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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沈从文的《边城》，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性美。这种力量使人对“爱”和“美”的人性更加珍惜，更加向往。在《边城》中，作者赋予他笔下的所有人以一种淳厚、质朴的人性。
小说中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如画让人如入梦境，无不给人美的享受。
沈从文在《边城》描绘了一幅他童年记忆中的、理想世界中的美丽湘西地域风俗画。这幅风俗画是优美的、精致的、奇丽的，它蕴涵了湘西边地的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人际关系、人情人性等等，积淀着深厚博大而又神秘瑰丽的湘楚文化。
《边城》中有一个质朴而又清新的世界，一个近乎“世外桃源”式的乡村社会。他笔下的湘西是这样的：中秋节，青年男女用对歌的形式在月夜下倾吐爱意；端午节，家家锁门闭户，到河边、上吊角楼观赏龙舟竞赛，参加在河中捉鸭子的活动，“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鸭子的主人”；正月十五，舞龙、耍狮子、放烟火，“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小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这种氛围里生活的人们质朴而又善良，任何剑拔弩张在这里都显得格格不入。
在划船比赛中，胜利的队伍可以得到一枚小银牌，在边城之外，总会有人计较谁会得到它，但是在边城人看来，银牌不拘缠到船上哪一个人的头上，都显出一船人合作努力的光荣。在边城，没有争名夺利。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施蛰存如是说。边城的人民是“一群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人，他们保持着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纯朴勤俭的古老民风。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沈先生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自然人性的世外桃源，创造的人物闪烁着人性中率真、美丽、虔诚的一面，边城的人民就是人性美的代表。
在《边城》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淳朴、勤俭、友善、和平的景象。“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文章在写到掌管水码头的顺顺时说：“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既正直和平，又不爱财。”而更让人称奇的那只小狗也格外显得乖巧、懂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牵缆索，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翠翠这一少女形象，是作者笔下优美人性的化身与极致，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借助语言塑造的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
翠翠母亲是老船夫的独生女，翠翠是她在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垌屯防军人唱歌唱熟后，秘密地背着忠厚的老船夫发生了暖昧关系所生下来的孩子。有了小孩子，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结婚不成。他们一个不愿违悖军人的责任而逃走，一个不愿意就此抛下孤独的父亲。而希望共同幸福生活却不大可能。经过一番考虑后，男的毅然下决心，首先服毒死去。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早离世。等待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留下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了。
爷爷之所以给外孙女取名“翠翠”，除了希望她富有生命力，茁壮成长而外，更希望她出落得美丽动人。翠翠长年在和暖的细风中吹着，在柔软的太阳中晒着，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是青山绿水，一双大眼睛清亮如水晶。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当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她长得如她的名字那样动人、可爱。
翠翠有着对爷爷的那一份深深的依恋之情，所以她不愿意离开爷爷，就连上一里路远的茶垌城看热闹，也要和爷爷一起去。她不愿意让小船来陪爷爷，她要和爷爷一同撑渡船，一同歇息，一同看热闹。她是那么地毫无心机，甚至于超出了一切利害关系之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听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垌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的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有时采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她喜欢听人唱歌，能领会歌声的缠绵处。睡梦中，她的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摘虎耳草。可是，当二少爷把船老大的酒葫芦送来时，翠翠被他望着，翠翠有点不好意思，溪边有人喊过渡，翠翠却借故走开了。随着她一天一天地长大，她热切地希望着幸福，盼望着爱情的来临，但是当爱情悄然来临时，她又似一只受惊的小兔，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作品中，翠翠对二少爷的爱情是在无言中默默相许。大少爷请媒人到老船夫家做媒，老船夫让翠翠自己作决定，“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也依然得不到结果”。对大少爷，翠翠是无言的拒绝，而对二少爷呢，则是无言地相许。翠翠的美，不需要说话，一切都在她的行动细节、微妙心理的表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这里人性皆真、皆善、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生的人性美、人情美营造了这个世界，这里看不到邪恶、奸诈和贪欲；这里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他们都互相亲善着、扶持着；这里也有矛盾，但那决不是善与恶的冲突；小说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也绝非是奸邪之徒所致。
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边城》在一首清澈、美丽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园牧歌中，为人类的爱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样一篇美丽的文字之中，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性，那种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凝重、明慧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形式。因此，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获得的不只是文学艺术的美的享受，更有着对我们心灵人性的滋养与疗补。
《边城》在《国闻周报》刊完最后一节的第二天，沈从文根据当时文坛时尚，预感到这部小说将会招致“逃避现实”、“没有思想”、“落伍”之类的批评。所以，他为《边城》写题记时，就先声明，“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过去一百年里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若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毕竟《呐喊》属于短篇小说集。如今，《边城》早已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可以说，《边城》已经成为外国人打开中国文学这扇大门的钥匙，更重要的，是《边城》经受了历史的淘汰。
四、被迫离开文坛1946年夏天，沈从文一家离开了云南。之后，沈从文回到北平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时他的工作较忙，除授课外，还担任四家大报--即《益世报》《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这几个报刊影响很大，也成为文学青年发表作品的阵地。例如，原来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后来“九叶派”的主要成员）等，就经常在这里发表诗歌作品。
但随着内战的爆发，文化思想领域内的硝烟也随之而起，枪弹最终落在了沈从文头上。
1947年因为一篇回忆熊希龄的文章，沈从文被指认为是延续“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其实，就算没有这篇文章，沈从文这几年来关于政治、时局的许多文章已经引起“左翼文坛”的“严重注意和尖锐批评”。1948年春，原国统区一批左翼文化人聚集香港，待机投奔解放区。他们以《大众文艺丛刊》为阵地，对许多他们认为不利于革命发展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展开批判。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沈从文首当其冲，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郭沫若断然指出：“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当时郭沫若文章的分量之重，是不言而喻的。
1948年年底，北平成了真正的“围城”。虽然沈从文对未来有种不祥的预感，但他对那个形将崩溃的政权也无好感，对它“撤离大陆，退守孤岛”的前途更无信心。他与朱光潜及常来家串门的杨振声三人商定，坚守北平，哪儿也不去。因此，当老熟人、北大教务长陈雪屏亲自拿了飞机票动员沈从文携带家属乘飞机直飞台湾时，他毅然谢绝。然而，这时北大“民主墙”贴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有一份壁报，甚至用大字全文抄录了郭沫若那篇要沈从文命的《斥反动文艺》。他甚至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纸上画了一颗枪弹，写着“算账的日子近了”。
沈从文完全绝望，在给在上海的表侄黄永玉的信中写道：“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飞。城，三数日可下，根据以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在巨大的压力下，沈从文一度自杀。被抢救出院后，沈从文的健康状况并不见好。一天，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学生难过地说：“叫我怎么弄得懂？那些自幼养尊处优，在温室中长大，并且有钱出国留学的作家们，从前他们活动在社会的上层，今天为这个大官做寿，明天去参加那一个要人的宴会。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仍活动在社会的上层，毫无问题。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共产党竟要想怎样处置我？只要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一定遵命，死无怨言，为什么老是不明不白地让手下人对我冷嘲热讽，谩骂恫吓？共产党里面，有不少我的老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共产党对我的意见也好呀，--到现在都不让他们和我见面。”
1949年6月，丁玲和何其芳倒是都看望了沈从文，但他们能说什么呢？7月2日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像沈从文这样驰名文坛二十余年的多产作家居然不是代表。老友巴金、李健吾、靳以都是代表，从上海来北京开会。巴金回忆说，“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然而文艺界似乎忘记了他。”北大中文系更绝，把他教了一二十年的文学和写作课从课程表中取消了。后来，他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具体工作是管理文物，抄写目录和标签。
沈从文就这样离开了北大。
1953年沈从文被安排当上全国政协委员。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不过由于沈从文已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他是以美术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沈从文时还表示希望他再写小说。然而，此时沈从文很冷静，他清楚高级领导人的话与下面具体政策的执行往往并不完全一致。果然，就在这一年，曾出过多种沈从文作品的上海开明书店，告诉沈从文：他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印行或尚未印行的纸型或原稿，已全部代为销毁。巧合的是，随后台湾也公布一道法令，明言沈从文一切已印未印作品，除全部焚毁外，还永远禁止再发表任何作品。沈从文就这样彻底离开了文坛。
1981年，沈从文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出版，引起了很大轰动。此后，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作品的评价也越来越高。长期被冷落的沈从文重新热络起来。但一位钟爱他的学者不无悲愤地说：“想想从文先生在死亡线上挣扎以及之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五、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发起推荐沈从文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钟开莱教授，美国另一位著名汉学家金介甫先生也是重要的推荐人。1999年8月，金介甫先生在写给中国学者余凤高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至于沈从文和诺贝尔奖，就是钟教授先‘动员’美国的作家和一些瑞典人推荐沈从文。”
钟开莱，浙江杭州人，1917年生于上海。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之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助教。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1945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五十年代任教于美国纽约州塞纳克斯大学，六十年代以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荣休教授。钟开莱是世界著名概率学家，著有十余部专著。他与沈从文相识当在1938年11月西南联大正式开学之后。当时沈从文在中文系先后开设《现代文学》、《各体文习作》等课程。他的课选修的人很多，一间大教室经常座无虚席，并常有外系学生来旁听。其中就有数学系的“沈从文迷”钟开莱。不过钟开莱可不“迷信”。有一天，沈从文一天与钟开莱会面，钟开莱指正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掷爻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阳爻、顺爻：开释；阴爻：杀头。），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阳爻一，顺爻二：一阴一阳与一阳一阴；阴爻一）。”要知道，钟开莱比沈从文小十五岁，又是学生兼“沈迷”，但眼里还是不容沙子，竟毫不客气地用概率知识纠正自己喜欢的著名作家的疏漏。
沈老若知当年那个钟开莱如今还记得沈从文，并且认为沈从文应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大为意外。要知道，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就被中国文坛放逐了啊！
金介甫在信中一开始谈到自己推荐沈从文的尴尬，“以前，我不好意思组织人写信，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影响瑞典学院，而且我以为如果我推荐沈老，别人会以为这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因为我正在写一本沈从文传……最后，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第三种人’，所以我以钟教授的心意开始自己的推荐沈老的工作。1981年末，我写信给欧美一些汉学家，请他们都写推荐信：夏志清（哥伦比亚大学）、许芥昱（在旧金山的加州州立大学）、德国的马汉茂（在Bochum的Ruhr大学）。1982年1月20日我寄一封信给瑞典学院院长：我自己的正式推荐信；一个沈从文小传（3页）；夏、许、马的推荐信；沈从文著作的一些英译本。1981年我也曾写信给法国汉学家RoberRuhlmann和马悦然。”
但是，那一年沈从文先生并没有获得这一奖项。1982年10月，金介甫先生收到了瑞典文学院的一封印刷的信，在信中，他们请金介甫先生“正式地”提名“一个人”为1983年秋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这之后，金先生又连续写了两次推荐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信件和相关资料。
1987年，沈从文被几个地区的汉学家和文学专家提名为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经过激烈的角逐，沈从文最后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的五人决选名单。但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俄裔美籍作家布罗茨基。
也许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注定要授予被放逐者。
沈从文与布罗茨基有许多共同点：出身于军人家庭；学历都不高--沈从文顶多算小学毕业，布罗茨基只读到八年级；均在社会底层生活和工作过，屡遭磨难；作为文学青年，在困难无助时均得到过名师的指点，前者是郁达夫，后者是阿赫玛托娃；均靠个人奋斗，自学成才，走上了文学之路，并成为文学大师、大学教授和学者；均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区别仅在于前者是被逐出文坛，后者是被驱逐出国。
不过相比于布罗茨基，沈从文当年最缺少的便是在西方的知名度。虽然沈从文是享誉国内的高产作家，但是建国之后的长期埋没，导致沈从文的作品在国外影响不大，毕竟他的大多数作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被陆续翻译出来。布罗茨基则受益于冷战时期西方媒体对他的炒作，使其名声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这为布罗茨基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同时，布罗茨基还有另一大优势便是俄英双语写作，这个有利于他的作品容易被西方读者直接阅读。对沈从文而言，原汁原味、散文诗般的中国汉语是他的一大特点，哪怕是被翻译得再好，相比原著也会大打折扣。
1988年，沈从文再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一次，沈从文的优势相比上一次更大了。毕竟，每过一段时间，沈从文便会征服一大批读者，便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沈从文的研究中去。沈从文绝对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一切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偏偏在这一刻，造化弄人，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沈从文于这一年的5月10日与世长辞。
马悦然最初是从台湾作家龙应台那里得到的消息。听闻沈从文逝世，他的心里既难过，也着急。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想确认沈从文的死讯，可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知道沈从文这个人。于是他又找到《人民日报》驻瑞典的记者。记者跟北京联系上以后，告诉他：沈从文确实逝世了。
沈从文的逝世，再一次使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沈从文作品的另一位译者、原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倪尔思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中也说道：“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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