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而感到格外快乐，没想到在这里也碰到了一位政治头脑格外敏感的人。”他的话中，明显地包含着对我的暗讽。我感到委屈极了，也很生气，眼泪差点儿都涌了出来。我摆脱了他揽在我腰间的手臂，故意用淡漠的口吻说：“不听好人言，吃苦在眼前。”他扭头对女伴们大声说：“姑娘们，你们听到这位小姐的预言了吗？”我猛地蹦下了爬犁，将他的滑雪板朝雪地上一扔，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瞪着他。他立刻勒住牛缰绳，用一种很不寻常的目光望着我。　　我冷冷地对他说：“你再拿我开心，我就往你脸上啐唾沫！”他望了我一会儿，很识趣地下了爬犁，对女伴们说：“真遗憾，我们愉快的旅途太短暂了！”他绑上滑雪板，又看了我一眼，飞快地滑走了。一个姑娘埋怨我：“你今天吃火药了？他不过就跟你开句玩笑嘛！你搞得人家有多难堪！”我恶声恶气地抢白道：“你为他抱不平？”她脸倏地红了，挺恼地说：“你别恶语伤人！”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凭什么认为，她一定就是暗暗爱上了他的那一个，一种强烈的妒忌顿时在我心中作怪。我冷笑着说：“你喜欢他，我可不喜欢他！你护着他，我今后偏要同他处处作对！”她一下捂上脸哭了。我不再理她，也不再坐到爬犁上，大步向前走去。眼泪从我眼中渐渐流了出来……春节期间，知青伙伴都回城市探家去了，只有我一个人不得不留在村里。　　因为我教那个班的学生年终考试平均分在全公社倒数第一。我的姓名上了公社的《教育情况简报》。负责抓文教工作的一位公社副书记在教师大会上说：　　“这不仅是教学水平问题，而且是对贫下中农后代的感情问题。”我接连几天孤单一人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露面。我不是个理想远大的姑娘，我认为怀有某种远大理想的人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潜质。但我也不甘在如此偏远的地域做一辈子乡村教师。公社副书记说的一点不错，这是个“感情问题”。我不喜欢孩子。因为我虽然已经差三个月十八岁了，但心里还依然保持一种自怜自爱的顽固意识——我自己也是个孩子。在家时我是一位小“公主”，我承认，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把我骄宠坏了。　　再说我当的又是一位什么样的教师啊！在我教的那三十五个孩子中，居然就分成一、二、三、四年级。上午给一、二年级上课，下午给三、四年级上课。在空荡而寒冷的大教室里，同时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得有导演的才干。给这一年级学生讲语文课时，预先给那一年级的学生布置半堂课能做完的算术作业。讲半堂语文课，就不得不转移思维，再开始给另一年级学生讲算术。讲语文课时，另一年级学生往往并不埋头认真完成算术作业，而是公然地听我朗读课文，公然对那些被我叫到黑板前默写生字而又写不出来的学生表示讥笑甚至幸灾乐祸。而当我开始给低年级学生讲算术新课或进行课堂考试时，高年级学生又会暗暗给低年级学生传纸条，或者张口替他们回答。并且因为有机会炫耀自己比低年级学生头脑聪明而得意洋洋。这种情况常常使我顾此失彼。在这种顾此失彼的状态中，我还一刻也不能忘了教室里那只大铁炉子。隔会儿，有时在讲半句话的时刻，就不得不去捅捅炉子，添几块木柴。炉火一旦灭了，我和学生们就得一块儿挨冻。让城市里的小学教师们来试试看，看他们能否比我教得更出色！　　公社决定，将我和另外几名小学教师召集在一起，到县里唯一的一所师范学校去接受培训。　　那些日子我整天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抛头露面，感到又孤单，又寂寞，又自卑，又有点内心凄凉。坐在炕上，刮掉窗上的霜，呆呆地望着冰封的黑龙江，是排除内心种种复杂情绪的唯一方式，孤单寂寞之中感受一种冷寥凄凉的“原始宁静”。　　冰封的黑龙江也是那般寂寞和宁静。面对白色会令人停止思维，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偶尔有他们的爬犁或我们的爬犁从江上驰过，像一幅无声影片的朦胧画面，在我眼前化出化入。　　一天早晨，我又呆呆地坐在窗前凝望黑龙江。窗上的霜已被刮掉了一层，又结了一层。但很薄。霜图仿佛是一片奇株异叶组成的美丽喷制图案，使窗子变得像磨花玻璃似的。外面在飘落着大雪。宛若玉带的黑龙江看不见了。雪帏如一道虚幻的屏障，仿佛分隔两国的就是这从天垂落的幕。我们的村子里静悄悄的。他们的村子里也静悄悄的。在这静悄悄的黎明时分，世界显得那么神秘又那么宁寂。现实的国界消隐了。使人真希望这世界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种近乎原始的宁寂，不要风云突变，不要战争，不要炮火和硝烟污染这美妙的大自然的黎明的宁寂……　　突然，从江那边传来一阵女人的恐惧的喊叫声。　　我本能地跳下炕，蹬上鞋，顾不得系好鞋带，就跑到了外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真的，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即使江那边果然有一个凶恶而残忍的杀人狂，我也不会受到丝毫伤害。无须谁来保护，也无须担心毫无自卫能力。江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我不跨过它，我的生命就绝对安全。我是被极大的好奇心促使才跑出去的，想知道他们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家人打架？还是邻人斗殴？有热闹可瞧，就瞧瞧热闹，消除一些郁闷。　　我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江面上奔跑，她身后紧紧追赶着的一个男人，握着一把镰刀。许多人又追在那个男人身后。他们有好几次追上了他，围住了他，却不能擒获住他。他挥舞镰刀，朝围住他的人乱砍乱劈。他们一散开，他又追杀那女人。那女人始终在他们那半边江面兜转奔逃。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大概她那紧张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国界”两个字。　　谁如果将这种场面当成热闹看，谁的灵魂中就丧失了全部的天良和人性。谁如果面对这种场面能掉头而去，谁就一定心如铁石。我既不忍目睹惨事发生，也不忍无能为力地掉头而去。我完全呆住了。被这种情形吓傻了。“来人呀！快来人救救她呀！……”我大声喊叫起来。我们村里的许多人也都跑到江边来。他们与我一样，只能替那女人提心吊胆地隔江观望而已。我们的女人和孩子们，一个个都吓得屏息敛气，神惊色惧。男人们则齐声呐喊，企图用恐吓声制止那疯狂的追杀者，并用雪团冰块抛打他。几名苏联士兵也从他们哨所那边跑了过来，加入对追杀者的围拦堵截。但他们来得太晚，那可怜的女人已眼看就要被追赶上了。　　“往这面跑！傻娘们，往我们这边跑哇！”我们队长连连跺脚，扯着嗓子朝那女人大喊。也许那女人能听懂中国话？也许对死的恐惧将她意识中的“国界”两字早已抹掉？她拼命朝我们这边跑过来。我们的几个强壮的男人就跑过去迎救她。而那男人，也紧紧追赶了过来，仿佛根本无视国界的神圣存在。那女人不慎滑倒，未及爬起。那男人高举镰刀，只差几步就要砍到她了。姚医生突然撑着滑雪板出现。谁也没注意到他是从何处滑过来的。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速度迅猛之极！他朝着那个男人从右侧直冲过去，转瞬间已将那男人撞倒，两人在雪中翻滚扭打起来。　　两边的人都奔跑到一起了，我们的几个男人和他们的几个男人，一块儿治服了那个手握镰刀的追杀者。　　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那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已经昏了过去。她穿得很单薄，赤着双脚。而且，还是个孕妇，肚子已经很大，显然离临产期不久了……　　我们村里的某些人对那个苏联女人和她的疯丈夫很有所了解，甚至还叫得出那个苏联男人和那个苏联女人的名字。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奇怪。如同江那边与这边的小学校和卫生所象征着过去的一段历史一样，在人们的内心里也保留着一段友好交往过的记忆。某些记忆是人们所不愿轻易从头脑中抹掉的。　　村里的某些人还告诉我，那对苏联夫妻原来很恩爱，早年夏天经常在江里双双游泳后就并躺在江岸的沙滩上唱歌……至于那做丈夫的怎么得了精神病，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了。即使有人知道，我也绝不会去询问的。　　某种好奇心只能使人感到自己卑俗。　　我倒是深深同情那苏联女人……　　晚上，我来到卫生所。在那几天里，我曾多次想找姚医生交谈些什么。哪怕什么也不交谈，就是听他唱支歌或拉段手风琴。我忍受孤独和寂寞的能力已达到了极限。自从那次我认为他当着我的女伴们嘲讽了我之后，再也没理睬过他。他也再没接近过我。好像只要我不主动与他和解，他就决不对我表示任何关心似的。但我却多么希望从他这位“大插兄”那里获得一些感情上和心灵上的安慰啊！孤独和寂寞深深地折磨着我，到头来我战胜了我那过分乖张的自尊。　　他住在卫生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内，左壁是注射室，右壁是药房。他住的小屋又兼做诊断室。我曾来开过几次药，那小屋给我留下良好印象，清洁、规整，一切都摆放得有条不紊。墙上用图钉按着一张白纸，上书“禁止吸烟”四个墨字，魏体，笔力挺雄浑，挺苍劲。他爱好书法。　　我礼貌地敲了敲门，听到说“请进”，才迟缓地推门进入。　　屋里乱七八糟。他的箱盖敞开着，他正往旅行包里装衣服。　　“是你……”他有些意外地望着我。　　“不欢迎？……”我低声说。　　“不，是没想到。”见我局促地站在门旁，他立刻将旅行包从床上提到桌上，用一种客客气气的语调说，“你先请坐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收拾好。”　　我在床沿上坐下后，问：“你要探家？”“不。过几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头也不抬地回答，继续往旅行包里塞衣服。旅行包塞得太鼓了，我帮他拉上拉链。“你要到哪里去？”“到边防部队去，当军医。”“调你去的？”“我自己请求去的。”“这里人们不是都很尊敬你吗？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去当军医呢？”我的语调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几分挽留的意思。他抬头看着我，那目光是奇特的。他说：“你看看最近的报纸就会理解我了。男人对保卫国家疆土，比女人有更大的责任。我知道我不能成为一名好士兵。在学校军训时，我打靶成绩从没及格过。但我自信我能成为一名好军医。边防部队的接收函件已经转到公社了。”　　我不再发问了，瞬息间，心中产生一种感伤的惜别之情。他将提包放到桌子底下，忽然问：“你是生病了吧？真抱歉，我光顾收拾东西了。”我忧郁地瞧着他，摇了摇头。“那……你找我一定有别的事？说吧，我是你的大‘插兄’啊！”我说：“什么事没有。只是想……听你唱支歌。”“唱歌？对。对，此时此刻，为什么不唱歌呢？”于是他从墙上摘下了手风琴。“如果我为你唱支苏联歌曲，你愿意听吗？”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低下头，用更细小的声音回答：“不管你唱什么，我都愿意听。”于是，他轻轻拉起了手风琴，低声唱道：　　等着我，我会回来。　　不过要久等，等着，当秋雨潇潇，撩起愁思时，等着，当冬雪飘飞，炎夏难熬时，等着，当别人不再等待亲人时，等着，当远地没有书信寄来时，等着，当同等的人都已灰心时，等着，千万等着啊。　　因为你跟别人两样，你善于等待。　　你善于等待……　　我眼中涌出了泪水。我被这首歌所感动。我被在这个夜晚，我与他共同度过的这个时刻所感动。几天后，他就将离开这里了。也许，我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这位“大插兄”了。他曾给予过我们许多关心，许多帮助，许多快乐……　　他唱完之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他望窗外，我低着头。西北风在外面呼啸。井台上枯朽的吊杆，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江对岸传来一阵狺狺的狗吠。我们的村子里的狗也咬了起来。西北风更猛了。像一万个醉汉在吹口哨。咔嚓！……我倏地站了起来。“是水井吊杆倒了。”他不动声色地说。我又缓缓地坐了下去。他却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说：“有件东西，我想请你替我保存。”语调那么轻，又那么郑重。　　我默默无言地直视着他。我想他要委托我保存的，一定是件对他来说无比珍贵的东西。否则他怎会用那么一种异样的目光瞧着我？我心中顿时对他充满了感激。为他在这样的一种时刻对我的信任。　　没想到他从箱子里拿出的是一个笔记本。一个普普通通的，半旧的笔记本。蓝缎封皮，既无花纹，也无图案。他双手将它递给了我。我轻轻翻开它，见第一页上，庄重的字体写着一串姓名：王涛——男，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三十二分出生，身长五十二厘米，体重八斤。先天发育良好。　　李小娟——女，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夜十一时零一分出生，身长四十五厘米，体重六斤三两……　　赵秀梅——女……　　第二页，仍是这样一串姓名。　　第三页，依然是……　　我迷惑地抬头望着他。　　他微笑了，说：“这是我建立的一份特殊档案。我来到这个地方三年多了，在这一带八九个村子里，接生了十七个孩子。我知道，你们这些小‘插弟插妹’曾背后议论过我，不理解我为什么来到如此落后偏远的地方，还会天天那么高兴？这十七个孩子的出生，就是令我感到高兴和自豪的理由啊！人，在一切物质之中，又在一切物质之上。人，这是所有文字中最崇高的一个字啊！……”　　他情绪兴奋起来，双目闪耀着光彩。　　他接着说：“胎儿与母体，实际上是两个完整的但又不可分割的生命。物理学家们，为原子的分裂感到自豪。而我所感到自豪的，是一个生命，一个人，在我的帮助下降临到了世界上。从此以后他或她将要寻找事业，寻找爱情，经历种种艰难和种种痛苦，感受种种喜悦和种种幸福，为人类和世界作出种种杰出的和平凡的贡献。我完成的，是生命的分化。这是最伟大的分化过程！每一个婴儿诞生的过程，对我来说，都如一首诗，一支歌，一段交响乐章！谁敢预言，在我接生的这些孩子中，将来不会成长起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当我听到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时，我每次都想举起那个幼小的人，大喊：‘生命万岁’！……”　　我被他的话迷住了。也被他那兴奋的表情迷住了。不，我是被他迷住了。那一时刻，我是多么想拥抱他，热烈地吻他呀！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龄比我小许多许多，情感和思想都很天真的孩子。也是一个年龄比我大许多许多，情感和思维都很深奥的老人。是一个内心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人，也是一个膜拜生命的虔诚信徒。　　他忽然停止说下去，一副窘态地问：“你觉得我可笑了吧？”　　“不，不，你说的……真好，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你可笑，真的！”　　“谢谢你！”他说，退到窗前去了，但目光仍注视着我。不知为什么，我想哭。我怕会当着他的面情不自禁地哭了，就站起来，轻声说：“我走了！”说罢，立刻低着头朝外走。　　“等等！”他叫住了我。我不得不转过身。他刚才那种兴奋的情绪平静了。他说：“我把这十七个孩子委托给你了。也许，我比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寄托的希望还大。他们的父母，可能只希望他们将来成为能种地能打鱼的人。而我，却希望他们将来成为不仅仅能种地能打鱼的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迎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自然状态的生命，你要给他们注入灵魂，你要教他们文化和知识，你要使他们成为文明的一代，这个地方要依靠他们成为文明的地方。今后，无论我到何处，我心中都会想着他们。我要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寻找他们的足迹，告诉他们，某年某月，是我……”他竟说不下去了。他那种平静的语调，是无法掩饰他内心里此时此刻的激动的。　　我说：“我一定记住你的话，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嘱托，只要……别发生战争……”他怔愣了片刻，自言自语地说：“是啊，只要……别发生战争……”西北风由呼啸而转为嚎叫，似巨大的鸟羽扑打着窗子。又像是一阵狺狺的狗叫声，像醉汉的笑。西北风攫住这令人发悸的声音，将它挟卷到更远的地方去。我再也不能迎视他的目光，再也不能继续听他谈下去，再也不能内心平衡地待在他的小屋里，再也不能……我一转身冲到外面去了。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我从来也没有觉得那么孤独过。这咄咄逼人的孤独感，将沉重的寂寞压迫到心灵的死角了。他即将离开这个村庄的呵……我的许多在别处插队的同学，来信中常常谈论战争。他们谈论战争的词句，如同少男少女们谈论郊游和野营计划。他们都自信在战争中会成为英雄。他们都希望在枪林弹雨中建树功勋，在炮火硝烟中获得荣誉。谈到“牺牲”，他们轻松地说：“人固有一死嘛！”他们甚至是在期待着战争。不，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怀着莫大的希望，准备勇敢地跳上人类的流血话剧的舞台之上，或者胸前挂满勋章骄傲地谢幕，从此与“插队知青”的命运一刀两断。　　那天夜里，我认识到，只有远离战争威胁的人，才会像他们那样侃侃谈论战争。假如他们也和我一样，也和黑龙江边这七八个村庄的人们一样，离战争的毁灭性威胁近在咫尺，坦克半分钟内就能驰过江面，如履平地般碾碎这里的房舍，站在江界线上投掷的手榴弹会从窗口飞入屋内，几发重磅炮弹会将这里的人们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辛劳筑造的村庄夷为一片瓦砾，一片废墟，无数生命可能在酣甜的梦境中变成鬼魂，缺肢断腿的肉体飞上天空，挂在树梢……那么，他们就会改变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了。　　我爬起来，在油灯下给我的同学们写信。将我这些冲动的情感与思想在纸上尽情发挥。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是错了。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神圣的国土受到侵犯，我会像法国女民族英雄贞德一样，为捍卫我们的疆土和人民去奋勇杀敌。我告诉他们，乡村小学教师，是能够成为一名不惜捐躯的女战士的。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我是多么诅咒战争！如果用我的生命向某种神明祭祀，便可制止世界上的一切战争的话，我毫不吝啬我的身躯！我还告诉他们，姚医生有一个怎样的笔记本，以及他对我的嘱托……第二天早晨，姚医生到县里托运行李去了。下午，有人告诉我他回来了。　　我想再去看他，我觉得自己内心还有许多话，许多重要的话没对他说。但我知道，他几乎需要和全村的每一家每一户告别，就打消了念头。全村人都对他依依不舍。他的感情，是分赠给全村人的。我已获得一个小份，很珍贵的一小份，我应该知足了。人不能太自私。　　我找到了一件足以驱除内心孤独和寂寞的事情去做。那一整天，我都在宿舍里认认真真地备课。我暗暗发誓，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天黑不久，我听到了轻轻的敲窗声。一定是他来正式向我告别！我立刻跳起，内心异常激动地打开了门。却不是他——个扎头巾的很胖的女人一步跨了进来，仿佛唯恐动作迟缓，就会被我拒之门外。“你？……”她转过身，我后退了一步——油灯的光亮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张年老的苏联女人的脸！文字无法形容我当时大吃一惊的程度！她会中国话。她焦急地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她是偷偷越过边境的，她的儿媳妇，就是昨天被姚医生救了一条命的那苏联女人，临产了，但孩子生不下来。他们的乡村医生喝醉了酒。她苦苦哀求我，带她去找我们的医生……　　“不，不，你……出去！”我打开了门。　　“姑娘，上帝在看着你……”泪水淌在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那是一张慈祥的老母亲的脸。焦急和希望，使这张脸上呈现着一种令人无比怜悯无比同情的人性的力量。　　我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那一时刻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根本不相信的上帝的化身……我把她带到了姚医生那里。人在某种情况下，不受思想的主宰，只听凭心灵的支配。姚医生吃惊的程度不亚于我。他脸色顿变，将我推出门外，从外面带上门，用那苏联老母亲在屋里完全听得到的声音对我吼：“你疯了？！你根本不应该带她到我这里来！你应该告诉她，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们的医生今天不在！……”　　“可是我……”“你该挨一记耳光！”我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我生平第一遭被人如此训斥。我呆呆地望着他，眼中渐渐涌出了泪水。我猛转身跑了。跑回宿舍，我扑在被子上，哭了。　　我觉得昨天晚上他对我说的那许多诗一般的话，永远不会再使我的心灵受到丝毫感动了。我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要被诗一样的语言所蛊惑。再也不要轻信能说诗一样的语言的男人。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又深深自责起来。我意识到自己是做了件蠢事。我是该挨一记狠狠的耳光。理性有时竟使人批判自己内心里最最真实的东西。我去找他，要向他表示忏悔，请求原谅。来到卫生所，发现门锁着。两行脚印通向江边。一种预感使我内心极度慌乱。我顺着脚印跑到江边——两行脚印越过江面，通向对岸的村庄。我久久地呆呆地站立在江边……卫生所门上的锁和越过江面的脚印，一小时后就被许多人发现了。全村大哗，空前骚动。队长来找我，劈头就问：“你见到姚医生了么？”我故作镇定地回答：“见到了呀，他对我说，他要到东村去向人告别。”我不是演员。“你胡诌八扯！”队长大声嚷叫。我不得不道出实情，并说：“队长，是我把那个苏联女人带到他那里去的，要惩办，就惩办我吧，千万别惩办姚医生！”“你……你混蛋！”队长那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