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编辑部的工间操时间照例无人做操。有人高声讲着一件什么趣闻，爆发出一阵快活的大笑。偏这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在喧嚣中怎么也听不清话筒里的声音。　　我朝大伙连嚷带摆手，他们总算减小了笑谈的音量。我才听出来，给我打电话的是老曹——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自打三年前我调来出版社，我们很少联系，主要是因为双方都忙，其实我在学校工作时，和他称得上是难得的相知。　　“老曹，什么事啊？”我贴近话筒，大声地问。　　他性格不改，无论遇上什么大悲大喜的事，总能不动声色。我听见他慢悠悠却是单刀直入地说：“学校里的石义海大爷死了，要开追悼会。想来想去，悼词还得请你写。”　　我周围的聒噪声仿佛陡然飘向了远处，只觉得自己的心犹如铅砣般往下一坠，我紧紧地捏住话筒，喉咙那儿突突地跳，不由得变了嗓音地问：“哪天死的？”　　老曹简洁地报道说：“前天。往医院送的半道上就咽气了，是心肌梗塞。收拾他的遗物，你知道他俭朴了一辈子，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是从他那口唯一的木箱里，发现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包裹，包了好几层……”　　我迫不及待地问：“里头是什么东西？”　　老曹告诉了我。我倒吸了一口气，心里就像有千百个琵琶在“大弦嘈嘈如急雨”，不禁喃喃自语：“原来是这个！原来……”　　我的心强烈地抖动着。石大爷的追悼会定于第二天下午开，我答应当晚便写好悼词，第二天请假送到学校去，并出席追悼会。　　当晚，我坐在书桌前，忘记了别的一切，只想着石大爷。　　秋夜是这般的静谧，静得仿佛能听出远处树叶飘落的声音。我提起笔来，满腔的哀思仿佛都汇涌到了笔尖，却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　　石大爷，您如果有灵，您应当驾着清风，趁着静夜，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让我们像往昔一般促膝而坐，相见以诚……　　石大爷，我想您，您大概也还在惦念着我吧？石大爷啊……　　一我是1961年到学校工作的。那时候我们不少青年教师住校，每天清晨，当我们洗漱既毕，或到操场跑圈，或到树下诵读，或赴办公室备课，总会从薄雾或霞光中，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工友，在用大竹扫帚清扫校园。他个子不高，很宽的肩膀，很厚的身板，但却长着一双很明显的罗圈腿；他总是默默无言地低头徐行，一下一下很匀实地扫着。每当看见他，我脑海中就飘过一个淡淡的念头：“啊，石大爷又扫上了……”这念头犹如一根柔弱的游丝，他的身影一从我视网膜中消失，这游丝便也消融在空气之中了。别的住校教师，对他大体上也是这么个态度。　　应当为我自己和同伴们剖白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起工友。管传达室的葛大爷比石大爷还老几岁，是个高瘦、嘬腮的老头，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当过道士，我们就常同他打趣。他知书识字，分发报纸信件汇款单认真负责，还很爱主动同我们谈论时事。石大爷大字不识一个，无法在传达室工作，似乎同我们缺乏一种自然的联系纽带，而他这人又极为沉默寡言，脸上表情很呆板，难怪引不起我们的注意。　　直到1962年过五一节的时候，我同石大爷才有了一次颇不寻常的个别接触。那天我没去参加晚上的联欢活动，留在学校值班，任务是每一小时沿操场的大墙巡逻一回。石大爷的宿舍是位于操场一角的小平房，因此，不转悠时我就待在他的屋中。　　开头，我只是坐在椅子上，管自看自己带去的小说，全然不注意坐在床上捻叶子烟的石大爷是何神态。但是，每当我坐下来看小说，石大爷就默默地往我面前的茶碗里倒茶水，这时，我就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当我第三次巡逻回来，便把小说搁到一边，搜索枯肠地同他闲聊起来。　　我想到听校长说过，我们这所校址，几十年前是个贝勒府，当年的贝勒府总不会有这么个操场吧，于是便漫不经心地问：“石大爷，当年这操场是贝勒府的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咋不知道？是花园。”　　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红楼梦》中的某些景致，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后四十回中的“大观园月夜警幽魂”。于是如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在夜晚，面对着老人，忍不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花园里闹鬼吗？”　　“咋不闹鬼？我就见过。”　　石大爷说时，面部表情仍旧十分平板，吧嗒吧嗒地不紧不慢地吸着他那半尺长的烟袋锅。　　“我不信。世界上哪有鬼呢？”　　“咋不信？我亲眼见呢。”　　“那一定是您看花眼了。鬼是没有的。”　　“咋没有呢？我见着了嘛。”　　于是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遇到这种口吻，我便又想听又不想听他说：“真的吗？您见着的鬼什么样呢？”　　石大爷微微抬起脸，正对着我，他那略呈椭圆形的脸上，依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语气平淡地说：“那时候，我才你这么个岁数吧。这贝勒府的一多半，已经归了教会的学校。那时候操场没这么大，东半截是一排排的学生宿舍。学生晚上撒尿撒大木桶里头，木桶就搁在排房的尽头。我是管给学生倒尿桶的，有时候起五更就给倒。有一天，兴许也是今儿这么个气候吧，我起得早点，往排房那儿走。刚走拢，冷不丁见个白影儿一闪。我挺奇怪。那影儿像是个女的，穿着月白衫子，套着黑裙子。你知道咱们学校打那会儿到如今都是男校，只收男生不收女生，深更半夜的，咋会跑出来一个女的呢？”　　我要表示不信，又为了壮胆，就胡乱解释说：“个别胆大的女生也是有的，她准是翻墙进来的。”　　石大爷的语调依旧平缓迟慢：“不是。我走过去招呼：‘甭藏，你出来吧！’她就从墙角出来了。乌黑的头发，雪白的脸，眼角耷拉着，嘴皮子红得像流着血……”　　我插嘴说：“这哪是鬼呀，这活生生是个人嘛。”　　石大爷仿佛没听见我的话，愣愣地继续他的讲述：“我跟她脸对脸地站着。我就问她：‘你是人是鬼呀？说！’她给我鞠了一个躬，哭着说：‘大哥，我是人，我不是鬼呀……’”石大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的心仿佛在收缩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吸了口烟，接下去说：“……我正疑惑呢，只听她又添上一句：‘我的命好苦哇！’说完就转身走了。我看见她光着脚，两脚好像离地一寸多，忽悠忽悠地，拐过屋角就没影儿了……”　　我的头发根根都直竖起来，耳里响着自己放大了的心音，背部忽然有一种空虚和不安全的感觉。想到下一次的出屋巡逻，我忽然胆怯了……　　费了好几分钟，我才镇定下来，我想自己是青年团员，应当相信唯物主义，不能中迷信思想的毒素，便正色对石大爷说：“您当时肯定是产生了幻觉。鬼是没有的，没有。”　　但是石大爷非常顽固，他表情依旧毫无改变，继续吧嗒吧嗒地吸着烟，好几分钟以后才分辩说：“我咋会看错呢？后来我想着她可怜，估摸着她准有冤情，就偷偷买了一双袜子，半夜里搁在那天遇上她的地方了。天亮时候我去看，袜子没了。那时辰学生们都没起床哩，不是她收走是谁收走了？打那以后她再没现过形，兴许是报了冤仇了吧。”　　这回我连背上的汗毛也竖起来了。一时间说不出辩驳的话来。　　“你歇歇吧。我替你转悠去。”石大爷站起来，拿起桌上的长筒手电，慢悠悠地走了出去。我把脊背抵住墙壁，努力克制着心中喷涌的恐怖。我又气恼石大爷的迷信和固执，又感谢他对我的体贴与照顾。　　但是这一夜过去以后，当天光大亮时，我对他就只剩下了落后而顽固的坏印象。从此以后，我尽量少同石大爷接触。　　二我同石大爷再次建立关系，是1964年的秋天。那时候学校里已经时兴安排听忆苦报告、吃忆苦饭、访贫问苦一类的活动。　　有天我找老曹去了。那时候他刚调到学校当党支部副书记不久，已经是现在这副又黑又瘦又出老的模样，其实他当时不过刚满38岁。　　我见了老曹就诉苦说：“还给学生们安排什么活动呀？忆苦饭都吃过两回了！……”　　老曹沉吟地说：“再安排一次访问活动吧……”　　我提高嗓门说：“近处的几个典型都访问过了，往远处跑，停课更得多，还让不让学生学文化呀？”　　老曹把头一偏说：“其实咱们学校就有可以访问的对象……”　　我急不可耐地问：“谁呀？”当我听到“石大爷”三个字的回答时，简直惊住了：“他？”　　老曹点点头说：“我看过他的材料，也到他宿舍跟他谈过。他大约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是个育婴堂里的弃婴，父母想必是当年的城市贫民，养活不起，就把他扔了……他在育婴堂里能活下来，除了罗圈腿，没落下别的残疾，可真是不易呀。他长到十来岁，就被教会学校的神甫要去当了仆人，打小伺候洋鬼子，挨打受骂，干最粗最脏的活……就这么着一直熬到解放。直到1952年这学校被政府接管，外国神甫卷起铺盖滚了蛋，他才算过上了不受剥削、压迫的生活。我看你可以请他给同学们忆忆苦嘛。这样近在眼前的老校工现身说法，也许比外请的人忆苦，对孩子们触动更大。”　　我倒不知道石大爷原来有这么典型的血泪史。听了老曹的建议，便去石大爷宿舍找他。进屋时，他正准备下面片儿，要煮面片儿汤吃哩。我把来意说了，担心他会拒绝，最后特别强调：“是支部让我来请您的。”　　石大爷手里正捏着湿面团，听我说话时忘记了扯面片，任锅里的水沸腾着，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出乎我的意料，他挺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行呀，我就讲讲吧。”　　他到班里来讲了。一开头，他讲得挺符合要求，虽说表情比较呆滞，语调里的感情还是很诚挚的：“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哪知道当年那洋人欺压咱的苦处……”同学们聚精会神地望着他，倾听着，我十分满意。　　但是，讲了十来分钟以后，就听得出来，石大爷对当年教会学校里的两个外国神甫，在评价和感情上都很不一致：“……如今初三（二）班那教室里，地面不是还有块木头板，上着个锁吗？那木头板底下是个台阶，通到地窨子里头去。那时候洋人可享福了，打那欧罗巴国（他就是这么个说法）运来成箱的啤酒，就趸在那里头。他们想喝酒了，就使唤我下去拿。越是大暑天越想灌啤酒不是？我一天不得下去十来趟才怪呢。那德老爷（他指的是‘德太白’神甫，‘德太白’是这位外国神甫给自己取的汉名），我们下人背地后给他取的外号叫‘面包’，他白得像剥了皮的山药，胖得像个冬瓜。要说懒、剥削人，德老爷跟别的洋人一个德行。可他讲点子仁义，使唤我们的时候，说话透着客气：‘义海呀，劳驾你再给我取瓶啤酒吧。’我给取来送上去了，他还冲我点个头：‘谢谢啦！’遇上他顺心的时候，兴许还剩下小半瓶子啤酒，赏给我喝。那狗娘养的赫老爷（他指的是‘赫爱尔’神甫，‘赫爱尔’也是汉名），可就不是个玩意儿了，我们下人背地后叫他‘胡萝卜’，他那酒糟鼻子真比胡萝卜还红！‘胡萝卜’使唤人谱儿可大了。一声吆喝：‘给我拿酒去！’咱就得颠颠地赶紧下地窨子。稍微慢点他就兴许扬手打人。有回我从地窨子上来，攥着酒瓶的手直打哆嗦，‘胡萝卜’就跟我吹胡子瞪眼：‘你他妈的怎么回事？抽的哪门子筋？’这小子北京话练得挺油，可不好对付了。我就说：‘这大暑天一身的汗，冷不丁往地窨子里一钻，冷气激得受不住，咋不哆嗦呢。’他嫌我顶撞了他，非罚我到地窨子里蹲一个钟头不成，咱求情也没用，他连推带搡，愣把我推进去，‘咔嗒’锁上了木板门。我就穿着个单褂儿，在地窨子里冻得上牙直跟下牙掐架……多亏了人家‘面包’仗义，不满一个钟头，就把我放出来了。我听见他一个劲地埋怨‘胡萝卜’，说‘胡萝卜’，心太狠，不合上帝的旨意；‘胡萝卜’跟他吵，他到了还是护着我……”　　想想看，当我听见石大爷说出这么一连串大有问题的话语时，心里该多着急。同学们却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交头接耳。我实在耐不住了，便趁上去给他斟水的机会，似乎是很自然地插进去说：“两个神甫本质一样，‘面包’比‘胡萝卜’更阴险，因为他具有欺骗性……天下乌鸦一般黑嘛！”　　唉，糊涂的石大爷啊，他竟偏过头，望着我说：“乌鸦也不尽是黑的，我就在这府后头的花园里，见着过灰脖白肚的山老鸹。”　　同学们“轰”的全笑了，我气得脸都白了，往他茶杯里倒的开水溢了一桌。我心里暗暗埋怨老曹，千不该万不该出这样的馊主意，看他给荐了个什么样的报告人，竟然对“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样天经地义的话也提出异议，事后我的“消毒”工作多难做……　　我怕他再往下说更“出轨”，便引导地说：“您除了忆自己的苦，也可以把咱们学校原先是贝勒府时候的事儿说说，让我们知道知道府里奴仆受压迫的惨况……”　　他嗽嗽嗓子，想了想便说：“贝勒府里缺大德的事多了去！别的甭说，光是到花园子里填井的丫头，我就听说过一巴掌的数儿。活得好好的干嘛往井里跳哇？还不是让贝勒给糟践了。后来花园子拆了，井也填了，可那冤魂儿还不散，我就见着过……”　　我一听不妙，真怕他当着这么多个“祖国的花朵”，讲类似给我讲过的那种鬼故事，便立即打岔说：“石大爷知道的事可真多。其实您不必限于讲贝勒府的事，也可以把咱们这个地区穷人在旧社会的苦诉诉……”　　他一口喝下了半杯茶，接过我的话茬说：“人一穷可不就得受欺。咱们这个地方过去受欺侮遭磨难的人可多啦……就好比咱们学校南边，竹叶胡同14号里的金家姐儿俩，受的苦大呀。要不是她们姐俩互相照应得好，又赶上这新社会，早不知道撂在哪个旮旯里成了鬼啦……”　　又是“鬼”！我看再不截住他，是非出辙不可了，便趁他停顿的当口宣布说：“石大爷年岁大了，最近身体也不大好，今天就暂时讲到这儿吧。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石大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于是，一阵劈劈啪啪的掌声，便把他欢送走了。　　我说“生动的一课”，不过是例行的客套话，可是对于学生们来说，这仿佛的确是生动的一课；一连好多天里，同学们都议论着“面包”和“胡萝卜”，“金家姐儿俩”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一周以后，班委会的小干部们来找我汇报说：“同学们纷纷提出建议，希望把竹叶胡同苦大仇深的金家姐儿俩请来忆苦。”　　我正苦于教育活动不易安排，想了想，便同意了。开好介绍信，我就亲自出马去联系。我想这回得把“底”摸准，倘若这金家姐妹也是石大爷那般混沌，那么她们的家史即便苦得赛过黄连，我也不能请她们来讲。　　三我找到居委会，主任不在，于是便贸然跑到14号去了。　　14号是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杂院。1964年那阵，北京的住房问题还没发展到爆炸性程度，自盖小房子的风气尚未蔓延开来，所以这个小杂院倒显得挺豁亮，各处都点缀着一些花儿草儿，房子虽旧，收拾得还比较干净利落。　　敢情金家姐儿俩都是五十来岁的老太太了。两人分着过，一家住南屋，一家住北屋，都只有一间房。我先找到南屋，屋里坐着个黄壮的汉子，我认出他是附近煤铺里摇煤球的师傅；同他对了几句话，我意识到他是金家小点的那位妇女的丈夫，他说他“屋里的”在服装厂当熨衣工，现在上班去了。我便提出来要找他爱人的姐姐，他愣了愣，便领我朝北屋最偏东的一间小屋走去，在门口叫了声什么（我没听清），见门开了，指指我说：“找您的。”便离开了。　　开门出来的老太太，看着有五十来岁了，瘦弱的身材，长方形的一张小脸，白里透黄的皮肤非但不显得粗糙，反而颇为细腻，但额头、眼角、嘴角都有了极细琐的皱纹。她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结成了一个元宝髻，淡得看不大出来的两弯眉毛下，一双挺大的眼睛先是惊疑地大睁着，随即又流露出一种饱经沧桑的倦怠神情。把我让进屋去以后，她上下打量着我，懒懒地问：“您是办事处的？”　　我告诉她自己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来。她戒备地望着我，仿佛有点惶惑无措。　　为了摆脱这尴尬的局面，我尽量先用热情的语调说点闲话：“您爱人上班去啦？”　　她眉尖一抖，生硬地说：“他？他不是早就死了吗？”　　我这才注意到，这间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而且比刚才我去过的那间南屋要凌乱得多。样样家具都是些陈旧的劣货——不，只有一样或许是个例外，那是靠在床头的一张紫檀木高脚茶几，这茶几上摆放的两样东西，也比屋中其他任何器物都更干净爽目：一件是一个颇为讲究的打火机，另一件是一只颇为古雅的细瓷盖碗。　　我又搭讪说：“您妹夫在煤厂工作吧？”　　她略微一愣，点点头说：“您是说秋芸她当家的？对。秋芸在服装厂做事。我在家糊纸盒子挣点钱。”说着她指指屋角，我注意到那里堆着一堆糊好和待糊的纸盒、纸片。　　正当我想把话引到忆苦这个正题上去的时候，居委会主任突然找上门来了，说是刚才接到电话，学校打来的，让我马上回去，有急事。我只好告辞，走到胡同里，才知道这是主任大妈用的计。她激动地对我说：“你们找这个人去忆苦可不合适。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你们校址原先那个贝勒府里的千金小姐，当年管她这样的小姐叫郡君，又叫多罗格格。清朝倒台以后，贝勒府的多一半卖给了外国教会，办起了学校；贝勒府的主子们窝在偏院里，过了一段昏天黑地的日子，坐吃山空。“七七”事变以前，贝勒把最后的一个偏院也卖给了教会学校，整个败落了。格格跟她哥哥分了家，搬进羊角灯胡同的一个四合院住，那是她最后的产业，她就靠吃房租过日子；可是临解放的时候，她的男人——男人是打小包办的，旧社会整天在外头吃喝嫖赌——背着她把房子卖掉，一个人卷款溜了，她才搬到这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二年，全靠变卖残存的字画古玩瓷器墨砚过日子。后来才算揽了点活儿在家里干，剥云母片呀，折书页子呀，糊纸盒子呀，算是自食其力了。”　　我大吃一惊，心里不住地怨恨石大爷，他怎么把个贵族小姐，当成贫苦市民来介绍呀？同时禁不住问：“秋芸是她妹妹吗？”　　主任大妈说：“什么妹妹，是她的丫头。这秋芸阶级觉悟总提不高，跟格格感情特别好，划不清界限。格格名叫金绮纹，多少年来，总放不下她那多罗格格的臭架子，虽说后来穷得一个搪瓷盆儿又洗脸又和面，还是戒不了她那两样嗜好：抽好烟、喝好茶。秋芸新中国成立前陪着她守活寡，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照顾着她，到1956年秋芸跟煤铺王师傅结了婚，他们两口子也还是待金绮纹不错，依旧看不出个界限……这样的人，你们怎么想起来请去给学生们忆苦呢？”　　我哑口无言，同时感到无比震惊。我万没有想到，就在我所熟悉的这些胡同街道里，还生活着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我在报纸上、小说里、报告中从未看见、听见过的，他们住的离我这么近，却又显得如此陌生……　　瞧，扯远了，我们还是来说石大爷吧。可要说清楚石大爷，又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些人。于是我想起了那我们宁愿忘掉而又不能忘掉的10年里的事……　　四我尤其不能忘掉1966年炎夏，政治龙卷风终于扫过我们那所小小中学的情景。　　记得那天早上洗脸的时候，同宿舍的帅老师还跟我互相撩水逗乐。帅老师名叫帅谈，但是同事们都管他叫“蒜薹”。我们头两天下午都听到了关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广播。震惊、疑惑、好奇，然而并未感到同我们自身有什么关联。当我们走出宿舍，往教学楼走去时，看见了我们学校的第一份大字报。那份大字报背面的糨糊还湿漉漉的，顺纸边冒热气儿，题目叫作《党支部休想蒙混过关！》。许多教师和同学围着看，个个表情都非常紧张、复杂，但古怪的是并无喧哗、争议之声。上课铃响了，头一堂课前半截还比较正常，后半截就不行了，先是从操场上传来了阵阵喊叫声，接着就有首批造反学生冲进每个教室，号召大家到操场去集会。我当时完全被搞懵了。冲进来的造反学生脸上肌肉跳动着，一腔热血似乎已经超出沸点之上，他非常真诚地发出呼吁，眼里甚至闪着晶莹的泪光。他当时喊出的话语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能还温良恭俭让地坐在平静的教室里，而不冲出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分钟以后，我班的教室里就只剩下几个胆小的学生和我自己。而目瞪口呆的我，没过几分钟，也身不由己地走到了操场。操场上一片混乱，一群最激进的造反学生围住刚担任正书记不久的老曹，要他承认自己紧跟“黑市委”“黑区委”，搞了修正主义。他似乎并没怎么开口，另有几个高中学生和青年教师在那里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其中就有“蒜薹”，他的高挑身材非常显眼，喷着唾沫星子，确乎是慷慨激昂。　　到中午，我校第一份大字报周围，就出现了互相冲突的两种大字报，一种支持，另一种反击；“蒜薹”在宿舍疾书了一份保卫党支部的反击性大字报，让我签名，我犹豫了一下说：“让我想想看吧……”他瞪了我一眼，噔噔噔跑出去张贴了。　　傍晚时分，广播室用高音喇叭告知全校，团中央已派来了工作组，党支部靠边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