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年初就有些不大对头。

三月，电视上每天都要播出“非典”增加多少病例，确诊多少，死亡多少，弄的人心惶惶，每个车站都如临大敌，每个人都上车都要用电子测温仪测额头。看看有没有发烧。工厂门口也有测试仪，自动检测我们上班的每个人。超过检测温度是要报警的。

现在想起，那一年的春天，真是个很奇葩的春天。喝完板蓝根，喝醋，人人都怕感冒发烧。个个一天到晚疑神疑鬼。都说无产阶级不怕死，但大家都是有产阶级了，还是怕一点比较稳妥。

我很不幸，但又很幸运，那一天我有很多感悟。虚无或者真实，都呈现在我的眼里，留在了我的心中。

那一天早上有一些阴霾，睡醒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头晕，但也没觉得有多难受。吃完早饭我去上早班，打卡时保安测温度，38.5°，我一时还有些懵懵地，看保安却已经如临大敌。他们队长迅速汇报了领导，戴着口罩的两个保安一前一后，大约和我相聚5米的距离，如同押送犯人一样把我送回宿舍，那壁厢的人事，说是已经启动了报警，救护车马上到。

我有些手抖抖，有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天似乎更暗了。脑海中一片空白，我现在回忆，当时我的嘴唇估计已经泛白，头上已经出汗，两股战战。我只是机械地走回宿舍。后面马上有人拿着消毒用的来苏水来我宿舍消毒。

救护车来的时候，我下了楼梯。下夜班的兄弟还在门口没有敢进宿舍，一圈圈地站在大门边上。看见我下来，他们哗啦啦地向后退了几步，集体让出了道路，他们或者默不作声，或者眼神迷离。有几个平时和我不错的人对我微微露出尴尬地笑容。我一霎那间似乎觉得我很不幸，很倒霉，甚至有点愧疚的心思。为什么我要发烧哩？给大家带来了不方便?

救护车呜呜地叫着，下来几个穿白大褂的，居然还抬着担架，我有些踉跄。但没有人扶我，每个人都离我至少十米开外，没戴口罩的也用手捂住了口鼻。我哆哆嗦嗦地爬上救护车，宛如一只受伤的小狗，我觉得很冷，背上却沁满了汗水。救护车的门咣当一下关上了，我听到门外的脚步声，人声，忽然间恍如隔世，我的泪水掉了下来。

车到留医部，发诊，我在两个护士的注视下坐在对面的凳子上，她们用光电测温仪测我额头的温度，一个红点在我额头晃动着，我有些心虚地看着她们。我听到一个护士说：“没发烧呀，才36°，？”

我抬起头，看看她们，一头的汗，一个长的胖一点的护士递给我一张纸巾，说没事呀，你去抽个血看看，没发烧不要紧的，别怕，没有那么容易得非典的。

我一个人走出留医部，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太他妈吓人了，我的手心攥着那张化验单，没有“＋”

我回到宿舍，宿舍早已消毒完毕，老徐在宿舍抽烟，他才知道消息就来看我，他说：怕啥，抽烟喝酒的和“非典”无缘。来来来，先喝一杯二锅头，这是“回魂酒”

我喝完“回魂酒”人事部就通知我过去一下。

人事部那个女经理，很客气地对我说：由于我的发烧，公司启动了预警，汇报给了总部，总部非常重视，现在你没有发烧公司在上很被动，被总部责备，我要负担一点责任。考虑到实际情况，上午就不算做你的旷工，算你请假，下午上班。公司负担的救护车费用和就诊费用从你下个月工资里扣除”

说实在的，我当时听到她说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这个衣冠得体的女经理看上去很端庄，说出的话却是这样的让我无法接受。我质问道：救护车不是我叫的，发烧恐怕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为什么这样？难道仅仅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我的发烧让你们在工作中难堪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盼望我真的的了“非典”？好让你们的汇报是真实的，？我没有发烧，难道让你们受到了呵斥？

但是她根本不理，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淡淡地说，这是公司的决定，我们只负责通知你。我只能生生气，跺跺脚。下去上班，但我的心里却有了阴影。

佛说：“欲为诸佛龙象，先做牛马众生”我不想成佛，但倘如做牛马，好歹让我叫两声，我不苛责我的同事在不明白情况的前提下畏惧这吓死人的“非典”。换成我，我也是这样的，逃避威胁是人之常情，我不理解的是作为一个团队的公司，如此凉薄。

从那天起，我对波尔公司有了看法，资本都是现实的，我打我的工，你发你的钱，我们之间只是赤裸裸的雇佣关系，不要给我灌输什么公司文化理念，也不要和我谈合作共赢，我对得起我这份工资，你对得起你付出的工钱就可以了。

2004年，我在离开波尔的那一天，我直接将我的申请劳动仲裁递交给了劳动局，的证据都是我用一年私下收集的，该我的我一分不少要，不该我的我一分也不多要。

新来波尔的人事经理收到劳动局传票时还在上班的我来到办公室，问我为何不先和公司沟通一下，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做好离开公司的准备了。那份仲裁申请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判完我就离开公司。

人事经理问我为什么干的好好的要离开，离开还要告上仲裁，公司福利不差，工资也不错。如果有其他要求，可以协商嘛，何必走这条路，假如公司和你拖，你的维权成本也不低，你又何必？

我给他讲了去年的故事，我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伤害过我的公司，你们可能觉得事情不大，但我觉得这个公司早已对我撕下温情脉脉的面具了，既然大家只讲规则制度，我不需要讲人情，无论法律不我，我都不愿意和公司谈。我只接受法律的结果。

那个经理看了我很长时间，也没有说话。

最终，我和波尔也没有走法律程序，第三天，人事通知我，按照我提的要求，赔钱走人。

一天后，我离开了深圳。走的时候，我特意在波尔门口照了一张相片这个我待了七年的公司从此在我身后留下一个大门影子。我永远记得我曾在一群人的注视下爬上救护车。

十年之后，我再次踏入这个公司的大门时，我想在2003年，到底是人错了，还是天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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