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率湘军出征之际，正值西征太平军的一部进入湖南攻袭之时。该部太平军以石祥贞为首领，在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间相继攻占岳州、湘阴、宁乡等地。

刚建旗出征的湘军暂驻长沙，面对省内的紧急情况，只好分路与太平军对抗，以解燃眉之急。储玫躬在率部攻夺宁乡的作战中毙命，湘军刚一出师就损折了一员营官。有记载说，储玫躬出兵时，有人以敌军势盛劝阻，说是应该暂屯兵以待，储氏不听，他说：“贼不取正道而旁出，必人少也。吾自领军，皆击土贼，今遇大贼不进，何以率众？”可见，其人当时对宁乡一带太平军的力量没有精确的估计，更主要的是为显示一下不惧“大贼”的英勇气概，因而坚持进兵。他战死后，曾国藩专折为其请恤，以示对其事的重视。

在湘军分路纷纷反扑之下，在湘太平军，一度从各占领地向湖北撤退。他们在途中遇到从汉阳前来的林绍璋部援军，于是又合力再攻湖南，重占岳州以及靖港、湘阴、宁乡等地，其前锋甚至攻克湘潭，从北、南、西三面形成对长沙的夹攻之势。

太平军这时在湖南军事上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三月间岳州之役的胜利。当太平军此前向湖北后撤的时候，曾国藩的一部分兵力本来拟于王鑫所部一同往攻湖北的蒲圻，王鑫部在北进途中与南返的太平军大队遭遇，败退岳州，当时曾国藩部也有几营在那里，都处在太平军的包围之中。曾国藩不得不派炮船到岳州城外施救，被围湘军一部分得以借机逃出城来，而起码有一千余人被歼，多为王鑫的部属。王錱本人事先得以缒城逃命。

出师不利的曾国藩被动之极，甚至连退归长沙城内自保都难，或说当时“巡抚骆公不听入城，曾公亦耻于依人，独率水军十营，散屯湘岸，与寇共水，皆半日可接”。想几个月前，躲开对他深为嫉恨的政敌，到衡州发愤编练水师，意在为保桑梓、保君国效力的同时，岂不也想以自己的作为给政敌一点颜色看看？而经过千难万难，把湘军编练有成，谁知初试偏遭挫折，自己复又坐困于省城附近江面，在诸多政敌的眼皮底下遭受难堪，备受奚落，许多人骂他无用，甚至呼吁解散他的湘军。巡抚骆秉章虽然不好公开责难他，但也对他表现出相当的冷淡。至于本与曾国藩交恶的藩、臬两司（布政使、按察使），这时自然是不遗余力地落井下石。甚至本该有同党之怜的人物当中，也有因故弄得关系颇为紧张的。这怎能不使得曾国藩羞愤难当？此际经历使得他刻骨铭心，多年之后仍耿耿于怀，有这样的记述：

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文毅之子）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至仇隙，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之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藩司陶庆培（后任鄂抚殉难）、臬司徐有壬以吾有靖港之挫，遽详骆抚请奏参。黄昌歧及吾部下之人出入城门，恒被谯诃，甚有挞逐者。

其中所说到的左季高，即左宗棠（字季高），他最终成为湘军集团的要员之一。此人为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后屡试不第，曾做乡村塾师。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面对乱势，最初虽故显隐逸之态，但实抱经世之志。有传说，太平军由广西起义北上围攻长沙时，他曾“布衣单履”，往见天王洪秀全，劝其“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并与“论攻守建国之策”，“因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有纪其事者认为，“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不诬也”。不论此事是虚是实，反正左宗棠的性格恃才傲物，甚至大有玩世不恭的意态，因而多有非常之举，这是事实。在人际关系方面，通常难以协和，他和不少人搞得颇为紧张。所谓“曾左交恶”，就是典型的例子。上述引文中曾国藩提到的因劝捐而致与左“仇隙”事，只不过是诸多事端当中的一件而已。当然，此事发生较早，也许算得具有缘起性者。

曾国藩对左宗棠本无成见，且颇看重，在其湘军建旗出征之时，就曾贻书左氏邀其随行相助，左宗棠没有答应。但仅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间，他就到省城长沙人骆秉章幕（此前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左氏曾在其幕，张氏离湘他遂退归），并且此行即与捐事有关。左宗棠与本省籍的名宦陶澍（官至两江总督，道光十九年卒）曾有面交，陶澍死后左宗棠做其子陶桄的馆师多年，又将长女许配陶桄。陶桄年幼，左宗棠帮助经理其家政。陶家在湘中本属望门富家，但陶澍死后今非昔比，故曾国藩向陶家“劝捐”，左宗棠或有“缓颊”要求，未被应允因而产生矛盾，也是情理中事。到底左宗棠还是同陶桄到省纳捐，因骆秉章的极力挽留（此前骆氏曾多次邀请，左氏未出），“始允人省襄办”，也就是答应做其幕僚。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可非一般的幕客，他既得幕主倚重，自己又能干敢干，无拘无羁，越来越有越俎代庖之嫌，为政敌所嫉，终致酿成大的事端，此为后话。这时骆秉章被曾国藩疑为“从而和之”，恐亦不尽属谬妄。无论如何，骆秉章到邻船拜客，而不肯付跬步之劳就便与曾国藩见一下面，这种态度让处于特定境况下的曾国藩不能不深感寒心。至于其朋僚部下出入长沙城门都常遭“谯诃”和“挞逐”，显然也是“打狗不看主人”，借端故意对曾国藩进行凌辱的行为。藩、臬两司怂恿巡抚奏参曾国藩，更是意在结束他的政治生命，阴毒之极。曾国藩言及的政敌借以发难的事端“靖港之挫”，是咸丰四年四月初的事情，上面还没有具体述及，是接下来要着重交代的——坐困省城附近水面上的曾国藩，急欲靠出战摆脱窘迫情势。他召集部下的军官们集议，都认为不能退却入城，应该积极进攻。但具体如何攻敌，意见不同。有人主张就近先攻取靖港，有人则认为这样太冒险，如战败再退还长沙城下，就是自置于死地了，主张往攻湘潭，这样即使作战不利，也可保守衡州，省城即便是暂时失陷，还能有复振的机会。这后一种意见本被采纳，在长沙的湘军水师决定由彭玉麟带五营即日先发，第二天，再由曾国藩带余留的五营后继。可就在这天夜里，长沙乡团来向曾国藩报告说，靖港敌军营盘中只有数百人，且无防备，可以乘机攻而取之，团丁已经架好浮桥，但等湘军出师，这是一个不应错过的好机会。闻知这一情报，部下跃跃欲试，曾国藩本人更觉得机不可失，攻袭靖港之敌也可对湘潭的敌人有所牵制，所以临时变更原定计划，命令本拟后继进军湘潭的队伍（水师外还有部分陆勇）改攻靖港。

靖港，在长沙西北，距当时长沙城六七十里，处资水入湘江之口，有铜官山，六朝置铜官于此，因称铜官渚。当曾国藩决定率军进攻靖港之时，也有部下不以为然，如李元度就在此列。此人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在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后，曾化名“罗江布衣”上书曾氏，被曾国藩寻访识得并召见。及至湘军建旗出征前后，曾国藩几次致书相约，李元度感其诚恳，遂入其幕，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曾国藩幕府人物中的一员。这时李元度认为，湘军的“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者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曾国藩对此不以为然，坚持己见。李元度和其他有关人员又提出随从曾国藩一道行动，曾国藩也不应许。他临行前，“将遗疏稿暨遗嘱二千余言”密授于李氏，嘱咐说：“我死，子以遗疏上巡抚，乞代陈，遗嘱以授弟。军营中军械辎重船百余艘，子且善护之。”见曾国藩这种意态，李元度等人怕出意外，便暗中随曾国藩行动，他们藏在曾国藩座船的后舱，主人并不知晓。

这是四月初二（4月28日）的清晨，攻袭靖港的湘军出发。顺风顺流，水急风利，其炮船很快就逼近太平军的驻屯之地，遭到势头猛烈的迎击，湘军的船队再也无法前进，结缆而退行。太平军方面一小队人马忽然突上来砍断其缆绳，致使湘军的船队大乱，其陆军与团丁一与太平军接仗，也立时溃败，争相从团丁搭起的浮桥上退逃。浮桥是以门扉、床板之类的东西搭成的，本不坚固，这时乱军争过，人多坠水，死者上百。曾国藩见此情况羞愤难当，亲自仗剑督逼，严禁退逃，在岸上树起令旗，出以“过旗者斩”的严令。但真可谓兵败如山倒，部属并不理会，纷纷绕着从旗旁过去，拼命逃奔。

见此情势，曾国藩忧愤羞愧得无以复加，并且他的座船也处在太平军的攻袭之下，飞矢可及。他见败成定局，大势已去，想到正式出师后这第一场本以为得计、主动攻袭的较大战斗，竟是这般惨状，颜面往哪里搁？遂决意投水自杀。船行之中，他乘身边人不备，纵身向那被战斗搅得波涌浪叠的江水中跳将下去。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从瞬间的惊呆中回过神来的仆从们，赶紧入水施救，将其挽起。曾国藩极力推拒，竟对施救者破口大骂，“众不能违”，正在将要松手之际，与李元度他们一同合谋事先潜随的一个叫章寿麟（字价人）的人，“从后舱突出，力援以上”。曾国藩见此人突然出现，死死盯着他追问：“你怎么在此？”章氏回答说，湘潭大捷，是特以赶来报告的。实际上，这时章氏并没有真的得到“湘潭大捷”的消息，只是对曾国藩“权辞以慰”而已。他们把曾氏弄到一艘渔船上，其时南风大作，返回系逆流而上，费了好一番劲儿，中午时分才到长沙。

曾国藩穿着一身湿衣，蓬头跣足，狼狈之极，连饭也不吃一口，还是想一死了之。他移居城南妙高峰地方，“再草遗嘱，处分后事”，打算到次日“自裁”。不想，转机出现了，就在天快要亮的时候，湘潭真的有捷报传来，而靖港敌人也连带逃遁。曾国藩闻报破颜为笑，说了一句：“死生盖有命哉！”

看来，是湘潭之役的胜利使曾国藩感到了希望，一扫满心的愁哀，从而打消了死的念头。湘潭之捷主要是塔齐布所率陆营的战果，有其军“三日三胜”之说。而先遣水师，也乘势给予了配合。

出征伊始叵测的战局，曾国藩险些身死的遭遇，在湘军的战史上，在曾国藩个人的军政生涯中，都是耐人寻味的大事。靖港败后，曾国藩之寻死是出于真意，绝非骗人的表演，这从他留下来的遗折遗片稿中，可以窥知其当时的心迹。在遗折稿中，他开宗明义地说，“臣已力竭，谨以身殉”，接着，历数岳州战败之后的军事情势，尤其是对靖港之败切感的创剧痛深，他这样陈说：

臣于初二日自带舟师五营千余人、陆勇八百人，前往靖江（港）攻剿贼巢。不料陆路之勇与贼战半时之久，即行奔溃；而水师之勇见陆路即溃，亦纷纷上岸奔窜。大小战船有自行焚烧者，有被贼抢去者，有尚扎省河者；水勇竞至溃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

曾国藩正是怀着如此心思，“见事势万不可为”，才决意“殉难”。在此关头，他追思前事，感慨万千：

臣读书有年，窃慕古人忠愤激烈之流。惟才智浅薄，过不自量，知小谋大，力小任重。前年奉命帮办团防，不能在籍守制，恭疏辞谢。臣以墨经出外莅事，是臣不孝也。去年奉命援鄂援皖，不自度其才之不堪，不能恭疏辞谢，辄以讨贼自任，以至一出偾事，是臣之不明也。臣受先皇帝知遇之恩，通籍十年，洊跻卿贰。圣主即位，臣因事陈言，常蒙褒纳；间有憨激之语，亦荷优容；寸心感激，思竭涓埃以报万一。何图志有余而力不足，忠愤填胸，而丝毫不能展布。上负圣主重任之意，下负两湖士民水火倒悬之望。臣之父，今年六十有五。自臣奉命剿贼，日日以家书勉臣尽心王事，无以身家为念。凡贮备干粮，制造军械，臣父亦亲自经理，今臣曾未出境，自取覆败，尤大负臣父荩忠之责。此数者，皆臣愧恨之端。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以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

从其读书通籍到京官生涯，从“墨经”出山到率军“讨贼”，从君主恩宠到家父劝勉，桩桩件件情事，此时一齐撞击在曾国藩的心头。尽管这当儿他对遗折的立意和文句也不能不精心斟酌，以表自己的忠孝情思，但人之将死，其言也许不必像通常那样多讳，无可奈何的绝望之情也溢于言表。还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在遗片中，除了对他死后的其军兵将之事有所铺排之外，还特别说明将《讨粤匪檄》抄呈御览的深意，有谓“臣自去岁以来，日夜以讨贼为心。曾书檄文一道，刊刻张贴。今一事无成，贻笑天下；而臣之心，虽死不甘。谨将檄文抄呈御览，一以明臣区区之志，一以冀激发士民之心”。这与他遗折中的意旨，可谓相辅相成。由此也更可看出《讨粤匪檄》在曾国藩心中的分量，是他至死也念念不忘的。

铜官投水一事，后来曾国藩讳莫如深，致使人们或风闻其事而不知其详确情形。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也就是曾国藩下世的四年之后，当事人章寿麟旧地重过，在靖港舟中望铜官山川，当年情景历历在目，感触良深，遂作图以纪当年之事。他说：“公（按：指曾国藩）已功成事赍，返马帝乡。惟时秋风乍鸣，水波林壑尚隐隐作战斗声，仿佛公之灵爽乎叱其际，因不禁俯仰畴昔，怆然动泰山梁木之感，故为此图而记之。”这个章寿麟，虽说当年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但后来并未因曾国藩的显贵而发达，为官仅止州县。或说章氏对曾国藩颇有尤怨之心，故作《铜官感旧图》广为传播，张扬曾国藩投水被他救起之事。

当然，章氏自己在该图的“自记”中并未公开这样承认，而是表白其用意在于：

“以见公（按：指曾国藩）非偶然而生，即不能忽然而死。且以见兵事之艰，即仁智勇毅如公者，始事亦不能无挫，而挫而不挠，困焉而益励，垂翅奋翼，则固非公之定力而及此。至于大臣临敌援桴忘身，其为临淮之鞯刀与蕲王之泅水，均各有其义之至当焉。”

无论如何，在曾氏身后《铜官感旧图》的出现和广为散播，引起许多人的兴趣，争相为之作感怀文字。从前边的引注中可知李元度有作，这里再举另一位直接当事人陈士杰的一例。陈士杰为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遭父忧回籍，在家乡举办团练，又曾问学于曾国藩，被曾氏了解和赏识，在衡州时招其人幕。当曾国藩欲攻靖港时，陈士杰和李元度一起进议劝阻，不被听从，他们与章寿麟合谋潜随曾氏，以备不测。陈士杰在光绪九年（1883年）时因见章氏的《铜官感旧图》而生感触，所撰文字中，除简要地忆述了当年的有关情况之后，特别感言：“今事隔三十年矣，从公（按：指曾国藩）游者先后均致通显，而价人（章寿麟）犹沉浮偃蹇，未得补一官，将无遇合通塞，自有数存耶？余既悲价人之砢坎不遇，且欲天下后世共知公之勘定大乱，皆由艰难困顿中而来，而价人之拯公所关为不小也。”仔细品来，其中不免有些为章氏打抱不平的意味了。陈士杰自己，倒是官至山东巡抚，跻身疆吏大员之列者。

直接当事人之外，见图撰有诗文者还有像左宗棠、王闽运、吴汝纶、张謇、赵炳麟、林纾、蔡元培、郑孝胥、徐世昌等多人。他们与靖港事件的当事人或有联系，或无直接关联而只是后来的见图志感者，各自对事情的评说也或有较大差异。有的隐然为章寿麟鸣不平，而咎曾国藩之寡恩薄义；有的则意在为曾国藩开脱，阐释不录章寿麟功之疑；有的则借题发挥，论事势变迁，抒己之胸臆，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而无论如何，反正是因为章寿麟对靖港事件的详细披露，在当时以及后来多年间里，引起众多人对此事的关注，成为一个聚议颇多的话题。

若是抛开当事人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是非，单就靖港事件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影响而言，的确是不应忽视的一个转折点。

经历这一事件，对曾国藩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次极大的磨炼，使他对军事变局的认识水平自然也会大有提高。人之生死，莫大之事，而有时则取决于一念之间。若曾国藩此番自杀真的得逞，无论留得一个什么名声，但他的一生就此完结，难脱一个败亡的结局，前功尽弃，后事无继。而他侥幸存活下来，一生“功业”绝多是在其最后十几年间建立。使他打消自杀念头的直接事因，就是湘潭之役的消息传来，他自然是觉得有了转机和希望，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兵家胜败之局，人生顺逆之机，变数叵测，有时真让人难以预料。历经靖港、湘潭之变，对曾国藩来说，自有影响终生的感悟。后来追忆前事，他说是生平曾吃过四大堑，第一次是“壬辰年（道光十二年，1832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次是“庚戌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一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次即“甲寅年（咸丰四年，1854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次为“乙卯年（咸丰五年，1855年）为九江败后赧颜走人江西，又参抚、臬；丙辰（咸丰六年，1856年）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这四次所谓“大堑”，其实重要程度对曾国藩是不一样的，前两次只是“文事”末节上的被人见笑，后两次则是军政生涯中的生死关口。而这两次时间上接踵相连，有了甲寅败后欲死未死的结局和感悟，对随后更大挫败和困厄的度过当有直接的借鉴和帮助。其实，曾国藩所说的第四次“大堑”，在“第三次”那年的岁末就开始了。当时因为江西湖口之战的挫败，曾国藩又有过一次投水自杀的事情，但已带有一些故意表演的味道，不如靖港败后欲死这般实在（具体情况见下节）。再后来，挫败也多有，曾国藩都“咬牙立志”地坚持了过来。他强调人生要讲“明强”，如在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间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强字原是美德”，“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还强调要注意把握“时会”，在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间同是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有谓，“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这与他经历靖港、湘潭败胜相继，是死是生取乎一念之间的特别体悟分不开。正是直接鉴于相关经验教训，曾国藩以力守“悔”字、“硬”字两诀教人，说是“安知大堑之后无大伸之日耶”。

从靖港之败到湘潭之胜，也使曾国藩的处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的局面得以扭转。巡抚骆秉章虽然对曾国藩有过冷淡的表示，但在徐有壬和陶恩培怂恿奏参曾氏并解散其军时他尚且没有应和，湘潭胜利后对曾国藩的态度当然会更趋热情。徐有壬和陶恩培起码在表面上也一改前态，主动到曾国藩面前“谢罪”，并祝贺湘潭之役的胜利。甚至因为有诏令让曾国藩择司道大员随营办理饷事，徐、陶等前与曾氏交恶的官员们，“惴惴恐在选中”，都巴不得曾国藩放他们一马，有求于其人，更不免故意作点谄媚之态。当然，无论如何曾国藩是看不上他们这号人的。他一方面对若辈表面上的态度改善“笑谢之”，不失策略性地礼貌回应，另一方面，又对亲信者明言：“此辈怯懦，徒败吾事。虽请同行，吾固当止之，况不欲乎？”这是曾国藩的真实心迹。

曾国藩所激赏的，是塔齐布这类人物，湘潭之捷就主要是塔齐布督率、指挥的功劳。其人的事迹奏报上去，朝廷给予了超乎常格的擢拔，让他署理湖南提督（不久即又实授）。而原提督鲍起豹因“专阃大员不闻出战”被严厉诘责，并罢其官。塔升鲍黜，对于曾国藩在湖南官场上的处境，自然非常有利，与之交恶的势力遭到明显的削损，亲近派则得到很大的张扬。有记载说：“塔齐布以都司署守备，仅二年，超擢大帅。新从湘潭立功归，受印之日，文武、民士聚观相叹诧，虽起豹慊从亦惊喜，以为皇上知人能任，使军气始振焉。”超擢塔齐布，分明是对曾国藩湘军的一种肯定，也是曾国藩重用塔齐布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策略上的胜利。

至于曾国藩本人，对朝廷他当然不能不表示要承担岳州、靖港战败的责任，他于三月二十日上《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随后又于四月十二日上《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上后一折的时候，因为已有湘潭之胜，曾国藩难免有胜可抵败的心理，虽然奏词中表示愿自承办理“乖谬”之咎，并且举出“纪纲不密，维系不固”；“但知轻进之利，不预败退之地”；对勇众“不善调习而试用之”的三项谬端，但同时又强调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他对自己欲死未死之事的解释也比较含糊。最后既请旨将他“交部从重治罪，以示大公”，并请“特派大臣总统此军”，又表示“非敢因时事万难，遂推诿而不复自任”。可能咸丰皇帝对此折的意旨真的揣摩不透，故朱批中有“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焉”这样的斥责之词。最后清廷发布对曾国藩处置的上谕：

曾国藩亲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