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然决定不告诉你们它的名字，同时也就决定不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你们不妨这样认为：他和它——那个黑龙江边的村庄，完全是我臆想出来的。某些善于讲故事的人，总希望别人把故事当成真事。而我却希望，你们把我讲的当成一个故事。当成一个故事吧！我希望这样，真的……　　那一年我十七岁，是个B型血的姑娘。这种血型的姑娘，一般都不太明白如何才会讨人喜欢。遗憾得很，我属“一般”之列。幸亏长得还算清丽文秀，使我内心常保持着一种潜存的自慰。我企图逃避“上山下乡”运动，最终乖乖“就范”。怀着对现实的幼稚的挑战，与几个男女同学来到那个紧靠黑龙江边的村庄插队落户。到时天已完全黑了，从远处望见一片桔黄的灯光，以为它很大。马车进村后才知道，半数灯光闪耀在江那边儿。　　这村庄百余户，多是渔民。也种地，地很少。家家户户都有柳条编的小院，院里都竖着高高的笔直的桦木杆，晒鱼的。这一边境地域七八个村庄，有的和这个村庄一样，就在江边。有的离江边稍远，远也远不到哪去，至多半里。它是这七八个村庄的中心村。江对岸也有七八个村庄。他们的村庄和我们的村庄相对座落，黑龙江仿佛是一条巨大的鳗鱼，他们的和我们的村庄，仿佛是它对称生长的鳍翼。白天，冰封的黑龙江像一道漆线，将我们的和他们的村庄划分开。夜晚远望，一片片橘黄的灯光，将他们的和我们的村庄连接起来。我们这些村庄里没电。他们那些村庄里也没电。各种油灯的橘黄色的光，使我们和他们的村庄同样保持了一种如隔世纪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那一带江面不宽，站在江边，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村庄里的鸡鸣狗叫，人喊马嘶。我们这个村里的人告诉我们，妇女奶孩子的工夫，足够从我们的村庄到他们的村庄走两个来回。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两个村庄里的人常来常往，互相请求人力物力帮助，或者交换彼此缺少的东西。　　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村和他们村的小学校、卫生所，都一字排开建在江边。都是红砖结构，外观一模一样。它们是过去年代的产物。两村学校和卫生所用掉的几十万块砖，是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砖窑里烧出来的，也都是我们的人一砖一瓦建盖的。他们送给我们两条机动渔船表示酬谢。这段友好时期的历史，是我们与村人们闲谈时了解到的。了解到这段历史，对我们这几个插队知识青年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与当地的人们相比，我们更尊重现实。现实是——距离我们和他们双方的卫生所五百余米处，隔江对峙着他们和我们的哨所。他们的哨所刷成深绿色。我们的哨所也刷成深绿色。驻守他们哨所的，是正规边防军。驻守我们哨所的，是基干民兵。两个哨所，与双方的卫生所和小学校相向并列江边，意味着历史严峻的延续。我们面对着历史，也面对着现实，历史有时就变得暗淡无光了。他们送给我们的那两条机动渔船，一条，已经破损得不能下水了；另一条几经维修，开江后还准备用来捕鱼。其实它已很少保留原部件，船体的五分之四由新木料替换了，连外形也分明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它完全是另一条船了。但旧的苏造马达却没被沉入江底，废物利用，放在小学校操场上，成了孩子们喜爱鼓捣着玩的东西。　　“瞧，这就是他们那边当年送给我们的船。”不少村人提起当年事，都免不了领我们去看一遭那条船。如同向我们展示一件本村的文物。他们还会以强调的口吻对我们说：“它原先就是白色的。”好像认为它原先是白色的，便应该永远是白色的。我们只是看看、听听而已。对它原先是什么颜色的，今后是否会被永远保持原先的颜色，半点都不感兴趣。倒是他们那种古怪的心理，使我们非常诧异。他们不厌其烦地维修的是一条船，也是在缅怀一段沉淀在他们记忆中的历史。一段恍如昨日的历史。他们分明是在固执地、含蓄地向我们也向现实申诉着什么。而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现实，便适应什么样的现实。也许因为他们居住在黑龙江边上的缘故？也许还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居住在黑龙江边上？我们毕竟和过去的历史没发生过任何牵连。　　我们这个村卫生所原先的医生姓王。在我们到来前，被调走了。因为他是个劳改摘帽的“右派”分子。接任的医生姓姚。我们到村里时，他已为本村接生过两个孩子了。　　他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学眼科的。我母亲也是医生。我常听母亲说：“金眼科，银内科，叽哩哇啦小儿科。”可见眼科医生很有身价。据说他毕业时，本可以分配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因为他成分好，“文化大革命”中是个“散兵游勇”，没卷入到这个团那个队的派系斗争漩涡之中。他却不识时务，主动要求分配到了这种没人心甘情愿来的地方。这足以证明他有点迂腐。也许是“大智若愚”吧？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我们不得而知了。　　他既然来到这种地方，就不可能再仅仅做一个眼科医生了。这地方需要的不是专科医生，而是“百科医生”。他这人倒很好学，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百科医生”。头疼脑热，小疾小病，偏瘫麻痹，久疴顽症，他都热心给予医治。一般性手术，他也敢下刀。学院派的西医，大抵都轻蔑“江湖郎中”一类的“草药偏方”。他不。他很重视。虔诚收集，广为应用。这就使信服中医胜于信服西医的当地民众对他产生了十二分的好感。据我考察，当地民众普遍有两种感情深厚的信仰——共产党和中医。难道他对民俗心理学颇有研究？　　他爱妇女。　　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医生，他对遭受疾病折磨和缠绕的女性，不分老幼中青，都怀有一种博大的无私无欲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他为她们治病，像为自己的亲人治病一样。他尤其关心那些将做母亲的女性。他有一个小本，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谁刚刚做了媳妇，谁怀了孕，谁的预产期什么日子，都在小本上记得一清二楚，经常前往探视。当地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也很爱他。我不便用“热爱”这个词。这个词的内涵伟大，令人落笔迟疑。我也不想用“尊敬”或“喜欢”这类词。前者太严肃，后者太轻佻。都难以准确表述当地女人们对他的那种特殊感情。那是一种升华到了民俗感情之上的感情。若哪个男人首先从人格而不是从生理视女人为女人，女人们才会以这种感情报答他。我敢说，这样的男人不多。大概也只有当地女人们，才能够像爱他一样去普遍爱一个男人。这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因地域偏远没有被“动乱年代”的“疾风暴雨”涤荡掉的古朴民情。　　男人们对于他——才用得到“尊敬”二字。这种尊敬是由衷的。因为他对他们的女人的爱和关心，也同时体现了他对他们子孙后代的爱和关心。何况他行为磊落，人品正派。他们没有半点吃醋的理由。不分辈份，都叫他“姚所长”。卫生所只有他一个人，他们这么称呼他也算顺理成章。　　倘说他这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够谦虚。他仿佛认为他所受的一切尊敬和爱，都是当之无愧的。从没表示过半点“接受再教育”者的恭顺样子。　　却处处地、经常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种种“再教育”。而他们非常大度地容忍了他这个缺点，不甚计较。我们在村里“安家落户”一段日子后，进一步考察出，村人们对于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过分恭恭敬敬的“接受再教育者”，反而印象并不怎么好。我们中的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的儿子，对每一个年龄比他大的村人，不分男女，一律低眉顺眼，不敢高声说话，恭敬得几乎到了信徒对神父的地步。那在他是很虔诚的。因为他自觉背着一个“臭老九”子女的包袱。我们听到村人们背后议论他：“那孩子，怎么那样假酸捏醋的啊！真叫人受不了。”我们就启发他，教他和我们一样，如何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有天锄地，他突然大喊一声：“老张头，来支烟！咱爷们到你们这里三个多月了，还没抽过你一支烟呢！”喊罢就上前翻老张头衣兜，翻出烟来，大大咧咧地叼一支在嘴上，剩下的半包，“借花献佛”，分了。　　从此，老张头对他倒格外近便起来。过端午节，还单请他一个人到家去吃粽子。他悟性大开，万分感激我们对他的启发。　　我们也是受到姚医生启发的。他不论跨进哪家门槛，赶上饭，便盘腿往炕头一坐，回到自己家里似的，饱吃一顿。有时甚至进门就嚷：“嫂子在家吗？　　我替你看孩子，你给我做顿好吃的吧！这几天食欲不佳，体内缺‘卡’了！”被称作“嫂子”的女人，虽然绝对不晓得什么叫“卡”，但却会很慷慨地将鱼、肉、鸡、蛋，凡属好吃的，统统做了给他端上桌子。看来他对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个中道理，深通谙达。　　他尤其受到队长的器重，是队长心目中的一个人物。队长觉得他这个人物，为本村增了不少荣光。　　队长做主，“赐”给他一匹好马。那是一匹菊花青色的儿马。当地的马，都是苏联马与中国马杂交的后代，既有中国马的温良性情，也有苏联马优美而高贵的体态。长腿，长腰，长耳。如若头生叉角，特像驯鹿。他请村里一位“大嫂”按照他自己设计的衣样，裁做了两套紧身衣裤。一套春秋穿，一套夏季穿。除了冬季，他就穿着黑色或白色的紧身衣裤，在这一带村庄之间驰来奔去。他是个好骑手，骑姿潇洒极了。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如此这般，当地民众肯定会按照当地惩罚“纨绔子弟”的传统做法，将这个人衣服裤子上刷遍面汤，贴满鸡、鸭、鹅毛，游村示众。对他，却非但不加丝毫指责，反而都挺为之自豪地说：“瞧咱们姚医生，多神气！”这使我们不无嫉妒。怀疑他靠什么狡猾而高明的手段，才将贫下中农们迷惑了的。我们几个“插姊插妹”对他的嫉妒，总不免掺杂别的成分。我们姑娘间都不愿彼此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　　他对我们倒非常友好，俨然以“大插兄”自居，常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来，来时总带一架破旧的手风琴，和我们一块儿唱歌。我们不高兴唱，他就独自唱给我们听。他的嗓音很淳厚，男中音。在那样一个缺少文化娱乐的村子里，每天能听他唱几首歌，也算难得。他唱的既不是“语录歌”，也不是“诗词歌”，都是外国歌曲，大多是苏联歌曲。他好像并不觉察我们心中都对他暗暗有些嫉妒，我们对他的嫉妒心理因此而渐渐消失。　　冬天，下第一场雪后，他就不再骑马了。他自己制作了一副滑雪板。他还是个挺不错的滑雪运动员呢！每天滑雪巡回医疗。这个人使我们感到他太会生活了，太无忧无虑了，太快活太自由了！在这么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地角天边的地方，能够自得其乐，而且受到公众的尊敬，说到底，还是一件令人嫉妒的事。我们都做不到。　　村里有个叫刘栓的中年汉子，常酗酒，醉了就打老婆。一次又打老婆，惊吓了他们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不请姚医生，怕姚医生训斥他，挖苦他。这刘栓有他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说来也算不得聪明，更算不得智慧，亦属“偏方”之类，不过很愚昧。他买了几张大红纸，裁成无数小纸，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四句“陈词滥调”：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他不敢在本村张贴，倒不是认为本村尽非君子，而是怕姚医生看到了，会不客气地责骂他。姚医生顶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套近乎巫医的做法。他倒很想得出来，半夜里偷偷用一只风筝，将那许多小红纸载放到江那边去了。大概按照他的很“聪明”的想法，苏联人看到中国人看到，是并不影响医效的。好比中药用砂罐熬或用砂锅熬效力一样。只要看到就行。看不懂中文也不要紧的，关键在于得有人看。越是看不懂，兴许就会越加研究。　　第二天，苏联那边的哨所升起了语旗，要求与我们会晤。我们的民兵没有拒绝。会晤时，他们那几个驻守哨所的边防士兵向我们提出严正抗议——认为这是边境挑衅事件。　　军人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军人有军人的思维，他们的思维是另一个世界，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他们那个世界的。无论是我们的百姓还是他们的百姓。　　会晤在江中间进行。双方百姓围拢观看。我们的民兵向他们的士兵解释不清，挺被动。双方百姓，当然都替双方的会晤者助威，阵势有些紧张。队长感到事态颇严重，请姚医生骑马去向公社汇报。姚医生没听队长的，穿着白大褂赶到了现场，用俄语向他们的百姓大声说了一通什么。他们听罢，一个个在胸前划起十字，并且喃喃有声。尔后，便四散离去，也把他们的士兵拉扯走了。那几个苏联士兵有些尴尬，也分明恼羞成怒。这从他们被拉扯走时，投向姚医生那种记恨的目光看得出来。　　一场边境风波总算平息。　　队长问姚医生：“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笑笑，又像刚才面对苏联百姓时那般，拿着一张红纸振振有词地念道：“仁慈的上帝啊，博爱的大地之母，怜悯我们吧，我们的孩子整夜啼哭不眠，品格高尚的男人们和心肠善良的女人们啊，请为我们祈祷吧，祈祷我们的孩子睡眠安详。上帝将怜悯我们，上帝也将赐福你们！”　　我们听罢，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连刘栓也嘿嘿笑起来。　　“刘栓，我没篡改原意吧？”姚医生一本正经地问。　　“没，没哩！”刘栓不自然地打着哈哈。我们又笑。队长也笑。“有什么好笑的？”姚医生却倏地变了脸。“刘栓，你过来。”他冷冷地看着刘栓。刘栓心虚地走到了他跟前。“啪！”他狠狠打了刘栓一耳光。然后猛转身，扬长而去……刘栓可是个“无懈可击”的贫农。那天晚上，我在刘栓家给他的大孩子补课。他那小孩子哇哇啼哭，两口子怎么也哄不好。女人抱着孩子坐在炕沿，垂泪说：“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姚所长怕是请都请不来了……”　　刘栓耷拉着脑袋坐在女人身旁，一口接一口吸烟。我有点怜悯他们了，更准确地说，是怜悯那孩子。孩子的嗓子都哭哑了。我说：“我去替你们把姚医生请来吧！”刘栓一下抬起头，问：“能请得来么？”我说：“能。”心里却没多大把握。我们几个“插兄插妹”中，数我和他接触的最少。也许他对刘栓的火气还没消，谁知他会不会给我面子？我站起身刚要出门，姚医生却进来了。　　他一句话不说，也不理刘栓，打开医药箱，装上预先消过毒的针头，抽了药，就给孩子扎针。扎针后，孩子哭得更凶了。那女人讷讷地说：“姚所长，你要是还没消气，就再打刘栓一顿……”刘栓侧脸探过头去，低声下气地说：“给你打吧！”“再打你一顿我也不解气的！”他口气生硬地说，推开刘栓的头，从女人怀中抱过孩子，来回踱着，轻轻拍哄，一边低声唱：　　夜是已经降临了。我的孩子快快睡吧，听我唱着歌，唱着你将来的命运，你远大前程。　　我的孩子快快成长快快长大啊，快为我们祖国努力，表现你自己，将那纪念功绩的勋章，挂在你的胸前啊。夜是已经降临了，孩子快快安眠吧，伟大的生命无限前程正等待着你……　　要么是他的歌声具有奇妙的安宁作用，要么是孩子对歌声具有先天的感应功能，孩子竟渐渐停止了啼哭。他继续拍着唱着，孩子终于在他怀中睡着了。　　他示意那女人铺好小褥，摆好小枕头，轻轻地将孩子放下，替孩子盖上了小被。又掏出自己的手绢，拭去孩子额头哭出的汗珠。刘栓用讨好的口气对他的女人说：“你跟医生好好学着点，就是这么哄孩子才行！”他瞪了刘栓一眼，说：“哪条法律规定，哄孩子只是女人的事？”又转身问我：“你听到过这么一条法律么？”我立刻摇头：“从来没听说过！”刘栓红了脸，吭吭哧哧地说：“我……不会唱呀……”“不会唱，还不会哼？”刘栓狼狈起来。他女人得意地窃笑了。我也转过脸去，使劲抿住嘴。“我到外面劈柴去！”刘栓借故脱身。“先别走。”姚医生叫住他，问：“你想不想戒酒？”刘栓回答：“想倒是想啊，可戒不了哇……”“想戒就能戒得了！”姚医生说着，从医药箱里拿出一只保温杯，取下盖，递向刘栓，诱惑地说：“这是我配的戒酒良方，不少酒鬼服下，都滴酒不沾了。你把它喝下去！它不但有戒酒的功能，还有强身壮体的作用呢！”　　“这……”刘栓犹豫。　　“接过去喝呀！”姚医生催逼。　　刘栓迫不得已，只好违心接过保温杯，一扬脖子，像大伏天喝凉水似的，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还不太难喝吧？”姚医生问。“不难喝，怪甜的……”刘栓一副啼笑皆非的怪模样。“我可预先告诉你，刘栓，”姚医生板起脸说：“你服了我的药汤，如果今后再喝一口酒，药力和酒力互相发生反应，就会生癌！到那时，你可别诬陷我坑害了你！”说罢，收拾好医药箱，匆匆走了。我早已无心再给我的学生补课，也告辞了，出门紧走几步赶上他。我问：“‘大插兄’，你给他服的药汤，果真有那么厉害吗？”他笑道：“一杯甘草汤。”我也忍不住笑出了声，说：“你这人真缺德！”他说：“是啊，好人有时也难免做缺德事。”与我并肩默默走了一会儿，又说：“你可不能泄露我的天机啊！”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位“大插兄”身上，竟还保留着一些孩子气。成年人身上的孩子气，是可爱的。我张张嘴，几乎要把我的想法对他说了，却羞于出口。这想法使我的脸有些发烧。幸而天很黑，否则他一定会看出我的脸当时有多么红……　　第二天，我们几个姑娘套辆牛爬犁，到江汉子里去割柳条。太阳刚升起来不久，又红又大。新雪将世界覆盖得一片洁白，将远山的轮廓勾勒出了一条柔和而起伏的耀眼曲线，将所有的可以望见的树木都变成了巨大的或玲珑的银珊瑚。江上还弥漫着薄薄的晨雾。阳光是那么灿烂，晨雾被渲浸得像一片展开的透明的红纱，几乎是静止的，经久也不飘散。雪地辐射着炫目的彤辉。景色真是美极了。大自然的美，更属于人类稀疏的地方。而在这种地方，人更易产生对大自然的依恋之情。　　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　　“嗨，姑娘们，你们到哪儿啊？”姚医生突然撑着滑雪板来了个漂亮的急转弯动作，拦住我们的去路。他头戴一顶白色的兔毛滑雪帽，脚穿一双靴子，身背医药箱，双颊绯红——那是因为滑雪速度太快被风吹的。那一天他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潇洒，那么朝气蓬勃，又那么……英俊。　　女伴们都呆呆地瞧着他，忽然一个个全变得羞涩起来，谁也不回答他。　　我见他望着我，就说：“我们去割柳条呀！”　　“往哪边儿去？”　　“东边儿江汊子里。”　　“正好，我要去东村，搭你们一段爬犁吧！”他蹲下身，解滑雪板。　　我说：“‘大插兄’，滑雪多神气呀，何必搭我们的牛爬犁呢？慢慢腾腾的。”　　他说：“有机会能和姑娘们坐在一辆爬犁上，那就只有傻小子才会觉得滑雪更神气了！”女伴们互相交换着各种含意的眼色，一个个愈发显得庄重无比。他将滑雪板递给了我。我就像士兵搂着大枪似地搂着它。他坐在了我身旁，从我手中拿过鞭子，往老牛屁股上抽了两鞭子，老牛颠颠地跑了起来。　　爬犁很窄，他又坐在我和另一个姑娘之间，倒挺自在挺舒服的。我却得搂着他的滑雪板，而且身旁身后都没有女伴可靠，要靠着谁，就只有往他身上靠。我怎么能当着几个女伴的面往他身上靠呢？我随时会滚落下去。　　他看出了我坐得不太稳妥，对我说：“搂住我的腰。”我装作没听见他说的什么。他真以为我没听见他的话，也不再重复，用一只手臂轻轻揽住了我的腰。　　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靠在他身上了。我暗想，女伴们回去后一定会大大取笑我一番的。又对自己说：“管她们取笑不取笑呢，我可不愿从爬犁上掉下去，在深雪中打滚。”当时他就是吻我一下，我也不会真生气的。只要别吻得太粗鲁，要轻轻的，温柔的……　　不知为什么，女伴们都不唱歌了。好像坐了一爬犁哑巴似的。老牛却撒开了欢儿，颠儿颠儿地在雪原上越跑越快。他回头看了女伴们一眼，有些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不唱了啊？”　　谁也不吱声，她们光吃吃地笑。其实我知道，他坐到了我们的爬犁上，使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产生了一种和我同样的快活，尽管我们都停止了唱歌。说不定我们之中的某个姑娘，早已暗暗地爱上了我们这位“大插兄”呢？是瞧着他的背影，吃吃笑的那几个中的一个？还是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眼望着远处雪色的那几个的一个？我暗暗猜测着。　　“既然你们都不唱，那我就唱给你们听吧！”于是，他唱了起来：　　我唱一个歌吧，快乐的风啊，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对着险峻的高山，对着神秘的海洋，对着鸟雀细语，对着蔚蓝的天际……谁要快乐就能微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找到……　　我听出了这是一首苏联歌曲。我哥哥和我姐姐都会唱这首苏联歌曲。在哈尔滨这城市里，我们上一代和我们上上一代的年轻人们，究竟喜爱过多少首苏联歌曲，只有他们自己才晓得。　　可以大声唱苏联歌曲的年代过去了……我说：“你今后别再唱他们的歌了。”他转过脸看了我一眼，问：“为什么？”我说：“你应该明白。”他沉默片刻，用忧郁的语调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后，常为自己是一个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