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师进剿，虽小有斩获，旋以风利水急，战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溃败。据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实属咎有应得。姑念湘潭全胜，水勇甚为出力，着加恩免治其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

这应该说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处分，名义上暂行革职，实际上仍督率其军，一般用不了多时即可复职。按照惯例，“降黜人员不得上疏，谕旨由大帅传知”，但曾国藩获得可单衔奏事的特许。由种种迹象，曾国藩也可看得明白，此番处分对他日后不会有大的影响。

当然，这个时候也有许多让曾国藩非常不满意的事情，而他又不得不隐忍委蛇。譬如，在他看来，王錱“骄蹇致败，贻误大局”，竟又夸饰胜利，将杀敌三十人夸大为所谓“杀敌数百人”。如此弄虚作假，本甚为可恶，但由左宗棠起草的由巡抚、提督与他会衔具奏的折稿中，竟将王錱的假胜仗作为真事写入，而让他曾国藩初阅的折稿中并无此内容，是后来瞒着他加入的，奏折发出后才送定稿来让其画诺，他感到“无可如何，只得隐忍画之”。还有非属曾部的一个叫朱石樵的人，在岳州战败逃回，复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但仍令他署宝庆府事。曾国藩在家书中感叹：“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尽管如此，但较比湘潭胜利前的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他毕竟有了“徐图”的条件。

岂是只等“徐图”，能够立办的事情曾国藩便雷厉风行，整军即是这样的事情。经过岳州、靖港之败，湘军水师的战船“去其大半”。曾国藩派人在衡州、湘潭分别设厂，造出“较前更加坚致”的船只六十号，又在长沙设厂修复船只一百数十号，恢复和加强水师船械，对已溃的勇丁，不再收集，另行募水陆兵勇数千人，使队伍不仅在人数上得以及时补充，而且人员素质条件也更形严格。除了从本省挑选人员外，又奏调广西、广东的水师弁兵前来“会剿”，结果，“广西巡抚委知府李孟群募水勇一千名，广东委派总兵陈辉龙带水师四百员名、炮一百尊”到湘，加强了阵线的实力。对军官层的整顿更毫不含糊，作战中立功的将领，予以奖拔保奏，溃败者则革退更置。这样，其部队“规模重整，军容复壮矣”！

曾国藩建旗出征以来的四个多月里，还没有能够出省作战，主要是在湖南与太平军较量，总的看来是败多胜少，但湘潭之役的胜利给他和他的湘军带来重要转机，而对于太平天国方面来说则是一次大挫。从全局看，湘潭之役的结果，与其说由于湘军方面的得计，不如说缘于太平天国方面的战略失策。有军事史专家评析说：太平天国西征军从出征到湘潭受挫，前后不足一年。在此期间，先后攻占了安庆、庐州、九江、汉口、汉阳、岳州等重镇，控制了大片地区，有效地保证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物质的供应，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战线太长，兵力过于分散。将数万兵力分布在东起芜湖，北到庐州、随州，西至宜昌，南到南昌、湘潭，跨越四省、纵横数千里的战场上，这就难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尤其是攻占汉口、汉阳之后，在武昌尚未攻克的情况下，又再度分兵，北攻随州、荆州，南攻岳州、湘潭。由于兵力一分再分，在湘潭骤遇强敌湘军，终于遭到大挫。湘潭挫败是太平军西征作战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西征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节节后退，几至不能遏止。后来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失败教训时，将此列为“天朝十误”之一，可见其影响重大与深远。

所提到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袖人物，封“忠王”。他的所谓“天朝十误”，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最后被湘军攻破，他保护幼天王洪福瑱出逃被俘囚禁期间，所写《自述》中总结太平天国失败教训所列“十条”。这些并不都是军事方面的，还有关于施政方面的。在关于军事方面的事项中，北伐的占三条，最后“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占“半条”（因为其后还有“误立政无章”云云的半条），而关于西征之事只一条，大意是说误不该派林绍璋部去湘潭，致其全军败尽。可见，此事对于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来说都刻骨铭心，的确不能小觑。

湘潭之役的当时，也许作战双方都难以像过后回顾总结那样将其置于战略全局审视。但无论如何，此役对湘军和太平军双方的幸与不幸来说，反差是鲜明的。它有着对战局阶段性地承前启后的连接意义——对前一阶段是一个归结，在这中间，曾国藩本人遭逢的是“出师未捷身‘险’死”的境况；而对战局下一步的走势，此役则有着直接的启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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