿搞他个人仰马翻乃至玉石俱焚。杀呀,放火呀,烧呀……这就是他们的英雄梦。其实只有有了规则与秩序,才能提供给多数人以真正创造与建设更美好的生活的道路与阶梯。理想如果不承认生活,理想如果仇视生活,那么事情就可能变得相当麻烦乃至危险。而动不动大闹乃至施放毒气以消灭世俗的后果,留下的常常是一片荒芜。荒芜中挺立着几个伟人,这样的伟人难道就不该忏悔与惭愧么?

小说家不写小说而写起杂文来,也许是有点遗憾吧?对于小说家来说最大的讽刺莫过于他的千辛万苦写就的小说没有多少人认真读而他的一挥而就的报屁股文章却可以闹个天翻地覆。急功近利的读者太多了,急功近利的作者甚至也会一时欣赏陶醉起这种本来该当一恸的奇遇。悲哀中避免沉沦下去的最佳选择是埋头写小说,即使偶尔陷入无聊争论的泥潭也罢(我说的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说鲁迅,特此声明,免生枝节)。

也有人认为小说太绕得慌,不像杂文那么痛快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如果只看得见眼前的战斗,那倒也是。可惜文学的最大优势不在于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战斗的还是传单、檄文乃至策论和告密信。但是小说追求文学,文学钟情小说,恰恰经过一定的凝结与建构,经过主体性的对象化与形象化,经过情绪欲望与世界与历史的一次又一次交通、重合、与失之交臂,就是说经过一个文学世界的苦心经营,经过一个文学家的千辛万苦的“创世”,才有了小说。这个过程既是艺术的过程也是思想的过程,唯独不是急于战斗出气的过程。而这个时候的小说,不仅成就了艺术,也同样锤炼了思想,多撇去了一些浮沫,也多沉淀了一些真知灼见。

所以,我多次说过,正直的艺术是有免疫力的。缺乏免疫力的作家难以坚持久远。

我不知道你的幽默是不是太多了。在许多人一脑门子官司的条件下,一厢情愿的幽默是不是一种愚蠢呢?

说某某人是凡尔塞的部长可能是杂技家倒立看世界的结果,因为某某人的命运与那个什么长正好相反,改一改字序,封他一个塞尔凡的部长如何。

一个严肃的话题,一个由于记者问到才被动回答的对作家体制的看法,一个既有学理性也有社会实践性的话题,怎么会在一秒钟之内变成了对说话者的工资待遇的人身攻击了呢?是由刚性的理论还是由柔性的庸俗把问题引向这种无聊的中心点呢?引到了这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吗?既然存在,为什么不能正视不能研讨呢?是由于实利的敏感还是由于某种潜意识里的人性弱点,才会有这样的条件反射呢?竟然不相信世上还有公心两个字?竟然不准讨论与私利有关的一个明显的属于体制改革的郑重的问题。

值得珍重的是率真、光明、我行我素的文人本色,不是选票。所以你宁愿与某些旁人可能认为不值得视为对象的人说话,混战一番也自有乐趣,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一个猛子扎到海里,与各路浪里白条、哪吒三太子戏水过招弄潮,然后爬上沙滩晒晒太阳——这才叫“世人不识余之乐,犹谓偷闲学少年”呢。这才叫青春万岁呢。而海仍然是海,并不因为它容忍了泥沙或是被倾倒了污水就变成了龙须沟。被反对毫不可惜,自由的讨论无伤大雅,上帝允许青年人火气十足,而水平会在讨论中慢慢提高。明白自己的实在处境,丢掉自慰与自我感觉良好的幻想,很好,你本来就有许多疏漏与自以为是的缺点,例如轻信与过分自信。

提高的首要是看一看人家的文章,弄懂了文章的意思再批评不迟。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文章写得不像幼儿读物那样简明浅显,但是总还是有人懂的,懂了也就行了,让我们保护文章写作的这种含蓄的风格吧,即使只从唯美的角度出发也罢。

去年你连连有长篇小说出手。于是为了休息,你才写了那么些议论文字。你接受了急于发言、到处发言的诱惑,你也听到了不少的喝彩。你活得太热闹啦!活该!

现在新的长篇小说破土动工了,你回到自己的园地去了。你这个人多么幸福!愿缪斯永远与你同在!愿和平与亲切的心绪永远与你同在!拜拜了,好斗的朋友们,请细水长流地搞文学,急什么?你们的状态,或如四十年前的笔者,唯独少了一些善意,多了一些浮躁。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心要单纯,这是笔者四十年前的句子。这里不无幼稚,因为一味要求单纯和一味要求清洁一样,它不符合事物的从低向高的发展规律,不符合民主与多元的前景。作为审美心情与偏爱,保持清洁单纯也许是可爱的,有时候是可贵的。但是作为主张提出来,它不值得重视。至于写作与创作个性,那是另一回事。写作有时候就是靠天真、靠幻想、靠白日梦,乃至靠神经质与迷狂吃饭的,他们是伟大的不可企及的大家。只是不要背诵他们的语录,也不要把他们的言论视如不可违反的——例如交通规则。虽然世上也有现实感极强的作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大作家。不同类型的作家各有各的价值,谁也否不了谁。不要在类型不同的作家当中挑动是非吧,我的朋友。至于重建理想,则是笔者七年前最早提出来的。就带着单纯的心与丰富的经验、带着一种既执着又潇洒既幽默又无可无不可的心情投入新的作品去吧。调侃会有的,重建也会有的,面包与奶酪与旗帜与荆棘与永远的梦都会有的。愿上帝赐给你更加耐心的读者,谢谢读者!

1995年7月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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