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卸妆后偷走了他的戏靴，当然地引起了非议，也使他大为恼火。她父母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她说她爱上他了，今后非他不嫁，而她才十六岁。以后县剧团再到附近演戏，她父亲便捆了她的手脚，将她锁在仓房，她磨断绳子，撬断窗棂，又光着脚板跑出十几里去看他演戏。她感动了她的一位婶婶。后者有次领着她去见他，央求他给她一张照片。他没有照片给她，给了她一张毛笔画的拙劣的海报，签上了他的名字，海报上是似他非他的一个戏装男人。他二十六七岁，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一个情感有点儿偏执的小女孩儿。后来就“文革”了。他被游斗了。一次游斗到她那个村，她发了疯似的要救他，冲入人群，与游斗者们撕打，咬伤了他们许多人的手。　　她没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从此被关进了牛棚。一天夜里，她偷偷跑到县里去看他，没见着。看守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当然不许他们见。但是调戏她说，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给他一次，他将想办法早点儿“解放”她所爱的人。她当夜便给了。不久她又去县里探望她爱的人，又没见着。为所爱之人，又将自己的身子给了“造反派”一次。而这一切，她爱之人一无所知。东窗事发，“丑闻”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没脸见人了，于是将她跨省远嫁到安徽某农村。丈夫是个白痴。十余年转眼过去。“文革”后，她所爱的人成了县剧团团长。一次又率团到那个村去演出，村中有人将她的遭遇告诉了他。他闻言震惊，追问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婶婶也死了。村中人只知她远嫁安徽，嫁给一个白痴。他当时正要结婚，于是解除婚约，剧团团长也不当了，十余次下安徽，足迹遍布安徽全省农村，终于在同情者们的帮助下，寻访到了她的下落。他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前去找她，要带走她，要给她后半生幸福。而她得到妇联方面的预先通知，从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见他。他只见着了她的傻丈夫，一个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对傻儿子，双胞胎。三个傻子靠她一个女人养活，家里穷得可以想象。他还看见一样东西——他当年签了名送她的那张海报，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相框里，挂在倾斜的土墙上。她一定希望有一个她认为配得上那海报的相框，却分明是买不起。他怅然地离开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车陷在一个水坑里。正巧有一农妇背着柴从山上下来。他请她帮忙。那憔悴又黑瘦的农妇，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垫他的车轮。那农妇便是当年爱他的少女。他当然是万万想不到也认不出她来的，而她却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爱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话都没说。她当时又能说什么呢？看着他的车轮碾着她的柴转出水坑，她只不过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罢了。他是那么的过意不去，给了她一百元钱作为酬谢。那一百元钱当然是她的生活所非常需要的。但是她竟没接。她默默对他鞠了一躬，背着柴捆，压得腰弯下去，一步一蹒跚地走了……　　他们之间这一段相见的情形，是记者分头采访了他们双方才使世人知道的。　　当地妇联有意成全他们，表示要代为她办理一切离婚事宜。　　她说：“那我的两个儿子怎么办？他们虽然傻，但是还没傻到不认我这个娘的地步。我抛弃了他们，他们一定会终生悲伤的。”　　他给她写信，表示愿意为她的两个儿子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她没给他回信。通过当地妇联转告他——他才五十来岁，重新组建一个幸福家庭还来得及。娶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对于他已不可能有爱可享。再被两个并非他的血脉的傻儿子拖累，他的后半生也将苦不堪言。这对他太不公平。他不忘她，她已知足了……他便无奈了。不久他因悲郁而患了癌症，希望自己死后埋在她家对面的山坡上，希望单位能破例保留他的抚恤金并转在她名下……　　朱时茂请我去打算将此事改编为电影剧本，当时我和他都极为那一篇报道所感动。但是后来电影局有关同志转告了一个意见——太悲伤了，涉及“文革”，不要搞了。　　于是我们作罢。我早已变得听话了。我若不听话将会受到的只不过是对我的“印象损失”。朱时茂不听话将会受到经济方面的严重损失。而经济损失有时是比“印象损失”大得多的更不可掉以轻心的损失。我们当时居然还考虑到拍成影片后的国际市场发行问题，理念得像地道的专门做买卖赚钱的商人。　　美国人却从来不会在写小说和拍电影的时候想到中国人。但是他们的电影把我们的电影业冲得稀里哗啦。我丝毫也不怀疑，将要拍成或已经拍成的电影《廊桥遗梦》，一旦在国内上映，将使我们的观众趋之若鹜。而翻译小说一旦印上“美国最畅销”一行字，在中国若不畅销便为咄咄怪事了。这一国与国的文学沟通现象，真是深含耐人寻味之处。　　爱情小说既读得多了，我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那便是一切的爱情小说，包括神话中的爱情故事和民间的爱情故事，都是有“性别”的。有的可归为“男性”类；有的可归为“女性”类；有的可归为“中性类”。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中性”类的爱情故事。而《白蛇传》，则是“男性”类的爱情故事。这故事通过许仙这个男人，去感受千年蛇精白娘子。这故事明显不是为女子们讲述的，而是为男人们讲述的。尽管它赚取了女人们的眼泪，但是真正深入的是男人们的心。哪一个男人不曾幻想和一条白娘子那样的大蛇精发生一段恋情呢？可是许仙却不会进入多少女人们的梦里。白娘子世世代代满足着一切中国男人们的爱情幻想，以至于叫白淑贞的女人，如果容貌姣好，常常比姓别的姓叫别的名字的漂亮女人被更多的男人追求。我有一位“知青战友”的妻子就叫白淑贞，秀外慧中。他曾对我说：“如果我老婆是蛇精变的就好了，那我就更觉得自己是现世许仙了。”我说：“这也是没准儿的事，你可记着千万别陪她喝黄酒，万一她真是蛇精变的，现了原形，把你吓死过去，我们这些朋友可没能耐替你去盗仙草。”他说：“把我吓死过去？得了吧您哪！那我更爱她了！夏天夜里搂着睡觉，凉快着呐！保证不长热痱子！”《简·爱》则可归为“女性”爱情小说，这不仅因为作者是女人，不仅因为主人公“简”是女人，更因为夏洛蒂小姐通过“简”，将罗切斯特这样一个男人，“引荐”给女人们认识。她们可能并不爱他，但是却可以经由他望到许多男人内心里关于爱的意识宇宙。十之八九的女人读《简·爱》时虽然肯定会被“简”对爱的执着所感动，但是大多并不愿意碰到另一个罗切斯特。《简·爱》成为名著，在于主人公“简”爱上了一个后来几乎一无所有的男人。自己做不到根本不打算效仿的事，有一个女人做了，而且义无反顾，这会使许多女人感到难以理解。难以理解是女人们在那个世纪风靡一时地读那一本书的“热点”。我曾听到一位知识女性当着我的面教导她的女儿：“你给我明白点啊！别学‘简’，傻兮兮地看上一个又瞎又老又穷的男人！”她的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的女儿说：“妈妈你别把我当白痴！夏洛蒂自己就算不上漂亮，所以她才让同样不漂亮的‘简’最终和又瞎又老又满脸烧伤又穷的男人结合！除了终身不嫁，这是‘简’唯一的选择。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能找到个丈夫就不错了！我心理没毛病，干吗学她？我看《简·爱》，只不过为了要交毕业论文！”　　《廊桥遗梦》也是一本“女性”化的爱情小说。与《简·爱》同“性”而有别之处在于，经由一个叫弗朗西丝卡的，美国的，已婚的，有丈夫有一儿一女的中年女人，将一个叫罗伯特的，五十二岁了仍精力旺盛的，相貌堂堂的，流浪汉型的，牛仔气质的单身男人“引荐”给一切美国的中年女人。而沃勒先生是照着她们准都会喜爱他的诸多特点去刻画他的。好比当代动画师们，摸清了当代孩子们喜爱的人物特点设计动画英雄一样。　　婚外恋是一切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最经常的幻想游戏。这几乎是她们世袭的意识特权。这一特权绝对不属于处在社会物质生活底层的中年女人们。　　说到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普遍的婚外恋幻想，对于一个男人是有点儿难以启齿的话题。比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自己往往会更难以启齿。我此时所面临的尴尬正是这样。我绝对没有对于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的敌意和挖苦。恰恰相反，我经常怀着一个男人的温厚的心意，像关注我周围一切的新生事物一样关注她们的滋生和存在。是的，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在近十年里，很滋生起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妇女。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中产阶层正在中国悄悄形成着。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绩，证明着中国“脱贫”的人多了起来。而且，不必谦虚，我也是这个正在悄悄形成着的阶层中的一员。只不过我的情感的尾巴梢还搭在我所出身的那个阶层中。只不过我很不心甘情愿很不乐意被这个阶层的某些特征所熏陶所同化。只不过我不是这个阶层的一名妇女。只不过，我对它的某些阶层特征，一向地总有那么点儿克服不了的厌恶。真的，我有时讨厌一个中产阶层特征显明的女人，甚于讨厌柳絮。在春季里，在柳树生长出嫩绿的新叶之前，柳絮飘飞漫舞，落在人的身上和头发上，是令人很不快的事。尤其落满人家的纱窗，那纱窗若不彻底刷洗，就透气不畅，起不到纱窗的作用了。中产阶层的显明的特征，再加上显明的“中国特色”，你如果稍有社会学常识，那么你想象一下吧，会使女人变得多么酸呢？柳絮落满纱窗的情形，常使我联想到人的大脑沟纹里积满灰尘的情形。我再强调一遍，我对中产阶层的妇女们绝无敌意。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儿厌恶。但那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一种厌恶。正如我从来也不曾对柳絮咬牙切齿。说到底，我厌恶她们的主要一点恐怕仅仅是——她们成了中产阶层女人以后的沾沾自喜和成不了资产阶层女人的那种嘟嘟哝哝，以及对于劳动者妇女背负的沉重装出视而不见的模样。她们往往还暧昧地说几句有违社会良心社会公道的话。她们往往以为，又生产出了一种新的系列化妆品，社会便又美好多了……　　现在，她们的中产阶层的异国同“性”姐妹，风姿绰约的美国女人弗朗西丝卡，向她们“引荐”了自己的一位婚外老情人罗伯特，于是他几乎便也成了她们婚外恋幻想中的性偶像。如果她们是诚实的，她们则就不得不承认——她们的被感动的眼泪中，包含有失意和自怨自艾的成分：　　美国女人那么美妙的经历，中国女人为什么没有机会？　　弗朗西丝卡那么美妙的经历，我为什么没有机会？　　中国的罗伯特你在哪儿？你究竟在哪儿？你正在从哪一条大路上向我走来么？在某一个早晨或某一个傍晚，你会像美国的罗伯特奇迹般地出现在弗朗西丝卡面前一样，也奇迹般地，既风尘仆仆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面前么？……　　于是她们首先被自己的幻想、企望和期待感动得哭了……　　而我，正是在这一点上，多少有点儿同情并理解她们。　　因为，她们乃是中国许许多多的，最乏幸福可言的家庭中的主妇。她们中的大多数，当年嫁给她们的丈夫，比弗朗西丝卡当年为了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为了得到一张教师执照而嫁给理查德要更“现实主义”得多。甚至，相比而言，弗朗西丝卡要比她们幸运得多。因为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嫁的毕竟不是一个“次一等”的男人。而中国的没有婚外情人的弗朗西丝卡们，当年可能仅仅因为不得不结婚必须结婚了，就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地，仓促无奈而嫁给了某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可能恰恰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包括在性能力方面。即使他们后来“抓住机遇”先富起来，成了经济学概念中的中产阶层男人甚至“大款”，并“提携”她们成了中产阶层的女人甚至“大款”的老婆，他们也依然无可救药地还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正在悄悄形成，但一个事实是，其质量也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么高。她们中许多人和她们的男人的婚姻关系，比弗朗西丝卡和理查德更像“经营上的合伙人”。哪怕她们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优秀的，那许多方面的优秀，后来也很快被质量很差的中产阶层男人的俗劣抵消了。她们像美国女人弗朗西丝卡一样——“一部分觉得这样挺好”，“但是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骚动”，这个人，更确切地说，她们身上的另外一个女人，每每幻想“让人（当然是男人）抱起来带走，让一种强大的力量层层剥光”，每每幻想“和一个一半是人，一半是别的什么的生命长时间地做爱”。　　美国作家沃勒先生，用一张特别的“国际通行邮票”——他的《廊桥遗梦》这一本薄薄的小书，为她们寄来了那样一个“生命”。名字叫罗伯特，和沃勒先生自己同名。　　他“是一只动物，是一只优美、坚强、雄性的动物”，一只“仿佛骑着彗星的尾巴来到地球上的动物”。　　他是沃勒先生按照美国中年女人对男人的口味儿“创造”的。　　在目前极其崇尚“洋货”的中国，竟是那么理所当然地也大大吊起了，首先吊起了中国中产阶层中年女性的口味儿。　　“他身子瘦、高、硬，行动就像草一样自如而有风度，”“他狭长脸，高颧骨，头发从前额垂下，衬出一双蓝眼睛，好像永远不停地在寻找下一幅拍照对象”。　　他有艺术气质，有“最后一个”老牛仔似的外表，是摄影家，还是作家，能与女人谈文学，谈诗，自己也能不伦不类地写上那么几行。是那种“既是诗人同时又是勇猛而热情奔放的情人”的家伙。最重要的还有两点——他能和女人“连续做爱几个小时以上”，能使“多年以前已经失去了性欲亢奋”的女人，比如弗朗西丝卡，感觉到在和他做爱时，他“力气真大，简直吓人”。足以促使她完完全全地处于被“他这种奇妙的力气”的主宰之境；并且他是单身汉，没妻子没儿女没家庭，不至于使和他发生了性关系的女人受到另外任何一个女人的指责抗议。如果他识趣，某个女人和他的性关系便只不过是一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男女隐私。而他正是一个非常识趣的男人。　　这样的一个男人有资格做国际式的大情人。　　沃勒先生“创造”他时，真是为他的女读者们将一切可能引起不快的细枝末节都周周到到地考虑全面了。　　这是典型的美国佬讲的爱情故事。　　中国作家如若写出这样的小说，一定会使中国的读者们嗤之以鼻、大倒胃口的。　　所以，我听说我的国内同行们，也有人跃跃欲试要写一篇什么中国式的《廊桥遗梦》时，我真想好心地劝他们趁早打消此念。何必非步美国佬之后尘不可呢？中国作家当然应讲出够水准的，不负中国读者厚望的当代的爱情故事。但恐怕只能以非是《廊桥遗梦》这类未免过于甜腻的爱情故事为好。　　它太他妈的“中产阶层”味十足了。　　当然，我们看弗朗西丝卡是中产阶层中年妇女，而她头脑中一定并没有什么“中产阶层”意识。她只不过是美国的一户普通农家的主妇。在沃勒先生和罗伯特眼中，她只不过是一个“农妇”，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学过“比较文学”的农妇。这样的农妇在美国几乎遍地都是，而在全中国扳着指头也能数过来，只须扳着一只手的指头就能数过来。　　中国的中产阶层女人们，头脑中的“新兴”阶层意识是相当强相当敏感的。正因为她们是“新兴”阶层的女人，她们随时随地都要刻意地显示这一点。这也是她们多少有点儿令人反感的地方。　　《廊桥遗梦》这一美国式的当代爱情故事，带有似乎那么纯朴的泥土气息，好比刚从地垄拔出来的萝卜。　　可是由弗朗西丝卡的中国姐妹们看来，却好比是一幅镶在金框子里的画。　　那无形的金框子是当代美国本身。她们是多么想纵身一跃，扑进那像框里，当一回弗朗西丝卡，过足一把婚外恋的瘾啊！但是这对于她们，是比获得一份美国绿卡还难上加难的……　　在这种阅读心理下，她们的被感动其实是大打折扣的。　　性的快感，爱的质量在我所读过的爱情小说、听过的爱情故事中，《廊桥遗梦》是最纯粹的。　　我用“纯粹”一词，意在阐明，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爱情小说和爱情故事，非爱情因素皆对爱情的发生、进展和结局，起着“不可抗拒”的主宰作用。主人公们所面对的，往往是强大无比的家庭势力、宗教势力，乃至整个社会势力。所以那些爱情小说和爱情故事本身，反映出的往往更是社会问题。而且往往不可能不是悲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学史中，不朽的大多数是爱情悲剧的原因。　　莎翁的《奥赛罗》是个例外。尽管男主人公是黑人，女主人公是美貌绝伦的白人的名门小姐。但是种族的优劣，以及它所可能对爱情形成的危害，并没有被莎翁移植到故事中任其滋长。莎翁所着眼的是男人的嫉妒心理。正是这种男人的有时比女人还愚昧的嫉妒心理，导致男主人公亲手扼死了自己所心爱的无辜的妻子……　　我们《聊斋》中的《马骥漂海》也是个例外。书生马骥，在海上漂至罗刹仙岛，与岛上的仙族公主结为伉俪，过着其乐无穷的幸福生活。可他家中有老父母，有贤妻，有爱儿娇女，终于某一天他开始思乡，思亲，厌茶厌饭，难寐难安。于是他又被送回到了人间俗世。　　爱情在这个故事里，也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人所面临的仅仅是自己的心理能否平衡。书生马骥对人间俗世那个家庭的义务感、责任感，是与弗朗西丝卡完全相同的。　　故事中龙女对马骥说：“此势之不能两全者也！”“人生聚散，百年犹旦暮耳，何用做儿女哀泣？此后妾为君贞，君为妾义，两地同心，即伉俪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谓之偕老乎？”　　这一番肺腑之言，译为白话，与弗朗西丝卡对罗伯特说的，几乎如出一口。一片农场，一幢农舍，丈夫和儿女都外出了，只留守着中年的，漂亮的，从形体、形象，到气质，都足以引起男人性冲动，自己却“久未体验过性欲亢奋”的弗朗西丝卡——在这种半封闭的环境里，在四天有限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日内，突然光临了一个“只见了几秒之后”“就有某种吸引她的地方”的男人，世纪末女人们久违了的牛仔式的风度卓尔不群的男人，于是一切障碍问题及顾虑都被排除了。“事态”的进展简单得仅仅只剩下了这么一条——他能否使她感到他身上“某种吸引她的地方”更强烈，能否使“某种”展示为“多种”，以及她自己乐意到什么程度，主动到什么程度……于是爱在弗朗西丝卡和罗伯特之间，呈现为一种“爱你没商量”的爱。　　纯粹而又纯粹的爱。迅速膨胀极度膨胀祛除了情欲的燃烧和性欲的冲动和快感，不包含任何“杂质”的爱……　　《廊桥遗梦》是我所读过的最纯粹的爱情小说，也是我所读过的最简单最肤浅的爱情小说。它在美国的畅销显然与它是最纯粹最简单最肤浅的爱情小说有关。在中国的畅销也显然是。　　最纯粹最简单最肤浅的东西，往往使很全面很复杂很深刻的东西处于尴尬之境。时代正在向使一切事物皆朝纯粹简单和肤浅的方面发展。正如电脑研制的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乃是为了使我们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粗陋越来越简单。如果托尔斯泰和霍桑和司汤达活在当代，我们就会很不幸地将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没有《红字》，没有《红与黑》可读了。　　性爱的“伟力”在《廊桥遗梦》中，是弗朗西丝卡和罗伯特之间爱的源发点。罗伯特有足够的那种“伟力”，而弗朗西丝卡盼的就是被那种“伟力”所完全地长时间地占有的快感。　　在我读过的爱情小说听过的爱情故事看过的爱情影视中，十之八九都以情为爱的具有持久韧性的纽带和牢固基础。《梁山伯与祝英台》尤其如此。“梁祝”之爱在丝毫没有性内容介入的情况下，就被“不可抗力”的外界因素所摧毁了。没有性内容介入，而将爱表达得那么回肠荡气，构筑在那么浪漫的高度的极致，使我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是人类文学成就中的一枝奇葩，一个奇迹。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并非是抑性而溢情的。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恰恰是既恣肆张扬情的浓馥，又淋漓大胆地表现性之快感的。虽文言，但“写实”之风蔚为传统。比如《西厢记》。董解元在《西厢记》中，对性爱的“诗化”描写，一点儿也不比今人差劲儿。且看张生初占莺莺的情形——“青春年少，一对风流种，恰似娇鸾配雏凤。把腰儿抱定，拥入书斋。”“灯下偎香恣怜宠。拍惜了一顿，呜咂了多时，抱紧着噷，那孩儿不动更有甚功夫脱衣裳，便得着个胸前，先把奶儿抚弄。”如果说这还并非“做爱”描写本身，那么再且看——“窄弓弓罗袜儿翻，红馥馥地花心，我可曾惯？百般撋就十分闪，忍痛处，修眉敛；意就人，娇声颤；涴香汗，流粉面。红妆皱也娇娇羞，腰肢困也微微喘，郎抱莺娘送舌香……”打住。再多抄录几近于趁机“播黄”了。难怪《红楼梦》中贾父见宝玉读《西厢记》大动肝火，喟叹“不肖之子”了！《西厢记》中的“诗化”做爱“写真”，到了《金瓶梅》里，则就更加直截了当。官能操练，几近于做爱大全手册了。明末清初的水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