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墨绖出山了，到省城长沙就任“团练大臣”。其“法定”的职责，按上谕中的准确说法，即所谓帮同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査土匪诸事务”。显然，主旨在于维持本地的治安。事实上，曾国藩并没有恪遵上谕心甘情愿地仅做个尚挂“帮同”两字的团练头子，而是借端练起一支有别于清朝“经制兵”的“异军”。对个中机抒拟在下一节中专析，这里要说的是他借助团练査办“土匪”以及在湖南官场中处境的有关情形。

出自当年统治阶级口中笔下的“匪”字，是对所谓“造反”、“作乱”的“不法之徒”的贬义泛称。其具体种类的指称可谓五花八门：如对太平天国起义者称“粤匪”、“发匪”，对捻军起义者称“捻匪”，对少数民族起义者根据不同民族所属称“苗匪”、“回匪”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看来属正式而公开的武装起义者。此外还有特指会党的所谓“会匪”，特指所谓“邪教”成员的“教匪”等。至于“土匪”，一般是指在地方上从事暴力活动者，其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来个“反向”地望文生义，把当时出自清方人员口中笔下的“土匪”即一概认为是具有正义性者，而需要作具体分析。具有明显的反清革命倾向、行动上惯于除恶济良者当然应该算是有较强的正义性，而只是以劫掠为生、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逞强施暴者则不尽然，因为受其扰害的不只是豪绅，也往往祸及平民百姓。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生民的正常生活都不能离开起码的社会秩序条件。

其实湖南的所谓“匪情”是非常严重和复杂的。曾国藩在给清廷的一道奏章中就具体说到，其“会匪”名目繁多，有分别属添弟会（按：即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门派者。又有“教匪”、“盗匪”，前者或主要是指信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者，后者即指惯行盗窃、抢劫者当无疑义。还特别言及“痞匪”和“游匪”。所谓“痞匪”，是指“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的人等。而“游匪”列举出以下三种：“逃兵、逃勇奔窜而返，无资可归，无营可投，沿途逗留”，此其一；“粤寇蹂躏之区，财物罄空，室庐焚毁，弱者则乞丐近地，强者则转徙他乡，或乃会聚丑类，随从劫掠”，此其二；“大兵扎营之所，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或假充长夫，或假冒余丁，混杂于买卖街中，偷窃于支应局内，迨大营既远辗转流落，到处滋扰”，此其三。可见，曾国藩辈心目中的“匪类”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反清起义者，也包括通常所说的强盗之流；既包括不甘驯顺敢于反抗的所谓“莠民”，也包括刁悍害民的不法胥吏、兵痞。这种种“匪类”，只要相对固定地在特定地域内活动，则都包括在他们广义上的所谓“土匪”之列。至于其涉及的范围，当时在湖南全省几乎是遍地开花的，而曾国藩特别说到，“东南之衡（州）、永（州）、郴（州）、桂（阳），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也就是所谓“匪患”特别严重的地方。

总体上看，无论具体情况多么复杂，既然湖南当时的“匪情”如此严重，那么，必定是社会矛盾尖锐、环境动荡不安、清廷统治危机的直接表现。这不但在客观上是一种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清方人员所谓的“匪类”中，也不乏直接就属起义力量者。曾国藩即言及，“粤逆入楚（按：‘楚’这里似特指湖南），凡人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即不失为确证。清方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对其心目中“土匪”的关注和着力“清剿査办”，立意上与平时的“治安”大为不同，更主要的就是为防范和扼制响应反清起义的势力，削弱其社会基础。对此，曾国藩当然心知肚明，并且比其他有关人员显得更为敏锐和自觉，力倡用“重典”以锄强暴，以“威猛”来救时局，宣称为此自己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也“不复敢言阴莺”。他向君上这样奏陈，向朋辈如此表白，并且是再三再四，反复陈说。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可谓“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他镇压“匪类”，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是在驻所设局坐地审办；另一方面，是派遣属下武装赴“匪乱”之处镇压。

曾国藩的“审案局”，设在长沙城中鱼塘口他的行辕里。“匪犯”的获取途径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土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跟交，或即令事主自行擒缚。至于审办“匪案”情形，曾国藩曾向友人这样坦言：“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这样审办“匪案”，根本没有认真核査的程序和时间，有的只是唯押送匪犯者的指认是听，兼以严酷的刑讯逼供，甚至是不讯而诛。想想看，那“止此三科”之下，岂能还有“匪犯”抗辩的余地，或是被“立决”，或是被杖毙，最轻者也要挨鞭笞千百！这样的“审案局”，岂不是血腥的阎王殿吗？

按照曾国藩向皇帝的奏报，在他设局的短短几个月间，对审办的“匪犯”，一共斩决一百四十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此外，还有若干札饬各州县就地正法而没有解送来局者。谁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的性命，是枉送在了曾氏“审案局”的刀斧棍棒之下！

那么，按照清朝司法常规，这种情况是“合制”的吗？当然不是。清律规定，非地方正印官不得受理民间词讼；即使有司法权的官员和机构，所办案事，也要由下至上逐级审转复核，特别是死刑案件，最终批准权是在皇帝，“盗案”者也不例外。当时曾国藩显然不是地方正印官，本来是不应有司法权的，而像他的审案局那样自主地审决盗案，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当然也是有违常规的。不过，这种情况又非全然瞒天过海，而是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甚至赞赏。这是因为在当时情势下，清王朝为了“弭乱”的需要，采取了允许地方官员对“土匪”实行“就地正法”的变通措施。《清史稿》中对这一举措的实施及其对以后的影响，有这样的评述：

（地方上对土匪）就地正法一项，始自咸丰三年。时各省军兴，地方大吏，遇土匪而窃发，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奏闻。嗣军务敉平，疆吏乐其便己，相沿不改。光绪七八年间，御史胡隆洵、陈启泰等屡以为言。刑部声请饬下各省，体察情形，仍照旧例解勘，分别题奏。嗣各省督抚俱复称地方不靖，碍难规复旧制。刑部不得已，乃酌量加以限制，如系土匪、马贼、游勇、会匪，方准先行正法，寻常强盗，不得滥引。自此章程行，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讫未之能革。

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特事特办，而是当时一个司法环节上的“变制”，并且造成以后多年相沿难改。而曾国藩当时在湖南的作为，对这种“变制”无疑是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和迎合作用。因为他的“审案局”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间就正式设立起来了，而清廷布旨明确认可对“匪犯”的正法，也正是在此前后。这从此年三月十三日咸丰帝发布的一道上谕即可推知。该谕云：

前据四川、福建等省奏陈缉匪情形，并陈金绶（按：提督，时防江北）等奏遣散广东各勇沿途骚扰，先后降旨，令该督抚认真拿办，于讯明后就地正法。并饬地方官及团练、绅民，如遇此等凶徒，随时拿获，格杀勿论。现当剿办逆匪之时，各处土匪难保不乘间纠伙，抢劫滋扰，若不严行惩办，何以安戢闾阎？著各直省督抚，一体饬属随时查访，实力缉拿。如有土匪啸聚成群，肆行抢劫，该地方官于捕获讯明以后，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烟戒。

从中可以知道，在这道谕旨发布前不久，针对四川、福建“匪”情，以及被遣散兵勇为匪滋扰的情况，清廷即谕令相关省份督抚，可将匪犯就地正法。如果说那还是特事特办的话，那么，上引谕旨中对“就地正法”的放行范围，已明确推及“各直省”，即全国各地。曾国藩对“匪犯”的就地正法，也正是在清廷此项措施的酝酿之际和确定之初。对此，他虽不是独角独唱，但也明显在“前驱先路”之列。

当然，在咸丰三年以前，就因为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受其直接影响，尤其是南方一些地方，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土匪”蜂起，社会秩序紊乱，所谓“治匪弭乱”对清朝来说迫在眉睫，有异于平时的对匪盗就地正法的事情便难免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正是促使清廷到咸丰三年春间明令放开此举的宏观时势条件。曾国藩适应并积极利用了这种条件，心狠手辣地做起了“屠户”。他的更特别之处，就是虽说不是正式地方官员的身份，但以“巡抚令旗”行事，看似受巡抚委托，实则独断专行。他对“匪犯”实际处置上的严酷峻苛，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还觉得不够，对责他“猛厉”的人，认为是“少见多怪，俗人自生诧耳”，说自己“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并且，他坚持认为这是为势之所迫的必行之举，上为君国，下为民生，天经地义，功德无量。他曾明确声称，“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仔细体味，这决不仅仅是为了找一个替自己开脱的借口，而是他心底一种真实使命感的表露。也正是由此开始，他在“书生杀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发不可收拾。

至于派团勇出剿土匪，作为曾国藩的另一种手段，就带有了武装作战的性质。在当时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土匪”蜂起，诚然非同平时，而确有迎合太平天国起义的势头。特别是所谓“会匪”，更是有着相当的组织基础，乘机举事而明显具有反清意向者所在多有。其他种类的“土匪”也往往相机而动。总之，当时“匪患”不只限于一般性地劫掠，揭竿而起与官府对抗之事屡屡发生。曾国藩派团勇剿办的即多属这类“匪事”。

他首先是派团勇镇压常宁的匪乱。咸丰三年春间，据地方官报称，此股“匪徒”有数百人，“旗帜枪械俱全，沿途张贴伪示，称受伪东王札谕，劫掠富户，裹胁村民”。显然，他们具有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动静。而在曾国藩所派团勇武装抵达之前，这股举事者已为当地兵勇击溃。正在这时，又接报衡山有“匪徒”千余人，“执持器械、枪炮”滋事，于是遂命所派团勇改往衡山剿捕。双方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战斗，最后“匪”方被镇压下去。此外，曾国藩麾下团勇还赴省内其他诸多地方协同行动。当然，曾国藩他们也不能真的将其认定的“匪患”敉平，当时这类举事此起彼伏，防不胜防，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到底，它不失为其时阶级和社会矛盾激化、革命形势发展的一种重要征象。

在当时的形势下，曾国藩对“匪患”忧愤交加，不管实效如何，总要尽其所能地争取赶快平定，为此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起事者的凶残、苛酷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他表现出的专横跋扈、我行我素的处事态度和作风，也激化了与湖南地方文武官员层的矛盾，使他陷入了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

曾国藩酝酿出山和出山之初，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此人字采臣，号石卿，江苏铜山（今徐州）人，曾任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咸丰二年（1852年）夏间太平军进入湖南，省城长沙受到威胁的时候，清廷任命张亮基为湖南巡抚，张亮基与随后成为湘系要员的有关人物，这时就有着较好的关系。像当时还在贵州地方上任职的胡林翼，就对张亮基颇表推重，说他“肝胆血性，一时无两”，是林则徐“一流人物”。胡林翼还为他的湖南老乡兼亲戚左宗棠出山做张亮基的幕宾，积极地铺路搭桥，既向张亮基力荐，又劝敦左氏听其建议，最后终于促成其事。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对曾国藩出山到省办理团练，也持颇为积极的态度。他初到湖南，没有根基，想借助湘籍人员的用心当是真诚无疑的。不过，曾国藩出办团练不日，张亮基便改署湖广总督，移驻湖北（旋又改任山东巡抚）。他离湘与曾国藩“握别”之时，许以二日给曾氏一封书信，保持经常联系，可见其间关系比较和谐。

张亮基改职后，湖南巡抚由原任湖南布政使的潘铎署理，仅两三个月，此人便以病免，改由原曾任过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复任此职。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该省的布政使是调原任云南布政使的徐有壬来担任，按察使则是由衡永郴桂道刚提升不久的陶恩培。这些官员中，潘铎与曾国藩不能和洽。骆秉章虽非奸诈刻毒之辈，但这时他内心里对曾国藩的做派也不以为然，只是出于种种原因，没有明里与他公开交恶，而实际上也并不尽心护持。有知情者这样评说：骆氏对曾国藩“心诽之”，只是因“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维持表面客套。可见，这时骆秉章对曾氏，最好也就是持一种虚与委蛇的态度。而分别任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徐有壬、陶恩培两人，则对曾国藩颇为嫉恨，处心积虑地与他为难。当时驻湖南的武官中，提督是鲍起豹，他对曾国藩涉身军务特别是染指绿营的做法极为不满，公开与之对抗，其麾下的一些绿营军官也推波助澜。这样，曾国藩及其所统团勇与“官军”将士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开来，以致在咸丰三年秋间酿成双方械斗，乃至发生绿营兵哗闹曾国藩公馆的严重事件。

这要从曾国藩赏识和延揽绿营军官塔齐布的事情说起。塔齐布，满洲镶黄旗人，托尔佳（一作“陶佳”）氏，字智亭。他起初在都统乌兰泰部下，由火器营护军擢三等侍卫，咸丰元年（1851年）至湖南以都司用，曾参与防御太平军对长沙的进攻。此人虽系旗籍，但少有腐化劣习，勤于职事，勇武异常，为人亦颇侠义。曾国藩到长沙编练团勇，见识其人，有心笼络为己所用。或记曰，塔齐布“每操军，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见而“伟其才”，颇为器重，“令绾辰勇”。不但聘他教管练勇，曾国藩还着力为其升擢铺路搭桥，奏称他“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说自己今在省操练，常倚其人整顿营务，“军士皆乐为之用”，实“堪膺重任”，请求皇上予以“破格超擢”。并特别强调，“当湖南防堵吃紧之际，奖拔一人，冀以鼓励众心”。此时塔齐布已升至游击，又很快升署抚标中军参将。他对曾国藩也由衷钦佩和感戴，唯命是从，他们两人间建立起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

曾国藩不仅掌控塔齐布个人，还把手更深地伸向了绿营。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传令营兵与他的练勇一道会操。本来，绿营为清朝“经制兵”（即由国家经理节制的具有定编的正规军、常备军）之属，而曾国藩只是一个受命操办团练的人员，他对绿营兵本是无权干预的，而绿营方面也多不买曾国藩的账，视其练勇更乃乌合之众，不屑与之为伍。而曾国藩对绿营兵日常游惰不武的弊情知之甚深，既忧且愤，要想通过与他的练勇一同会操来矫治其弊，并借以树立和张扬自己的权威。他的传令会操之举，自然得到塔齐布的积极响应，率部坚持参加。而其他营伍，则消极对抗，甚或鲜有来者。官弁中更是不乏坚决抵制者，认为这是曾国藩对他们的有意侮辱，像长沙协副将清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他不但拒绝参加曾国藩要求的会操，并且借端生事，极力挑唆绿营上下对曾国藩的不满。

曾国藩则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地位，通过奏参的手段想要把清德打压下去。他在一个专折中弹劾其人“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从不一至，在暑偷闲，养习花木”，“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说是“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先是要求将他革职，随即又在另一折中附片，进而增列其罪端，要求更加重处罚，说“去年贼匪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此等恶劣将弁，仅予革职，不足蔽辜”，应当“解交刑部，从重治罪”，以求“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作士气”。曾国藩把对清德的奏劾，特别与“官兵”的流弊和“贼情”的急迫联系起来。对于前者，有言“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原其故，总由平时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对于后者，声言“现在逆匪围逼南昌，湖南已调兵数百，拟往救援”，“湖南本省防堵，亦在十分吃紧之际”，而在这种情况下，因“将士畏葸、疲玩已成锢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意思是说，之所以要求对清德予以严惩，是基于矫治官兵流弊以应付当前危局的考虑，此乃公忠为国，而绝非出于个人成见和私愤。为表白这种心迹，曾国藩上奏中还特别置语：“臣若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曾国藩保举塔齐布而奏参清德，显然是一柄剑上的双刃。他自觉义正理直，不能不为，当时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鲍提军（按：指鲍起豹）到省，即宣言仆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按：指塔齐布），自以黑白颠倒，不复能忍默。苟扪心自问，诚为君父，不为意气，即物论小有异同，亦难曲曲瞻顾。他又向张亮基通报此事，剖白他并非有意“侵官”，而是鉴于“世事败坏如此”，“清浊混清，是非颠倒”，而不能不作抗争。皇上对曾国藩的或保或劾的奏请，都基本上予以认可，对塔齐布又赏加副将衔，对清德则谕令革职拿问。

然而，曾国藩看似颇被朝廷信任的这种情况，并没有能够缓解他与湖南一些文武官员以及练勇与“官兵”之间的矛盾，甚至使得有关人员对他更为嫉恨，像提督鲍起豹就是这样。他与清德之间关系颇不一般，清德曾屡屡向他拨弄有关曾国藩、塔齐布的是非，而鲍起豹本来对曾、塔就非常不满，加上清德的火上浇油，更是变本加厉，竟至公然命令所统各营一律停止与练勇会操，说“提督见（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这样一来，甚至连“塔布齐也沮惧不敢出了”，而“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绿营兵本来就轻侮练勇，在鲍起豹的支持纵容下，就愈加骄横，变本加厉地与练勇为难，其间越来越“龃龉不相能”，恶性的械斗遂接连发生。

七月里的一天，曾国藩的练勇在试枪的时候，误伤了标兵长夫，这正好给了绿营兵发难的一个机会，他们吹起号角，执旗列队，气势汹汹地向练勇发起攻击。城上的兵士都越堞而出，城中惊哗。曾国藩为了平息事变，对练勇中的试枪者予以鞭笞的惩罚，向绿营方面表示了歉意。曾国藩的隐忍虽然暂时平息了这场事变，但时隔不久，到八月间，又发生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兵勇械斗事件。

绿营兵这次寻衅的目标是由塔齐布所教练的“辰勇”，绿营兵又是吹角列队地进行攻伐，表现得傲怒异常。曾国藩思忖，再向上次那样一味隐忍也不是办法，内斗停息不下来，何以治军，自己也会愈发被吏民轻视，于是变而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给鲍起豹发了公文，点名要捕治绿营中的肇事者。鲍起豹接到文牒对曾国藩更增恼怒，他为了激化事端，表面上故意答应了曾氏的要求，将被其点名的肇事者捆绑到辕门示众。这下可激怒了绿营兵，他们“汹汹满街”地示威。曾国藩本来是想把肇事者问斩儆众的，见绿营兵大闹起来，怕引起更严重的事变，对案犯怎样处置，一时也犹豫不决起来。

而绿营兵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员皆闭门不肯过问，最后绿营兵竟包围了曾国藩的公馆。这里处在巡抚的射圃，曾国藩本来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地方，绿营兵想必不敢到此胡闹的。哪里料得，他正在办公当中，竟有绿营兵持刀执予地闯了进来，刺伤护卫人员，差一点连曾国藩本人也伤及，这使他不免大惊，连忙去扣巡抚垣门求救。要说，巡抚胳秉章的处所仅一墙之隔，这里所发生的乱事，他不可能不闻不知，但等到曾国藩叩门求救，这才装出吃惊的样子。但他对此事的最终处理结果，是把逮捕的肇事者放掉，息事宁人，不了了之。由此也可为前边说到的，当时骆秉章对曾国藩的态度，最好是虚与委蛇一下而非尽心护持，提供一个典型例证。那司道以下的官员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如何呢？知情者记述说，他们都认为是曾国藩的过于“操切”而激此事变。曾氏的属下、友朋自然感到气愤，怂恿将事情向朝廷奏报，曾国藩却感叹道：“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这种冠冕堂皇的话里，即使不能排除也可能包含一定的真情实意，而难堪局面之中的无可奈何实际上当更为主要。于是，曾国藩离开省城长沙，移屯到衡州去了。

体察曾国藩出山应办团练这段时间的情况，他面对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清朝社会的紊乱和危机，是想要尽力而为地有所补救。一方面是以严酷之极的手段，所谓“不拘常例”地镇压各种“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