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唐鉴那里，所领受的不仅仅是学业上的指教，而且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修身养性方面的导引。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联体，相辅相成的，他们所崇习的程朱理学本身就是所谓“身心性命”之学。

就在上节所述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间赴唐鉴处请教的那个场合，唐氏所论除了“读书之法”之外，更有“检身之要”。而“检身之要”，就包括在读书当中“格”取修身养性之道。唐鉴当场教以这方面的“八字纲领”，即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也就是说，外在仪态上要持重庄严，内心意旨上要专一而无杂念。当然，这也不是唐老先生自己的发明，而是从先贤程朱那里学来而倡用的。在修身养性这一方面，唐先生还特别向曾国藩推荐了一个可堪效法的榜样，就是倭仁。说他“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曾国藩谨领唐氏之教，也虚心地接受了倭仁作为榜样。他与倭仁之间，可以说是建立了一种既师且友的关系——向倭仁学习，以之为师；而他与倭仁又同以唐鉴为师，故又互为学友。无论如何，倭仁当时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很大的。倭仁，字艮峰，号艮斋，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长曾国藩七岁。他为帝师、擢部堂、授大学士那是后来到了同治年间的事情。曾国藩与之交往的这时，他也居职翰林官。此人在历史上留给人们的印象，当是一副典型的顽固派面目。同治年间那场著名的“同文馆之争”中，这位老先生愤起抵制洋务派主张，抛出的“看家法宝”，不就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类的说教吗？今天看来似乎保守和迂腐得可笑，但也确实有他多年一贯、根深蒂固的学理基础的支撑。当然那个时候早就封疆的曾国藩已经是在“洋务先驱”之列，与这位老爷子不能再穿连裆裤了。但在此时，他们之间可真是志同道合的莫逆。

这个倭仁，在按理学要求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有一套特殊的功夫，每天从早到晚，一行一动，一思一念，临睡前都要认真反省一番，记下札记，检讨得淋漓尽致。并且连书写都一丝不苟，用楷书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写成。三个月装订一册。自道光十五年（1835年）时他就坚持这样做，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间，已经积存三十册之多。这是其时曾国藩在写给诸弟的信中讲的。也就是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初，曾国藩开始像倭仁这样逐日记反省札记。仔细算来，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间他听唐氏正式推荐倭仁的榜样，到正式学倭仁作反省日记，其间有一年之余，由此来看，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并没有“雷厉风行”。也许，他需要一个先从格物致知入手的学习和准备过程？

就“格物”的功夫而言，交往师友中对曾国藩影响颇大的，除了唐鉴之外，就该是吴廷栋了。曾氏尝言其人“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颇求其理”，钦仰之情溢于言表。吴廷栋，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长曾国藩十一岁，从年龄上几乎可算是曾国藩的前辈。此人自谓“生平笃信朱子”，像唐鉴一样，是个虔诚的宋学家。当时他在京居刑部司官。此人懂得医术。曾国藩居职翰林官不久便得了一场重病，吴廷栋曾为他诊视和开方调药。有了这层关系，交往自然就更密切。

曾国藩此期学事方面的情况上一节中已有专论，这里只想强调指出，在他专注于程朱理学的时候，是把“书”也作为一“物”来“格”的。他对有的汉学家“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的情形颇不以为然，认定所谓“事”者即“物”，“是”者即“理”，“实事求是”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因此就特别强调其“贴身”实用，甚至可以说把“格书”亦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对于不明此道的读书治学是很不以为然的。甚至对日常交往颇多的友辈在这一点上也不惮奚落之举。且看他这样一首诗作：

男儿读书良不恶，乃用文章自束缚。

何吴朱邵不知羞，排日肝肾困锤凿。

河西别驾酸到骨，昨日立谈三距跃。

老汤言语更支离，万兀千摇仍述作。

丈夫求志动渭莘，虫鱼篆刻安足尘？

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吾辈轻薄人！

其中所言何、吴、朱、邵，分别是指湖南道州人氏何绍基（子贞）、湖南巴陵（今岳州）人氏吴敏树（南屏）、广西临桂（今桂林）人氏朱琦（伯韩）、浙江仁和人氏邵懿辰（蕙西）；“老汤”则是指湖南长沙人氏汤鹏（海秋）；“河西别驾”所指不详，但肯定也和上述人物一样是当时同居京师、时常交往的仕人文友。从已知各人的情况看，尽管在学事上的具体喜好、擅长或有不同，但大都是于诗古文或宋学方面抱有兴趣的，大旨上与曾国藩应该说并不相悖。曾国藩也时常称道他们，如说何氏“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邵氏能“穷经知道”，汤氏“才气奔放”云云。不过，恐怕是觉得他们格“书”而致用的功夫不够，过于呆板，或是流于轻薄而不能“整齐严肃”（所谓“锤凿”、“酸”气、立言“距跃”、说话“支离”等等）吧，故以“乃用文章自束缚”隐然讥之。总体上看这时曾氏是觉得“虫鱼篆刻”之类的东西乃区区小技，像汉代的马融、贾逵、杜子春、韩婴那样的经师先祖都没有用处，何况今天的轻薄之辈呢！尽管曾氏对此诗中涉及的诸文友未必带有恶意，并且大有调侃的意味，但毕竟是表明他当时以“格书”致用为重的一种倾向性。这与其“检身”之功是相辅相成的。格“书”究“理”，以“理”律己，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学以致用，进行道德完善活动的一个贯通过程。

这自然有其师友交往影响方面的特定遇合机缘，但更有着学理上的皈依基因。儒学作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人本”文化体系，自先秦形成伊始，就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并且把它作为基础环节，与“治人”密切联系起来。而到了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的解释，关于道德修养的宗旨和程序也就进一步学理化、复杂化了。这典型地反映在经其改定和解释的《大学》经文及传文中，不但整理认定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样一条环环相扣的长链，而且对“修身”在其中属根本性环节以及它与其他诸环节的关系原理进行了发挥性阐释，其大旨是从“格物”到“正心”四个环节，都属以修身为归结的必须过程，而“修身”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又是根本和前提。

曾国藩对修身过程的诸环节，又特别强调“格物”和“诚意”。他对两者所指及其关系，有这样一番阐释：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心存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从中可以体察得出，其主旨上是说，天地间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包括人的行为方式都是“物”，推究其“理”所在就是“格物”，这属于与“致知”相连贯的事情；而按照所知去努力实行不存欺饰，便是“诚意”。这两者并进而不偏废，不论是“下学”还是“上达”便都做到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曾国藩是把包括格“书”在内的“格物”界定在对事物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意境；“诚意”，则不仅仅是限定在意念上，而特别推衍到按格物所获知的道理去力行方面，要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曾国藩所“格”明的一个重要理则，就是认定要特别重视“敬”、“静”二字的修炼功夫，将其作为主要课程。对所谓“敬”，曾国藩即把它界定在“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的意境。稍后，更要言不烦地释为“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可见“敬”与“静”是相互连通的，“静”乃“敬”的一种内在属性，即要达到心思专一，不虚浮躁动的境界。曾国藩还特别强调，他求“静”的要旨是为了能够精于“体察所溺之病”而“在此处克治”，“使神明如日之升”。为了达到内心的“静”，曾国藩把“静坐”规定为自己的修身课程之一，自己要求“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出于自我“省察”和“克治”的需要，曾国藩又很重视“慎独”，即个人独处而无他人监督之时的自觉省察、克治境界。他说：“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照其解释，一个人私下的心思意念，当然只有自己才晓得真切，如果“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这便是“小人”；“君子”则“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也就是说要真诚而自觉地省察并克治自己有不符合“天理”准则的心思和行为，力求达到存理灭欲的理学至高境界。他当时所省察和克治的主要毛病有躁而好动、傲而不谦、伪而不诚、懒而不勤、间而无恒等。针对这些，他定课立箴，严以自诫。

曾国藩所定的修身“课程”，始则为十二项，分别为“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往”、“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稍后又增列“写日记”一项，计为十三项。这都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腊月间先后正式订立并记载下来的，及至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4）春间，他又自订《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每一项下都用四言韵文若干句作释，并作有《序》文宣明作箴宗旨，还特意在致弟的信中录示：

少不自立，荏苒遂泪（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与！作《五箴》以自创云。

不论是“课程”还是“箴言”，无非都是曾国藩总结出来用以自警自诫、自省自律、自克自治的一些条文，有着很强的自我针对性。其基本精神由他平时的省察日记中也能体现出来，并且，日记中所涉情事自然要更为具体。上面曾经提及，他的自省日记是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初开始正式记起的。一天下来，对曾有过的邪思邪念、妄言妄行，都要检査一番记录下来。他所订“十三项课程”中特意加上“写日记”一项，就表示了对此举的重视，并作有这样的具体注释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可见当时的决心之大。从他一段时间里的表现看，似乎也做得相当到位，用我们经历的“文革”时代的一句“名言”来戏说，那就是真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就拿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来说吧，不要说对譬如爱出游串门，有时多语巧舌，欠笃欠诚、谑浪无节之类的毛病，他在日记中屡屡记出表示切戒，甚至连夜梦别人得利，自己甚觉艳羡这样的事情，醒后也立即反省一番，记录下来。更甚乃至将闻听别人谈及女色，自己心里禁不住泛起艳羡之意，他也在日记中和盘托出，并写下“真禽兽矣”的自詈之词。“灭欲”之诫，不啻比丘。此外，在戒烟和戒棋的事情上，表现得更是颇有意思。

曾国藩本来烟瘾很大，一根水烟袋不离身。喷云吐雾地陶醉之后，又常感口干舌燥，咽部不适，甚至头脑昏沉，于是决心戒烟。一天，两天，三天……手里没抓没挠，口里没滋没味，真是难熬得要命，他恐怕事先怎么也想不到，一杆烟袋竟会有这么大的魔力。这天，他禁不住又把它握在手里，再品一口烟味吧，实在馋得难受。吱——深深地吸过一口之后，他肯定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品山珍海味也比不得这时的享受。他贪婪地吸完这一袋烟，又不由自主地点燃了第二袋，一发不可收拾，比戒烟前抽得恐怕要更勤了许多。

几天之后，随着烟瘾的满足，副作用也更变本加厉地显现出来。真没出息，连烟都戒不了，还讲什么修身养性！曾国藩在心里当会暗暗责骂自己。可以想见，他肯定是掂了掂了那杆伴他多年的烟袋，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地往膝上一折，叭地一声断成两截。他操笔蘸墨，在日记中写下：“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一日。从这一次，烟便真的戒掉了。

曾国藩还是一个围棋迷。几乎每天必下，一般两三局，多时下到五六局（后来甚至八九局之多的记载），这不只耽误时间，而且时常因用心用脑过度弄得头昏眼花。在他戒烟前后，也决心把棋戒掉。开始是既不上手也不观弈，但手痒心闷得难耐，便改为以“观战”而不“参战”为诫，但看着看着，就跃跃欲试起来，不但动口，而且动手。事过之后，反省起来则自责自骂。自己悔则悔也，骂则骂矣，但待一临场又不免手痒心动，总是压抑不下“嗜之若渴”的癖好。像这种情况，曾国藩在日记中就多次记及（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等处）。实在耐不住，于是干脆又开戒再战，迷弈如常。

围棋的嗜好一直伴随曾国藩终生，到他临卒之前多病缠身的时日里，每天还都要下它个两局三局。在他去世前一天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还清清楚楚楚地留下“围棋二局”的记录。他一生下棋简直是不管时间和场合，无论是官署公廨，私宅内室，还是出行途次，都可以随地设局。不管是处境顺逆，心情好坏，博弈都可雷打不动，即使作战败北或是家生变故，也要靠围棋排郁消愁，调节心绪。他的棋瘾一发，也不挑剔对弈者的身份、水平，因时制宜，就地取材，与谁都可以对它一局。甚至有时夜归棋兴未尽，还要在卧室自摆棋谱玩味一番，甚至干脆邀请夫人披挂上阵。

曾国藩一生因对围棋迷恋过度，对身体、学事和政务不能没有一些影响。虽说他自己心里也明白，想要“克治”，而终未能够见效。这恐怕算是曾国藩在“检身”当中最为明显的一失败事项。当然，也有曾国藩晚年是下“养心棋”之说。想来，兴致所在，如果适度把玩，对于娱乐和调节身心未尝无益，但过于嗜迷，殚思极虑，就恐怕不能真有助于“养心”了。至于棋艺，知情者说曾国藩越到后来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日退”。原因是没有人真的肯与“年高望重”的他“对手”而一争输赢，但他又“不自知”，以致棋艺“愈趣（趋）愈下”。

无论如何，从这般日常小事上也可以发人深省，人的欲望（满足兴趣当然也是一种欲望）并不是那么好“灭”的。就是作为至圣先师的孔老夫子，不是也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说吗？虽说力倡“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在为之作注中强调，“不厌，言以是为善，非谓必欲如是也”，意思是孔老夫子只不过是说这个好，并非一定追求这个。但他老人家如果能有吃美味可口饭菜的条件，总不会非拗着去吃糠咽菜吧？他不是明明有那么多的“不食”之说吗？“礼数”的原因之外，就没有“食欲”的因素？至于后来能与孟老夫子论辩的那个告子（告不害），说得就更直白坦率和上层次了，他是把“食、色”并列，上升到“性”（指人的本性或说天性）的高度来概括和认识，《孟子·告子上》中“食、色，性也”的话，不啻成了千古名言。说穿了，它无非是揭明了一个或为“圣者”讳言的一个最真实和普遍不过的道理。试想，因听了别人谈及美色而心羡就不惮自骂禽兽的曾国藩，果真就能从心底阉“性”而绝色，不生这方面的一点欲望了吗？近年有学者即究及“曾氏是否也有过狎邪游”的问题。所提及的种种迹象的确值得让人一思。

曾国藩晚年在一封家信中曾忆及这样的事情：“余于道光二十五六七八等年遍身癖毒，其痛楚实为难受，澄、温诸弟曾见之。亦曾服攻伐之品，疑为杨梅疮而医之，终于寸效。”作评者据以分析置论：“倘若曾氏没有过寻花问柳的狎邪之行，医者诊断为杨梅疮，他必然会愤怒而决不肯吃治梅毒之药。但他居然吃了，表示他心中亦有怀疑。如此说来，他一定有过越轨的行为，故而拿不准而接受医者的治疗。”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又正如这位评者又注意到的，曾氏还留下了一副挽“伎大姑”的联语：“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有野史说，这个名叫大姑的妓女曾在湘乡县城颇为有名，曾氏与她有密切关系。若是这样，曾国藩甚至在入京之前就有狎邪之嫌了。总之，他早年有这类行为的可能性实在不小。

其实，即使确有其事，这在当时的同侪中也非个别。他居京时，在家书中就不止一次地记及京官冶游被查获之事。就是那个后来成为他“最亲密战友”，并且早在居京时就有交往的胡林翼，年轻时更是一个以狎邪之行为常事的花花公子，据说甚至连其人的岳父名宦陶澍，对乃婿的这种做法都不但不加干涉而且还有意放纵，说是他这位爱婿，“他日为国勤劳，将无暇晷以行乐。今之所为，盖预偿其后之劳也”。不管陶澍此言是有是无，那个时代上流社会的男人们的风流之事，委实是习以为常的。当时朝廷法度上对官员们此类行径，固然也有禁规，但事实上被查获惩治者反属偶尔。在那种风气之下，曾国藩即使有过涉足烟花之地的事情，也并不奇怪。莫非，正因为自知有此前愆，才特别加以省察克治，故而连艳色的意念也要斩绝？这当然是他难以真正做到的事情，只要能保证行为上戒绝邪淫，也就值得称道了。君不闻，“百善孝当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世人无好人”乎？总的看来，在这方面曾国藩的表现不能算是下流。

无论如何，效法倭仁进行这般省察修行，确实是曾国藩做过的常课。除了倭仁榜样的激励，还有一个同道的共勉恐怕也起着作用。这个人就是同为湘籍的冯卓怀（字树堂）。他与曾国藩相商相邀自同一天开始记省察日记，互为督促，并经常交流心得体会。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自订“课程”十二项，也是受了冯氏的启发和激励，他在这天的日记中自诫“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树堂于昨初一重立功课，新换一个人，何我遂甘堕落耶？从此谨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

像这样的修行也实在是太不容易啊！冯卓怀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坚持终生如此的曾国藩，事实上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间就大有受不下去的感觉了，他向家人剖白说，自己本来是要通过省察之法，“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曾国藩自我折腾得身心疲惫不堪，不光是出现头痛、耳鸣、失眠之类的严重神经衰弱症状，甚至又加上吐血。保身保命的本能使他不得不放松那种严刻呆板的省察方式。从他的日记看，的确自道光二十三年春，那种省察的内容就渐为淡薄，到夏间，基本上就不复存在，而恢复了常规。

还需要提及的是，不知是巧合还是其间有某种联系，倭仁的省察日记也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间出现停顿（所谓“自癸卯年纪录功綴”，而到了丙午即道光二十六年的正月又告恢复，有“矢当努力，自新勉图”之语）。曾国藩则迟至咸丰元年（1851年）夏间在“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中又有某种恢复的迹象。该日记之名，是因友人刘传莹曾为其书斋题额“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而得。笔者据影印辑录该日记的《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检知，其使用的是特制日记簿，每一页（双面）纸上刻印有阐释“静”、“动”与“绵绵”、“穆穆”而体现此日记意旨的同一段文字，以及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八项事情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