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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沈从文的意外

作者:黄道京,李仲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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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沈从文像

沈从文先生的墓地前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在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是沈从文先生的表侄黄永玉的手迹,代表着凤凰人对沈从文的温情。让人感慨系之、不胜唏嘘的是:沈从文以“一个士兵”的身份离开故土,以一位文学大师的称号立足文坛,以一个文物研究专家的称呼结束一生,最后以一抔骨灰的形式回到故乡凤凰城。

一、传奇人生在湖南省西南毗邻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名叫凤凰县,旧称镇筸。凤凰县总面积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三十七万,是个以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这里春秋战国时属楚地,秦时属黔中郡,唐代设渭阳县,元、明时设五寨长官司,清代设厅、镇、道、府,成为湘西军事政治中心。这里与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猛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毗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间的必经之路。这里山水相依,触目皆翠,细雨薄雾,古墙相绕。青石板铺就的一条条小路交错纵横,当地人用厚实的脚板将青石板打磨得细润发亮。与凤凰外貌类似的小城在湘西有许多,可是唯独凤凰成为了许多人魂牵梦萦的所在,甚至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地方。凤凰县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城内的古代城楼、明清宅院风采依然,栩栩如生的双龙山巍然镇守,汩汩欢歌的沱江水不息流淌。

凤凰地灵人杰,名士良将,人才辈出。民国第一任民选内阁总理的“湖南神童”熊希龄、美术大师黄永玉、文学巨匠沈从文等人,皆为凤凰人士。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2月28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沈从文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一个军人家庭,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排行第四,在男孩中排行第二。

沈家原住凤凰城外东北数十里的黄罗寨。据说其先人为宋代充军到湘西的囚犯,至沈从文的祖辈,已历数百载。曾祖父沈歧山,因贫困于1850年携家眷从贵州铜仁迁到凤凰黄罗寨(今林峰乡)中寨村。另据沈家长辈讲述,曾祖父原是浙江嘉兴人,因战乱做小生意逃难到湘西,娶了贵州苗家姑娘为妻,生有宏富、宏芳二子。因曾祖父、母早亡,两个孩子由他们的苗族舅舅抚养。祖父沈宏富,十六岁从军,因作战勇敢获得提升,为清代湘军青年将领之一,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提督。因早逝无子,祖母作主,替中寨乡下的叔祖父沈宏芳娶了苗族女子张氏,所生次子过继给祖母,这位过继儿子即沈岳焕的父亲沈宗嗣。沈宗嗣曾是大沽提督罗荣光的裨将。1900年,因抗击八国联军,罗荣光殉国,沈宗嗣于北京失陷后回到家乡。母亲黄素英为本地贡生黄河清之女,是土家族。

沈从文六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十岁那年,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北上刺杀袁世凯未果,虽然没有被抓获,但是这件事却直接导致了沈家的败落。

十三岁那年,沈从文从私塾转到开办才一年的县城内第二初级小学。这里比私塾自由多了,不必整天背经书,也不随便打学生,星期天还放一天假。可是,沈从文的心还是留存野外收不回来,上课不过是装样子。半年后,又换到城外文昌阁小学,随后不久就升入高小。

十五岁那年(1917),旧历七月十六日,刚刚高小毕业的沈从文丢下喜爱的蛐蛐,结束了顽童的日子,穿上“又长又大的灰宁绸军服,背着一个包袱,在全家人泪盈盈的眼光下,跨出家门,跟随部队去闯荡江湖了”。“部队”的番号是“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地是辰州(今沅陵)。由于他年纪小,又是个“知识分子”,不久即升任上士司书。

这支部队在怀化的“清乡”,实乃诬良为匪,敲诈勒索,残杀无辜,声誉极坏。1918年冬,这支队伍与第二军其他部队一道以“援川”名义去川东“就食”。沈从文因年幼,与二十来个老弱病残的长官、士兵留守辰州,办些后勤杂事。1920年春节过后,辰州留守处得到确切消息,部队已在鄂西被消灭。于是,沈从文便领了三个月的饷钱作为遣散费回家了。

沈从文回到凤凰老家已是几个月后。家中境况并不见好,沈从文还得另谋出路。于是这年冬天,他背个小包袱,用生棕衣毛松松地包裹上两只脚,踏着雪跟着教中学的舅母的轿子,走了四天到达芷江。不久,就在当警察所长的三舅黄巨川那儿当个小小的办事员。每天工作是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和傍晚与一巡官到牢中去点检犯人,并针对不同程度的“罪状”,上镣或套枷,甚至系上横梁铁环。此后不久,警察局又从地方财产保管处接收了本地的屠宰税工作,沈从文又兼管收税这项工作,每月薪水一千二百文。

当时,芷江每天要宰杀数十头猪、牛,当时每天猪征税六百四十文,牛征税二千文。为防止宰杀猪、牛漏税,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常常要跑遍索子街的每一个屠宰摊点。由于从事征税工作要与各式人物交往,沈从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尤其是那些屠户。

次年1月,沈从文母亲卖掉凤凰中营街老屋,带着九妹和卖屋余款三千元来到芷江,同儿子生活在一起。

芷江青云街二号有一座三进的旧式宅院。这就是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的公馆。熊希龄在京做官,家务交由七老爷夫妇主持。七老爷是当地绅士领袖,又是沈从文的姨父。因此熊公馆也成了沈从文经常逗留之地。舅父和姨父都爱作诗,而沈从文能写一笔好字,遂经常替他们抄诗。

在熊公馆沈从文得到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发现客厅楼上有两大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林(纾)译《说部丛书》。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寂静大院中的花架边、台阶上看完了狄更斯的小说《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块肉余生述》等。沈从文日后就以这几十本林译小说作桥梁,走上文学道路。不过,当时他还想不到这一点,他正陷入“初恋”。

十八岁那年,沈从文发现因为这次懵懂的“初恋”,母亲交给自己掌管的卖房钱被骗了一千块。事发后,他感到在芷江再也无脸见人。他将写给母亲的信,连同在钱庄存款的票证,一起留在家里,用一张包袱,胡乱裹起一些换洗衣物,然后搭上一条开往常德方向的船,瞒着母亲和熟人,悄悄地离开了芷江。沈从文一路辗转,从川东又回到保靖,被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每当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一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日积月累,沈从文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以这份特殊方式,沈从文奠定了自己历史、文学、艺术的根基。学问渐长的日子里,沈从文开始审视自己所在的半军半匪的部队和个人的出路,深觉前途无望,决定外出读书。

二、“北漂”登文坛沈从文离开保靖,一路辗转到达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师培、梁漱溟、辜鸿铭等来校授课。沈从文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各方面的知识。

尽管有听课的自由和权利,沈从文仍想成为正式学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一年的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预先所缴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退回。

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于是,他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斋”里,开始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的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晨报副刊》总编孙伏园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

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这个“乡下人”,虽温良柔弱在外,却顽强倔强于内。他坚信别人能办到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就办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学之园的路上,根底极差;又毫无派系可供自己攀援,应该比别人要多受些磨难。今天没有希望,只要明天还可望办到,自己就没有中途罢手的理由。

北大的学术空气自由,但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沈从文的生活却大成问题。幸好,因为在农业大学读书的表弟黄村生的关系,他认识不少农大的朋友,其中多为湖南同乡。他们每月有公费,农场又有蔬菜瓜果,所以能在宿舍里自办伙食,生活中充满家庭气氛。于是,沈从文经常成为这里的不速之客,留下住个三五日甚至十天半个月也是常事。当然,沈从文更多的还是待在小公寓里,整天价为应付肚皮发愁。沈从文曾把这段的“学习”归纳为:“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与适应力。”最困难的时候,他竟萌发起重新吃粮当兵的念头。有一回,沈从文居然撑着一双饿得发昏的眼睛,迷迷糊糊地跟着几个同样面黄肌瘦的“吃粮人”跟着招兵旗在天桥转了几圈。但真到要点名填志愿书发饭费时,才猛记起姐夫田真一叮嘱的话,“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11月13日,下起了大雪。“窄而霉小斋”里,沈从文只穿了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腿在写作。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三十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我就是。”

“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

沈从文吃惊之余,才想起自己前些天曾给大名鼎鼎的作家郁达夫写过一封信。但这信与其说是求援,不如说是倾诉,只想把他的苦水一吐为快,哪里会想到郁达夫竟会冒雪前来呢?

当时郁达夫在北大教授统计学课程,但在无数年轻人眼里,他无疑是文坛领袖之一。郁达夫本人也有过困窘的学生时代,因此非常能够体会沈从文的境遇。他和蔼地与沈从文交谈,看他身体单薄,衣衫破旧,便解下自己的淡灰色羊毛围巾为他系上,并热情地请他吃饭,并将会账找回的3块多钱留给他。两人道别之际,郁达夫还殷殷叮嘱:“好好写下去……”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好好写下去”,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了沈从文莫大的力量。

1925年的5月份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沈从文结识了另一位北大名人。

郁达夫探望沈从文三个月后,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五》。文章叙述沈从文乘坐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在将自己与有钱人的对比中,倾诉自己窘迫处境和内心感受到的人生痛苦和孤独。

一天,一位朋友拿来一张5月4日的《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来找沈从文,说有人在报纸上评论他的散文。这是一篇署名“唯刚”的文章《大学与学生》。其中引了一段沈从文发表于3月9日《晨报副刊》的散文《遥夜》并说:“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唯刚”哪里会想到,“芸芸君”读了这篇文章心中会愈发悲苦呢?5月20日,沈从文写的《致唯刚先生》发表于《晨报副刊》,说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大学生,而不过是一个为生计所苦的流浪者,“只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沈从文当时写这篇小文,或许只为一吐苦衷,他恐怕没有想到,这因此会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唯刚”非等闲之辈,而是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林宰平先生。后来林先生托人找到沈从文,请他到自己家里谈天,并深为他的才华及求索精神所打动。为了使沈从文有个安身之处,林先生请梁启超帮忙,把沈引荐给熊希龄,从而谋到一个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员的差事,每月工资二十元。后来,熊希龄还曾送沈从文到北大图书馆,向袁同礼教授学习编目学和文献学。这是后话。林宰平先生还一再向徐志摩、陈西滢等人称许并推荐沈从文。这样,沈从文又陆续结识了闻一多、丁西林、吴宓、胡适、凌叔华、叶公超、杨振声、朱光潜、林徽因等人,进入了一个以北大、清华为中心的文人圈子。他的文学才华得到展示的机会,他的作品也开始较多地在刊物上发表。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沈从文的文学地位是靠名人“提携”得来。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迟早会脱颖而出的;但毋庸讳言,当时的许多刊物都有“同仁”性质,沈从文进入文坛多少得益于此。

1929年,沈从文因徐志摩的引荐到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因此,来听课的学生极多,里面还有一些并不打算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有不少人已经读过沈从文的小说,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像、性格、文章和为人。--他们知道沈从文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强悍的描写,在他们的头脑里,想像着沈从文的形象:一个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像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五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到这时,满教室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为中国公学的校花,后来成为沈从文的夫人。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

这十分钟,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他好容易开了口。这第一句出去,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全倒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很快就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1931年秋,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去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第二年夏天,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得到了苦苦追求四年的张兆和的芳心,二人情定终生。之后,张兆和从苏州随沈从文来到青岛,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而和她一起共事编中文书目的,就有后来成为“四人帮”之首的江青。那时她叫李云鹤,才十七岁。

江青到山东大学要比沈从文早一点。她日后回忆说:“1931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的省实验剧院院长,当时出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山东大学。”对于此前的生活,江青毫不讳言地说她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穿得破旧,穷。但这个从诸城乡下走出来的女孩子改变命运的愿望极其强烈。她喜欢演戏,喜欢抛头露面。她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每月只有三十块工资的图书管理员(当时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的月薪是四百元),工作之余她就到处旁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她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写过诗;曾向戏剧家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是她的处女作;当然最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小说。1972年她向美国学者维特克回忆时不无夸张地说:“我的小说全班第一。”而当时教她小说的正是沈从文。

1933年7月,杨振声因不愿与山东省当局周旋而辞去山东大学校长职务,回到北平接受教育部委托,编中小学教科书。沈从文与与杨振声共进退,也辞去教职,于8月份重返离别五年之久的北平。沈从文和张兆和到北平后,就暂住在杨家。作杨振声助手的除了沈从文,还有朱自清。他们认真负责地从小学生读物编起,每月只领一点薪水,不另拿稿酬。他们的目的是在华北乃至全国面临危亡的关头,通过编选读物,给广大青少年注入一点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气。直到北平沦陷,他们在这里坚持了四年。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水榭结婚。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张兆和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客人大都是沈从文大学和文艺界的同事或朋友。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小院落,一枣一槐,正房三间,有一厢--就是沈从文的书房兼客厅。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的意思,是梁思成、林徽音送的。不久,巴金来北平,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从1934年元旦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至1934年4月23日结束。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三、《边城》: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说《边城》所写的故事很简单,就像小说开头的这段文字。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地方上的王团总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后来,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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