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组长表态，支持革命学生们积极投入运动……“蒜薹”又立即在宿舍写上了大字报，不过这回他皱着眉头，写得很慢，但一写完就跑出去张贴，用新的大字报盖住了中午贴出的那一张，题目是《热烈欢迎工作组！》。劈头一句便是：“党支部对我们的蒙骗是不可能长久的……”晚上他久久都没有回宿舍来，他跑到灯火通明的高三教室里，找造反学生们谈心，“向小将们学习”去了。　　以后的两三天里，像我这样缺乏运动经验的庸人，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学校里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最后连操场厕所的墙上也贴得不剩空隙。大字报涉及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广泛。终于，一份长达17张的专门为我写的大字报出现了，总标题呼吁着“揭开”我的“画皮”，小标题也很尖锐，诸如“宣扬封资修黑货”“教唆学生走白专道路”“恶毒攻击京剧改革”……我平生头一回看见针对自己的大字报，那滋味难以形容，只觉得我整个完蛋了，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太难、太冤，也太没意思了。令我惊异的是其中有的“黑话”，似乎除了“蒜薹”别人不可能知道——那是我俩熄灯后躺在被窝里聊天时，随口说出来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宿舍，“蒜薹”阴沉着个脸，不再同我说话，也不再同我的目光接触，我知道，他已经在同我划清界限了。失眠一夜以后，早晨起来，我发现脸盆架上的肥皂盒空了，原来我们一贯是合用一只我的肥皂盒，香皂轮流买，那个月的“绿宝香皂”是他买的，他取走了。这打击，比他将我聊天中的“黑话”提供给“小将”们更大，我禁不住身子一软，坐到床上发呆，几乎流出眼泪——人啊人啊，你为什么几天之间，就能有这般大的变化？……　　尔后的变化更加令人目不暇接，更加莫名其妙——一会儿“工作组”宣布造反的学生是“右派”“游鱼”；一会儿造反的学生又欢呼“中央文革”战胜了“工作组路线”；一会儿工作组组长和老曹一齐被揪斗；一会儿造反派之间又互相开除、攻讦；最后“蒜薹”搬出了我们合住的宿舍，到造反学生其中一派的“勤务组”安了家，当上了“小将”的秘书，在他每日摇动笔杆的桌子上方，挂上了大幅的江青画像……　　跟着出现的事态越来越带血腥味，“红八月”到了，到处在破“四旧”，搞“横扫”。有一天下午，造反的“小将”们拖来个资本家，在操场上一边打一边斗，两个钟头以后把他打死了。快打死时天上已经开始打雷，打死后便下起雨来。“小将”们一哄而散，操场上阒无人影。我坐在宿舍里，心里像堵着块铅。我脑中没有思想，只是充满了生理上的恶感。一意识到我那窗外几十米的地方有具尸体，被越来越紧最后成倾盆之势的大雨淋着，我就想呕吐。　　第二天清晨，我勉强洗漱了一下，到教学楼去参加“天天读”，忽然，一个镜头映进我的眼帘，令我顿生异样而复杂的感触。我看见什么了呢？在教学楼侧面，毫无表情的石大爷，挽起裤子，裸露着罗圈腿，正站在潴留的大片积水中，固执地掏着被堵塞的下水道泄水孔。那是一个完整的画面。背景上的几株槐树被雨水冲刷得格外清爽，叶片在晴阳下闪着滋润的光泽，叶尖上时不时滚落下亮晶晶的水珠，在倒映着碧蓝天空的积水中，激起柔美的涟漪；槐树下的几棵蜀葵，不知为什么并未被破“四旧”的勇士们拔去，生长得粗壮、恣意、烂漫，开着一串由大而小的粉得浑厚的花朵……这一角的景色中没有语录，没有大字报，显得纯洁而清幽；在这种背景前活动的石大爷，仿佛并没有经历和目睹过这些天的狂乱，显得单纯而朴拙。我很惊异于他对掏通那被落叶残花堵塞住的泄水孔的韧性，因为当时的我，恐怕还不止我，甚至很大的一部分人，都已经觉得眼前的生活失去了色泽、乐趣、希望……既然连珍贵的文物古迹都可以“格砸勿论”，又何必非掏通这泄水孔，让积水流泻干净呢？一个变成以一切秩序与纪律为敌的学校，还需要什么清扫与整洁呢？　　当我拖着脚步登楼时，我不禁为石大爷灵魂的麻木不仁与颟顸混沌而叹息。　　这天的“天天读”，一开始气氛就很不平常。主持教研组“天天读”的“蒜薹”，一遍又一遍地高声领读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当大家紧张得连声音都打战时，他便陡地宣布：“今天凌晨，我校发生了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火葬场来收尸时，发现那死有余辜的混蛋王八蛋资本家的狗尸上，竟然盖着一块塑料布！这不仅是对牛鬼蛇神的露骨支持，也是对革命小将的猖狂反抗！我们必须把盖塑料布的现行反革命揪出来！从现在起，大家人人都要提供线索，检举揭发！如果这反革命就在屋中，希望他想一想顽抗到底的后果！……”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颇为俊俏的面庞上那双相当秀气的眼睛，恶狠狠地挨个儿瞪视我们在座的人。我感到他瞪视到我时，似乎滞留的时间格外的长……　　“天天读”完毕得下楼去看大字报，刚出楼门，便看见人们围成一圈，在紧张地看着什么，原来是已经把那“现行反革命”使用过的塑料布，挂到了绳子上，示众兼征求检举。我走拢过去一看，脑子里就仿佛“嗡”的一声，两腿禁不住一抖——我绝对没有看错，而且也只有我一个教师能够认出来：那块塑料布是石大爷平时用来盖床铺的，边上有两个被烟灰烧出的“吕”字形窟窿！　　我费了整个灵魂的力量，才掩饰住了自己的心情。当我终于又能回到宿舍中，敞开心灵同自己交谈时，我不禁絮絮不绝地问着：石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石大爷现在会怎么想？倘若查出是他，他会遭到什么命运？当厄运向他袭来时他将如何对付？我应当怎样理解石大爷这个人？给死尸盖塑料布与若无其事地掏泄水孔，这两件事怎么会统一到石大爷这同一个人身上？……　　下午造反组织开始检查每一位教职工的宿舍，由“蒜薹”带着，重点检查原来床上盖有塑料布的人是否仍有那块塑料布。我一直为石大爷揪着心，可又不敢朝他宿舍那边张望。　　傍晚，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哇啦哇啦叫嚷着：“一定要揪出为反动资本家张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隔窗望去，啊，甬路上又晃动着石大爷用大竹扫帚清扫路面的身影，我心里坠着的铅块，这才倏地落了地。我意识到，“蒜薹”他们很可能唯独没有去检查石大爷的小屋，因为在“蒜薹”的心目中，似乎根本不存在石大爷这么个人，他那顶上瓦松长得老高的小屋，也算不上什么宿舍……　　我隔窗久久地偷觑石大爷。奇怪，他依旧是仿佛石雕般没有表情的一张面孔。　　五那时候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未免太多，所以势必难以一一破案。“盖尸事件”闹腾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这事凉下去以后，我对石大爷的态度，由为他担心渐渐变为了嫌他糊涂。一个资本家，剥削者，死了就死了，你石大爷属“红五类”，干吗要冒险办这样的事？这算是什么性质的阶级感情呢？　　当我几乎已经断定石大爷是个毫无政治头脑和阶级觉悟的糊涂人时，有件事却又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在两大派造反组织联合批斗“走资派”老曹的大会上。会前我已知道，“蒜薹”专门找石大爷做了动员工作。1966年上半年，教育局要求学校安排一批55岁的男教职工和50岁的女教职工提前退休，以便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补充新人。石大爷当时已够55岁，但在他的退休问题上，学校领导之间有所争执：一种意见是一定要安排他退休，好使学校能多补充一名新职工；老曹却不同意让他退休，认为石大爷孤身一人，以校为家，即便宣布他退休，他也不会停止几十年如一日的清扫工作，而一旦宣布退休，他每月却要减少40%的收入，他工资本来就低，这样一来生活就更困难了……最后双方达成折中意见：给石大爷办理退休手续，但向教育局申请保留他的原薪。经过老曹一番奔走交涉，这个方案落实了。现在，“蒜薹”他们找到石大爷，说老曹的这一手叫作对工人阶级实行“经济主义的腐蚀”，为的是“收买人心，麻痹斗志，以利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据说，“蒜薹”他们在动员石大爷到批斗老曹的会上发言时，石大爷照例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蒜薹”他们一再给石大爷交代政策：“至于你每月拿钱，该拿多少还拿多少，不是说你这么一控诉，下月就按60%发你了。咱们为的不是钱多钱少，为的是批走资派嘛。”这样好说歹说，到最后，石大爷点点头道：“好，我说两句。”　　这次的批斗会规模搞得比较大，因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人人有责”，把附近街道上的居民也叫来了；操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台两侧雁翅排列着“走资派”的“黑干将”，一律挂着黑牌、弯着腰陪斗；老曹被押到了台当中，脖子上挂着个举重杠铃上最重的铁饼……在“蒜薹”他们组织的发言中，石大爷自然并不是“重炮”，但他们安排石大爷上台“控诉”，也自有他们的深意，就是要让台下的“革命群众”们意识到：连石义海这号角色都站出来控诉了，你们对曹某人应当定性为走资派，还有什么疑问呢？　　当“蒜薹”用尖嗓门宣布完“现在由石义海同志控诉”！我在台下人丛中，目睹石大爷似乎是没心没肺地迈着罗圈腿登台时，不知为什么，心里就像有个锉子在锉似的，说不出的难过。　　石大爷走到扩音器前，他的面部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表情，只听他用家常谈心般的口气说：“共产党从来没亏待过我呀。”这句话一出来，使台上台下的人都有点意外，特别是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把头转向了几乎被大铁饼坠得昏倒的老曹，台下的群众就更为之一震了。接着出现了轰动全场的镜头，石大爷不紧不慢地走过去，在众目瞠视中取下了坠在老曹脖子上的铁饼，然后转过身去，仍用家常谈心般的口气对“蒜薹”他们说：“共产党哪点亏待你们啦？犯得着上这么重的刑罚？”说完弯腰把铁饼往台上轻轻一放，便大摇大摆地走下了台。　　台下先是静得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尔后就“嗡嗡嗡”地骚动起来。台上几个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而又意见不一，一定是有的主张立即把石大爷揪上去陪斗，有的又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未必有利……到底“蒜薹”脑瓜灵活，他冲到扩音器前头，紧攥着喇叭筒说：“石义海的这种表现，我们要进行……研究！这说明保皇派对他的腐蚀很深！我们也希望石义海本人悬崖勒马，如果坚持这种反动立场，一切后果由他负责！勿谓言之不预也！”但他说到最后一句时，石大爷已经回到操场一角自己的小屋，并且关上了门。　　“蒜薹”正要宣布下一个发言，忽然，台下一角传出一声音量不大但音调很凄厉的呻吟，接着就有人站起来，扶着另一个人往会场外走。原来是一位老太太被眼前发生的事吓晕了，当然，也许还因为受不住烈日那么久地当头曝晒……我在匆匆的一瞥中看出来，那被扶着往外走的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与我有一面之缘的金绮纹，那扶住她的敢是秋芸？因为跟在后面的汉子，分明是煤铺的王师傅……　　关于这个批斗会，我不想再说什么了；石大爷很幸运，“蒜薹”他们后来顾不上去报复他，学校里的局势更频繁地戏剧性地变化着，一会儿这派夺权，一会儿那派反夺权，一会儿掌了权的又一分为二；而“工宣队”一进校，几派又都没有了权，但第二批“工宣队”又否定了第一批“工宣队”的“大方向”。不知怎么搞的，“蒜薹”也成了被带上台批斗的角色，罪名是参加了什么“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望着他痛苦地被撅着“坐飞机”的姿态，又使我生出了不多不少的怜悯情绪……　　戏剧性变化的高潮，是有一天“工宣队”开宽严大会。“蒜薹”因为坦白交代好，“既往不咎”从宽了；而根据他的揭发和“专案组”核实，抗拒者要立即从严，我正像猜谜语般琢磨着该从严的究竟是谁时，忽听得一声大吼，却是把我揪上台去的命令。原来，哈哈，我竟是“隐藏得很深的五·一六骨干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哪还有心思研究石大爷其人，除非我也效尤“蒜薹”，去揭发石大爷竟是“五·一六”的核心人物！　　六据说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清队”阶段，我们这所小小的中学，被“群众专政”的教职工竟有21人，占全数的19.3%强；除了写检查、挨批斗，便是进行劳动改造。最重的活就是刨树根。学校附近的竹叶胡同里，不知为什么锯掉了5棵洋槐，于是我同另外9个“牛鬼蛇神”，便被指派去刨那深纠在地里的树根，而同我编到一组、被勒令刨出胡同尽头一个最硕大的树根的，是前面提到过的传达室的葛大爷。　　头天去刨时，我和葛大爷只是埋头干活，没怎么交谈。我们不交谈，并非有人监视我们，而是彼此都不大摸对方的“底”。葛大爷之所以被揪出来，罪名是“反动会道门骨干”，正如他不知我是否真的参与了神秘离奇的“五·一六”组织一样，我也不知他这位当年的“火居道士”是否真的恶贯满盈。但我们毕竟都是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因此哪怕只有两个人在一起，也不可能永久地视而不见，以孤独和沉默为满足。第二天继续去刨树根，在打歇的时间里，我们终于忍不住谈起话来。　　我坦率地对葛大爷说：“说我是‘五·一六’分子，天大的笑话！他们亮出来的最大的‘罪证’，就是我曾经给肖华写过一封信。现在说肖华是‘五·一六’的后台，所以我就成了‘五·一六’骨干。其实我那封信从头到尾都是同他探讨《长征组歌》的用韵和节奏问题。”　　葛大爷只穿着背心，瘦骨伶仃地蹲在我面前，布满老斑、皱巴巴的皮肤被汗水浸泡着，细长胳膊上的动脉，像发蓝的死蚯蚓鼓起老高。他见我没同他见外，便也诚挚地说：“我打小在道观里当道士，后来道观房产荡尽了，天师也蹬腿去了，我就带着四个师弟，逢上白事跑去给阔主儿打醮、送殡，骗点钱吃饭。要说宣扬迷信、奉承阔主儿这号事，我是干过的，有罪该罚；可说我仇恨新社会，罪该万死，就想不通了。”　　我俩对望着，我俩都觉得无须再“内查外调”，各自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出了真诚。这交接的目光，缔造了相互的同情与信任。于是，当我俩挥镐再刨树根时，就有了更多的相互照顾与配合。　　那是个多么炎热的夏季啊！我们的热汗如同水过纱布般地从皮肤里不停地沁出来，衬衣上的汗碱渍了一层又添一层。但是学校并不给我们供水，渴了，只好到附近院里找个自来水龙头灌一气凉水。这对我来说简直如饮甘霖，可是像葛大爷及别的几位患有胃病的“牛鬼蛇神”，他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特别是葛大爷，他的胃溃疡极为严重，不喝水，胃里像揣着热炭；灌自来水吧，胃里又像掉进了冰碴。看着他紧嘬腮帮、抿着干裂的嘴唇，尖突的喉结痛苦地一上一下搐动着、忍耐住干渴的模样，我的心就像被热沙子烫了般难过……　　第二天下午，正是热浪最狂的时候，忽然，我看见石大爷推着个手推车，车里露出一只铁镐的镐头，脸上表情沉重地越来越近。我招呼葛大爷说：“看，他也给揪出来了！”葛大爷痛苦地点着头说：“我就知道他也躲不过。他平时轻易不说话，可猛孤丁一说，兴许就能当上个‘现行’……”　　石大爷的手推车在我们的树坑前停住了。这时我才看出来，那车里还搁着一只水桶，上头盖着块湿布；他掀开湿布，一股绿豆汤的热气扑进了我们的鼻腔。我和葛大爷正发愣呢，他已经用搪瓷缸舀出了一缸子绿豆汤，先递给葛大爷，仍像素常一样平淡地说：“喝吧，不够再来。”　　我看见，当葛大爷仰脖喝着、顺嘴角淌着温热的绿豆汤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很快我们就弄明白，石大爷并没有被“揪出来”，也并没有人命令他给我们送水，是他用自己的绿豆，在自己的火上为我们熬的汤。我惊讶地注意到，对一个确实犯有“恶攻”罪行、连我同葛大爷都不能谅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石大爷也一视同仁地递送着绿豆汤。一缸子不够，那人似乎不敢再讨第二缸，畏缩着，舔着嘴唇，石大爷便毫不犹豫又舀出一缸子，递给了他……　　更令人惊讶的是，供应完了绿豆汤，石大爷又操起镐来，轮流帮我们刨树根。当他来到我们这里，挥手让葛大爷到墙根歇歇，同我一起向那顽固的树根下镐时，我不禁问他：“石大爷，您这么样……不会惹出事来吗？”　　他停下抡镐，望定我说：“没事儿。你们老的老，病的病，要么就是读书人。帮你们一把也应该。”　　我心里很感激，可又总觉得这事还得“一分为二”，我朝那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努努嘴说：“他可真的恶毒攻击了伟大领袖，您可别去帮他……”　　谁知石大爷干脆地说：“他有罪，该让他受罚，可也得善待他。越把他当人，兴许他改得越快。”　　我心里一震。　　第三天上午天阴，石大爷没来送水。歇工时，我同葛大爷不由得议论上了他。我说石大爷这人真怪，葛大爷赞同地点着头。他四面望望，压低嗓门，深陷的腮肉一抖一抖，用嘶哑的声音说：“老石这人是有点费琢磨，有档子事我一直闷在心里头，不敢往外掏。好在你也信得过他是好人，不会去揭发买好，我就跟你说说。你知道大破‘四旧’那阵，红卫兵还把我当‘工人阶级’看待，所以他们在这左近抄了家，就把东西扔进传达室隔壁的空房里，让我晚上帮他们看管。当然他们给屋门上了老大的铁锁，钥匙他们攥着。记得是个下着雨的半夜里，我听见有人用手轻轻敲传达室的门。开门一看，是老石！我问他：‘咋啦？你深更半夜的这是干什么呀？’他说：‘老葛，白天他们是抄竹叶胡同了吗？’我说：‘可不。这回抄来的东西，比哪回都多，屋子都快堆满啦。’我一边这么说，一边瞅着他，心里直纳闷。老石无亲无故，竹叶胡同跟他有什么瓜葛呢？他问这个干什么呀？从他脸上也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闭着嘴木了那么几分钟，忽然，单刀直入地提出来：‘你把这中间的门弄开，让我进去看看。’我一听吓傻了。传达室跟隔壁的仓库之间，确实有一扇门，可多年那门都用木条钉着，封上了。我哆哆嗦嗦地对他说：‘你自己活腻了，还想连累别人呀！’他见我这样，也就不再说服我，自己走上前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钳子，几下把钉门的木条拆掉，推开门就进了仓库。我赶紧跟了进去，心里就像有几百条蚰蜒在爬，不知怎么办好。老石进去以后先看家具，我留神地盯着他，见他瞅到一样家具时，眼睛‘刷’地亮了，他上前用大手摸着，自言自语地说：‘果真也给抄了！’那家具是一件硬木雕的茶几，其实我看着也挺平常，因为抄来的好家具海了去啦。后来，他就仔细地到古玩堆去掏腾，看一件撇一件，撇一件再看一件……最后他满头是黄豆大的汗珠，眼里那个神情儿好怪，倒好像有几分高兴似的。他什么也没拿，就出了仓库，又把那门按原样用木条钉好。只听他跟我道了声谢，眨眼就没影儿了。我被他闹得再没敢睡，第二天见了人心里就打小鼓。可是后来红卫兵没发觉这事，我只能说老石这人命大，该着不挨揪……”　　听完葛大爷的讲述，我顿觉石大爷身上的神秘气息更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大概靠领袖的语录、靠查档案、靠“阶级分析”、靠内查外调、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靠逼供……你都不能了解到他的内心。原来我曾以为石大爷是一个最简单最落后最不屑人们一顾的、最无味乃至最无价值的角色，然而在这混乱疯狂、离奇反常的世态中，他却独能保持自我，不为汹涌恣肆的狂潮左右……　　历时三天近三十小时的艰辛劳动，我们终于把那章鱼般的树根刨出来了。当我们推着手推车，把刨出的树根运回学校时，由于劳累过度，我推的那辆车在胡同中间歪倒了，车里的泥土与根屑撒了一地。葛大爷忙帮我把车搬正，弯下腰去，用手把泥土和根屑往车里捧。我对他说：“这是何苦，反正这胡同有人扫。”葛大爷继续清理着泥土与根屑，鬓边闪着汗光，叹着气说：“这胡同罚扫街的是当年的格格，如今五十好几了，一身都是病，咱们还是替她省把子力气吧！”　　我脑中浮现出金绮纹的形象来，不过并未产生同情的共鸣，仍旧说：“咳，她每天扫这么长一条胡同，不也扫下来了吗？”葛大爷站起来，筋络暴突的手扶到车帮上，喘着气，悄悄地对我说：“我听到个说法，每天后半夜，有人帮着她扫，只留下这三十来步的一段，天蒙蒙亮的时候她来划拉划拉，要不，她早吐血玩完了！”　　我吃了一惊。恰好这时，迎面来了个平板三轮车，是满脸煤末的王师傅在运蜂窝煤。我想到秋芸和王师傅对金绮纹的愚忠，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便没再说什么，推起手推车朝学校而去。　　七又是一个炎热的溽暑。这一天校园显得出奇的整洁美丽。乍看外表，似乎校园这只轮船，已载着它上面的生存者，由惊涛骇浪中驶入了静谧的港湾。　　朝阳把校门口的语录牌坊照得红处格外鲜艳，金字格外耀眼。牌坊下是两溜摆成半圆形的盆花，天冬草拖下长长的绿枝，一串红挺着小铃般的花蕾；牌坊两侧甚至摆上了两株栽在桶里的棕榈树。不必惊讶，只要朝通往教学楼的甬路前行，看看路侧竖立的彩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