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济世天下归仁

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多有对于幸福与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也会有禁欲、压制与更多地强调牺牲、把美好梦想寄托彼岸的讲求，还有宣扬颠覆、仇恨和“圣战”的激越。前者压制，是为了精神纯洁与神圣化，是道德完满的代价，或是为了死后另一个世界的无限幸福；后者颠覆，则是由于对现存秩序与文化主流的否定与绝望。归根结蒂，文化的追求在于光明、幸福、美好、正义和“天国”。孔子说颜回是：“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也是夫子自道。尼采的说法则是：“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会再制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

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离不开孔子，离不开儒学、与儒学共生互争互补的先秦诸子百家，以及数千年来没有停止过的对于儒学的陈陈相因的、时有闪光的解读与论争。优于斯，劣于斯，疑于斯，习于斯，安于斯，欣欣于斯，凝聚于斯。中华传统文化的格局奠定于东周时期，兹后两千多年，到鸦片战争发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孔子年代，天下大乱，中央政权式微，五霸之类诸侯国家纵横捭阖、血腥争斗、计谋策略、阴阳虚实和会盟火并，眼花缭乱。各诸侯国权力系统、思想战线，围绕着争权夺利打转。失范状态造成了民不聊生的痛苦，但也造成了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竞相争奇和碰撞火花的无比兴盛。

国家不幸百家幸，国家多难，英雄辈出，自古已然。

孔子生活在这个争斗时期，他宣扬的不是自己主张的必胜性、强力性、面貌一新性和卒成大业平天下性，而是斯文性、君子性和复古性。

孔子、老子，都是逆潮流而动，意欲挽狂澜于既倒。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地遇到危难，他相信只要上苍无意灭绝斯文，只要上苍还要延续文脉，就不会让他罹难：他是斯文的救主，他是斯文的最后几近唯一的火种，他活着的使命在于延续与重建斯文，从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他认为能够带来幸福与光明的只有道德文化。可能因为当时人口问题尚未过分地困扰着先人，痛苦不在于生产力满足不了人民温饱的需要，而在于人间血腥丑陋阴险危殆的纷争，在于天下大乱，在于礼崩乐坏，在于贪欲膨胀，在于觚不觚：名实相悖、观念混乱、是非不分、秩序与好传统荡然无存。

孔子也认为关键在于人心，人的事情，心决定物，人心大治，自然物阜民丰，温饱无虞。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忧的是这个。不幸的是，或者说可巧的是，这话好像是说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就是说，孔子认为天下大乱的状态属于世道，世道凶险因于人心，心性随社会发展而复杂化、邪恶化、失范失衡化与歧义化：贪欲、乖戾、怨毒、争利、暴力、嗜杀、阴谋、诡计、不仁不义及不忠不孝……正在毒化我们的生活与身心。扭转乾坤、解决这些问题的抓手是文化：权力系统要懂得从民人的心灵深处挖掘美好善良，将之提升，要依靠人性自有的美好本能，从孝悌亲情入手，推己及人，及于恕道，用仁心统帅与提升孝悌忠恕礼义廉耻诚信宽厚勤俭谦让恭敬惠义好学敏求……从而取得认同，取得道义优势，占领仁德高地，缘人性民心坐稳天下；而后乃教化天下，首先是教化君子，教化权力系统自身。权力系统的君王、大臣们接受了孔子的学说，则会因掌权而痛感仁德的重要性，因认识到仁德的重要而受到教化，而成为全民的道德榜样，从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与说服力。

孔子认为权力的根基在于仁德，仁德的来源在于天地的榜样与启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权力首先不是所谓的“镇压之权”，而是教化之权，示范之力；叫作“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叫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用政策与行政治理来引领民人，用刑罚来管束民人）远不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教化引领民人，用礼法管束民人），前者“民免而无耻”，能让民人躲避惩罚，却不能培育民人的是非羞恶之心性；后者“有耻且格”，才能让民人培育廉耻，克服不端，心服口服，优化心性。

如此这般，孔子的理念是斯文救世，救国救民：用仁德代替凶恶，用仁政代替暴政，用王道代替霸道，用博大仁爱之心代替狭隘争拗之心，用善良坦荡规矩温文尔雅取代邪恶放肆忤逆野蛮诡诈的乱世恶相。

这放在今天大概就是软实力与巧实力。然而远不仅如此，软与巧不过是人的聪明心计，而孔子的路线是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仁德来自天命，天，才是终极的“高大上”，乃能“行健”，乃“自强不息”，能“厚德载物”，具“好生之德”，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仁德的典范则属“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仁德首先是心性，又不仅仅是心性。它们外化并强化为礼，即行为范式，社会秩序，尊卑长幼规矩；外化为君子的斯文风范，君子的彬彬有礼、文质彬彬。这就叫以文化人，这就叫尚文之道。这就叫以德治国，以文治国，以礼治国，政治文明，斯文济世。

“诚于中形于外”：伦常哺育孝悌，孝悌升华为仁德，仁德是核心，构建文化，文化表现为礼法，做事、举止、进退，直到容貌、面色、身体姿势与表情，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尤其是君臣父子，恭谨诚敬，慎独慎微，没有给放肆混乱、倒行逆施留下余地。

在礼的推行上，孔子十分重视面容表情，提出“色难”命题。他重视苦练内功，他要抓灵魂，要培育“无违礼”“三月不违仁”的喜怒哀乐与面部表情。直到当代，我们讲到一些人们不喜欢的人、说法与文字的时候称之为“面目可憎”。中华民族某些家伙的“面目可憎”问题，已经存在至少两千五百年。消除可憎面目，是我们至今仍在奋斗的历史重任！

孝发展而为忠，其理自明。悌发展而为恕：“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顺理成章，不由得你不喝彩。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内及外，“郁郁乎，文哉”（本是孔子称颂周礼语）！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道，这个道就是仁，这个仁就是德——仁义——文化——仁政——礼治。这个道是诚意也是正心，是修身也是齐家，是治国也是平天下，是忠恕也是仁义礼智信，是恭宽信敏惠，是温良恭俭让，是四维八纲——“礼义廉耻”或者加上“孝悌忠信”，是四德“恭敬惠义”，是克己复礼，是忠孝节义也是浩然正气，还可以加上一切中华美德，一通百通，一美俱美。

从这个“一”出发，孔子乃有如下的一些重要主张：

首先是正名。基于汉字的综合信息量，培育了炎黄子孙的看重整合，不喜条分缕析的方法论。除少量外来语外，命名就是定义定位，就是期待，就是价值宣示。命名代表了人们对于世界诸人诸事诸物的认识与把握，命名就是认识世界，命名就是治理安排拿捏。名中有义、名中有理、名中有礼和名中有分。正名就是整顿纲纪，就是名实相符，就是政策待遇确定，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有道，就是有章法，有秩序，有规律，有整顿，无乱象。

不仅孔子如此，老子同样强调命名的重要性，他说的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命名等于无万物母，即无万物。

直到一九四九年后，我们仍然极其重视命名，例如人民国民之辨，例如敌我友区分，例如姓社姓资，例如地富反坏右戴帽子摘帽子，例如敌我与人民内部矛盾结论，例如左中右区分。有的人干了一辈子革命还在苦苦地等候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名”——“结论”。此种思路，外国人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学学《论语》就会明白得多。

其次是君子与小人之区别，这也是一个大命名工程。孔子对社会大体上是两分法：一部分人是治人，即权力体制中人；一部分是治于人，即被管理者。君子从社会地位来说是权力中人或候补权力中人。对于权力中人的文化要求与道德要求，当然要比从事生产劳动等“鄙事”的人众要高。“君子不器”“君子喻于义”“君子周而不比”，即君子讲究的是义理，是原则，是大局，是世道人心，不陷于教条与具体行业。而“小人喻于利”，小人看得见的只有实打实的眼前利益。“君子和而不同”，是真和，“小人同而不和”，是假抱团的宗派山头黑手党之类，终必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君子之争”，争起来彬彬有礼；小人之争，无所不用其极，坚如磐石团结假象，一朝败露。“君子坦荡荡”，正如故宫里皇上题的字，到处是“正大光明”，透明度一百一。皇上最痛恨的是底下的臣子与他斗心眼儿耍诡计。“小人长戚戚”，小人鼠目寸光，不会自我调节，小人多是低级性恶论者，他们感觉到的永远是轻蔑、妒恨和阴谋，不是他嫉妒坑害或轻蔑旁人就是旁人嫉妒坑害或轻蔑他。

孔子对君子的期待既务实又理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都很老到，堪称精明入化。他的斯文救国论，他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但理想，而且纯正天真大气。

而他对于小人的论述，干脆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同而不和”啦，“言不及义”啦，“巧言令色”啦，“小人穷斯滥矣”啦，“小人之过也必文（掩饰）”（孔子引用的子夏语）啦，“小人不可大受（承担大事）”啦，“小人比而不周”啦，“不仁者不可以长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啦……甚接地气，眼里不揉沙子。读之甚奇，“申申如也，天天如也”，一副士绅派头的孔圣人从哪里了解那么多小人的世情洋相？孔子不温不火，不“道学”，不冬烘，绝对不书呆子。

这样，“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朱熹），绘出君子的道德文化风范与小人的低俗可悲，君子与小人之辨就不是社会地位问题，而是文化教养问题了。孔子的君子小人之说不利于民权平等观念的形成，但有利于保持权力系统中人精神面貌之精英性示范性先进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对于实行精英政治，集中权力治国理政，其实有相当实惠的劝勉性与可操作性。

这样的君子小人之说，还有被民人服膺的便利处。一是，你的权力来自道德文化，而不仅仅是世袭、血统、异兆和武力，老百姓听着舒坦，好接受。二是，你的道德文化记录太差，你就成了无道昏君独夫民贼，民人就有权不承“载”你而颠“覆”你，老百姓就有权替天行道，造你的反，灭你的朝廷。三是，强调道德文化修为，开通君子与小人的交通路径，缓解疏通君子与小人间的阶级对立，为后世科举制度打下思想基础。四是，推动教育，增强读书好学上进风习。

第三，孔子十分重视劝学，只有通过教化与学习，才能培养出文质彬彬，继承斯文的高尚一脉，才能继绝学，也才或有望于开太平。

孔子提倡的是学习型社会，是“温故知新”，是“举一反三”，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后者即内自省比思齐还重要，还难做到，还伟大。《论语》中多次讲到了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如“吾日三省吾身”，有一点点像基督教所提倡的忏悔，比忏悔的说法温和中庸一些，不那么刺激煽情诈唬施压。后世则将“自省”发展为高尚的“自我批评”。

孔子还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孔子主张在生活中学习，向活人高人学习，联系自己的实际学习。他与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寻章摘句老雕虫……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毫不相干。后人在尊儒敬孔中出现“白发死章句”“茫如坠烟雾”（李白）的呆乌，是后人没出息，孔子没责任。

第四，孔子提倡中庸之道，提出各种事情各种场合所言所行都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这个中庸之道，是对于中华文化与孔子的尚一、尚同的重要补充。

孔子讲“一以贯之”，孟子讲“天下定于一”，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一了，同了，不争了，自然天下太平，幸福指数飙升。

中国过去没有西方所谓“多元制衡”的传统。中国的平衡往往表现于时间的纵轴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种尚一的传统仍可能与汉字魅力有关，汉字表达的是形、声、义，尤其是义，一个字可以涵盖天地、包容宇宙、吞吐古今和囊括兴亡，且具有精妙的结构。汉字是口语的书面化，而且有时是文字的精粹化、神圣化、终极化和“宗教化”。越是大人物越愿意用一个字或词来表达一切真理。字越单一，解释起来就越无限。更重要的是，一元化简约化才能去除纷乱、阴谋、颠覆、争夺和花花肠子。

长久以来，人们没有看得太清的是：只有“一”却缺少“多”的合理合法地位，也不是好事，它会使矛盾潜伏，负能量积蓄，酿造更大的灾难。

除了尚一则是尚同，最高理想是世界大同，是共产主义式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不分你我他，共享“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

也许圣人、亚圣们多少看到了“一”化的危殆，看到“同”的困苦，才强调中庸，强调毋为已甚，适可而止，恰到好处，一直到留有余地。和而不同，已经是很漂亮的中庸之道了。

中庸之道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一颗仁心，两手准备：可以知可以愚，可以进可以退，可以用可以藏，可以显可以隐，可以独善其身，也可以兼善天下，可以怀大志修齐治平，也可以带着友朋学生春游沐浴、舞蹈吟唱（“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是对立统一，已经是中庸之道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多半知道老庄的精通辩证法，却也应该知道孔子的中庸之道的辩证法。

同时我们不能不为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所感动。到了孟子那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更成为理想主义的弥赛亚（救星）了。

清末以来，社会矛盾高度尖锐化严重化，几乎没有给充满危机感的国人留下中庸中和中道的空间。“五四”以降，人们对中庸之道厌烦，甚至认为那是一种不阴不阳不男不女的乡愿嘴脸。“乡愿，德之贼也”，尤其在革命发动、抗敌惨烈的年代，你大讲“中道”给人的感觉是逃避责任，狡猾市侩。

自孔子以来，《论语》流传了两干多年，流传当中谁能保证孔学不走样、不歪曲和不被利用？被接受被膜拜被高歌入云到那个程度，如果不是孔子而是别的“子”，弄不好会变成邪教。它是孔子的成功也是孔子的灾难，一种学说发达到儒家那个份儿上，全民皆君子皆儒难于做到，儒降低成全民的口头禅与旗号，同时去精英化去君子化去学理化则十分可能。儒家既是精神的瑰宝源泉，也可能被庸俗化、极端化、繁琐化、教条化、僵尸化和狗血化。

天下滔滔，到处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人们斗红了眼的时候，敢于提倡斯文的中庸，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智慧！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不是在战斗中死于敌手，而是在和平努力中死于本国的“志士”。呜呼痛哉！

承认中间状态与多种选择的存在，才能理解中庸之道的意义。中庸之道，恰恰是非专制主义、非独断和具备一定的灵活性松动性的一个标志。孔子一方面尚一，两分世界；同时又强调中庸，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和为贵，强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承认在改朝换代大变动中多样选择的可能性。“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都予以理解，而说到他自己，则余地更加宽阔。

可惜的是以他的门徒自诩的人当中，呆滞者太多了。例如明代的著名清官海瑞。

第五，除了尚一、尚同，还必须尚文。文质彬彬的人方能中庸，急赤白脸、心浮气躁的人不具备彬彬的文质，也就中不了庸，或者只会中出一个令人恶心的无耻无勇的低俗之庸来。

为何尚文？因为心性需要文明、文化、文艺和文学的滋养陶冶调理。“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认为，要修齐治平、治国理政，就要抓文艺。

中国国情，只有好好读《论语》等古代经典，才能拎得清。

第六，再进一步使文化成为行为的规范，是礼。“礼之用，和为贵”。这是以和统礼。不是用法的惩罚暴力，而是用和气的礼貌的文化熏陶来规范民人行为，这听起来是多么优雅，多么理想，多么高明与可心。想想看，人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斯斯文文、彬彬有礼了，还要严刑峻法打板子砍脑壳做啥？法治不能不苦不威不恐吓，礼治却温馨喜悦甘之如饴也。

礼法中最重要的是祭礼与丧礼，表达了对先人、对祖宗和对天地，对生死、对生命链、对历史和传统，对久远的以往也包含对亡灵与彼岸世界形而上世界的敬畏崇拜、深情重意。祭祀培养的是“慎终追远”的厚德与担当。这里已经饱含了宗教情愫，却又延伸为做人做事的当下道德规范。

尚一，尚同，尚文，尚古，尚中（庸或和），这五“尚”构成了中国君子之道德斯文——宗教崇敬体系。

第七，孔子强调的是周礼。一个朝代，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在它最初建立的时候往往颇有动人之好处，否则西周如何取殷商、武王如何取纣王而代之？谚云：“新盖的茅房三天香”，话糙理不糙。但世上压根儿没有完美无缺的体制运作与王权管理。时间长了难免暴露出缺陷问题，渐失新鲜感敬畏感认真感，渐显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形式过场、陈旧呆板、虚与委蛇及酱缸粪堆之类弱点。《红楼梦》里贾府，礼数不缺，却已腐烂透顶、摇摇欲坠。伟大中华，从孔子时代到现今，动辄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通俗歌曲名），盖有年矣。与其说是国人复古保守观念从胎里就带过来的，不如说是理念与制度缺少挑战与与时俱进的发展所致。

那么孔学主张在我国实践得如何呢？遭遇又如何呢？

想想看，只要不觉得孝亲与悌兄有多么艰难遥远，恕道也就近在咫尺，忠也离我们不远，宽厚自然而然地造就，知耻之勇油然而生，恭谨礼让理所当然，廉洁与高尚成为风气，道义之心压缩逐利之心，君子坦荡荡的斯文抵挡得住所有的卑俗、凶恶、敌意与乖戾。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不免心花怒放，三呼圣人大哉：世道人心化险为夷，政治秩序化逆为顺，世道风气化浇薄为厚朴，处处谦谦君子，在在温良恭俭，权力惠民，百姓忠顺，君臣相得，邻里相助，阴阳调和，这就叫作天下归仁，斯文济世。

这样的天下归仁的理想国并不会现成摆放，任你享用讴歌，而是要经过努力学习、长进、切磋和琢磨，才能成真成形成事：读书明理、温故知新和举一反三，见贤思齐、见不贤思改，学而思、思而学，学而时习之，克己复礼……

这干脆可以说是古代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梦。

可惜的是这样的梦实现的时候少，望尘莫及的时候多，背道而驰的也不少。鲁迅指出：“《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便是可悲的铁证。”鲁迅这里说的“可悲”，确实是中华之悲，也是孔子之悲，人人尊孔学孔，却硬是出现不了天下归仁、为政以德和万世太平的美好局面。而到了近现代，遇到强力霸道的“外夷”，儒家孔学，更是狼狈慌乱，无以自处。

孔子的中国梦美丽、善良、单纯、精彩、雄辩和适宜，却不无天真。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去探讨推敲家国天下政治社会生活中非斯文方面，权力与暴力方面，管理与匡正方面，利益与竞争方面，生产与财富方面，科学技艺方面。他也可能远远没有顾得上去认知民人（首先是被他确实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