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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气神儿了。四十五岁的中国女人,一般当然要比同年纪的男人还要老些,该被尊称为“大婶”了。由“大婶”而“大娘”,其间最长也只不过有十年最短才五六年的“过渡阶段”。一旦被叫“大娘”,女人也就不大好进入文学、戏剧或电影、电视剧中充当爱情的有魅力的主角了。中国的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家们又是很“势利眼”的,既或在结构爱情结束时仁慈地考虑到了她们的存在,也不过只将她们搅进去做“陪衬人物”。的确,又老,又穷,精神上根本浪漫不起来,婚外恋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少呢?反映了,又会有多少浪漫色彩呢?既难浪漫,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家们也就不自设难题自找麻烦了。不识好歹地“迎着困难”上,也将被视为“反映老年婚姻问题”一类,搞得自己不尴不尬的。更不要说很容易被指斥曰“颠覆传统道德”“有伤风化”“有损老年人形象”云云了…… 近年,情形似乎有了很大变化。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五十多岁的男人不再个个都像小老头儿了。四十多岁的女人也普遍都非常在意地减肥、健美,想方设法使自己年轻化了。事实上,她们也真比五六十年代的女人们年轻得多。人既年轻,心也就俏少。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一方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少女们从爱情小说中间接品咂爱情滋味儿。供她们读,以她们为主角,或者以几年以前的她们为主角的爱情小说多的是。一批一批地在印刷厂赶印着。她们每天读都读不过来。她们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后边连着对美好婚姻的幻想。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恋。因为她们和他们,大抵都是已婚者。尤其她们,恰似《廊桥遗梦》的女主角弗朗西丝卡是做了妻子的女人一样。这样的女人们的内心里,要么不再幻想爱情,要么幻想婚外恋。一旦幻想产生,除了是婚外恋,还能是别种样的什么爱情呢?即使结果是离婚再婚,那“第一章”,也必从婚外恋开始。正如《廊桥遗梦》这篇小说从婚外恋开始。 如果在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中国女人们之间进行一次最广泛的社会调查,如果她们发誓一定说真话绝不说假话,那么答案可能是这样——起码半数以上的她们,内心里曾产生过婚外恋幻想。有的经常产生。有的偶尔产生。有的受到外界诱因才产生……诸如读《廊桥遗梦》这样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或看过类似的电影电视剧之后。有的不必受到什么外界诱因也会产生。比如独自陷于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在她们中,尤以四十至四十五岁的女人们幻想的时候经常些。因为三十多岁的女人们,是不甘仅仅耽于幻想的。 几次的幻想之后,便会积累为主动的行为了。而四十至四十五岁的女人们,由于家庭、子女、年龄和机会的难望难求等等的原因,则不甚容易采取主动行为。即使婚外恋真的发生,她们也每每是被动的角色。她们中又尤以有文化的女人为主。却不以文化的高低为限。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敌”,正如瓢虫是蚜虫的天敌。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层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中国在七十年代以前至一九四九年,不但消灭了资产阶级而且改造了中产阶级。所以几乎没有严格意义的中产阶层妇女可言。只有劳动妇女、家庭妇女、知识妇女,统称为“革命妇女”。“革命妇女”的意思便是头脑之中仅只产生“革命幻想”和“革命思想”的女人。情爱幻想和情爱思想是不允许在头脑中有一席之地的。它实际上被逼迫到了生理本能的“牢房”中去。偶或的被女人们自己暗自优待,溜到心理空间“放放风”。倘若一个女人的头脑中经常产生情爱幻想,并且由此产生与“革命幻想”、“革命思想”相悖的情爱思想,尤其是不但自己头脑中产生了,竟还暴露于人宣布于人传播于人,那么便是个“意识不良”的女人了。倘若有已婚的女人胆敢言自己头脑中存在过婚外恋幻想,那么她肯定将被公认为是一个坏女人无疑了。 在知青的年代里,我那个连队,有一名女知青午休时静躺不眠,身旁的亲密女友问她为什么睡不着,是不是想家了?她说不是。经再三的关心的诘问,才以实相告。曰想男人。曰这时候,身旁若躺的是一个男人,可以偎在男人怀里,不管是丈夫不是丈夫,多惬意多幸福多美妙多美好哇!女友将她这种“丑恶”思想向连里汇报了。于是召开全连批判会,批判了三天。男女知青,人人踊跃发言。可谓慷慨激昂,口诛笔伐。团“政治思想工作组”,向各连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简报”。“简报”上措辞严厉地提出警诫——“思想政治工作不狠抓了得么?一旦放松能行么?” 当年我也是一个口诛笔伐者。当年我真觉得那名女知青的思想意识“丑恶”极了。这件事当年还上了《兵团战士报》。“专栏批判文章”中,还评出了那一年度的“优秀批判文章”一二三等奖…… 当年的“革命样板戏”《海港》和《龙江颂》也最能从文艺的被扭曲了的性质方面说明问题。《龙江颂》中的第一号“女英雄人物”江水英没丈夫、没儿女,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情人”。但她家门上,毕竟还挂一块匾,上写“光荣军属”四个大字。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那儿,不但无丈夫,无儿女,连“光荣军属”的一块匾也没有了。舞台上的电影中的方海珍,年龄看去应在四十余岁,比《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丝卡的年龄只小不大。方海珍也罢,江水英也罢,头脑之中仅有“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丝毫的女人意识。生活内容中只有工作,只有教导他人的责任,没有丝毫的情爱内容。如果说她们身上也重笔彩墨地体现着爱和情,那也仅仅是爱国之爱,爱职责之爱,同志之情,阶级之情。一言以蔽之,她们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爱性爱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实实在在的女人。 另一“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乃六十年代初全国现代戏剧汇演中的获奖剧目。原剧中的女党代表柯湘,与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武装首领乌豆之间,本是有着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基础”上的爱情关系的。然而连建立在这一“革命基础”上的“革命的爱情”关系,在“革命文艺”中,也是被禁止的。因而后来改编成的“样板戏”中,爱情关系被理所当然地一斧砍掉了。我作为知青时,曾被抽调到黑龙江省出版社培训,与当年的文编室主任肖沉老师去黑龙江省边陲小镇虎林县城组稿,在林场的职工食堂里,发现了原剧的作者。对方当年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林场接受劳动改造。最主要的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名,乃因在该剧被改编为“革命样板戏”的过程中,他书生气十足地坚持原作的“创作权益”,反对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一斧砍掉。当然也就是反对将他创作的剧目进行“革命性”的改编。 也当然就是反对“杰出的文艺旗手”江青同志。我当时见了他,真仿佛见了崇拜已久的文艺前辈。尽管他当年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不过四十多岁。我在他面前诚惶诚恐,口口声声尊称他为“老师”,还傻兮兮地问他电影字幕上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惊得他面色顿变,连连说:“我写的是毒草!是大毒草!你千万别把大毒草和‘革命样板戏’往一块儿扯。别人听到了你将吃不消,我更吃不消!”饭没吃完,捧着饭碗逃之夭夭。肖沉老师当即生气地批评我:“你这年轻人!月球上来的呀?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跟对方是好朋友。以后数日,他到处寻找对方,想和对方私下聊聊,问对方需要一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不,对方竟然失踪了,找不到了。离开虎林的前一天,终于知道对方在哪儿了,匆匆带我赶去,对方却不肯见他。 我有些生气地说,不过就写了一部戏,落到这种人下人的地步,干吗还那么大的架子?比孔明还难见!肖沉老师长叹道:“你懂什么!他是怕连累我啊!”我说:“有那么严重么?”他说:“一位省级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的主任,组稿到了一个地方,苦苦地非要见一名因反对‘文艺旗手’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这样的事想定成什么政治性质就可以定成什么政治性质。我如果不是相信你这个年轻人的为人,才不向你介绍他呢!他不肯见我,也是由于你!我了解你,相信你。他丝毫不了解你,怎么能不对你存有戒心。” 到了“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情爱主题在文学艺术中依然是一个“禁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恋主题的小说。它的问世在全国引起沸沸扬扬的反响,酿成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至于全国妇联当年也参与进了这场是是非非的纷争之中。 而今天,经历了只不过仅仅十年的演进,中国文学艺术之中的爱、情欲和性,却已经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却已经只不过成了一种“佐料”。因而便有了这样一句带有总结意味儿的话语:“戏不够,爱来凑。”这样一句总结性的话语,其实包含着显明的批评成分。批评来自于读者,来自于观众,来自于小说评论家和影视批评家。连小说家和编剧家们自己,也相互以此话语自嘲和打趣起来。似乎无奈,又似乎心安理得,又似乎天经地义。爱,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说和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于低俗,猥亵,丑陋,自然主义(下流的自然主义)。越来越不圣洁了,甚至谈不上起码的庄重了。仿佛原先由于某种锦缎价格昂贵虽心向往之却根本不敢问津,甚至经过布店都绕道而行,忽一日暴发了,闯入大小布店成匹地买。既不但买了做衣服,还做裤衩做背心,做鞋垫做袜子,做床单做台布。而新鲜了几天就索性做抹布做拖布了。几乎凡叫小说的书里都有爱、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了关于爱的思想、关于情欲的诗意、关于性的美感。而且,一个现象是,在许许多多的书中,男欢女爱的主角们,年龄分明的越来越小。由三十多岁而二十多岁而少男少女。后者们的爱情故事,在西方是被归于“青春小说”或“青春电影”的。而在中国却似乎成了“主流”爱情故事,既轻佻又浅薄。恰恰是在我们的某些“青春小说”和“青春电影”里,爱被表现得随意、随便,朝三暮四如同游戏。这也许非常符合现实,但失落了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意见”。而这一种“意见”,原本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之一。爱的主题并不一定只能或只许开出美的花朵,在现实中往往也能滋生出极丑和极恶。这样的文学名著是不少的。比如巴尔扎克的《贝姨》《搅水女人》,左拉的《娜娜》。但是这些名著中的批判意识显而易见。正如左拉在着手创作《娜娜》之前宣言的——坚定不移地揭示生活中的丑恶和溃疡。《娜娜》这部书中谈不上有爱,充斥其间的只不过是一幕幕变态的情欲和动物般的性冲动。它是我看过的西方古典小说中最“肮脏”的一部,但是却从来也没动摇过我对左拉在法国文学史上文学地位的特殊存在。而中国的当代作家中,有相当一批人,巴不得一部接一部写出的全是《金瓶梅》,似乎觉得《红楼梦》那种写法早已过时了。《金瓶梅》当然也有了不起的价值,如果将其中的情欲和性的部分删除,它也就不是《金瓶梅》了。我当然读过《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的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就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我们的现当代评论家,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一代接一代地也几乎全部都在重复同样的论调,强说它是一部“谴责小说”“暴露小说”“批评现实主义小说”。仿佛中国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正是从兰陵笑笑生那儿继承来的。从《金瓶梅》中男女们的结局看,似乎的确一个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有的下场极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谴责”、就是“暴露”、就是“批判”。最多只能说是对追求声色犬马生活的世人们的“告诫”罢了。往最高了评价也不过就是一部带有点儿“劝世”色彩的小说。那“谴责”那“暴露”那“批判”,实在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实在是我们自己强加给笑笑生的。倒是他对西门庆一夫多妻的性生活的羡慕心理,以及对他和女人们做爱时那种五花八门的,每每依靠药物依靠器具的八级工匠似的操作方式的欣赏、愉娱,在字里行间简直地就掩饰不住。据我看来,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着间接的性心理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地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意味着一种暧昧。倒是在日本和在西方对它的评价更坦率些。日本认为它是中国的第一部“性官能小说”。日本当代某些专写“性官能小说”的人面对《金瓶梅》往往惭愧不已。他们中许多人都丝毫也不害羞地承认,他们对性进行官能刺激的描写和发挥和满足读者官能快感的想象,从中国的《金瓶梅》中获益匪浅。而据我所知,在西方,《金瓶梅》是被当作中国的第一部“最伟大的”“极端自然主义的”“空前绝后”的“性小说”的。这才评论到了点子上。《金瓶梅》和《娜娜》是有本质区别的。笑笑生和左拉也是有本质区别的。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已几乎毫无人欲的灵魂。 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美国人的《廊桥遗梦》漂洋过海,用中国的方块字印成书出现在中国。它在中国的畅销顺理成章。 “在一个日益麻木不仁的世界上,我们的知觉都已生了硬痂,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中。伟大的激情和肉麻的温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我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往往倾向于对前者的可能性嗤之以鼻,给真挚的深情贴上故作多情的标签……” “在当今这个千金之诺随意打破,爱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的世界上……这个不寻常的故事还是值得讲出来的。我当时就相信这一点。现在更加坚信不移……” 以上两段话,是沃勒在“开篇”中说的。也就是他在开始讲他的一个关于当代男女的爱情故事之前,对爱所发表的极具当代性的“意见”。他的“意见”包含有明显的沮丧和批判。 我对“肉麻的温情”五个字相当困惑。反复咀嚼,几经思考之后,困惑依然存在,丝毫未减。由我想来,温情乃是爱的相当重要的“元素”。是的,似乎只有用“元素”这个词,才能接近我对温情之于爱情的重要性的表达。没有温情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氧的空气根本不是空气一样。“肉麻的温情”也是温情。我根本无法想象,在性爱中,温情既是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什么样的温情是“肉麻”的?什么样的温情才不是?正如沃勒自己“无法确定”——“伟大的激情和肉麻的温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如果我用我的困惑向他鞠躬请教,他一定更加“无法确定”——“肉麻的温情”和不肉麻的温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即使在他的爱情故事里,温情既不但存在,用他自己轻蔑又不屑的话来说——也相当“肉麻”。且不论那个“颇有才气的女导演”——“毫无例外地,每次他们做过爱,躺在一起时,她总对他说:‘你是最好的,罗伯特,没人比得上你,连相近的也没有。’”沃勒极其欣赏的女主人公弗朗西丝卡在和罗伯特做爱后,也说:“我现在并不是在草地上坐在你身旁,而是在你的身体内,属于你,心甘情愿当一个囚徒。” 我们谁能分清弗朗西丝卡和那个“颇有才气的女导演”,谁当时的温情“肉麻”,谁当时的温情不“肉麻”呢?沃勒就能清清楚楚地分得开来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么? 爱着的男女之间的温情都是有几分“肉麻”的。只不过“肉麻”的程度不同罢了。这一点一切爱过的男女——痴爱也罢,逢场作戏也罢,都是心中有数的。而且都有切身体会的。 是否沃勒过分偏执地崇尚性爱的原始冲动又过分偏执地贬斥性爱的温情“元素”呢? 他的《廊桥遗梦》给我的印象,似乎证明着他是一个相当理性的,相当谨慎的,力求不使读者感到偏执,力求不使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因偏执而遭到读者排斥引起读者逆反的作家。 那么,我不禁猜想,问题也许出在了翻译方面。在“肉麻的温情”这五个字中,要么是“肉麻”两个字不甚准确,要么是“温情”两个字稍欠适当吧? 其实我更想指出的是——沃勒这个美国佬以上两段话,当然是对当代美国人说的。他落笔之前,肯定没想到中国人会作何想法。肯定不会像我们的某些小说家或影视编剧家,预先揣摩西方人尤其美国人的接受心理。 然而他对爱情的极具当代性的“意见”,却既不但在美国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也在中国获得了普遍的知音。 我们从他的“开篇”的字里行间,既看得出他对所讲的爱情故事的价值满怀信心,也同样看得出他是多么地并不自信。他“当时就相信这一点,现在更加坚信不疑”的同时,又有点儿近乎“推销”地说:“不过,如果你在读下去的时候能如诗人柯尔律治所说,暂时收起你的不信,那么我敢肯定你会感受到与我同样的体验。” 《廊桥遗梦》是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在自信与不自信兼而有之的创作心态下的产物。我们理解他的自信,因为他在对性爱的观念做极具当代性的呼唤美好的“发言”。我们理解他的不自信,因为他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千金之诺随意打破,爱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日益麻木不仁”,往往“给真挚的深情贴上故作多情的标签”的令人沮丧的世界。 世界分明比沃勒先生认为的要稍好一些。否则他的这一本讲述爱情故事的小册子,不会仅仅在美国就发行到一千余万。尽管我对这个数字颇持怀疑态度。一千余万,相当于在美国的十个大城市各发行到百万以上。但是《廊桥遗梦》在美国十分畅销,则是毫无疑问的了。 沃勒先生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他的这一本讲述爱情故事的小册子,在中国也引起广泛的兴趣了。这一份儿喜悦和收获显然是他不曾预期的。这位美国佬值得为自己干一大杯!专讲给女人听的爱情故事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小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大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感动了。《廊桥遗梦》这个故事本身也没太感动我。它使我联想到我们中国的《白蛇传》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后者在张扬爱的浪漫和咏叹爱的执著方面,实在不是《廊桥遗梦》所能媲美的。谈到“伟大”,无论故事本身想象魅力的伟大,还是男女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力(用沃勒的话叫作“激情”)的伟大,都远远地超过《廊桥遗梦》,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相爱男女的灵魂化为彩蝶这一种浪漫想象,从小就使我折服至极。而《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这一女性形象,我认为在人类艺术创造史上,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蛇是多么可怕的东西!蛇而为精,一向意味着邪恶与凶残。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蛇精蛇怪一再伴着毒辣之神出现。只有在我们中国的《白蛇传》中,成为爱、美、善、刚勇、柔情忠贞、视死如归的化身。白娘子那种对爱宁人负我、我绝不负人,那种为爱不惜赴汤蹈火,不惜以千年修炼之身相殉,那种虽被镇在塔下却爱心不悔的痴,真真是人间天上爱的绝唱!真真令世世代代的男人们永远地自愧弗如啊!只不过《白蛇传》也罢,《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罢,都因其神话性和传奇性,冲淡了当代性,不再能令我们当代人感动了。 是的,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 “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句话早已被证明过时。 当代人看“三国”既不会掉眼泪也一点儿不替古人担忧。 当代人看《秦香莲》也不再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动感情了。 可是哪怕极平庸的当代爱情故事,也会至少吸引当代人中的一部分。 这种感动就像嫉妒一样。当代人不会嫉妒古人,不会嫉妒神话中的人和传说中的人,但一定要深深地嫉妒他或她周围的人。我在上大学时,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上海市的郊区,一对男女青年自幼暗暗相爱,因其中一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而另一方的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的爱情当然不被现实所允许。于是他们双双留下遗嘱,服毒死于野外,当夜大雪。南方很少下那么大的雪。当年我的上海同学们,都言那是近三十年内不曾有过的南方冬景。大雪将那一对男女青年的尸体整整覆盖了九天。而据说,按照当地的习俗,一对新人婚后的九天内是不应受到任何贺客滋扰的。这当然是巧合。但有一点人人都说千真万确——他们身上共盖着一张旧年画。年画上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女青年从小喜欢的一张年画,“破四旧”时期私藏着保存了下来…… 大约在九月份,朱时茂派他的下属将我接到他的公司,让我看一则报上剪下来的通讯报道。不是什么连载小说之类,而是实事——“文革”前一年,一个农村少女,暗恋上了县剧团的一名男演员。一次看他演出新域名 https://wap.sunsilu.com xs小说 silu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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