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粗略地看了一遍我积存的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笔记和记录，那是从1882年至1890年间的。我不知该如何取舍，因为我发觉摆在我眼前的这些离奇有趣的材料简直浩如烟海，实在太多了。有些案件已经通过报纸而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些案件缺乏让我的朋友尽情发挥其出类拔萃的才能的余地，而正是我朋友的这种卓越的才能才是那些报纸亟想报道的主要题材。再有些案件使得他那擅长于分析的本领无法施展，正像有些故事一样，成为虎头蛇尾的了。还有一些案件，他仅仅搞清楚了一部分，对其情节的剖析只是出于推测或臆断，而不是以逻辑论证为依据的，而这正是以我的朋友所珍视的、认为准确无误的。在上述的最后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件情节复杂、结局离奇，使我不禁要有所叙述，尽管与这桩案子相关的一些真相从未弄明白过，而且也许是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了。

在1887年我们经手过的一系列案件中，有的案件非常有趣，当然也有一些案件趣味并不是很大。有关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保留着。在这一年十二个月的记录的标题中，有关于如下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这个业余乞丐团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里拥有一个极其奢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上的奇案”；以及“坎伯韦尔放毒案”。记得在最后一个案子里，当歇洛克·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该表在两小时前就曾被上紧了发条，从而证明了在那段时间里死者业已上床就寝的假设。这一推论对于侦破案情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案件，也许有朝一日我仍然会记起它其中的一些梗概，但是我想其中没有一个案件会比我现在就要执笔描述的这起案件记忆深刻，因为它有着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情节，最为怪诞不经。

记得那时正值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猛烈异常。一整天狂风怒吼，骤雨肆虐，甚至在伦敦——这座伟大的人类用双手建造起来的城内，我们此时此刻，也失去了从事日常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伟大的自然界威力的存在。它犹如铁笼中未经驯服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怒吼。随着夜幕的降临，暴风骤雨也更为猛烈。风时而大声呼啸，时而低沉饮泣，就像从壁炉烟囱里发出来的婴儿的哭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的一端，正在编制罪案记录，建立索引，看起来十分忧郁；而我则坐在另一端，埋头于阅读一本克拉克·拉塞尔著的精彩的有关海洋的小说。屋外咆哮的狂风，海浪般冲击的大雨，正与小说的主题相互呼应，浑然成为一个整体了。我的妻子那时正回娘家省亲，所以几天来我又成为贝克街故居的常客了。

“嘿！”我说，抬头望了望我的同伴，“好像是门铃响。这么晚了会是谁呢？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哪里还有什么朋友？”他回答道，“我并不鼓励有人来访。”

“那么，大概就是哪位委托人了？”

“如果是委托人，案情一定很严重。如果不严重，这种天气谁还肯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来访者更可能是咱们房东太太的某位亲密朋友。”

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有人在敲门。他伸出长臂把照亮他自己的那盏灯转向另外一张空椅子一边，那张椅子是为这位来访者准备的。然后说：“进来吧。”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从外貌看来，大约二十二岁的样子，穿着考究，仪表堂堂，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他手中的雨伞水泄如注，身上的长雨衣闪烁发亮，这些都说明他一路上所经历的风吹雨打。他借着灯光焦急地向四周打量了一番。这时我看出他的脸色苍白，双目低垂。这种神情说明他一定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应当向您道歉，”他边说边将一副金丝边框眼镜戴上，“我希望我没有打扰到您！我担心我已经把从暴风雨里带来的泥水玷污了您整洁的房间。”

“把您的雨衣和雨伞都给我，”福尔摩斯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一会儿就会干的。在我看来，您是从西南来的吧。”

“是的，我是从霍尔舍姆来的。”

“从粘在您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黏土和白灰上，我就很确信地认为您是从那里来的。”

“我是专程来向您请教的。”

“这我很容易做到。”

“并且还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那可就不总是那么容易了。”

“我已久闻您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我曾听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说过，您是怎样把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件中拯救出来的。”

“啊！不错。人家诬告他用假牌行骗。”

“他说您能解决任何问题。”

“他太过奖了。”

“他还说您是常胜将军。”

“我曾失败过四次——三次败于几个男人，一次败于一个女人。”

“可是，这同您无数次的胜利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不错，总体来说，我还是成功的。”

“那么，对于我的事，您可能也会成功的。”

“请您把椅子往壁炉这儿挪一挪，讲一讲您这件案子的一些细节。”

“这决不是一个寻常的案子。”

“到我这里来谈的案子都是不寻常的。我这里成了最高上诉法院。”

“可是，先生，我肯定在您处理过的案件中，绝没有比我家族中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更为神秘、更难解释的了。”

“您说的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福尔摩斯说道，“请您首先告诉我们一些主要事实，我随后会把我认为最至关紧要的细节提出来问您。”

那年轻人朝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两只穿着潮湿鞋子的脚伸向炉火边。

他说：我叫约翰·奥彭肖。据我的理解，我自己本身同这一可怕的事件并没有多大的关系。那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为了使您对这事件的背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必须从这一事件的开端谈起。

您要晓得，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设一座小工厂，在研制自行车期间，他扩展了这个工厂，并享有奥彭肖防破轮胎的专利权，因此生意十分兴隆，这就使他后来能够将工厂出让，而仅依靠一笔巨款过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成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他经营得很不错。南北战争期间，他曾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后来隶属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解甲归田，重返他的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1869或1870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虽然他在美国曾发过大财，但他后来还是离开美国，重返英国，因为他厌恶黑人，也不喜欢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是个有怪癖的人，脾气暴躁，发怒时常常言语粗鄙，性情极为孤僻。自从定居霍尔舍姆以后，他便深居简出，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到过城镇。他还拥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有两三块田地，他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可是他却往往几个星期都一直闭门不出。他是个酒鬼，而且烟瘾也极大，他不喜欢社交，不需要任何朋友，甚至和自己的亲兄弟也不相往来。

他并不关心我，事实上，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初见我时，我还只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那是1878年，他已回国八九年了。他央求我父亲让我同他一起住，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来疼爱我。当他没有喝酒时，他喜欢同我一起斗双陆又称十五子游戏，是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掷骰子决定棋格数的游戏。——译者注、玩象棋。他还让我代表他跟佣人以及一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到我十六岁时，已经像模像样地成为一个小当家的了。我掌管所有的钥匙，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即可。不过，也有一个特殊的例外，那就是，在阁楼上有一间堆存破旧杂物的房间常年加锁，无论是我或其他任何人，他都严禁入内。这是唯一一间我不能进入的房间。我曾经怀着一个男孩子的好奇心，从钥匙孔向屋内窥视。可是和预料中的一样，里面除了堆存着的一大堆破旧箱笼和大小包袱之外，就别无其他了。

有一天，那是在1883年3月，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放在上校的餐盘前面。他的账单都用现款支付的，而且他不管什么样的朋友都没有一个，所以对他来说，一封来信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从印度来的！’他一边拿起信来，一边诧异地说道，‘本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他急忙拆开信封，这时从信封里忽地蹦出五个又干又小的橘核，嗒嗒地落在盘子里。我正要张嘴发笑，一看他的脸，我的笑容顿时从我的唇边消失了。只见他咧着嘴唇，双眼突出，面如死灰，直瞪瞪地瞧着颤抖的手中仍旧拿着的那个信封。‘K。K。K。！’他尖叫了起来，接着喊道，‘天哪，天哪，罪孽难逃呀！’‘怎么了，伯父？’我叫道。

‘死亡！’他说着，从餐桌旁站起身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剩下莫名其妙的我在那里怕得心惊肉跳。我拿起那封信，发现在封口的里层，也就是涂胶水的上端，有三个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的K字。此外，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橘核，别无他物。是什么原因使他吓得如此魂飞魄散呢？我离开餐桌上楼时，正好碰见他走下楼来，他一只手拿着一把旧得生了锈的钥匙——这一定是楼顶专用的那把了，另一只手里却是一个像钱盒似的小黄铜匣。‘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永远都是胜利者。’他发誓赌咒地说道，‘叫玛丽今天给我房间里的壁炉生火，再派人去请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来！’我照他的吩咐办了。律师来了以后，我也被叫到他的房间里。壁炉里烧着熊熊的炉火，炉栅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灰烬。那黄铜箱匣放在一旁，敞着盖，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我瞧了那匣子一眼，不禁大吃一惊，因为那匣子盖上印着三个K字，同我上午在信封上所见到的一模一样。

‘约翰，’我伯父说道，‘我希望你做我的遗嘱见证人。我将把我的产业，连同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亲。无疑以后从你父亲那里又将会遗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安无事地享有它们，自然是好；不过，如果你发觉不能，那么，孩子，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死敌。我很遗憾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也真说不上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请你按照福德姆律师在遗嘱上指给你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吧。’我照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将遗嘱带走了。这件奇特的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一点您完全可以想见。我反复思量，几经揣摩，还是无法明白其中的奥秘。尽管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安之感逐渐减弱，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可是我却难以摆脱这件事给我留下来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觉。并且我发现，从那以后我伯父的举止变得更加异乎寻常了。他比以前更喜欢酗酒闹事，并且更加不愿意置身于任何社交场所。他整天都把自己锁在他的深室里，不见任何人，但是他有时又像发酒疯一样，从屋子里一冲而出，手握左轮手枪，在花园中狂奔乱跑，惊声尖叫，说什么他谁也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不能把他像绵羊似地囚禁起来。等到这阵激烈的突然发作过去以后，他又心慌意乱地急急跑回到房间里去，把门锁了起来，还插上门闩，就像一个内心深处盛满了恐惧的人，无颜再虚张声势地装下去一样。每到这种时刻，即便是在寒冬腊月，他的脸也总是汗涔涔、湿漉漉的，就像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一样。

“噢，福尔摩斯先生，不能再辜负您的耐性了，现在就让我说说这件事的结局吧。有一天夜里，他又撒了一回那样的酒疯，然后突然跑了出去，可是这一回，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而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面朝下摔跌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我们并未发现任何施行暴力的迹象，坑里的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就因为这样，陪审团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径，断定为‘自杀’事件。可是我向来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我想不出任何他选择自杀的理由。尽管如此，时过境迁。我父亲按照遗嘱的吩咐继承了他的地产，以及他存放在银行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的存款。”

“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言道，“我现在相信您所说的这件案子将是我所听到的一件最离奇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的被信以为真的自杀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1883年3月10日。他的死是在七个星期后的5月2日。”

“谢谢您。请说下去。”

当我父亲继承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后，他应我的建议，仔细检查了那间长年累月挂上了锁的阁楼。我们发现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虽然匣内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表明了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这些散乱的东西，有些叙述了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经过；还有些记录了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很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经积极参与过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的随身只带着一只旅行手提包进行搜刮的政客的斗争。

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1884年年初，一切都称心如意，直到1885年元月。那是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正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突然听到我父亲的一声尖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一只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五指伸开，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橘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伯父的遭遇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但当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的时候，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志恍惚。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变成一块铅似地沉重。‘这是K。K。K。’我说。他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越过他的肩膀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社会，不容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诞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警察。’我说。

‘这样会使我痛苦，却让他们讥笑，我不干。’‘那么让我去报告吧？’‘不，你也不许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的事庸人自扰。’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怀着不安的心情，我只好走开了，但心里充满了大祸将至的预感。

接到来信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弗里博迪少校，那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我为他的出访感到高兴，因为在我看来，他的离开可以让他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就接到少校拍来的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赴他那里。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这附近地区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边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与世长辞了。显而易见，他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由于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据此便毫不迟疑地断定他的死是‘出于意料’。我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件与他的死因有所关联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行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关于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诡异不祥的状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另一所房子里，我们都将无法摆脱这场灾祸。

“我父亲是在1885年1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已有两年零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我已经开始抱着这种希望：灾祸业已远离我家，它已随着我的上一代人的死一起终结了。谁知我这样的自我安慰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临门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摇落在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地址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的几个字：‘K。K。K’。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去，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觉得毫无办法。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面临着一条蜿蜒前来的毒蛇。我好像陷入了一个不可抗拒和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之中，而这魔爪是任何预见、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法控制和防范的。”

“喷！喷！”福尔摩斯嚷道，“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啊，先生。否则，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挽救您的了。现在可不是唉声叹气的时候啊！”

“我去找过警察了。”

“然后呢？”

“但是当我把情况向他们叙述以后，得到的只是冷淡的嘲笑。我相信那巡官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看法，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正如验尸官所说的，完全是出于意料，因此不必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起。”

福尔摩斯挥舞着他紧握的双拳，喊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可是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同您一起出来了没有？”

“没有。他奉命只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那么，为什么您来找我？”他叫道，“再问得明白一点，为什么您不一开始就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直到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我的困境的时候，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您接到了信已经整整两天了。我们应当在此之前采取行动。您确定除了那些您已经向我提供的情节之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可以对我们有用的带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番以后，掏出了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有些记得，”他说，“那一天，我的伯父在焚烧文件的时候，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的纸边是这种特殊的颜色的。我是在我伯父的屋子里的地板上发现这张纸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它是从一叠纸里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焚烧掉。纸上除了提到橘核之外，恐怕它对我们的帮助不大。我想它也许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页，字迹毫无疑问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移动了一下，我们两人弯下身来观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像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有“1869年3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明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

4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7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9日：麦考利已清除。

10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12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同时把那张纸折叠起来还给了客人，“现在您连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必须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应该怎么做呢？”

“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