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升起。汤用彤出生的年代正是新旧交替的年代，是中西交汇，新学、旧学并陈的年代。1895年，欧阳中鹄力主废除八股。1896年，张之洞奏请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清廷下令各地书院改为高等、中级和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1898年，梁启超上书都察院，请明诏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制六科，同年八股废，学校兴。处在这个时代潮流中尚且幼小的汤用彤，尽管随其父的教馆自兰州迁往北京，但绝不可能再固守读经入仕的传统，也不可能固守晚清新学家以经术求治术、变法维新的传统。辛亥革命前，未及弱冠的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学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自此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思想上开启了面向新世界的窗口。民国元年，汤氏考入清华学堂，此时正是汤氏意气风发的弱冠之年，清华无疑成为其新思想和其他文化观念孕育的温床。

清华学堂是清廷利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于辛亥年四月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它是西学东渐也是中国传统教育革新的产物。清华学堂基于培养赴美留学人才的思想招考学生，日常教学时侧重外国语言与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授与训练，并在此基础上，选派留学深造的学生。汤用彤在清华受学时，正是周诒春任校长的时期，也是清华初创的关键时期。周诒春不仅热情传播西方文化，而且以耶鲁大学的精神，确立了清华的校风——认真读书，工作负责，处事有条理，决不懈怠草率。汤氏自1912年入学至1916年毕业，在清华攻读五年，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基本训练，并濡染了美国耶鲁大学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校风。这不仅为其留学美国、获哲学硕士学位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学和科学的基础，而且为其日后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清华时期，汤用彤与同学吴宓、柳诒徵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他们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又正在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因此民族主义和建设世界性新文化的朦胧意识，更增强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吴宓曾有一首《示锡予》的七言律诗，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友谊：

风霜廿载感时迁，憔悴三郎发白先。

心冷不为尘世热，泪多思向古人涟。

茫茫苦海尝忧乐，滚滚横流笑蚁膻。

醉舞哀歌咸底事，沧桑砥柱励他年。

三郎指汤用彤。由这首诗可以想见，汤用彤及其清华学友，在青年时期，虽负笈求学，却先天下之忧，无时不关注着醉生梦死的社会，无时不以古圣先贤相互砥砺，致使鬓发先白而生沧桑之叹！

1916年，汤用彤以优异成绩完成清华学业，同时考取官费留美，但因治疗眼疾未能成行，而留校教授国文，并担任校刊《清华周刊》总编之职。考取官费留美并留校任教国文，足见汤氏是一个契符清华精神的佼佼者，也足见其深厚的国学基础。这些都可以从他在清华期间发表于《清华周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资证。

然而，清华毕竟不是耶鲁，更不是哈佛，汤用彤毕竟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并铸就其文化雏形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虽然不可能固守科举入仕、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维模式，但也绝不可能改变民族文化在他心里深层的积淀。此时，他孜孜汲取的西方文化知识，也只能是对国学缺憾的补充和修正。换句话说，此时他走的路子基本上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即使以后，他也始终没有像自由派胡适、激进派的陈序经一流力主西化而打算同传统决裂，而是把他那实现传统文化转化的思想变得更加完整绵密。

从汤氏就读清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其中有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和阐发，诸如哲学、生物学，以及为当时知识界津津乐道的社会进化观念，但更为显著的是阐述其理学救国的学术思想。在“幼承庭训”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上，他开始形成“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当然，这也同当时用国粹激励种性、增强国民道德的时代思潮相吻合。

清初诸儒，有鉴于亡国之失，痛感理学之兴，使儒者浸淫其说。他们指出：理学家徐言缓步，吮毫嚼笔，致虚守寂，论性谈天，以致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于外夷之骄兵悍将。于是他们抛弃明心见性之空谈，专讲经世致用之实务，兴起一股复古求是的学风。至乾嘉之际，汉学终于压倒宋学，相继有常州学派崛起，以公羊经说为标帜，力图在考证学的基础上，重建“经世致用”之学。百余年来，宋儒的心性之学，虽有统治阶级倡导，仍然湮没于清儒崇尚的实学风气之中。偶尔一二治心性之学者，也不过是乾嘉诸老茶余饭后讪笑的资料而已。洪杨起事前后，虽有湖湘曾国藩、罗罗山以宋学相砥砺，与汉学分庭抗礼，然而由于新学兴起，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和乾嘉汉学求是的治学方式重现欣欣向荣的气象，宋学也不过不绝如缕而已。总而言之，清末民初，宋学二字实为学界大雅所不道。诚如汤用彤所言：

自海禁大开，群言尨杂，学者沦于圆滑之习，风俗遂陷于嚣躁之域。于是，见不合时宜者恶之，见不同流俗者恶之，见理学先生则尤恶之。自入京师即遇某理学先生，亦与同侪××大斥之者屡。

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汤氏在初入京时，对宋明理学同样怀着轻蔑的态度。对理学先生，尤有不愿与之为伍的敌意。即使翻阅理学书籍，也“格格不相入”。他说对理学先生“斥之者屡”，表现了与梁启超骂那些“道貌岩岩”、“却专以殖财为事”、“眼睛常常盯在两庑的几块冷猪肉上”的理学先生，所流露的是同样的感情。

然而，他很快就把“自强自胜”、“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的“鞭辟近里”之学即理学之中。由是“而溺于理学之渊矣”，他首先写出了《理学谵言》的长篇论文，发表于《清华周刊》之上，阐王、进朱，表现了振兴国学的坚定精神，以救中国危亡之本——精神之弱的社会观念。另外，他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理论之功用》、《新不朽论》、《植物之心理》、《快乐与痛苦》、《谈助》、《说衣食》等论文多篇，以及类似小说体裁的事实报道——《孤嫠泣》，还有外国文学著作评论四则，尽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展开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文中无不直抒其崇尚程朱理学之胸臆，表现了重视东方精神文明，重视内在道理修养，以清心寡欲涵养坚忍不拔精神的保守主义倾向，标志其文化观念发展变化的第一个阶段。

从上述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汤氏这一阶段的思想内容。

一、重视传统，崇尚理学汤氏进京前后，正值清王朝处在由衰而亡的重大历史变迁之中。新的政体虽已建立，时局却在不断的动荡之中。思想界在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之争及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尤为显著，也尤为复杂了。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一味批判中学，追求西化的单向演进趋势，在重新审视传统价值、反复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呈现多元选择并向传统回归的新的价值导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再尽呼“尽变西法”、“唯泰西是效”了，有的甚至明显折向传统，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基于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经济实体，而且从根本上看是一个文化实体的观念，认为文化危机是比民族危机更加本质、更加深刻的危机，翼护传统才是求富求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国粹派的中坚章太炎在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同时，又以“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为标帜，正反映了当时国粹派的文化心理。曾经倡导新学、讴歌维多利亚式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此时更未超出国粹派的范畴。他的东西互补、儒佛结合的东方人生观，不过是借西方文化屏障传统的文化运思而已。就连批判旧文化最烈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鲁迅，也认定19世纪的西方文明重物质、轻精神而难免偏伪，20世纪新文化无须对之顶礼膜拜，无意中表示了他对传统的眷恋。

上述文化思潮的嬗变，正与汤氏自幼在严格的家教传统中所滋长起来的民族文化心理相吻合。《理学谵言》可以说是汤氏这一时期文化心理的集中表述。

文章开宗明义，断然指出：

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

理学何以为良药、为针砭？何以为真文化真精神？汤氏是立足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从精神的层面看待这个问题的。像当时的国粹派一样，他认为道德危机、文化衰象是比国家民族危机更为严重，且具有普遍性的根本问题，国家民族危亡只是文化侵衰的结果。所以他强调：“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也就是说，只有发扬民族的精神，翼护文化伦理体系，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并且有所作为，才能够由弱而强，使外人不敢有觊觎之意。

他的话，他的用意显然是对于时弊有感而发。他说：

时至今日，上无礼，下无学，朝无鲠直之臣，野无守正之士，加以西风东渐，数千年之藩篱几破坏于一旦，而自由平等之说哄动天下之人心，旧学既衰，新学不明……潮流荡漾水生黑海之波，风云变幻雨洒西方之粟。名世者不出，苍生益陷于涂炭。于是乃风俗猖披，人情诡诡，奸伪阴险书尽南山之竹，暴戾恣睢洗秽东海之波。

上无礼下无学，亦即文化侵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沦丧。道德沦丧又加重了文化侵衰，结果是时无英雄，苍生涂炭。人心不古，朝野尽是奸诈谗佞之徒；世风日下，国家唯有积贫积弱之实。究其原因，实在是由于“道德之不修”、“学问之不讲”，中国自孔子以来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湮灭。所谓旧学既衰，实在于此。

然而，汤用彤又把旧学衰颓的直接原因归诸西学东渐、自由平等之说兴起，则未免有些偏颇。但是他强调当时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有志之士饥不择食，尽取西法以救败亡之世，致使新学不明却是切中时弊的。他形象地说明，当时“以薄弱之心胸随嚣张之乱风，加以新风之潮流，于是人心如水然，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青年学子“虚浮之习尤不能免”，“物质之文明，日日回旋于其脑中”，耳濡目染皆“机械之巧，器物之精”，只知发达心智，健壮体魄，而关于“人身之源”，所谓“心性之学者，乃无暇入其心中”。在汤用彤看来，如此“取毛取皮”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结果是使人心薄弱，而趋于嚣张、虚浮，“骛于技巧之途，而人心趋于诡诈，驰于精美之域，而人心流于侈靡”。因此“欲救轻浮之弊，必先去其机械侈靡之心，而使之及于真正之心理文明，则物质文明相得益彰，可大可久矣”。

这里，他没有指明真正的心理文明到底为何物，但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显然与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仅仅将其看作是机械之巧、器物之精、发达心智、长育体格的物质文明。因此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理学视为补偏救弊的良药，针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心学理学因以朱王为巨擘，盍试以求之欤？”

旧学既衰，自然应当使之重新振兴。新学不明，又须以理学补偏救弊。汤氏重视传统，向古代民族文化折向的理由大体在此。

同时，他还基于民族文化的不同特征，从社会心理对异族文化的拒斥角度，说明发展新文化“求之于外国不合国性，毋宁求之本国”，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观点，突出了传统文化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他又着重指出“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推衍出理学即儒学即传统的逻辑结论，把理学提高到振兴中华根本精神的高度，并从历史上兴衰治乱的因果关系中，证明这一逻辑结论。他说：

吾国于世界上号称开化最早，文化学术均为本国之产，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内渐，吾国民亦常以本国之精神使之同化，而理学尤见吾国之特性。

他显然是强调中国文化之悠久，学术思想源远流长，强调它的超稳定结构，以及善于汲取外来文化之长，甚至使之同化的兼容能力。同时他又强调了理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接着他又说：

宋室以来，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厚薄之本末，天下国家安危兴替治乱之因果，均执于讲学者之手。自胡文定之后，鹅湖白鹿风靡天下，如是天下之秀咸趋而进教于讲学者之门，于是乃无事。

同时他还指出：“程子沈潜，至晦庵而其学益密；陆子高明，至阳明而其学益精。”他们分别酿就了宋、明两代文化，形成持续几个世纪的时代思潮。这里他强调的则是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天下国家安危治乱，均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国家安定，人心思定，天下英才则又趋于文化兴盛之途。这是一个由文化决定的社会良性循环过程。其关键在于借讲学之力而使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所以他说“一代精神集乎讲学”。

诚然，他对历史的探讨尽管失之疏漏武断，鹅湖白鹿之风也并未使天下相安无事。但“一代精神”确系集于讲学者之手，理学宰割天下的局面历经宋元明清数代而无大改。汤氏不过借此作为他文化救国思想的历史佐证罢了。

二、阐王进朱，理学救国《理学谵言》“申论”有几句慷慨流涕的话：“青年学子天性未凿人欲未滋，今日之书生后日之栋梁也。中国而亡则已，不亡则学生之赐必矣。”汤氏有鉴于“青年界之趋势日即于败”，故引申朱王之说，“明其得失，详其利害，以备最有希望之清华同人观览焉”。这里不仅同样表现了天下安危系于讲学者之手的文化决定论，而且表现了慷慨天下、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

民国五年，即1916年，汤用彤与吴宓均自清华毕业，吴也因故未得游美，留校任文案处翻译及文牍职事。其时因汤用彤南下探亲，吴氏有《送锡予归省》数首，在其不言的侘傺怅惘之意中，充分展示了他养心省克、励精图治以救时艰的思想感情。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毋为伤短别，已有岁寒盟。

远举图鹏奋，深心耻鹜争。

结庐云水好，砺志箪瓢清。

沧海行暌隔，悬怜怅望情。

诗中尽管难免伤别之情，但重心还在高飞远举的岁寒之盟。他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箪食瓢饮，洁身自好，与汤氏相砥砺。另一首诗中“斯文吾道尊，平生铅椠业”，进一步表现了他们承继传统、创造文化的热情。汤用彤重视传统，崇尚朱王，正因为它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根本保障。

汤用彤由民族危机看到了文化危机，并由文化危机感到了青年学子文化救国的历史重任。他说：“中国之危中国人之弱也。中国朝野上下无不犯一弱字，洪范六极之一曰弱，弱之不能存，于天然淘汰中久矣。恹恹暮气弥漫于国中，欲国之不亡不可得也。”他还指出，弱有体质之弱和精神之弱，前者虽与国力之弱有密切关系，为民族存续的无穷隐忧，而后者则“为吾国百事不整之原因”。他深有感触地说：“至于精神上之弱，尤可触目心寒。”然而士大夫以弱为文，遍于朝野，工商农“作辍无常，习于荒怠”。即使青年学子立志救国，平日所学，也不过发达心智，“未发助其任事才力”，“志行亦流于薄矣”。他概括精神之弱为荒惰无恒，志行薄弱即“无定主无精神”而趋于虚浮。结果是“国中所谓能力者，百不得一焉，求所谓才士者，千不得一焉。求柱石栋梁能一身任国家之重者，遍国而可数也”。他痛心疾首地感慨“是则学人之多而有用者之少也”，指出当今社会“无人不可以有为也，而无人可有为者”，实在是诸如无恒之心、荒惰之风、虚浮之习此类的精神衰弱之症造成的可悲局面。在汤氏看来，精神衰弱又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衰象，于是文化——精神——民族——国家、社会本质、社会心理、社会内容和社会形式，构成了一个由文化制约，并与文化同步发展的统一社会结构。文化救国的理论由是成立，宋明理学则成为其与众不同的价值选择。他说：

况治弱病，必择学术中之最严谨，行动言语之间丝毫不使放松，无可推诿无可怠惰，日日慎独，时时省身则可。如此之学术舍理学外罕见其他，故理学者医弱症之良方也。

欲求实学，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

同时他又指出，朱子之学反躬实践，无时无地不用功夫，正是反弱而强的药剂。王阳明之学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不行不知，坚确专一，实为荒惰无恒者的绝好针砭。这就是汤氏为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开写的长期医嘱。

然而，对于朱王之学，汤氏并非等量齐观的。简单地说，他以晦庵格物穷理、固天理退人欲的道德修养振奋精神，以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功夫增长任事之才干，而且重在苦其心志的道德涵养，借以疗治积重难返的国民道德颓丧之疾。所以他特别强调：“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之学。”也就是说他所崇尚的国民精神，尤其偏重于晚清以来被非议最多的程朱理学。还是在《理学谵言》中，他以绝大的篇幅，一则阐王，一则进朱，表现了明显崇朱抑王的情感。这与前此以往的新学家，如梁启超、章太炎及当时自由派一流绝不相同。他们虽认为王学空疏，却崇奉其自贵其心能与“泰山压卵”的满洲相抗，多少表现了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而道貌岩岩、依草附木的程朱之盛，实在是学术界的大不幸。汤用彤虽首肯阳明，却将其置于朱子之下。他说：

王门之每不如宋儒之循循规矩者，抑亦不为时时为克己工夫耳。晚近学子辄谓日本强于王学，欣然欲振之祖国，而岂知王学不宜于今日中国之薄俗也耶。

晚近学子显然指章太炎、梁启超一流。这里，汤用彤鲜明地标出了与新学家甚至国粹派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表面看，他似乎认为，整个国家民族久病积弱，不宜以王学痛下针砭，而宜于以朱学滋补强壮。事实上，他强调的在于增强道德，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以坚定精神救国图强。他说：“世人惟其不知在良知上之必须作功夫，故不知谨独而放僻邪侈，不知戒惧而流连荒忘，无所谓信义，更无所谓礼仪。且也自以为风雅倜傥，而自笑人之守礼者为迂阔，远于事情，其亦知阳明即天理之说乎？”意思就是说朱王相通，并行不悖，不在王学致良知上下工夫，也就不可能知礼义廉耻，而趋于嚣张虚浮，反以理学家为迂阔，这显然是对理学批判的批判。他还说，阳明之学，“胸襟洒落即身广也，即坦荡荡也，而非谓逾闲破矩不加检束也”，重在说明“阳明亦存朱子根本之说”。然而，“阳明之学救世人支离，眩骛华而绝根之病”，“今日之救药在乎收放心，不能用阳明之精微”，“此犹不加病躯以药石，而先投以甘旨；不援溺者登岸，而先投以衣食也”。可见，他还是把朱子精神作为当时社会起衰救弊的最佳方案。但也不能否认他陈述的理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后面他又说“至如朱王之异同优劣，记者所不能言，亦不敢言，使释一端之争执而同进于大道……莫虚勘三教异同，且先辨人禽两路”，正反映了他崇朱而不愿抑王、矛盾遽惶的心情和增进道德、文化救国的真旨。这篇文章最后的几句话，和盘托出了汤氏这一真旨：

固不必朱子，不必阳明，而要以道德为指归，以正确之目光坚强之心胸为准的，树德务滋，除恶务尽，自强自胜，则虽未学晦庵阳明之学，亦实晦庵阳明之所许也。记者之作《理学谵言》亦非欲人人从二人之学，实仅欲明道德之要……

“明道德之要”，清华时期汤用彤的学术思想，即以此为圆心而展开。长篇说理文章自不必重复，短篇评论亦如是。哲学如是，文学亦如是。即使是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也以发明道德之要为中心。

学术界无人不知，作为一个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令人望而生畏的佛教史领域的史学家、思想家，汤用彤的论著以史料考证确凿、思想深邃明睿见长，文章古朴典雅，读其书有如聆孤磬梵音之感。但很少有人知道，青年时期的汤用彤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不仅对文学理论和中外文学著作有相当高的造诣，而且还擅长形象思维，曾经创作出催人泪下的文学作品——《孤嫠泣》。它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借深挚不易的母子之情，揭示道德沦丧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青年人英年早逝，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以明文化救国势在必行的道理。

《孤嫠泣》是一短篇纪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