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就是试图在湖南矫治文武官员和绿营武装的流弊陋习，使之有所振刷，并力图借以树立起自己的榜样和权威，在官场上打开局面。就镇压“匪事”而言，他心狠手辣，酷烈非常，对得“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骂名也无所顾忌，照样我行我素；而在处理与湖南地方文武两线的关系方面，他尽管不能毫无顾及和隐忍，但总体上也是以刚硬为主。

曾国藩友人后来总结曾氏一生的变化，言及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按：指申不害）韩（按：指韩非）。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他此时之“刚”，如果说用在镇压“土匪”的事情上，虽不无非议，但统治集团内部尚不至于为之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那么，用到处理与地方文武的关系上，得到的却是强力的阻抗，使之陷入严重的困境和尴尬境地。曾国藩当得了杀“土匪”的“屠户”，但做不了制约湖南文武官员的强梁。他最后离开长沙而移扎衡州，虽然并不是其人改刚取柔的根本“变道”表现，但起码也是他在湖南官场间受挫后无奈之中的一种权宜性退避。后来做曾国藩机要幕僚的赵烈文曾说，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说，与所谓“世俗文法战”，占去了其人大部分精力。曾国藩应命出山办理团练时在湖南官场上的遭遇，即典型地是在“与世俗文法战”之列。他力图冲破和改变常例熟规，岂不知它具有积重难返的巨大惯性力量，凭他个人的勇力，对抗起来决非易事。后面的路曾国藩要怎样走呢？无论如何，更多的坎坷和磨难坯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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