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才一年，他在西山的住宅破破烂烂，也没有装修，只有几个沙发，房间里空空荡荡的。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带着欧美司的凌青和当时外交部领导小组成员罗旭，走进他的住宅。在简陋的客厅沙发坐下后，乔冠华说，小平同志，联合国召开经济问题特别会议，毛主席决定请您率团出席，而且要求在京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前往机场送行。不知您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医生呀，身体怎么样啊？

邓小平平静地说，医生我早就没有了。

乔冠华说，这中央办公厅会配的。您对代表团有什么要求？

邓小平说，主要是起草好发言，搞个稿子吧。

乔冠华请示道，毛主席最近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提法，要不要写进您的发言稿里去？

邓小平说，写进去吧，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嘛。

乔冠华说：我想您的发言稿分两部分，一部分由我起草，一部分由凌青起草。那一段关于三个世界的部分，也由我来写。

邓小平想了想，果决地说，发言稿中应该讲这样几句话……

乔冠华、凌青等赶紧打开笔记本来记录。

邓小平铿锵有力地口述：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1974年4月，周恩来总理身染重病，不能远行。毛泽东主席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团长，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4月6日清晨，病情正在恶化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以壮行色。

4月10日下午，在联大大厅一片关注的气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政府副总理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面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开始了他明快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发言。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他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邓小平的这一席掷地有声的长篇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引起巨大反响，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

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纸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邓小平的国际形象也随之树立起来。

1974年4月14日，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团长基辛格在纽约某饭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涉及的台湾问题，团长是邓小平，成员有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副部长乔冠华和罗旭参加。对于这次会谈，基辛格在《基辛格秘录》一书中有详细的记录。

基辛格端起酒杯敬酒后说，副总理先生，很高兴能与你见面。

邓小平看着众多的记者和摄影机说，记者真多啊！

基辛格说，他们要我们握手。

基辛格先后与邓小平、乔冠华握手。

基辛格说，他们要我们三个人一起握。我想，你们的摄影师比我们的守纪律得多。

邓小平笑说，我们不应该听他们指挥。

基辛格苦笑：但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否则的话，他们会登最难看的照片。

摄像后，新闻记者离开了。

基辛格关心地问黄华：黄大使，你的背还好吗？

黄华回答，马马虎虎。

基辛格说，你去看过我帮你安排的医生吗？

黄华说，还没有去呢。

基辛格开玩笑说，他怕我的医生会在他的背里面放麦克风。

邓小平抽口烟说，我想在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些人中，你最早认识的是黄大使。

基辛格点头说，是的，我是1971年和他在北京机场见面的，他可能已经忘了，不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经验，让我知道如何去谈判。有一次，我与苏联人讨论一份公报的事。他们建议双方各自提出自己立场的最高纲领，然后再试着来化解分歧。但是黄大使建议我一开始就应该将我们真正的立场提出来，这样我们才更容易达成协议。结果正如他所说。现在我说了这么多，下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副部长（指乔冠华）也可能对我吼叫，看看结果会怎么样。不过，跟我吵架最多的还是乔副部长。

邓小平说，到目前为止，你应该已跟他吵过好几次了。

基辛格又向大家敬酒，并请大家吃东西，说，跟他谈判一直很艰难，但大家都很理性，也能够达成协议。比如上海公报的谈判，我们花了好几晚的时间共同讨论用字的细节。

邓小平说：每一方均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是最重要的。

基辛格说：我们一直将美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有意追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正如我跟毛泽东主席与周总理说的一样。

邓小平说：毛泽东主席个人也支持这种政策及相关的原则。我相信，你与毛泽东主席两次长谈后，也应该知道这一点。我想，上次你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有三个小时吧。我读过你们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记录。非常清楚，你们从战略观点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唯一的难题是，不知苏联的战略重点在哪里。就这点来看，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这些分歧算不了什么，实际的发展会告诉我们，他们真正的战略重点何在。

基辛格说：当然。无论苏联的第一个战略重点何在，但它的下一个重点很明显。如果第一个重点在欧洲，那么下一个就是中国；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国，那么下一个就是欧洲；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东，那么下一个也很清楚是哪里。

邓小平直入今天谈话的主题：我们应该依照上海公报的原则来做，台湾问题该怎么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怎样推进？

一谈到正题，基辛格说话就不那么利索了：我们持续降低了和台湾的来往，美国政府正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但愿听听你的想法。

邓小平宽容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提出两点：一是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二是我们也并不着急，毛主席已经同你提过这个看法，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

自那以后，事情朝着更加麻烦的方向发展。

尼克松继1972年访华后，1973年11月派接替罗杰斯出任国务卿的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曾就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向中方作出承诺：“总统表示，在任期头两年，解决好与台湾的问题，削弱驻台美军力量，美中互设联络处。在后两年走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初辞职，副总统福特8月9日继任总统，他上台后第一个任命就是让基辛格当他的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并保证继续执行尼克松时期的对外政策。但是很快，他就偏移了尼克松的外交政策，致力于美苏缓和，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那么积极，在台湾问题上还制造了麻烦，采取了一些违背上海公报精神的做法，更无视尼克松对中国作出的种种政治承诺。

1974年，基辛格也仍然抱着他的欧洲年不放，对苏关系摆在了基辛格日程的首项。他于11月出访十八国，被称为“十八天旋风式访问”，行程四万公里，平均每天访问一个国家。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后，基辛格前往日本和中国。这次访问，基辛格见到了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毛泽东远在长沙，没有像往常那样接见他。基辛格带着妻儿去医院拜会正在病中的周恩来，会见进行了三十分钟。

邓小平接替生病的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跟他谈判。中方参加会谈的高级官员有乔冠华、黄镇等，美方布什是参加会谈的一个重要人物。

半年前在联合国的晤谈，邓小平的谈判风格已经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面对新的对手，会谈一开始，基辛格便拿出了第一次会见黄华时的故伎，指着摆在他面前的三大本厚厚的会谈文件，略显傲慢地说，我们会谈了四次，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提要手册从头到尾向你念一遍。

邓小平问，这几本提要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开玩笑说，有好几吨重，而且我另外还有一些。这仅仅是我的开场白。

邓小平忽然严肃起来：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短兵相接，已经碰撞出火花了。基辛格一愣，再次感受到邓小平的风格和厉害。能言善辩的基辛格此时认识到他的外交生涯又棋逢对手了。

会谈前的寒暄却是轻松的，邓小平说，基辛格博士刚刚周游世界，我对能和你交换意见感到高兴。

基辛格说，我感谢邓副总理安排我的家人参观紫禁城，我的妻子南茜将要去接受针灸。谁会想到把一根针刺入身体能治病呢？全球没有其他文明能想出这招。

邓小平说，中国的针灸是有悠久历史的，效果也很好。

基辛格见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员还没有全到场，就用十分友好的语气调侃说，今天我们在人数上超过了你们。

邓小平温和地说，我们还有人要来。不管怎样，我们有八亿人呢。

一会儿中方人员到齐后，邓小平说，国务卿先生，我们能回归正题吗？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台湾问题，福特总统上任后有些倒退，我们想听听博士的意见。

基辛格说，容我就关系正常化的主题提出看法。我相信，只要贵国可以，我国也可以继续让事情加倍复杂化。这种事情我们颇为擅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程序。我打算把这个问题分成以下几部分：台湾的外交地位、美台双方的外交关系以及驻台美军问题。此外，还有我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我们的问题与日本或其他已与贵国关系正常化国家的情况都不同，不同之处可分两方面来说：首先，我们有正式的防卫关系；其次，在美国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社群，一向支持台湾。在贵国的合作之下，我们已经用谨慎、逐步的方式，摆平了美国的亲台势力。但我们必须谨记，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必须防止中美关系在美国成为极端争议性的议题。若出现一个参议员或参议员团体，仿效杰克逊参议员对美苏关系的做法，用在中美关系上，那么不仅不符合贵国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讲话很坦白，以免双方有所误解。在我对你明白说出我们的顾虑后，现在理当轮到你说说你们的顾虑，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来此是为了铲除障碍而非逃避问题的。首先是外交地位的问题，我们打算大致采用日本的模式来解决，但有一点不同，也即若我们能在台湾保留办事处，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对我们双方应最省事。除此之外，我们会完全依照日本模式。

至于驻台美军，我们打算将所有美军悉数撤出台湾……

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后，我们当然无意在台湾维持战略基地。但就像我在纽约和外长所说的，我们需要一套模式，让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在某段时间内，和平统一能有保障……

认真听了基辛格的长篇大论后，邓小平问，就这样子吗？

基辛格说，这些是大要，是的。容我强调一点，对我们而言，防卫承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以政治方式表现的问题，而不是无限期维持下去的问题。

邓小平说，好吧，其实这法是你们自己制定的，是不是？

基辛格问：什么法？

邓小平说：你是这个法律的制定者之一。也就是你们承诺防卫台湾的法律。那条法律是你自己弄的。

基辛格说：当然，确实如此。

邓小平说：那么，既然你能制定法律，你自然也能把它废掉。

基辛格说：这样说也没有错。我们的重点不是说不能弄掉，是因为我已经向你解释过的那些理由，而不方便这么做。再说，承认行为的本身将会改变那种安排的性质，因为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有防卫条约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不绕弯子，不客气地直刺问题的本质：从本质上讲，美方这些方案不是“日本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中一台”的方式，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

基辛格问：怎么说？

邓小平说：目前情形是，我们在华盛顿设立我们的联络办事处，你们在北京设立你们的。你们还在台湾维持一个大使馆。这情况本身就显示关系正常化还没有必要的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你们改变这个顺序，也就是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办事处，并不就是改正问题的方法。别人会认为，这其实是“一中一台”的一种变形。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种模式。而刚才你提到的防卫条约问题，也就是你们和台湾蒋介石的防卫条约。当然，如果我们达成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正常化，遵守上海公报定下的方针，你们和台湾的条约就必须终止。这些理由其实博士你自己刚刚已经提到。

基辛格说，关系正常化后，防御条约就不可能有国际地位。

邓小平坚持说，但仍有实质上的意义。在美国同台湾废约、撤军、断交后，中美关系才能正常化。根据你的模式，我们不可能接受这种正常化方式。它看起来还是好像你们需要台湾。

基辛格分辩：不，我们不需要台湾！这不是问题所在。我认为了解很重要。这样说，在了解问题上是个错误。我们想要达成的是，以我们迄今所采取的方式逐步和台湾脱离关系。

邓小平说，其他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若要解决台湾问题，假设你们已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就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至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我相信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谈话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白。毛泽东主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应由中国人来解决。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基辛格经过试探后，认识到中国方面是在真诚探讨发展中美关系的可能性，作为国务卿，他当然知道福特政府的政策底线。为此，基辛格罗列了一大堆中美关系正常化面临的难题，特别强调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难处。基辛格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日本和英国等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基辛格的这番辩词，表明美国新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倒退了，新政府已明显改变了尼克松主政时的政治承诺。

基辛格此时已清楚地了解到邓小平已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人物，邓小平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方面的坚定立场使基辛格感到，除非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满足中国方面提出的“毁约、撤军、断交”三个要求，否则中美两国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看来，基辛格此行只能按例行公事向中国政府通报美国方面的“既定政策”，不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分歧很大，谈判无法取得进展，因此，邓小平提出：看来你们还需要台湾，既然你们还需要台湾，我们可以等待，等到你们考虑清楚了，干干脆脆，一下子解决。我们还可以等几年，甚至还可以不催你们。

基辛格显然无法决定，只有调侃了：我同意。我也用我这个比中国人慢的脑筋，做了一些推论，我从未让中国人反驳我的声明。我记得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说我聪明，我说，以中国人的标准，你的意思是我的智力属于中等。他也没有反驳我的话。

他笑了。邓小平却没有笑，只是抽烟。

邓小平吐出一口烟，忽然脸露笑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华盛顿交换意见，就好了。

基辛格马上说，我希望我们能在不久的某一天，做到这一点。

邓小平赞赏地说，看来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这次会谈长达三个半小时，邓小平的谈话时间占了中国方面的90％以上。

谈判中，双方都希望致力于1972年开始的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必须再次迈出大胆的步子。

基辛格认为邓小平“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有可能是周恩来的接班人。他对中国国内的情况颇有些困惑，邓小平却告诉他，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始终如一的。

之后，基辛格由新外长乔冠华陪同，飞往苏州参观。访问结束后，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公报，福特还就基辛格同邓小平会谈宣读了一个书面评论，在台湾问题上由福特制造的麻烦有所缓解。

1975年2月和10月，基辛格又两次访华，为福特即将访华做准备。毛泽东、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密谈。这是来北京访问的其他国家外长谁也享受不到的特权。

这一年，福特收到了周恩来一封非常热情的个人信件。年底，福特、基辛格终于来到北京。身体多病的毛泽东打起精神，跟福特谈了110分钟，不断地打着手势，说到点子上时朗声大笑，连身躯都抖动起来。他的话却很锋利尖锐，批评了福特、基辛格奉行的美苏缓和政策，认为这只能让苏联受益，缓和是个骗局。

时移世易，苏联问题在1972年曾使尼克松和毛泽东走到一起，而此时却成了福特与毛泽东之间的障碍。尽管双方都做出了努力，但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仅仅只取得象征性的进展，对台湾问题的共识还有所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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